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章 顔李學派的反理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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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開始還隻是以反清謀逆論罪，到了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禦史謝濟世以注釋《大學》毀謗程、朱獲罪。
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上谕：将謝濟世所注經書中，有明顯與程、朱牴牾者，即行銷毀。
這是對思想界批評理學思潮的一個嚴重的政治打擊。
程廷祚是吳敬梓的摯友，《儒林外史》中的莊征君即以他為原型。
他私淑顔、李，心儀其說。
但處在當時的政治壓力下，他卻懼怕“共诋程、朱”的罪名，不敢公開宣傳顔李之學。
雖然“其論學好議論程、朱”，但隻是就“解經之是非離合”對程、朱發議論，而不敢像顔、李那樣直接從“學問根本”上否定程、朱。
即使如此，當時的正宗儒學對于程廷祚思想仍不能相容。
在江淮學者中，針對程廷祚的“議論程、朱”，曾展開激烈的争辯，如程晉芳對程廷祚批評程、朱深緻不滿，認為程、朱“不可輕議”，“诋宋儒如诋天”；姚鼐摭拾方苞唾餘，以為李塨、程廷祚等由于诋毀程、朱，“率皆身滅絕嗣”（《惜抱軒文集》卷六《再複袁簡齋書》）。
當時袁枚站在同情顔李學派立場上為程廷祚辯護，對程晉芳“诋宋儒如诋天”之論頗不以為然，寫信給他說：“宋儒非天也，宋儒為天，将置堯、舜、周、孔于何地？……足下守宋儒太狹，诋顔、李太遽，竊以為不可”（《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九《與程蕺園書》）。
當時漢學已進入鼎盛時期，正如吳則虞所指出：“本來是反清、反理學的思想武器，一變而為‘纾死避禍’的防空洞，再變而為‘孤芳自賞’的娛樂品，三變則為‘潤飾鴻業’的點綴品，四變而成為束縛思想的繩索了。
”[1]程廷祚繼承了顔學的思想傳統，對宋學、漢學皆予反對，曾說：“墨守宋學者非，墨守漢學者尤非”（《顔氏學記》卷九）。
然而他畢竟勢孤力薄，不能給當時思想界以很大影響。
而在程廷祚之後的百餘年間，顔李之學完全被淹沒在理學、漢學所壟斷的思想界。
到了同治年間，曾國藩幕府中的戴望廣求顔、李遺著，撰成《顔氏學記》十卷，時為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上距鴉片戰争近三十年，下距戊戌變法也近三十年。
在這後三十年間，一些維新志士痛感國家政治腐敗，受制于外夷，主張變法自強，他們需要一種溝通中西學術的理論。
顔李之學适膺其選。
這正如劉師培所說：“近世以來，中土士庶惕于強權，并震于泰西科學，以為顔氏施教，旁及水火工虞，略近西洋之緻用，而貴兵之論，又足矯怯弱之風，乃尊崇其術，以為可見施行”（《非六子論》[2]）。
當時推崇顔李學說的思想家有陳虬、宋恕、梁啟超等。
梁啟超主講湖南時務學堂，對顔李學派甚為推崇。
他流亡日本期間，将顔李之學介紹給日本思想界和學術界。
爾後他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對顔李學派給予很高的評價：“有清一代學術……其間有人焉，舉朱陸漢宋諸派所憑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對于二千年來思想界為極猛烈極誠摯的大革命運動，其所樹旗幟曰‘複古’，而其精神純為現代的。
其人為誰？曰顔習齋及其門人李恕谷。
”梁氏推崇顔李學派是因為他們思想有相通之處，即都主張在維護皇權的前提下進行社會改革，使社會朝着征實緻用的方向發展。
即使如此，顔李之學仍然受到頑固派朱一新、葉德輝、程仲威等人的拼命攻擊。
如程仲威說：“王荊公新法亂宋，千載下猶訾其學術之未至，猶或原其心術之無他。
國初有顔元者，陽托《周禮》‘鄉三物’之說以立教，而陰祖王氏學以诋宋儒……此非特吾道之蠹，實本朝之蟊賊”（《顔學辯·叙言》）！ 由于梁啟超等人不遺餘力地介紹和宣傳，顔李之學在社會上産生了較大的反響，使得一些政治上保守、反動的人物也來撷取、利用其思想資料了。
在20世紀20年代初，徐世昌以大總統的身份提倡顔李之學，倡組四存學會，成立四存中學校，編輯《四存月刊》，征求顔、李遺著，并将顔、李從祀孔廟。
一時間，顔李之學風靡海内，當時即有譏其為“顯學”者。
清遺老劉聲木對顔、李盛傳，“與孔孟争烈”的情形大為不滿，認為顔、李“皆直隸省人，與天津某君（徐世昌）為同省，尊顔、李即所以尊天津，陰以‘人傑地靈’四字煽動天下”（《苌楚齋随筆》卷六）。
這是從另一方面對徐世昌的批評。
雖然徐世昌提倡顔李之學的做法并不怎麼高明，但也并非如劉聲木所理解的那樣淺薄。
四存學會成立于一九二〇年。
在這前一年，爆發了舉世聞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使舊的封建思想文化和倫理道德受到極大沖擊。
這時要直接提出尊孔、孟以号召天下就不那麼靈了，尤其是孔、孟崇道賤藝的思想更不合乎時代的需要。
這樣，徐世昌便利用顔李之學在當時的影響來維系“世道人心”，企圖以此阻遏新思想的發展。
實際上，他名為尊顔、李，實際上是尊孔、孟。
四存學會代會長李見荃就說過：“徐東海先生牖民覺世，正本清源，倡立四存學會，以顔、李為标準，實以孔、孟為依歸，使朝野上下群趨于德行、道藝之一途，斂之為孝子悌弟之常，擴之即緯地經天之業。
”[3] 我們在考察顔李之學對後世影響時，既要看到其學說本身與後世被推崇的聯系，更要看到二者之間的區别。
五四運動前後，顔李之學對社會的影響，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其重“緻用”的精神，二是其尊孔孟的思想。
徐世昌主要是利用其尊孔孟的落後成分。
當時一些志士仁人和愛國知識分子強調顔李學派重“緻用”的思想，試圖以顔李之學轉變社會惰弱習氣，振興中華，抵禦列強。
青年毛澤東曾受到顔李之學的影響。
他在一九一七年著《體育之研究》，對于顔、李其人深表禮敬。
他說：“清之初世，顔習齋、李剛主文而兼武，習齋遠跋千裡之外，學擊劍之術于塞北，與勇士角而勝焉。
故其言曰：‘文武缺一豈道乎？’此數古人者，皆可師者也。
”該文中提倡“習動”，極斥理學習靜功夫，其說與顔、李相通，似得益于顔、李。
*** [1]《論清初漢學家學術思想》，見《安徽曆史學報》1958年第2号。
[2]見《中國哲學》第一輯第444頁 [3]《四存學會三周年紀念演說詞》，載于《四存月刊》1923年18期
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上谕：将謝濟世所注經書中，有明顯與程、朱牴牾者，即行銷毀。
這是對思想界批評理學思潮的一個嚴重的政治打擊。
程廷祚是吳敬梓的摯友，《儒林外史》中的莊征君即以他為原型。
他私淑顔、李，心儀其說。
但處在當時的政治壓力下，他卻懼怕“共诋程、朱”的罪名，不敢公開宣傳顔李之學。
雖然“其論學好議論程、朱”，但隻是就“解經之是非離合”對程、朱發議論，而不敢像顔、李那樣直接從“學問根本”上否定程、朱。
即使如此，當時的正宗儒學對于程廷祚思想仍不能相容。
在江淮學者中，針對程廷祚的“議論程、朱”，曾展開激烈的争辯，如程晉芳對程廷祚批評程、朱深緻不滿，認為程、朱“不可輕議”，“诋宋儒如诋天”；姚鼐摭拾方苞唾餘，以為李塨、程廷祚等由于诋毀程、朱，“率皆身滅絕嗣”（《惜抱軒文集》卷六《再複袁簡齋書》）。
當時袁枚站在同情顔李學派立場上為程廷祚辯護，對程晉芳“诋宋儒如诋天”之論頗不以為然，寫信給他說：“宋儒非天也，宋儒為天，将置堯、舜、周、孔于何地？……足下守宋儒太狹，诋顔、李太遽，竊以為不可”（《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九《與程蕺園書》）。
當時漢學已進入鼎盛時期，正如吳則虞所指出：“本來是反清、反理學的思想武器，一變而為‘纾死避禍’的防空洞，再變而為‘孤芳自賞’的娛樂品，三變則為‘潤飾鴻業’的點綴品，四變而成為束縛思想的繩索了。
”[1]程廷祚繼承了顔學的思想傳統，對宋學、漢學皆予反對，曾說：“墨守宋學者非，墨守漢學者尤非”（《顔氏學記》卷九）。
然而他畢竟勢孤力薄，不能給當時思想界以很大影響。
而在程廷祚之後的百餘年間，顔李之學完全被淹沒在理學、漢學所壟斷的思想界。
到了同治年間，曾國藩幕府中的戴望廣求顔、李遺著，撰成《顔氏學記》十卷，時為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上距鴉片戰争近三十年，下距戊戌變法也近三十年。
在這後三十年間，一些維新志士痛感國家政治腐敗，受制于外夷，主張變法自強，他們需要一種溝通中西學術的理論。
顔李之學适膺其選。
這正如劉師培所說：“近世以來，中土士庶惕于強權，并震于泰西科學，以為顔氏施教，旁及水火工虞，略近西洋之緻用，而貴兵之論，又足矯怯弱之風，乃尊崇其術，以為可見施行”（《非六子論》[2]）。
當時推崇顔李學說的思想家有陳虬、宋恕、梁啟超等。
梁啟超主講湖南時務學堂，對顔李學派甚為推崇。
他流亡日本期間，将顔李之學介紹給日本思想界和學術界。
爾後他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對顔李學派給予很高的評價：“有清一代學術……其間有人焉，舉朱陸漢宋諸派所憑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對于二千年來思想界為極猛烈極誠摯的大革命運動，其所樹旗幟曰‘複古’，而其精神純為現代的。
其人為誰？曰顔習齋及其門人李恕谷。
”梁氏推崇顔李學派是因為他們思想有相通之處，即都主張在維護皇權的前提下進行社會改革，使社會朝着征實緻用的方向發展。
即使如此，顔李之學仍然受到頑固派朱一新、葉德輝、程仲威等人的拼命攻擊。
如程仲威說：“王荊公新法亂宋，千載下猶訾其學術之未至，猶或原其心術之無他。
國初有顔元者，陽托《周禮》‘鄉三物’之說以立教，而陰祖王氏學以诋宋儒……此非特吾道之蠹，實本朝之蟊賊”（《顔學辯·叙言》）！ 由于梁啟超等人不遺餘力地介紹和宣傳，顔李之學在社會上産生了較大的反響，使得一些政治上保守、反動的人物也來撷取、利用其思想資料了。
在20世紀20年代初，徐世昌以大總統的身份提倡顔李之學，倡組四存學會，成立四存中學校，編輯《四存月刊》，征求顔、李遺著，并将顔、李從祀孔廟。
一時間，顔李之學風靡海内，當時即有譏其為“顯學”者。
清遺老劉聲木對顔、李盛傳，“與孔孟争烈”的情形大為不滿，認為顔、李“皆直隸省人，與天津某君（徐世昌）為同省，尊顔、李即所以尊天津，陰以‘人傑地靈’四字煽動天下”（《苌楚齋随筆》卷六）。
這是從另一方面對徐世昌的批評。
雖然徐世昌提倡顔李之學的做法并不怎麼高明，但也并非如劉聲木所理解的那樣淺薄。
四存學會成立于一九二〇年。
在這前一年，爆發了舉世聞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使舊的封建思想文化和倫理道德受到極大沖擊。
這時要直接提出尊孔、孟以号召天下就不那麼靈了，尤其是孔、孟崇道賤藝的思想更不合乎時代的需要。
這樣，徐世昌便利用顔李之學在當時的影響來維系“世道人心”，企圖以此阻遏新思想的發展。
實際上，他名為尊顔、李，實際上是尊孔、孟。
四存學會代會長李見荃就說過：“徐東海先生牖民覺世，正本清源，倡立四存學會，以顔、李為标準，實以孔、孟為依歸，使朝野上下群趨于德行、道藝之一途，斂之為孝子悌弟之常，擴之即緯地經天之業。
”[3] 我們在考察顔李之學對後世影響時，既要看到其學說本身與後世被推崇的聯系，更要看到二者之間的區别。
五四運動前後，顔李之學對社會的影響，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其重“緻用”的精神，二是其尊孔孟的思想。
徐世昌主要是利用其尊孔孟的落後成分。
當時一些志士仁人和愛國知識分子強調顔李學派重“緻用”的思想，試圖以顔李之學轉變社會惰弱習氣，振興中華，抵禦列強。
青年毛澤東曾受到顔李之學的影響。
他在一九一七年著《體育之研究》，對于顔、李其人深表禮敬。
他說：“清之初世，顔習齋、李剛主文而兼武，習齋遠跋千裡之外，學擊劍之術于塞北，與勇士角而勝焉。
故其言曰：‘文武缺一豈道乎？’此數古人者，皆可師者也。
”該文中提倡“習動”，極斥理學習靜功夫，其說與顔、李相通，似得益于顔、李。
*** [1]《論清初漢學家學術思想》，見《安徽曆史學報》1958年第2号。
[2]見《中國哲學》第一輯第444頁 [3]《四存學會三周年紀念演說詞》，載于《四存月刊》1923年1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