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章 陸隴其的理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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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隴其（公元1630—1693年[1]）原名龍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進士，曆官江蘇嘉定知縣、直隸靈壽知縣、四川道監察禦史，著有《三魚堂文集》《松陽講義》《問學錄》《三魚堂剩言》《三魚堂日記》等。
第一節 陸隴其論“理”“道”與“太極” 陸隴其在宇宙論方面繼承了朱熹的“理之流行”[2]說。
他寫道： 天地萬物浩浩茫茫，測之不見其端，窮之莫究其量，而莫非是理之發見也，莫非是理之流行也，莫非是理之循環而不窮也。
高明博厚不同，而是理無不同也；飛潛動植有異，而是理無異也。
（《三魚堂文集》卷一《太極論》） 此理流行天地間，真随處充滿，無少欠缺，亦無滞礙。
（《松陽講義》卷二《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隐章》） 在這裡，他把整個世界視為一個“理”的世界。
這種“理”淩駕于天地萬物之上，而又通過它的所謂“流行”充滿于天地之間，君臨一切，主宰着天地萬物。
這種具有世界本原作用的“理”，無疑是一種絕對的精神本體。
由此可見，陸隴其的世界觀是屬于程朱派客觀唯心主義性質的。
我們知道，對于程朱理學來說，作為世界本原的“理”，與“道”是同一範疇。
陸隴其也是這樣看待“理”與“道”的，如他說：“道者，天理之當然”（《三魚堂文集》卷五《答徐健庵先生書》）。
“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
一事離道，這一事便不成事了；一物離道，這一物便不成物了”（《松陽講義》卷二《中庸·天命之謂性章》）。
把“道”視為同“理”一樣，是事物的本原和主宰。
這樣，在他看來，“理之流行”當然也就是“道之流行”。
所以，他又說： 天地間惟道無不在。
鸢之戾于天也，魚之躍于淵也，莫不有道焉。
（《三魚堂外集》卷十《活潑潑齋記》） 這個道……自其大無外者言之，則洋洋乎流動而充滿。
飛潛動植，物至多也，而斯道之流行，有以發育乎萬物焉。
……自其小無間者言之，則優優乎充足而有餘。
禮儀如冠婚喪祭之類，其目有三百，三百之中無一而非道也；威儀如升降揖遜之類，其目有三千，三千之中無一而非道也。
（《松陽講義》卷三《中庸·大哉聖人之道章》） 就是說，從自然界的“飛潛動植”到人類社會的“禮儀”“威儀”，事事物物都體現了絕對的精神本體“道”的作用。
在“理”“氣”關系上，陸隴其曾批評羅欽順說：“整庵乃謂理氣一物，不容分，而不滿于朱子之說，何耶”（《問學錄》卷二）？“整庵之學……其論理氣處可議”（《三魚堂文集》卷五《答徐健庵先生書》）。
“整庵立說之異處，總由不知理氣之分也”（同上）。
我們知道，羅欽順以物質性的“氣”為世界本原，認為“理隻是氣之理”（《困知記》續卷上），批評朱熹“終身以理氣為二物”（同上卷下），否定朱熹以“理”為世界本原的觀點。
陸隴其對羅欽順的非議表明，他是沿襲朱熹的思想路徑，以“理”為世界本原的。
陸隴其還着重指出，不能隻知津津樂道于宇宙生成的問題，而應反求諸身。
他說： 論太極者，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而在乎明人身之太極。
明人身之太極則天地之太極在是矣。
先儒之論太極，所以必從陰陽五行、天地生物之初言之者，惟恐人不知此理之原，故溯其始而言之，使知此理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
學者徒見先儒之言陰陽、言五行、言天地萬物，廣大精微，而不從我身切實求之，則豈前賢示人之意哉？夫太極者，萬理之總名也。
在天則為命，在人則為性，在天則為元、亨、利、貞，在人則為仁、義、禮、智，以其有條而不紊則謂之理，以其為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真實無妄則謂之誠，以其純粹而精則謂之至善，以其至極而無以加則謂之太極，名異而實同也。
學者誠有志乎太極，惟于日用之間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不使一念之越乎理，不使一事之悖乎理，不使一言一動之逾乎理，斯太極存焉。
（《三魚堂文集》卷一《太極論》） 又說： 善言太極者，求之遠不若求之近，求之虛而難據不若求之寔而可循。
故周子《太極圖說》雖從陰陽五行言之，而終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又恐聖人之立極，非學者可驟及也，而繼之曰：“君子修之吉。
”修之為言，擇善固執之謂也。
而朱子解之，又推本于敬，以為能敬然後能靜虛動直而太極在我。
嗚乎，至矣！……學者慎無骛太極之名而不知近求之身也。
（同上） 陸隴其認為，如果僅僅知道朱熹等“先儒”從“天地生物之初”即宇宙生成的角度，對“太極”的所謂本原作用的論述，而“不從我身切實求之”，那就沒有真正了解朱熹等“先儒”的“太極”論的主旨。
他基于程朱理學關于“太極”與“命”“性”“理”“道”“誠”“至善”等，是同一範疇的觀點，關于“仁、義、禮、智”等封建倫理道德準則，是“太極”在人身上具體體現的觀點，特别強調應“明人身之太極”。
而他所謂“明人身之太極”，就是要人們努力“修身”，使一言一行都不違背所謂“天理”，即完全納入封建道德準則的軌道。
事實上，朱熹的“太極”論，一方面把“太極”說成是世界的本原，另一方面又賦予“太極”以“仁、義、禮、智”等“至善”的道德屬性，其實質就是為了論證封建倫理綱常的合理性，以便讓人們恪守封建道德準則。
在這點上，陸隴其可謂深得朱熹“太極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進士，曆官江蘇嘉定知縣、直隸靈壽知縣、四川道監察禦史，著有《三魚堂文集》《松陽講義》《問學錄》《三魚堂剩言》《三魚堂日記》等。
第一節 陸隴其論“理”“道”與“太極” 陸隴其在宇宙論方面繼承了朱熹的“理之流行”[2]說。
他寫道： 天地萬物浩浩茫茫，測之不見其端，窮之莫究其量，而莫非是理之發見也，莫非是理之流行也，莫非是理之循環而不窮也。
高明博厚不同，而是理無不同也；飛潛動植有異，而是理無異也。
（《三魚堂文集》卷一《太極論》） 此理流行天地間，真随處充滿，無少欠缺，亦無滞礙。
（《松陽講義》卷二《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隐章》） 在這裡，他把整個世界視為一個“理”的世界。
這種“理”淩駕于天地萬物之上，而又通過它的所謂“流行”充滿于天地之間，君臨一切，主宰着天地萬物。
這種具有世界本原作用的“理”，無疑是一種絕對的精神本體。
由此可見，陸隴其的世界觀是屬于程朱派客觀唯心主義性質的。
我們知道，對于程朱理學來說，作為世界本原的“理”，與“道”是同一範疇。
陸隴其也是這樣看待“理”與“道”的，如他說：“道者，天理之當然”（《三魚堂文集》卷五《答徐健庵先生書》）。
“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
一事離道，這一事便不成事了；一物離道，這一物便不成物了”（《松陽講義》卷二《中庸·天命之謂性章》）。
把“道”視為同“理”一樣，是事物的本原和主宰。
這樣，在他看來，“理之流行”當然也就是“道之流行”。
所以，他又說： 天地間惟道無不在。
鸢之戾于天也，魚之躍于淵也，莫不有道焉。
（《三魚堂外集》卷十《活潑潑齋記》） 這個道……自其大無外者言之，則洋洋乎流動而充滿。
飛潛動植，物至多也，而斯道之流行，有以發育乎萬物焉。
……自其小無間者言之，則優優乎充足而有餘。
禮儀如冠婚喪祭之類，其目有三百，三百之中無一而非道也；威儀如升降揖遜之類，其目有三千，三千之中無一而非道也。
（《松陽講義》卷三《中庸·大哉聖人之道章》） 就是說，從自然界的“飛潛動植”到人類社會的“禮儀”“威儀”，事事物物都體現了絕對的精神本體“道”的作用。
在“理”“氣”關系上，陸隴其曾批評羅欽順說：“整庵乃謂理氣一物，不容分，而不滿于朱子之說，何耶”（《問學錄》卷二）？“整庵之學……其論理氣處可議”（《三魚堂文集》卷五《答徐健庵先生書》）。
“整庵立說之異處，總由不知理氣之分也”（同上）。
我們知道，羅欽順以物質性的“氣”為世界本原，認為“理隻是氣之理”（《困知記》續卷上），批評朱熹“終身以理氣為二物”（同上卷下），否定朱熹以“理”為世界本原的觀點。
陸隴其對羅欽順的非議表明，他是沿襲朱熹的思想路徑，以“理”為世界本原的。
陸隴其還着重指出，不能隻知津津樂道于宇宙生成的問題，而應反求諸身。
他說： 論太極者，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而在乎明人身之太極。
明人身之太極則天地之太極在是矣。
先儒之論太極，所以必從陰陽五行、天地生物之初言之者，惟恐人不知此理之原，故溯其始而言之，使知此理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
學者徒見先儒之言陰陽、言五行、言天地萬物，廣大精微，而不從我身切實求之，則豈前賢示人之意哉？夫太極者，萬理之總名也。
在天則為命，在人則為性，在天則為元、亨、利、貞，在人則為仁、義、禮、智，以其有條而不紊則謂之理，以其為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真實無妄則謂之誠，以其純粹而精則謂之至善，以其至極而無以加則謂之太極，名異而實同也。
學者誠有志乎太極，惟于日用之間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不使一念之越乎理，不使一事之悖乎理，不使一言一動之逾乎理，斯太極存焉。
（《三魚堂文集》卷一《太極論》） 又說： 善言太極者，求之遠不若求之近，求之虛而難據不若求之寔而可循。
故周子《太極圖說》雖從陰陽五行言之，而終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又恐聖人之立極，非學者可驟及也，而繼之曰：“君子修之吉。
”修之為言，擇善固執之謂也。
而朱子解之，又推本于敬，以為能敬然後能靜虛動直而太極在我。
嗚乎，至矣！……學者慎無骛太極之名而不知近求之身也。
（同上） 陸隴其認為，如果僅僅知道朱熹等“先儒”從“天地生物之初”即宇宙生成的角度，對“太極”的所謂本原作用的論述，而“不從我身切實求之”，那就沒有真正了解朱熹等“先儒”的“太極”論的主旨。
他基于程朱理學關于“太極”與“命”“性”“理”“道”“誠”“至善”等，是同一範疇的觀點，關于“仁、義、禮、智”等封建倫理道德準則，是“太極”在人身上具體體現的觀點，特别強調應“明人身之太極”。
而他所謂“明人身之太極”，就是要人們努力“修身”，使一言一行都不違背所謂“天理”，即完全納入封建道德準則的軌道。
事實上，朱熹的“太極”論，一方面把“太極”說成是世界的本原，另一方面又賦予“太極”以“仁、義、禮、智”等“至善”的道德屬性，其實質就是為了論證封建倫理綱常的合理性，以便讓人們恪守封建道德準則。
在這點上，陸隴其可謂深得朱熹“太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