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雅俗共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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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也和筆記的寫作态度有相類之處。

    照陳寅恪先生的意見,這種“傳奇”大概起于民間,文士是仿作,文字裡多口語化的地方。

    陳先生并且說唐朝的古文運動就是從這兒開始。

    他指出古文運動的領導者韓愈的《毛穎傳》,正是仿“傳奇”而作。

    我們看韓愈的“氣盛言宜”的理論和他的參差錯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語化。

    他的門下的“好難”“好易”兩派,似乎原來也都是在試驗如何口語化。

    可是“好難”的一派過分強調了自己,過分想出奇制勝,不管一般人能夠了解欣賞與否,終于被人看做“詭”和“怪”而失敗,于是宋朝的歐陽修繼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礎。

    —以上說的種種,都是安史亂後幾百年間自然的趨勢,就是那雅俗共賞的趨勢。

     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賞”的路,詩也走向這條路。

    胡适之先生說宋詩的好處就在“做詩如說話”,一語破的指出了這條路。

    自然,這條路上還有許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黃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為雅”的主張,并且點化了許多俗語成為詩句。

    實踐上“以俗為雅”,并不從他開始,梅聖俞、蘇東坡都是好手,而蘇東坡更勝。

    據記載梅和蘇都說過“以俗為雅”這句話,可是不大靠得住;黃山谷卻在《再次楊明叔韻》—詩的“引”裡鄭重的提出“以俗為雅,以故為新”,說是“舉一綱而張萬目”。

    他将“以俗為雅”放在第一,因為這實在可以說是宋詩的一般作風,也正是“雅俗共賞”的路。

    但是加上“以故為新”,路就曲折起來,那是雅人自賞,黃山谷所以終于不好懂了。

    不過黃山谷雖然不好懂,宋詩卻終于回到了“做詩如說話”的路,這“如說話”,的确是條大路。

     雅化的詩還不得不回向俗化,剛剛來自民間的詞,在當時不用說自然是“雅俗共賞”的。

    别瞧黃山谷的有些詩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詞可夠俗的。

    柳耆卿更是個通俗的詞人。

    詞後來雖然漸漸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終不能雅到詩的地位,它怎麼着也隻是“詩馀”。

    詞變為曲,不是在文人手裡變,是在民間變的;曲又變得比詞俗,雖然也經過雅化或文人化,可是還雅不到詞的地位,它隻是“詞馀”。

    一方面從晚唐和尚的俗講演變出來的宋朝的“說話”就是說書,乃至後來的平話以及章回小說,還有宋朝的雜劇和諸宮調等等轉變成功的元朝的雜劇和戲文,乃至後來的傳奇,以及皮簧戲,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學”。

    這些除元雜劇和後來的傳奇也算是“詞馀”以外,在過去的文學傳統裡簡直沒有地位;也就是說這些小說和戲劇在過去的文學傳統裡多半沒有地位,有些有點地位,也不是正經地位。

    可是雖然俗,大體上卻“俗不傷雅”,雖然沒有什麼地位,卻總是“雅俗共賞”的玩藝兒。

     “雅俗共賞”是以雅為主的,從宋人的“以俗為雅”以及常語的“俗不傷雅”,更可見出這種賓主之分。

    起初成群俗士蜂擁而上,固然逼得原來的雅士不得不理會到甚至遷就着他們的趣味,可是這些俗士需要擺脫的更多。

    他們在學習,在享受,也在蛻變,這樣漸漸适應那雅化的傳統,于是乎新舊打成一片,傳統多多少少變了質繼續下去。

    前面說過的文體和詩風的種種改變,就是新舊雙方調整的過程,結果遷就的漸漸不覺其為遷就,學習的也漸漸習慣成了自然,傳統的确稍稍變了質,但是還是文言或雅言為主,就算跟民衆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

     至于詞曲,算是新起于俗間,實在以音樂為重,文辭原是無關輕重的;“雅俗共賞”,正是那音樂的作用。

    後來雅士們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辭雅化,但是因為音樂性太重,使他們不能完成那種雅化,所以詞曲終于不能達到詩的地位。

    而曲一直配合着音樂,雅化更難,地位也就更低,還低于詞一等。

    可是詞曲到了雅化的時期,那“共賞”的人卻就雅多而俗少了。

    真正“雅俗共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