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章 顔李學派的反理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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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行經濟”的路徑，書的“真僞可無問也”（《習齋記餘》卷三《寄桐鄉錢曉城書》）。
這說明他在學術形式上的“複古”，是為了在思想内容上的求新。
在當時封建文化影響根深蒂固的情況下，要求得革新，不得不采取這樣的方法。
顔元把這種“事物”之教具體化為“禮樂射禦書數，及兵農錢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之類”。
它曾被後人稱為“溝通中西學術”的征實之學。
十九世紀末有人說：“習齋以為，世間真學問，不外天文、律曆、兵農、水火、禮樂諸有實用濟民事，蓋已窺見今日泰西學校之本。
吾不意國初竟有此種人物”（孫寶瑄《忘山廬日記》光緒丁酉一月二十一日條）。
按照發展資本主義的曆史要求，在文化思想上須相應地發展實用科學。
但是，由于當時中國科學技術相對不發展，還沒有産生出像歐洲近代那樣的實驗科學的思想體系，而顔李學派崇尚技藝、重視功利的學術思想，在理論方向上與之較為接近。
李塨就曾主張“參照西洋諸法”，王源雖然主張驅逐天主教士出國，但他還申言應當把那些懂得算法、制器的人留下來，這是當時很進步的思想，因而受到同代的科學家梅文鼎的贊許，稱李塨“為轉氣運之人。
”可見，顔李學說在清初進步思潮中占據重要地位。
思潮史與學術史着眼的角度是有區别的，因此看問題的方法也有所不同。
思潮因社會矛盾而起，判斷他們的标準，就是看其是否符合社會發展的方向。
衡量一個（或一派）思想家在思潮史上的地位，不應完全以其學術水平高低為依據，而應主要看其是否能集中而鮮明地反映時代思潮的本質特征。
清初社會進步思潮的特征是批評理學和提倡經世緻用之學。
從這兩個方面看，顔李學派與同時代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相比較，似乎更具有代表性。
先從批評理學方面看，顔李學派不僅反對程朱之學與陸王之學，而且直接批評周、程、張、邵等理學開創者，毫不回避袒護，而顧、黃、王批評理學則多保留回護。
這一點已為後人所認識。
晚清學者譚獻說：“遺民如梨洲、亭林，故是祥麟威鳳，惟襲宋人餘唾，亦多無用之言，有門戶之習。
不若顔習齋、李剛主，實踐樸學，折衷六藝，為命世之儒也”（《複堂日記》卷一）。
當代學者指出：“王、顧、黃三人在時代精神上是宋明道學的異端，但卻在形式上還對理學抱有保留的态度。
王、顧形式上左袒程、朱，黃宗羲形式上左袒王守仁。
顔元不然，對于宋以來的道學家一齊推翻，沒有一絲形式上的保留态度”（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第324頁）。
再從提倡經世緻用之學方面看，理學家聲言“明體達用”，反對功利之學，結果養成空談心性，不務實際的空疏學風。
顧、黃、王三大家已經完全放棄了對理學空洞性體的體認，不再講“明體達用”，而是講“通經緻用”。
他們批評理學“不以六經為根柢”（黃宗羲語），提出“六經責我開生面”（王夫之語），試圖通過“通經”來證今，尋求“緻用”的根據。
從這一點看，他們已離開了理學的軌道。
顔李學派對于“緻用”的态度更進一步。
劉師培說：“先生（顔元）以用為體，即以用為學”（《習齋學案序》）。
顔、李所理解的“體”即是“禮樂兵農、水火工虞、天文地理”的學問本身，“體即具用，用，用其體”，不須再浪費時光去尋求“性理”或“六經”的根據，實際上，是要求擺脫理學教條的束縛。
顔李學派對經世緻用，做過數十年持續不斷的讨論研究，其成果集中反映于《平書訂》等書中。
根據顔元“天地間田，宜天地間人共享之”的思想，王源提出“不為農則無田”，“官無大小，皆不可以有田”，“有田者必自耕，毋募人以代耕”的主張，反映了市井平民力圖取消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要求，它包含有民主思想的因素。
為了鼓勵發展工商業，王源又提出一種類似現代所得稅的稅制設想，這在中國稅制史上是空前的。
顔李學派這些主張雖然帶有社會空想的色彩，但在當時國内各派經濟學說中是呈放異彩的，它對後來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産生了一定的影響。
為此，前人如章太炎、缪荃荪等都把顔李學派作為開當時社會風氣之先的主要代表。
章太炎說：“訖宋世則有程、朱，與程、朱立異者，複有陸、王，與陸、王立異者，複有顔、李”（《章氏叢書·太炎别錄》二《答鐵铮》）；“自荀卿而後，顔氏則可謂大儒矣”（《訄書·顔學》）。
又說，顔元弟子“李塨、王源亦皆懲創空言，以有用為臬極”（同上）。
缪荃荪也說：“明季群奉王學，楊園（張履祥）起而宗朱，互相譏诋，均托空言。
不若顔、李，折衷六藝，躬行實踐，為名世之英，得用世之道”（《藝風堂漫存》卷二）。
這些意見不無道理。
顔李學派在學術上的貢獻雖不及顧、黃、王三大家，但從社會思潮史角度看，這一學派較之顧、黃、王更為集中而鮮明地反映了清初進步思潮的特征。
二、顔李學說的曆史命運 大約在康熙末雍正初的一二十年間，顔李學說在社會上産生了一定的影響，如陶窳說“顔李之學數十年來，海内之士靡然從風”（《秦關稿序》），張伯行說，顔學“四方響和者，方靡然不知所止”（《正誼堂文集》卷九《論學》），方苞說，顔學“發揚震動于時”（《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三《刁贈君墓表》），“立程、朱為鹄的，同心于破之，浮誇之士皆醉心焉”（同上卷六《再與劉拙修書》）等，正是反映了這種情形。
當時，清初諸大儒如孫奇逢、陳确、陸世儀、顧炎武、傅山、王夫之、黃宗羲、費密、李颙已相繼謝世。
顔元此時也已作古，而李塨已成為學術界所矚目的人物。
萬斯同負天下重名，時人譽為泰鬥。
他卻說：“李先生繼周孔正學，非我所及。
”朝廷欲給皇子聘師，張廷玉、徐元夢二相國都推薦李塨。
由于方苞阻征，力陳李塨老病而罷。
顔、李提倡“事物之教”，“六藝之學”，以複興古代文化的形式，熱切地呼喚一個崇尚藝能，講求功用的時代，但這個時代卻姗姗來遲。
在封建文化專制主義日益嚴酷的壓迫下，他們的進步主張被人冷淡。
到了顔元再傳弟子程廷祚的時代，清廷随着統治力量的穩固和加強，開始對思想界進行嚴密的控制。
自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起，文字獄疊
這說明他在學術形式上的“複古”，是為了在思想内容上的求新。
在當時封建文化影響根深蒂固的情況下，要求得革新，不得不采取這樣的方法。
顔元把這種“事物”之教具體化為“禮樂射禦書數，及兵農錢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之類”。
它曾被後人稱為“溝通中西學術”的征實之學。
十九世紀末有人說：“習齋以為，世間真學問，不外天文、律曆、兵農、水火、禮樂諸有實用濟民事，蓋已窺見今日泰西學校之本。
吾不意國初竟有此種人物”（孫寶瑄《忘山廬日記》光緒丁酉一月二十一日條）。
按照發展資本主義的曆史要求，在文化思想上須相應地發展實用科學。
但是，由于當時中國科學技術相對不發展，還沒有産生出像歐洲近代那樣的實驗科學的思想體系，而顔李學派崇尚技藝、重視功利的學術思想，在理論方向上與之較為接近。
李塨就曾主張“參照西洋諸法”，王源雖然主張驅逐天主教士出國，但他還申言應當把那些懂得算法、制器的人留下來，這是當時很進步的思想，因而受到同代的科學家梅文鼎的贊許，稱李塨“為轉氣運之人。
”可見，顔李學說在清初進步思潮中占據重要地位。
思潮史與學術史着眼的角度是有區别的，因此看問題的方法也有所不同。
思潮因社會矛盾而起，判斷他們的标準，就是看其是否符合社會發展的方向。
衡量一個（或一派）思想家在思潮史上的地位，不應完全以其學術水平高低為依據，而應主要看其是否能集中而鮮明地反映時代思潮的本質特征。
清初社會進步思潮的特征是批評理學和提倡經世緻用之學。
從這兩個方面看，顔李學派與同時代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相比較，似乎更具有代表性。
先從批評理學方面看，顔李學派不僅反對程朱之學與陸王之學，而且直接批評周、程、張、邵等理學開創者，毫不回避袒護，而顧、黃、王批評理學則多保留回護。
這一點已為後人所認識。
晚清學者譚獻說：“遺民如梨洲、亭林，故是祥麟威鳳，惟襲宋人餘唾，亦多無用之言，有門戶之習。
不若顔習齋、李剛主，實踐樸學，折衷六藝，為命世之儒也”（《複堂日記》卷一）。
當代學者指出：“王、顧、黃三人在時代精神上是宋明道學的異端，但卻在形式上還對理學抱有保留的态度。
王、顧形式上左袒程、朱，黃宗羲形式上左袒王守仁。
顔元不然，對于宋以來的道學家一齊推翻，沒有一絲形式上的保留态度”（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第324頁）。
再從提倡經世緻用之學方面看，理學家聲言“明體達用”，反對功利之學，結果養成空談心性，不務實際的空疏學風。
顧、黃、王三大家已經完全放棄了對理學空洞性體的體認，不再講“明體達用”，而是講“通經緻用”。
他們批評理學“不以六經為根柢”（黃宗羲語），提出“六經責我開生面”（王夫之語），試圖通過“通經”來證今，尋求“緻用”的根據。
從這一點看，他們已離開了理學的軌道。
顔李學派對于“緻用”的态度更進一步。
劉師培說：“先生（顔元）以用為體，即以用為學”（《習齋學案序》）。
顔、李所理解的“體”即是“禮樂兵農、水火工虞、天文地理”的學問本身，“體即具用，用，用其體”，不須再浪費時光去尋求“性理”或“六經”的根據，實際上，是要求擺脫理學教條的束縛。
顔李學派對經世緻用，做過數十年持續不斷的讨論研究，其成果集中反映于《平書訂》等書中。
根據顔元“天地間田，宜天地間人共享之”的思想，王源提出“不為農則無田”，“官無大小，皆不可以有田”，“有田者必自耕，毋募人以代耕”的主張，反映了市井平民力圖取消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要求，它包含有民主思想的因素。
為了鼓勵發展工商業，王源又提出一種類似現代所得稅的稅制設想，這在中國稅制史上是空前的。
顔李學派這些主張雖然帶有社會空想的色彩，但在當時國内各派經濟學說中是呈放異彩的，它對後來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産生了一定的影響。
為此，前人如章太炎、缪荃荪等都把顔李學派作為開當時社會風氣之先的主要代表。
章太炎說：“訖宋世則有程、朱，與程、朱立異者，複有陸、王，與陸、王立異者，複有顔、李”（《章氏叢書·太炎别錄》二《答鐵铮》）；“自荀卿而後，顔氏則可謂大儒矣”（《訄書·顔學》）。
又說，顔元弟子“李塨、王源亦皆懲創空言，以有用為臬極”（同上）。
缪荃荪也說：“明季群奉王學，楊園（張履祥）起而宗朱，互相譏诋，均托空言。
不若顔、李，折衷六藝，躬行實踐，為名世之英，得用世之道”（《藝風堂漫存》卷二）。
這些意見不無道理。
顔李學派在學術上的貢獻雖不及顧、黃、王三大家，但從社會思潮史角度看，這一學派較之顧、黃、王更為集中而鮮明地反映了清初進步思潮的特征。
二、顔李學說的曆史命運 大約在康熙末雍正初的一二十年間，顔李學說在社會上産生了一定的影響，如陶窳說“顔李之學數十年來，海内之士靡然從風”（《秦關稿序》），張伯行說，顔學“四方響和者，方靡然不知所止”（《正誼堂文集》卷九《論學》），方苞說，顔學“發揚震動于時”（《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三《刁贈君墓表》），“立程、朱為鹄的，同心于破之，浮誇之士皆醉心焉”（同上卷六《再與劉拙修書》）等，正是反映了這種情形。
當時，清初諸大儒如孫奇逢、陳确、陸世儀、顧炎武、傅山、王夫之、黃宗羲、費密、李颙已相繼謝世。
顔元此時也已作古，而李塨已成為學術界所矚目的人物。
萬斯同負天下重名，時人譽為泰鬥。
他卻說：“李先生繼周孔正學，非我所及。
”朝廷欲給皇子聘師，張廷玉、徐元夢二相國都推薦李塨。
由于方苞阻征，力陳李塨老病而罷。
顔、李提倡“事物之教”，“六藝之學”，以複興古代文化的形式，熱切地呼喚一個崇尚藝能，講求功用的時代，但這個時代卻姗姗來遲。
在封建文化專制主義日益嚴酷的壓迫下，他們的進步主張被人冷淡。
到了顔元再傳弟子程廷祚的時代，清廷随着統治力量的穩固和加強，開始對思想界進行嚴密的控制。
自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起，文字獄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