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立志之道及我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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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惡是非，富直接的正義感，并能一往的向慕一理想，而真正佩服崇敬古今人物的。
但是這隻是自然的生命精神之燭，在燃燒時所放出的自然的光輝。
此光輝之能繼續放出，由于人來到世間之歲月尚不久，他雖在世界生活，然尚對世界之事物，無真正的占有。
在其生活之發展曆程中，一切世間事物，皆如隻為其自然的生命精神之流所經度、所運用、所消費，而非其所留駐。
人無所留駐，則無真正之占有；人無占有，則其生命精神可無真正之陷溺于物之事；其良知理性即能常保持其本有之光明。
此即少年青年之所以恒有一自然的向上心也。
但是此種少年青年之自然的向上心，常不能久。
其所以不能久是因任何由自然的向上心而生起之理想，無論其最初是如何大公無私，而要其實現于事業，則必須人對世間之事物，能有所占有。
因人必須對世間事物有所占有，才能在實際世間有一立腳點，亦才能在事業之成就上有一開始點。
物質的東西與貨财，是一種可占有的東西。
身體的健康強壯，亦是一可占有的東西。
名譽權力地位，都是一可占有的東西。
人隻要一動念，要實現其理想于此客觀的世界，人即必然地需要去多多少少占有這些東西，以為其在世間的立腳點，事業的開始點。
人由青年而壯年，逐步表現運用其天賦的才智、德性，以獲得知識技能及對人之信用以後；人亦必然可多多少少占有一些物質的東西、貨财、名譽地位等。
然而人在開始對此世間諸事物，覺有所占有之一剎那，即人之生命精神陷溺沉淪于此諸事物的開始。
（亦即人轉而回頭看其所有之才能知識以至德性，而加以把握占有，以生矜持、自恃、倚著、安排等心病之開始。
然此諸病較細微，乃宋明理學家所深論，本文姑不說。
）對于此所占有者，人必求保存之并擴大之。
此保存與擴大之要求，乃随自覺有所占有之一念，直接的自然的引生而出者。
此即一私的目标，一私志。
自此私志之本原看，最初亦可是依一公志。
因人可是為了一公志之實現，而後求有所占有。
然此私志既成，則可與最初之公志相對反，而其本身，又要求自然的永遠相續下去，此即成為貪财好名好權之意識，而使人之精神向下堕落者。
此是一自然的心靈生活之發展之辨證現象。
此處人如無自覺的逆反之功夫，人總是順滑路，一直走下去。
人通常在此，則恒隻去自覺自己之最初的公志，以為其一切私志之生起，作自恕自飾，而視此私志無礙于我之公志之存在。
實則此時吾人已走入最初之公志之否定階段。
順自然之路而行，乃隻能下堕，而永無上升之望者。
由是而人乃漸以公志之達到，為私志之達到之手段，與自欺欺人之具。
此即亘古及今，千千萬萬以上之壯年中年老人，罕能自拔之命運。
人類之自古及今之亂原，追根究本，亦在于此。
此上的道理，說來有一點抽象。
但這都是我數十年來，在與人生活及自己生活中所省察出來的。
這有無數之具體事實作證。
我親眼看見無數青年時的朋友的精神，依着此自然的辯證曆程，循一拋物線而下堕，而他們自己不知道。
我亦曾多多少少幫助一些有理想的青年，使他對世間之事物，能多多少少有所占有，如一點貨财與地位之類；又看見他們在開始有所占有的一刹那，即開始失去其原初的理想。
此處，各人根器之厚薄淺深，自然不同。
根器厚的，經得起困頓貧賤，亦經得起富足與名位。
根器較薄的，則在困頓時，尚能挺起脊梁；稍為得意，便向陷溺沉淪的路去。
所謂“貧賤則懾于饑寒，富貴則流為逸樂”，自惜歎為人生之大病。
然人縱然根器較厚，如順其自然的道路走，遲早仍終歸于堕落。
我由此悟到，人在少年青年時之向上心，純是自然的恩賜，全不可靠。
而此向上心之是否能繼續，必須有待于後天的立志的功夫。
否則燭燒盡了，總是熄滅的。
而人之立志的事，則純為個人自己的事。
此與環境無關，他人亦實在幫不了忙。
教育之力，不通過人自己之覺悟，亦全莫有用。
對此人之由向上而向下的自然拋物線之存在，我是愈來愈看得清楚了。
我親眼看見周遭的人的命運，都在由它作主，而罕能自覺。
悲夫！ （四）宗教、藝術、文學與志之興發 逆反此自然的命運的道路，首在要人深知，人之原始的德性與聰明才智同不足憑仗。
人必須由青年起，便知求有一自覺的功夫，去提挈培養自己的志願，使之生長。
人如已知去提挈培養，則我欲仁斯仁至矣，下面可不再多說。
人如尚不知提挈培養，則如何提挈培養，可是一問題。
在此我并不相信，隻是淩空的教訓人“你應該如何如何”有什麼用處。
而由在上的政治人物去教訓人“應當為國家民族人類而立大志”，尤缺乏用處。
因此事不能由服從外在的命令而得，而隻能由内在的覺悟而得。
一切對人之勸導，亦隻為啟發人之此内在之覺悟而已。
此内在覺悟之啟發，究從何處開始?我們可以說，此當自人之超越感之提起開始。
人之超越感提不起，人之公的志願總是不能生長，總是為其所占有之事物所拖下，而陷溺沉淪的。
要提起超越感，宗教與偉大之文學與藝術，恒能直接顯出效用。
人無論在真正信仰上帝而與神求交通時，或信仰佛教而視世界萬物如幻如化時，人皆有一對世間一切有限事物之超越感之呈現。
在此超越感中，把我們一些卑下自私的志願超越了，而有一生命精神之内在的開拓升騰，心靈之光輝之自己的生發照耀。
此不是如直接由我們之自然生命精神之燭燃燒時發的光輝之類，而是另一超自然的生命精神與心靈光輝，在開拓升騰或生發照耀。
而人無論由壯美之物而生一莊嚴高卓之感，或由優美之物而生一潤澤和融之感，或由見有偉大堅強的志願者之視死如歸，而生悲劇感，或由見人之役于瑣屑渺小之目的，而自矜自诩者之可笑，而生喜劇感；皆可使人對其在世間所占有之有限事物，暫時不複黏滞陷溺，或頓恍然若失，奮然思起。
但是除了真正獻身于宗教或藝術或文學者外，宗教或藝術文學，對于一般人，至多有一時的興發其公的志願感情之力，仍不能真正樹立其公的志願與情感。
此中之理由在：宗教藝術文學，隻能把人之精神暫時移入一超現實的境界，而不能使人長住于此境界。
人在由教堂及劇場出來，或放下一文學作品，回到其日常生活世界之後，其由宗教藝術文學而生之一切感動，亦可立即煙消霧散。
由教堂與文藝作品所暫時激發出之公的志願情感，亦可隻成為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壓服的良心理性之暫時發洩，而聊以自慰者。
即在真正獻身于宗教藝術者，彼對其所獻身之宗教、文學、藝術本身，固恒有一無私的志願感情，但落到現實的宗教事業藝術事業等上，則他們亦可對其所從事之事業，非常固執自私，以與人争名鬥勝，而對于整個國家民族或全體人類之公的志願感情，卻常提挈不起。
此亦不僅從事宗教藝術事業等者為然，而是一切從事專業的學術經濟社會文化之事業者之通病。
（五）人與其所有物及大公之志願所由立 方才所述之此種病痛的根原在：人無論依何動機去作社會文化事業，此事業一落到現實上，便成一特定的有限的實際存在，并與現實世界中之物質、财貨、名位、權力等東西，發生交涉。
人在此便仍必需多多少少占有一些現實的東西，才能成就其事業。
而人一占有這些東西，其精神即不免于黏滞陷溺于其中，而求保存其所有，擴大其所有。
人之精神即當下生出一颠倒，而為此所占有者之所占有。
故宗教藝術雖以使人自現實世界超拔解脫為目的，而落在現實的宗教藝術事業上，宗教家、藝術家仍可是一樣的俗人。
其争利争權争名之事，可并不後人。
人如隻孤獨的過一種靈修生活或藝術生活，而并不想作一客觀的宗教藝術之文化事業時，人誠可對世間之一切東西，由貨财至名位都不要。
這是最
但是這隻是自然的生命精神之燭，在燃燒時所放出的自然的光輝。
此光輝之能繼續放出，由于人來到世間之歲月尚不久，他雖在世界生活，然尚對世界之事物，無真正的占有。
在其生活之發展曆程中，一切世間事物，皆如隻為其自然的生命精神之流所經度、所運用、所消費，而非其所留駐。
人無所留駐，則無真正之占有；人無占有，則其生命精神可無真正之陷溺于物之事；其良知理性即能常保持其本有之光明。
此即少年青年之所以恒有一自然的向上心也。
但是此種少年青年之自然的向上心，常不能久。
其所以不能久是因任何由自然的向上心而生起之理想，無論其最初是如何大公無私，而要其實現于事業，則必須人對世間之事物，能有所占有。
因人必須對世間事物有所占有，才能在實際世間有一立腳點，亦才能在事業之成就上有一開始點。
物質的東西與貨财，是一種可占有的東西。
身體的健康強壯，亦是一可占有的東西。
名譽權力地位，都是一可占有的東西。
人隻要一動念，要實現其理想于此客觀的世界，人即必然地需要去多多少少占有這些東西，以為其在世間的立腳點，事業的開始點。
人由青年而壯年，逐步表現運用其天賦的才智、德性，以獲得知識技能及對人之信用以後；人亦必然可多多少少占有一些物質的東西、貨财、名譽地位等。
然而人在開始對此世間諸事物，覺有所占有之一剎那，即人之生命精神陷溺沉淪于此諸事物的開始。
（亦即人轉而回頭看其所有之才能知識以至德性，而加以把握占有，以生矜持、自恃、倚著、安排等心病之開始。
然此諸病較細微，乃宋明理學家所深論，本文姑不說。
）對于此所占有者，人必求保存之并擴大之。
此保存與擴大之要求，乃随自覺有所占有之一念，直接的自然的引生而出者。
此即一私的目标，一私志。
自此私志之本原看，最初亦可是依一公志。
因人可是為了一公志之實現，而後求有所占有。
然此私志既成，則可與最初之公志相對反，而其本身，又要求自然的永遠相續下去，此即成為貪财好名好權之意識，而使人之精神向下堕落者。
此是一自然的心靈生活之發展之辨證現象。
此處人如無自覺的逆反之功夫，人總是順滑路，一直走下去。
人通常在此，則恒隻去自覺自己之最初的公志，以為其一切私志之生起，作自恕自飾，而視此私志無礙于我之公志之存在。
實則此時吾人已走入最初之公志之否定階段。
順自然之路而行，乃隻能下堕，而永無上升之望者。
由是而人乃漸以公志之達到，為私志之達到之手段，與自欺欺人之具。
此即亘古及今，千千萬萬以上之壯年中年老人，罕能自拔之命運。
人類之自古及今之亂原，追根究本，亦在于此。
此上的道理，說來有一點抽象。
但這都是我數十年來，在與人生活及自己生活中所省察出來的。
這有無數之具體事實作證。
我親眼看見無數青年時的朋友的精神，依着此自然的辯證曆程，循一拋物線而下堕，而他們自己不知道。
我亦曾多多少少幫助一些有理想的青年，使他對世間之事物，能多多少少有所占有，如一點貨财與地位之類；又看見他們在開始有所占有的一刹那，即開始失去其原初的理想。
此處，各人根器之厚薄淺深，自然不同。
根器厚的，經得起困頓貧賤，亦經得起富足與名位。
根器較薄的，則在困頓時，尚能挺起脊梁；稍為得意，便向陷溺沉淪的路去。
所謂“貧賤則懾于饑寒，富貴則流為逸樂”，自惜歎為人生之大病。
然人縱然根器較厚，如順其自然的道路走，遲早仍終歸于堕落。
我由此悟到，人在少年青年時之向上心，純是自然的恩賜，全不可靠。
而此向上心之是否能繼續，必須有待于後天的立志的功夫。
否則燭燒盡了，總是熄滅的。
而人之立志的事，則純為個人自己的事。
此與環境無關，他人亦實在幫不了忙。
教育之力，不通過人自己之覺悟，亦全莫有用。
對此人之由向上而向下的自然拋物線之存在，我是愈來愈看得清楚了。
我親眼看見周遭的人的命運，都在由它作主，而罕能自覺。
悲夫！ （四）宗教、藝術、文學與志之興發 逆反此自然的命運的道路，首在要人深知，人之原始的德性與聰明才智同不足憑仗。
人必須由青年起，便知求有一自覺的功夫，去提挈培養自己的志願，使之生長。
人如已知去提挈培養，則我欲仁斯仁至矣，下面可不再多說。
人如尚不知提挈培養，則如何提挈培養，可是一問題。
在此我并不相信，隻是淩空的教訓人“你應該如何如何”有什麼用處。
而由在上的政治人物去教訓人“應當為國家民族人類而立大志”，尤缺乏用處。
因此事不能由服從外在的命令而得，而隻能由内在的覺悟而得。
一切對人之勸導，亦隻為啟發人之此内在之覺悟而已。
此内在覺悟之啟發，究從何處開始?我們可以說，此當自人之超越感之提起開始。
人之超越感提不起，人之公的志願總是不能生長，總是為其所占有之事物所拖下，而陷溺沉淪的。
要提起超越感，宗教與偉大之文學與藝術，恒能直接顯出效用。
人無論在真正信仰上帝而與神求交通時，或信仰佛教而視世界萬物如幻如化時，人皆有一對世間一切有限事物之超越感之呈現。
在此超越感中，把我們一些卑下自私的志願超越了，而有一生命精神之内在的開拓升騰，心靈之光輝之自己的生發照耀。
此不是如直接由我們之自然生命精神之燭燃燒時發的光輝之類，而是另一超自然的生命精神與心靈光輝，在開拓升騰或生發照耀。
而人無論由壯美之物而生一莊嚴高卓之感，或由優美之物而生一潤澤和融之感，或由見有偉大堅強的志願者之視死如歸，而生悲劇感，或由見人之役于瑣屑渺小之目的，而自矜自诩者之可笑，而生喜劇感；皆可使人對其在世間所占有之有限事物，暫時不複黏滞陷溺，或頓恍然若失，奮然思起。
但是除了真正獻身于宗教或藝術或文學者外，宗教或藝術文學，對于一般人，至多有一時的興發其公的志願感情之力，仍不能真正樹立其公的志願與情感。
此中之理由在：宗教藝術文學，隻能把人之精神暫時移入一超現實的境界，而不能使人長住于此境界。
人在由教堂及劇場出來，或放下一文學作品，回到其日常生活世界之後，其由宗教藝術文學而生之一切感動，亦可立即煙消霧散。
由教堂與文藝作品所暫時激發出之公的志願情感，亦可隻成為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壓服的良心理性之暫時發洩，而聊以自慰者。
即在真正獻身于宗教藝術者，彼對其所獻身之宗教、文學、藝術本身，固恒有一無私的志願感情，但落到現實的宗教事業藝術事業等上，則他們亦可對其所從事之事業，非常固執自私，以與人争名鬥勝，而對于整個國家民族或全體人類之公的志願感情，卻常提挈不起。
此亦不僅從事宗教藝術事業等者為然，而是一切從事專業的學術經濟社會文化之事業者之通病。
（五）人與其所有物及大公之志願所由立 方才所述之此種病痛的根原在：人無論依何動機去作社會文化事業，此事業一落到現實上，便成一特定的有限的實際存在，并與現實世界中之物質、财貨、名位、權力等東西，發生交涉。
人在此便仍必需多多少少占有一些現實的東西，才能成就其事業。
而人一占有這些東西，其精神即不免于黏滞陷溺于其中，而求保存其所有，擴大其所有。
人之精神即當下生出一颠倒，而為此所占有者之所占有。
故宗教藝術雖以使人自現實世界超拔解脫為目的，而落在現實的宗教藝術事業上，宗教家、藝術家仍可是一樣的俗人。
其争利争權争名之事，可并不後人。
人如隻孤獨的過一種靈修生活或藝術生活，而并不想作一客觀的宗教藝術之文化事業時，人誠可對世間之一切東西，由貨财至名位都不要。
這是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