論雅俗共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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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唐、五代、北宋的詞，元朝的散曲和雜劇，還有平話和章回小說以及皮簧戲等。
皮簧戲也是音樂為主，大家直到現在都還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戲詞，所以雅化難以下手，雖然一二十年來這雅化也已經試着在開始。
平話和章回小說，傳統裡本來沒有，雅化沒有合式的榜樣，進行就不易。
《三國演義》雖然用了文言，卻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語的文言，後來的《水浒》《西遊記》《紅樓夢》等就都用白話了。
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傳統裡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經的地位。
雅化程度的深淺，決定這種地位的高低或有沒有，一方面也決定“雅俗共賞”的範圍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賞”的人越少，越淺也就越多。
所謂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農家子弟。
在傳統裡沒有地位或隻有低地位的作品，隻算是玩藝兒；然而這些才接近民衆，接近民衆卻還能教“雅俗共賞”，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會的兩橛了。
◎《水浒傳》英文版美賽珍珠譯MiguelCovarrubias插圖 單就玩藝兒而論，“雅俗共賞”雖然是以雅化的标準為主，“共賞”者卻以俗人為主。
固然，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傷雅”才成；雅方看來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賞”的。
但是在甚麼條件之下才會讓俗人所“賞”的，雅人也能來“共賞”呢？我們想起了“有目共賞”這句話。
孟子說過“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有目”是反過來說，“共賞”還是陶詩“共欣賞”的意思。
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賞”了。
孟子接着說：“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
”這說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謂人情不相遠。
但是這不相遠似乎隻限于一些具體的、常識的、現實的事物和趣味。
譬如北平罷，故宮和頤和園，包括建築、風景和陳列的工藝品，似乎是“雅俗共賞”的，天橋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
說到文章，俗人所能“賞”的也隻是常識的，現實的。
後漢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說話，反對難懂而不切實用的辭賦，卻贊美公文能手。
公文這東西關系雅俗的現實利益，始終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
再說後來的小說和戲劇，有的雅人說《西廂記》誨淫，《水浒傳》誨盜，這是“高論”。
實際上這一部戲劇和這一部小說都是“雅俗共賞”的作品。
《西廂記》無視了傳統的禮教，《水浒傳》無視了傳統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壓迫的人民所想望的。
俗人固然同情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還不太遠的，也未嘗不高興這兩部書說出了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
這可以說是一種快感，一種趣味，可并不是低級趣味；這是有關系的，也未嘗不是有節制的。
“誨淫”“誨盜”隻是代表統治者的利益的說話。
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是個新時代，新時代給我們帶來了新文化，産生了我們的知識階級。
這知識階級跟從前的讀書人不大一樣，包括了更多的從民間來的分子，他們漸漸跟統治者拆夥而走向民間。
于是乎有了白話正宗的新文學，詞曲和小說戲劇都有了正經的地位。
還有種種歐化的新藝術。
這種文學和藝術卻并不能讓小市民來“共賞”，不用說農工大衆。
于是乎有人指出這是新紳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歐化，不管一般人能夠了解欣賞與否。
他們提倡“大衆語”運動。
但是時機還沒有成熟，結果不顯著。
抗戰以來又有“通俗化”運動，這個運動并已經在開始轉向大衆化。
“通俗化”還分别雅俗，還是“雅俗共賞”的路，大衆化卻更進一步要達到那沒有雅俗之分，隻有“共賞”的局面。
這大概也會是所謂由量變到質變罷。
（《觀察》）
皮簧戲也是音樂為主，大家直到現在都還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戲詞，所以雅化難以下手，雖然一二十年來這雅化也已經試着在開始。
平話和章回小說，傳統裡本來沒有，雅化沒有合式的榜樣，進行就不易。
《三國演義》雖然用了文言，卻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語的文言，後來的《水浒》《西遊記》《紅樓夢》等就都用白話了。
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傳統裡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經的地位。
雅化程度的深淺，決定這種地位的高低或有沒有，一方面也決定“雅俗共賞”的範圍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賞”的人越少，越淺也就越多。
所謂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農家子弟。
在傳統裡沒有地位或隻有低地位的作品，隻算是玩藝兒；然而這些才接近民衆，接近民衆卻還能教“雅俗共賞”，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會的兩橛了。
◎《水浒傳》英文版美賽珍珠譯MiguelCovarrubias插圖 單就玩藝兒而論，“雅俗共賞”雖然是以雅化的标準為主，“共賞”者卻以俗人為主。
固然，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傷雅”才成；雅方看來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賞”的。
但是在甚麼條件之下才會讓俗人所“賞”的，雅人也能來“共賞”呢？我們想起了“有目共賞”這句話。
孟子說過“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有目”是反過來說，“共賞”還是陶詩“共欣賞”的意思。
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賞”了。
孟子接着說：“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
”這說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謂人情不相遠。
但是這不相遠似乎隻限于一些具體的、常識的、現實的事物和趣味。
譬如北平罷，故宮和頤和園，包括建築、風景和陳列的工藝品，似乎是“雅俗共賞”的，天橋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
說到文章，俗人所能“賞”的也隻是常識的，現實的。
後漢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說話，反對難懂而不切實用的辭賦，卻贊美公文能手。
公文這東西關系雅俗的現實利益，始終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
再說後來的小說和戲劇，有的雅人說《西廂記》誨淫，《水浒傳》誨盜，這是“高論”。
實際上這一部戲劇和這一部小說都是“雅俗共賞”的作品。
《西廂記》無視了傳統的禮教，《水浒傳》無視了傳統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壓迫的人民所想望的。
俗人固然同情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還不太遠的，也未嘗不高興這兩部書說出了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
這可以說是一種快感，一種趣味，可并不是低級趣味；這是有關系的，也未嘗不是有節制的。
“誨淫”“誨盜”隻是代表統治者的利益的說話。
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是個新時代，新時代給我們帶來了新文化，産生了我們的知識階級。
這知識階級跟從前的讀書人不大一樣，包括了更多的從民間來的分子，他們漸漸跟統治者拆夥而走向民間。
于是乎有了白話正宗的新文學，詞曲和小說戲劇都有了正經的地位。
還有種種歐化的新藝術。
這種文學和藝術卻并不能讓小市民來“共賞”，不用說農工大衆。
于是乎有人指出這是新紳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歐化，不管一般人能夠了解欣賞與否。
他們提倡“大衆語”運動。
但是時機還沒有成熟，結果不顯著。
抗戰以來又有“通俗化”運動，這個運動并已經在開始轉向大衆化。
“通俗化”還分别雅俗，還是“雅俗共賞”的路，大衆化卻更進一步要達到那沒有雅俗之分，隻有“共賞”的局面。
這大概也會是所謂由量變到質變罷。
（《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