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三章 李光地的理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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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地是清初有影響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從政近五十年，著述有三十餘種、數百萬言。
對其在理學衰頹時期的地位，以及主要學術觀點，應給以必要的分析和評價。
第一節 李光地的生平和著作 李光地（公元1642—1718年）字晉卿，号厚庵，因曾于家鄉築榕村書舍，故又号榕村，谥文貞。
福建安溪縣人。
從他記事時起，家道即已破落，“既窭且貧，崎岖多難，或衣被不完，或麄粝不飽，或遁荒遁野，風雪飄搖”（《榕村全集》卷十一《母太夫人七十征言引》，以下簡稱《全集》）。
這樣的環境并沒有成為他上進的障礙。
從其孫李清植等人所纂集的《文貞公年譜》中分析，李光地具有深厚的家學修養和敏銳的政治嗅覺。
其父兆慶，無有功名，以教授生徒為業。
雖“貧無宅舍”，但“獨喜蓄濂、洛、關、閩之書”，即使“橐無赢資而購輯不擇價”。
由于家教的影響，李光地從十八歲起，究心性理之學，對理學諸編，夜錄晝誦，務求“窮極深微”，并“斂衣冠，謹坐起，非程、朱不敢言”，鄉人譏之為“假道學”。
此後數年，以其在理學上的根底，分别于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中舉人、九年（公元1670年）中進士，從此進入仕宦之路。
李光地同清初一些漢族知識分子的政治态度不同，他效忠清廷。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他任編修、會試同考官，以省親假歸。
次年，“三藩之亂”起，為避亂，遁匿荒谷。
耿精忠欲召為僚屬，鄭經亦遣使勸順，他均以死固拒。
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他遣仆密陳“蠟丸疏”，獻破耿、鄭之計，提出“以急攻為主”“出奇以搗其虛”“迅雷不及掩耳”、内外呼應的用兵方略，以及鄉兵在前、步兵尾随、騎兵殿後的布陣舉措（詳見《全集》卷二十六《疏一》），深得康熙嘉許。
據稱，康熙“得丸動容，手削出疏，嘉歎久之。
以疏遍示群下曰：‘此真忠臣也’。
所上機宜辄下群帥予施行。
”由于李光地在平定“三藩之亂”時立下殊功，十六年（公元1677年），被特授侍讀學士。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李光地居家守父喪。
适逢鄭經部劉國軒和白頭軍農民起事，乃為清兵指引道路，平險隘、治浮橋，率民兵備辦軍需。
事平後，清将喇哈達為之請功。
康熙稱贊他“實心為國”。
十八年（公元1679年），從優授予内閣學士。
從此便與康熙結下了一種特殊關系，他的官職也就不斷地升遷。
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升任翰林院掌院學士、經筵講官、方略館副總裁等職。
其時康熙于台灣之棄守久而未決，乃建議委官戍守，為康熙采納，促成了國土的統一。
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扈從南巡。
同年，升任通政使、兵部侍郎。
始見數學家梅文鼎，得其所著《方程論》，付梓閩中，闆藏榕村書舍。
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薦陸隴其入為禦史。
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以兵部侍郎銜督學京畿。
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升任直隸巡撫。
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鎮壓贊皇縣紙糊套農民起義。
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升任吏部尚書，兼直隸巡撫。
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升任文淵閣大學士，入閣為輔。
任此職直至逝世，達十三年之久。
綜觀李光地一生，他以對清廷的一片“忠心”和“實心”，赢得了康熙的信任。
他熟知康熙“表章經學，尊重儒先”，“一以孔孟程朱之道訓迪磨厲”的思想文化政策，竭力迎合康熙推行理學的需要。
從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起，陸續進呈理學和儒家經典，每逢“萬壽節”（指康熙的生日），群臣多進古玩，他獨獻舊版名編備覽，并借為康熙講經之機，一再宣傳儒者之學與帝王之學的一緻性，道統與治統的一緻性。
他說：“蓋古今之言學者，莫不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
臣以為不然。
夫溺于技藝，滞于章句，以華藻自娛，以涉獵相高，豈獨帝王者，雖儒生非所尚也。
若夫窮性命之源，研精微之歸，究六經之旨，周當世之務，則豈獨儒者之所用心，帝王之學何以加此”（同上卷十《序一·進讀書筆錄及論說序記雜文序》）。
又說：“臣又觀道統之與治統古者出于一，後世出于二”，“皇上又五百年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天其殆将複啟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複合乎”（同上）！表示要以“周當世之務”為治學宗旨，盡力使理學的道統服務于封建的治統。
一次，康熙問及“鼎覆餗”（見《易·鼎》）之義。
他說：“《易》例以九四應初六者多兇，為居大位而昵匪人也。
以九四承六五者亦多兇，為位近君而任剛德也。
鼎四既犯二例，又卦中三陽者鼎腹至四則腹滿矣。
物不可滿，滿則必覆。
祿位固爾，功名亦然，即學問有自滿之心，德必退矣”（《文貞公年譜》）。
按上述爻辭，據《易·系辭下》：“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兇。
言不勝其任也。
”孔穎達疏雲：“施之于人，知小而謀大，力薄而任重，如此必受其至辱，災及其身也。
”原意是，鼎之足折斷，公之餗（菜肴）傾覆，其餗之形渥然而沾濡，此因不勝任以緻偾事之象也。
李光地為告誡清初的統治者，卻反其義釋之為“滿則必覆”。
對這種具有傾向性的附會之辭，康熙頗為贊歎，為之“悚然，嘉許者久之”。
這說明李光地在發揮理學的社會作用方面确系康熙的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因此，康熙對他恩寵備至。
出巡時，令其扈從左右；決疑時，诏其内殿策問，甚至還親赴其寓所聽其解經。
李光地晚年疝病，耳疾甚重，多次請歸，康熙執意挽留。
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特準假二年，行前，賜“谟明弼諧”匾，賜餞别詩：“協恭唯得老成儒，味道經書揖廟谟，辭阙憂君千裡外，引年捧日萬方敷。
”并表示政事有決疑者，“當密以傳聞”。
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又傳谕令其提前到職，信中有“去年除夕到家，家事皆舊日事，八九個月可完。
事完後，着于十月或十一月起身赴京，三月間可到……北方住久，北方高燥，南方暑氣熱難受，着善為保養。
再荔枝性極熱，亦着少吃”雲雲。
李光地感激涕零，表示：“君父垂念臣子如此，為臣者苟一息之僅存，何忍不重繭扶持”，終以辛勞過度，病逝任所。
康熙惋惜之至，并說：“李光地謹慎清勤，始終一節，學問淵博。
朕知之最真，知朕亦無過光地者”（《清史稿》本傳）。
雍正曾譽為“昌時柱石”，追贈太子太傅。
李光地的著作宏豐，遍及四書、五經的許多方面。
主要有： 《榕村全集》四十卷。
清李祖陶曾撰文簡介其内容：首卷為《觀瀾錄》，皆論學、論經、論性、論諸儒、論治之作，宛然《朱子全書》規模。
次為經書筆記、讀書筆錄。
筆錄曾經禦覽，其辨甚析，後數條闡發泰交謙收之旨，用意尤深。
次為《春秋大義》《春秋随筆》，尚不脫胡氏（按：指胡安國）習氣。
次為《尚書句讀》。
次為《周官筆記》。
次為《初夏錄》，分為“誠明”“大學”“中庸”“仁智”“孟子”“通書”“太極”“人物”“人心”“天地”“性命”“喜怒”等篇。
次為《尊朱要旨》，析為“理氣”“心性”“氣質”“智仁勇”“知行”“立志”“主敬”等條，類皆闡奧抉疑，發前人之所未發。
次為《象數拾遺》，予不能盡通其說。
次為《景行摘記》，則生平所向往而誦習者也。
第十四卷以下，始為序、記、論、說、解、辨、雜著、講義、頌、疏、劄子、書、傳、墓志、祭、贊、箴、銘等文（《國朝文錄·榕村全集文錄引》）。
這是研究李光地理學思想的主要資料。
《榕村語錄》三十卷。
《四書解義》八卷，計《讀論語劄記》二卷、《孟子劄記》二卷、《大學古本說》《中庸章段》《中庸餘論》《中庸四記》各一卷。
《周易通論》四卷。
《周易觀彖大旨》二卷。
《周易觀彖》十二卷。
此外，尚著有《詩所》《春秋毀餘》《古樂經傳》《尚書解義》《榕村續集》《别集》《制義》等。
解《太極圖說》《通書》《西銘》等。
注《參同契》《陰符經》《握奇經》《離騷》《九歌》等。
以上著作，後人均輯入《榕村全書》。
第二節 李光地的理學派别 一、李光地對朱學的繼承及其他 李光地是一位學宗程、朱的理學家，但他對程朱之學并未全盤繼承。
對此，李祖陶在《國朝文錄》中也曾有所評述：“文貞之學本之朱子而能心知其意，極推透以暢其旨，不阿附以蓋其失”（同上）。
又說：“當時有三大儒，平湖（指陸隴其，浙江平湖人）專宗朱子，不容一語出入；安溪（指李光地）宗朱子而能别白其是非；睢州（指湯斌，河南睢縣人）宗朱子而亦兼取陽明，其疑《大學補傳》與安溪同，而不诋毀先儒與平湖異”（同上《榕村一·朱陸析疑評》）。
這裡稱李光地對朱學“不阿附以蓋其失”，“能别白其是非”，是符合實際的。
李光地自己就曾多次聲稱：“程、朱大段與孔、孟若合符節，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若微字碎義，安能處處都不差。
伊川何以亦有不依明道處，朱子何以亦有不依二程處。
蓋主于發明道理，不為人也，即朱子于《四書注》垂絕猶改，可見他亦不以自己所見為一定不移，何況于人”（《榕村語錄》卷十七《孝經》，以下簡稱《語錄》）。
“程子傳聖學功甚大，但往往以絕對為言。
卻起後來菲薄前賢，自我作古一輩人流弊”（同上卷二十四《學二》）。
“許魯齋雲，學問到有朱子，已經都說明，隻力行就是了。
此語似是而非……如所謂阙疑阙殆，擇善而從，不是見古人不論是非，一概深信不疑也”（同上）。
在李光地看來，宗信不等于盲從，判斷學術是非要“主于發明道理”，不能僅以某人為轉移。
李祖陶發現并肯定李光地的上述見解，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但他沒有進一步闡明李光地何以宗信程、朱，又在何處與之發生分歧。
李光地宗信程、朱，主要是因為程、朱能“明性”，在人性問題上繼承了儒家的統緒。
他說：“孔子而後，孟子獨出諸儒者以明性也；程、朱得繼孔、孟之統者，亦以明性也”（《全集》卷十六《說一·性說二》）。
前一句是轉引二程的話，後一句是他自己的發揮。
又說：“知性者儒，孟子之後，董、韓其幾矣。
周、程、張、朱所為繼絕學者以此”（同上卷一《觀瀾錄·學》）。
他認為程、朱在人性問題上的貢獻是：“性字自孔、孟後，唯董江都明于天性、知人貴于物數句說得好。
自後汩于佛、老，都是以氣質為性，以心之靈明為性。
至韓文公既以仁、義、禮、智為性，卻又疑孟子性善之說，難道有不好的仁、義、禮、智、信？直到程、朱出來把性字說一個透”（《語錄》卷二十五《性命》）。
按李光地的說法，程、朱以仁、義、禮、智為“性”，明确了“性善”的内涵，為“性善論”找到封建倫常上的根據，并解決了韓愈“性三品說”中的矛盾，這就把人性問題說“透”了。
因為“見得性善，則人我一也，便能感化人成就人”（同上卷二十《諸子》），“所以性善之說明，便見得天下之人皆有性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養之教之，歡欣和厚”（同上卷二十五《性命》）。
這樣，李光地認為，封建倫常就顯得十分和洽美好了。
李光地還推崇《太極圖說》《西銘》《定性書》（《河南程氏粹言·心性篇》的一部分）及《好學論》（全稱《顔子所好何學論》）等所謂《理學四書》。
他說，《太極圖說》《西銘》《定性書》《好學論》四篇，“相連看去……聖學備矣”（同上卷十八《宋六子》一）。
為何要“相連看去”？他認為，這四部書提出了互相補充、首尾完備的有關人性問題的一系列理論。
他說： 象數可圖，理不可圖也，而周子以圓圖圖之。
……唯圓則滿，充實無欠。
及至陰陽之中小圈，五行之中下圈，皆接上大圈，如水中之月，即天上月，本無有二。
此下又将氣化、形化作二圓圈與太極等，直是大手段。
人告以身從父母生，即性亦從父母賦，須當守身盡性以為孝，人都信得。
及若告以天地為吾大父母，必笑為迂遠矣。
唯使他由父母而推之于父母之父母，累進而直上溯至厥初生民，非天地之氣化而何？《西銘》即是此二圈圖說，故曰乾稱父，坤稱母。
不謂之祖妣者，祖妣年遠為鬼。
鬼者，歸也，歸則不及撫摩恩勤矣。
乾坤即是我大年難老之大父母。
……至周子雖言君子修之，未嘗言如何修也。
……《西銘》自知化窮神，直說到厚生玉成，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工夫皆備，又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
何以定，何以靜，亦未言明，卻得明道《定性書》闡之。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
然廓然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物來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
體在于大公，即所謂主靜也。
但工夫節次尚未詳密，又得伊川《好學論》補之，其曰真而靜，靜即主靜之靜，真即無極之真，實本《太極圖說》以立言。
至下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
指出力行二字，而途轍具矣。
四書合而首尾完備。
（同上） 這是他對《理學四書》基本思想的概括。
他把《太極圖說》分為兩部分解說，中間的陰陽、五行這一部分是“太極”化生萬物的中介，雖不可缺少，但系“過脈”（同上），不占重要地位。
他認為最上一圈“太極”與最下二圈“人物化生”這一部分“最妙”（同上），即揭示了人性與天地之性的一緻性，說明人乃“天地之氣化”而成，人性乃“天地之性”所賦，故與“太極等”，“直是大手段”，即是《太極圖說》的旨趣所在。
《西銘》以“乾稱父，坤稱母”發揮《太極圖說》最下二圈之理，使人從“累進而直上”中懂得“乾坤卻是我大年難老之大父母”，從而“讀書明理”以盡性。
從“厚生玉成”盡己之性，到盡人物之性，推己而及人。
《定性書》用“主靜”作為盡性的主要途徑。
《好學論》又以“力行”去實現盡性的目标。
經過李光地的解釋，從《太極圖說》的“見人與天地之性一”（同上），到《西銘》的“盡性”，《定性書》的“主靜”，以至《好學論》的“力
對其在理學衰頹時期的地位，以及主要學術觀點，應給以必要的分析和評價。
第一節 李光地的生平和著作 李光地（公元1642—1718年）字晉卿，号厚庵，因曾于家鄉築榕村書舍，故又号榕村，谥文貞。
福建安溪縣人。
從他記事時起，家道即已破落，“既窭且貧，崎岖多難，或衣被不完，或麄粝不飽，或遁荒遁野，風雪飄搖”（《榕村全集》卷十一《母太夫人七十征言引》，以下簡稱《全集》）。
這樣的環境并沒有成為他上進的障礙。
從其孫李清植等人所纂集的《文貞公年譜》中分析，李光地具有深厚的家學修養和敏銳的政治嗅覺。
其父兆慶，無有功名，以教授生徒為業。
雖“貧無宅舍”，但“獨喜蓄濂、洛、關、閩之書”，即使“橐無赢資而購輯不擇價”。
由于家教的影響，李光地從十八歲起，究心性理之學，對理學諸編，夜錄晝誦，務求“窮極深微”，并“斂衣冠，謹坐起，非程、朱不敢言”，鄉人譏之為“假道學”。
此後數年，以其在理學上的根底，分别于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中舉人、九年（公元1670年）中進士，從此進入仕宦之路。
李光地同清初一些漢族知識分子的政治态度不同，他效忠清廷。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他任編修、會試同考官，以省親假歸。
次年，“三藩之亂”起，為避亂，遁匿荒谷。
耿精忠欲召為僚屬，鄭經亦遣使勸順，他均以死固拒。
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他遣仆密陳“蠟丸疏”，獻破耿、鄭之計，提出“以急攻為主”“出奇以搗其虛”“迅雷不及掩耳”、内外呼應的用兵方略，以及鄉兵在前、步兵尾随、騎兵殿後的布陣舉措（詳見《全集》卷二十六《疏一》），深得康熙嘉許。
據稱，康熙“得丸動容，手削出疏，嘉歎久之。
以疏遍示群下曰：‘此真忠臣也’。
所上機宜辄下群帥予施行。
”由于李光地在平定“三藩之亂”時立下殊功，十六年（公元1677年），被特授侍讀學士。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李光地居家守父喪。
适逢鄭經部劉國軒和白頭軍農民起事，乃為清兵指引道路，平險隘、治浮橋，率民兵備辦軍需。
事平後，清将喇哈達為之請功。
康熙稱贊他“實心為國”。
十八年（公元1679年），從優授予内閣學士。
從此便與康熙結下了一種特殊關系，他的官職也就不斷地升遷。
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升任翰林院掌院學士、經筵講官、方略館副總裁等職。
其時康熙于台灣之棄守久而未決，乃建議委官戍守，為康熙采納，促成了國土的統一。
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扈從南巡。
同年，升任通政使、兵部侍郎。
始見數學家梅文鼎，得其所著《方程論》，付梓閩中，闆藏榕村書舍。
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薦陸隴其入為禦史。
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以兵部侍郎銜督學京畿。
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升任直隸巡撫。
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鎮壓贊皇縣紙糊套農民起義。
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升任吏部尚書，兼直隸巡撫。
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升任文淵閣大學士，入閣為輔。
任此職直至逝世，達十三年之久。
綜觀李光地一生，他以對清廷的一片“忠心”和“實心”，赢得了康熙的信任。
他熟知康熙“表章經學，尊重儒先”，“一以孔孟程朱之道訓迪磨厲”的思想文化政策，竭力迎合康熙推行理學的需要。
從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起，陸續進呈理學和儒家經典，每逢“萬壽節”（指康熙的生日），群臣多進古玩，他獨獻舊版名編備覽，并借為康熙講經之機，一再宣傳儒者之學與帝王之學的一緻性，道統與治統的一緻性。
他說：“蓋古今之言學者，莫不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
臣以為不然。
夫溺于技藝，滞于章句，以華藻自娛，以涉獵相高，豈獨帝王者，雖儒生非所尚也。
若夫窮性命之源，研精微之歸，究六經之旨，周當世之務，則豈獨儒者之所用心，帝王之學何以加此”（同上卷十《序一·進讀書筆錄及論說序記雜文序》）。
又說：“臣又觀道統之與治統古者出于一，後世出于二”，“皇上又五百年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天其殆将複啟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複合乎”（同上）！表示要以“周當世之務”為治學宗旨，盡力使理學的道統服務于封建的治統。
一次，康熙問及“鼎覆餗”（見《易·鼎》）之義。
他說：“《易》例以九四應初六者多兇，為居大位而昵匪人也。
以九四承六五者亦多兇，為位近君而任剛德也。
鼎四既犯二例，又卦中三陽者鼎腹至四則腹滿矣。
物不可滿，滿則必覆。
祿位固爾，功名亦然，即學問有自滿之心，德必退矣”（《文貞公年譜》）。
按上述爻辭，據《易·系辭下》：“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兇。
言不勝其任也。
”孔穎達疏雲：“施之于人，知小而謀大，力薄而任重，如此必受其至辱，災及其身也。
”原意是，鼎之足折斷，公之餗（菜肴）傾覆，其餗之形渥然而沾濡，此因不勝任以緻偾事之象也。
李光地為告誡清初的統治者，卻反其義釋之為“滿則必覆”。
對這種具有傾向性的附會之辭，康熙頗為贊歎，為之“悚然，嘉許者久之”。
這說明李光地在發揮理學的社會作用方面确系康熙的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因此，康熙對他恩寵備至。
出巡時，令其扈從左右；決疑時，诏其内殿策問，甚至還親赴其寓所聽其解經。
李光地晚年疝病，耳疾甚重，多次請歸，康熙執意挽留。
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特準假二年，行前，賜“谟明弼諧”匾，賜餞别詩：“協恭唯得老成儒，味道經書揖廟谟，辭阙憂君千裡外，引年捧日萬方敷。
”并表示政事有決疑者，“當密以傳聞”。
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又傳谕令其提前到職，信中有“去年除夕到家，家事皆舊日事，八九個月可完。
事完後，着于十月或十一月起身赴京，三月間可到……北方住久，北方高燥，南方暑氣熱難受，着善為保養。
再荔枝性極熱，亦着少吃”雲雲。
李光地感激涕零，表示：“君父垂念臣子如此，為臣者苟一息之僅存，何忍不重繭扶持”，終以辛勞過度，病逝任所。
康熙惋惜之至，并說：“李光地謹慎清勤，始終一節，學問淵博。
朕知之最真，知朕亦無過光地者”（《清史稿》本傳）。
雍正曾譽為“昌時柱石”，追贈太子太傅。
李光地的著作宏豐，遍及四書、五經的許多方面。
主要有： 《榕村全集》四十卷。
清李祖陶曾撰文簡介其内容：首卷為《觀瀾錄》，皆論學、論經、論性、論諸儒、論治之作，宛然《朱子全書》規模。
次為經書筆記、讀書筆錄。
筆錄曾經禦覽，其辨甚析，後數條闡發泰交謙收之旨，用意尤深。
次為《春秋大義》《春秋随筆》，尚不脫胡氏（按：指胡安國）習氣。
次為《尚書句讀》。
次為《周官筆記》。
次為《初夏錄》，分為“誠明”“大學”“中庸”“仁智”“孟子”“通書”“太極”“人物”“人心”“天地”“性命”“喜怒”等篇。
次為《尊朱要旨》，析為“理氣”“心性”“氣質”“智仁勇”“知行”“立志”“主敬”等條，類皆闡奧抉疑，發前人之所未發。
次為《象數拾遺》，予不能盡通其說。
次為《景行摘記》，則生平所向往而誦習者也。
第十四卷以下，始為序、記、論、說、解、辨、雜著、講義、頌、疏、劄子、書、傳、墓志、祭、贊、箴、銘等文（《國朝文錄·榕村全集文錄引》）。
這是研究李光地理學思想的主要資料。
《榕村語錄》三十卷。
《四書解義》八卷，計《讀論語劄記》二卷、《孟子劄記》二卷、《大學古本說》《中庸章段》《中庸餘論》《中庸四記》各一卷。
《周易通論》四卷。
《周易觀彖大旨》二卷。
《周易觀彖》十二卷。
此外，尚著有《詩所》《春秋毀餘》《古樂經傳》《尚書解義》《榕村續集》《别集》《制義》等。
解《太極圖說》《通書》《西銘》等。
注《參同契》《陰符經》《握奇經》《離騷》《九歌》等。
以上著作，後人均輯入《榕村全書》。
第二節 李光地的理學派别 一、李光地對朱學的繼承及其他 李光地是一位學宗程、朱的理學家，但他對程朱之學并未全盤繼承。
對此，李祖陶在《國朝文錄》中也曾有所評述：“文貞之學本之朱子而能心知其意，極推透以暢其旨，不阿附以蓋其失”（同上）。
又說：“當時有三大儒，平湖（指陸隴其，浙江平湖人）專宗朱子，不容一語出入；安溪（指李光地）宗朱子而能别白其是非；睢州（指湯斌，河南睢縣人）宗朱子而亦兼取陽明，其疑《大學補傳》與安溪同，而不诋毀先儒與平湖異”（同上《榕村一·朱陸析疑評》）。
這裡稱李光地對朱學“不阿附以蓋其失”，“能别白其是非”，是符合實際的。
李光地自己就曾多次聲稱：“程、朱大段與孔、孟若合符節，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若微字碎義，安能處處都不差。
伊川何以亦有不依明道處，朱子何以亦有不依二程處。
蓋主于發明道理，不為人也，即朱子于《四書注》垂絕猶改，可見他亦不以自己所見為一定不移，何況于人”（《榕村語錄》卷十七《孝經》，以下簡稱《語錄》）。
“程子傳聖學功甚大，但往往以絕對為言。
卻起後來菲薄前賢，自我作古一輩人流弊”（同上卷二十四《學二》）。
“許魯齋雲，學問到有朱子，已經都說明，隻力行就是了。
此語似是而非……如所謂阙疑阙殆，擇善而從，不是見古人不論是非，一概深信不疑也”（同上）。
在李光地看來，宗信不等于盲從，判斷學術是非要“主于發明道理”，不能僅以某人為轉移。
李祖陶發現并肯定李光地的上述見解，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但他沒有進一步闡明李光地何以宗信程、朱，又在何處與之發生分歧。
李光地宗信程、朱，主要是因為程、朱能“明性”，在人性問題上繼承了儒家的統緒。
他說：“孔子而後，孟子獨出諸儒者以明性也；程、朱得繼孔、孟之統者，亦以明性也”（《全集》卷十六《說一·性說二》）。
前一句是轉引二程的話，後一句是他自己的發揮。
又說：“知性者儒，孟子之後，董、韓其幾矣。
周、程、張、朱所為繼絕學者以此”（同上卷一《觀瀾錄·學》）。
他認為程、朱在人性問題上的貢獻是：“性字自孔、孟後，唯董江都明于天性、知人貴于物數句說得好。
自後汩于佛、老，都是以氣質為性，以心之靈明為性。
至韓文公既以仁、義、禮、智為性，卻又疑孟子性善之說，難道有不好的仁、義、禮、智、信？直到程、朱出來把性字說一個透”（《語錄》卷二十五《性命》）。
按李光地的說法，程、朱以仁、義、禮、智為“性”，明确了“性善”的内涵，為“性善論”找到封建倫常上的根據，并解決了韓愈“性三品說”中的矛盾，這就把人性問題說“透”了。
因為“見得性善，則人我一也，便能感化人成就人”（同上卷二十《諸子》），“所以性善之說明，便見得天下之人皆有性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養之教之，歡欣和厚”（同上卷二十五《性命》）。
這樣，李光地認為，封建倫常就顯得十分和洽美好了。
李光地還推崇《太極圖說》《西銘》《定性書》（《河南程氏粹言·心性篇》的一部分）及《好學論》（全稱《顔子所好何學論》）等所謂《理學四書》。
他說，《太極圖說》《西銘》《定性書》《好學論》四篇，“相連看去……聖學備矣”（同上卷十八《宋六子》一）。
為何要“相連看去”？他認為，這四部書提出了互相補充、首尾完備的有關人性問題的一系列理論。
他說： 象數可圖，理不可圖也，而周子以圓圖圖之。
……唯圓則滿，充實無欠。
及至陰陽之中小圈，五行之中下圈，皆接上大圈，如水中之月，即天上月，本無有二。
此下又将氣化、形化作二圓圈與太極等，直是大手段。
人告以身從父母生，即性亦從父母賦，須當守身盡性以為孝，人都信得。
及若告以天地為吾大父母，必笑為迂遠矣。
唯使他由父母而推之于父母之父母，累進而直上溯至厥初生民，非天地之氣化而何？《西銘》即是此二圈圖說，故曰乾稱父，坤稱母。
不謂之祖妣者，祖妣年遠為鬼。
鬼者，歸也，歸則不及撫摩恩勤矣。
乾坤即是我大年難老之大父母。
……至周子雖言君子修之，未嘗言如何修也。
……《西銘》自知化窮神，直說到厚生玉成，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工夫皆備，又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
何以定，何以靜，亦未言明，卻得明道《定性書》闡之。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
然廓然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物來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
體在于大公，即所謂主靜也。
但工夫節次尚未詳密，又得伊川《好學論》補之，其曰真而靜，靜即主靜之靜，真即無極之真，實本《太極圖說》以立言。
至下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
指出力行二字，而途轍具矣。
四書合而首尾完備。
（同上） 這是他對《理學四書》基本思想的概括。
他把《太極圖說》分為兩部分解說，中間的陰陽、五行這一部分是“太極”化生萬物的中介，雖不可缺少，但系“過脈”（同上），不占重要地位。
他認為最上一圈“太極”與最下二圈“人物化生”這一部分“最妙”（同上），即揭示了人性與天地之性的一緻性，說明人乃“天地之氣化”而成，人性乃“天地之性”所賦，故與“太極等”，“直是大手段”，即是《太極圖說》的旨趣所在。
《西銘》以“乾稱父，坤稱母”發揮《太極圖說》最下二圈之理，使人從“累進而直上”中懂得“乾坤卻是我大年難老之大父母”，從而“讀書明理”以盡性。
從“厚生玉成”盡己之性，到盡人物之性，推己而及人。
《定性書》用“主靜”作為盡性的主要途徑。
《好學論》又以“力行”去實現盡性的目标。
經過李光地的解釋，從《太極圖說》的“見人與天地之性一”（同上），到《西銘》的“盡性”，《定性書》的“主靜”，以至《好學論》的“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