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七章 陳确與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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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陳确的生平與著作
陳确（公元1604—1677年）字乾初，浙江海甯人。
祖、父皆秀才出身，以教書為生，家境貧寒。
他排行第四，從小便随兄長館學于外，父親對他課督不嚴，“歲時歸省，惟叙家人之情，絕不問及程課”（《先世遺事紀略》，《陳确集》第534頁，以下僅注篇名），陳确自小讀《性理集要》一類著作，但并“不悅理學家言”。
二十歲以後，他在科舉考試中屢次落榜，“遂薄視一衿，放浪山水，恣情聲律，韻管譜琴，時共一二知交，吟風弄月，超然遠寄，有點遊舞雩之緻。
間以雙陸圍棋，篆刻臨池，得心應手，無不窮極其妙”（陳翼《乾初府君行略》）。
青少年時期的這些經曆，使他對功名利祿持冷漠的态度。
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陳确院試第三，補為庠生，年近三十，總算邁進科舉的門檻。
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又獲得“廪生”資格，但沒有得到走入仕途的機會。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秋，海甯鄉間“苦墨吏殃民”，陳确率同學上告官府，卻遭到追究，失去了三年一次的鄉試機會。
他不以為憾，謂“捐吾生以捄一縣之民，亦何所惜，一鄉薦何足道哉”（同上）！次年，經同鄉祝淵（字開美）介紹，成為劉宗周的受業弟子，從此思想上有了新的變化。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亡。
次年，清軍入江南，有些學者以身殉國，劉宗周絕食而死，年僅三十五的祝淵也懸梁自盡。
陳确沒有走這條道路，他上書學府，請求“永削儒籍”，并且更名改字：将原名筮永、字原季，庠名道永、字非玄，一律棄置，獨取《易傳·文言》中釋“乾卦”“初九”爻：“确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一句中的“确”字為名，“乾初”為字，以示以潛龍自勵、不為清朝效力的決心。
此後，他潛心著述，寫下了《葬書》《大學辨》《瞽言》等著作，對社會習俗及程朱理學提出大膽的批評。
這一時期，是陳确思想上的成熟期。
陳翼（陳确之子）曾指出其父“學凡三變”：“始崇尚夫風流，繼絢爛夫詞章，繼又矜厲夫氣節，自後一變至道”（同上）。
這個概括合乎實際，卻沒有指出“氣節”在陳确身上的變化：始入庠時，太府劉雪濤憐其家貧，意欲周全，陳确堅辭不受，這是一種氣節；入庠之後，率庠生反貪官而不惜棄去功名前程，這也是一種氣節；甲申之變後，請削儒籍，以“潛龍”自勵，這又是一種氣節。
從陳确經曆中的上述變化，使人看到其思想上的某種升華。
在這個過程中，祝淵及劉宗周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清康熙年間，海甯縣令許三禮在其所撰《海甯縣志·理學傳》中，稱陳确“為人剛直，尚氣節……發憤為鄉邑去害，不撓于勢位”，可謂公正評價；同時又說他“自奉教蕺山……其勇于見義，遇不平辄發者，亦視為任氣而不複蹈。
惟皇皇克己内省，黜僞存誠，他不暇顧也”。
這種看法頗膚淺，沒有看到陳确請削儒籍之後的深刻思想變化。
陳确生活在中國曆史上的一個動蕩時期，同時也是思想史上非常活躍的時期。
關于這點，前面章節中已經提到。
這裡所要指出的是，在同一個時代，由于思想家所處的社會地位、學術背景、個人修養不同，在思想上反映出來的“折射”也就不同。
同樣是對傳統觀點的背離，同樣是對理學的批評，卻顯出了不同的風貌和色彩。
陳确與王夫之、顔元比較，雖有理論深度不夠的一面，但更顯現出接近實際的色彩。
他說：“凡事皆求其實，勿徒骛其名”（《喪實議》）。
這樣的原則貫穿了他的整個思想，形成了特有的反理學風格。
陳确學術生涯中的一個大事件，是公開懷疑《四書》之中《大學》《中庸》兩書的正确性和權威性，這對于理學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沖擊。
從思想史的發展來看，這一舉動與曆來的“經學傳統”（即以箋注形式抒發己見）殊為不合，它不同于王夫之等人“六經責我開生面”的那種因循舊形式而注入新内容的做法，而是連同舊的形式也一起反對，因而遇到的阻力和遭到的攻擊也就特别大。
清初經史學家全祖望稱陳确為“畸士”，可謂恰當之論。
陳确的後半生，用了很大的精力做關于《大學》的論辯，他的觀點幾乎得不到包括朋友、同學在内的任何人的支持，但他毫不退縮，真正實踐了《易傳·文言》中關于“潛龍”的贊詞：“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不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确乎其不可拔。
”陳确晚年不幸得“風疾”，卧病十幾年，仍堅持自己的觀點，精神是難能可貴的。
陳确思想的形成，同他的老師劉宗周有很大關系。
他在晚年拜于劉宗周門下，又受祝淵委托整理先師遺稿，編輯《蕺山先生語錄》，這使他有機會較多地了解劉宗周晚年的思想。
黃宗羲說： 先師蕺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于儒先注疏，無不一一牴牾者。
誠自知獲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
倘千載而下有諒餘心者乎！”不肖羲蒙先師收入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視劉門，知其學者亦絕少。
徒以牽挽于口耳積習，不能當下決擇，淺識所锢，血心充塞，大抵然矣。
近讀陳乾初所著，于先師之學，十得之四五，恨交臂而失之也。
[1]（《陳乾初先生墓志銘》） 這條材料使我們看到陳确懷疑精神的來源。
全祖望在乾隆初年作“子劉子（指劉宗周）祠堂配享碑文”，其中指名提到的宗周弟子隻有吳麟征與陳确二人，這又是一條劉、陳師生關系密切的佐證。
我們認為，劉宗周晚年的思想對陳确有較大的影響。
關于陳确思想的形成，除了師承因素外，他個人的出身和經曆也是重要因素。
貧寒的出身，使他對下層人民有一定的同情，他的詩文中有不少反映了這種情緒，例如《蒼天七章》的頭二章這樣寫道： 嗚乎蒼天，農民何罪？赤日中田，焦發裂背。
渴不得飲，饑不得食，闵其将死，不敢雲瘁。
天複不念，降此大戾。
富人之子，有高其堂，繡帏冰簟，無風而涼。
囷米如山，而價日益強。
農民之災，富人之祥，天之賞罰，胡此其盲！ 如果把這些僅僅看成是空洞的言辭，就不好理解陳确為什麼用很大的精力同殘民害民的鄉間習俗做鬥争的思想和行為。
顯而易見，這同那些死啃《四書》、置天下饑馑于不顧的理學先生迥然不同。
陳确的思想，在當時沒有得到廣泛的傳播，主要是因為他的著作長期湮沒。
到鹹豐四年（公元1854年），《葬書》才初次刊行，其時距陳确之死已經近二百年；而其全部著作則在新中國成立後才得以整理出版。
陳确的思想埋沒于世有三百年，這在思想史上實在是一件憾事。
他的全部著作，有文集十八卷、别集十七卷、詩集十二卷，其中最重要的有《葬論》《大學辨》《性解》等。
第二節 事事求實的學風 理學學風，以讀書靜坐為事，也即朱熹所說“半日讀書，半日靜坐”。
對此，宋元之際的學者周密曾有尖刻的諷刺。
朱熹大力提倡的“格物緻知”，雖然被後人加以各種解釋，但在理學家來說，也終歸不過是體驗“天理”的演繹方法。
如果說，王守仁早年“窮格”竹子之“理”還有點“踐履”精神，那麼，
祖、父皆秀才出身，以教書為生，家境貧寒。
他排行第四，從小便随兄長館學于外，父親對他課督不嚴，“歲時歸省，惟叙家人之情，絕不問及程課”（《先世遺事紀略》，《陳确集》第534頁，以下僅注篇名），陳确自小讀《性理集要》一類著作，但并“不悅理學家言”。
二十歲以後，他在科舉考試中屢次落榜，“遂薄視一衿，放浪山水，恣情聲律，韻管譜琴，時共一二知交，吟風弄月，超然遠寄，有點遊舞雩之緻。
間以雙陸圍棋，篆刻臨池，得心應手，無不窮極其妙”（陳翼《乾初府君行略》）。
青少年時期的這些經曆，使他對功名利祿持冷漠的态度。
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陳确院試第三，補為庠生，年近三十，總算邁進科舉的門檻。
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又獲得“廪生”資格，但沒有得到走入仕途的機會。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秋，海甯鄉間“苦墨吏殃民”，陳确率同學上告官府，卻遭到追究，失去了三年一次的鄉試機會。
他不以為憾，謂“捐吾生以捄一縣之民，亦何所惜，一鄉薦何足道哉”（同上）！次年，經同鄉祝淵（字開美）介紹，成為劉宗周的受業弟子，從此思想上有了新的變化。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亡。
次年，清軍入江南，有些學者以身殉國，劉宗周絕食而死，年僅三十五的祝淵也懸梁自盡。
陳确沒有走這條道路，他上書學府，請求“永削儒籍”，并且更名改字：将原名筮永、字原季，庠名道永、字非玄，一律棄置，獨取《易傳·文言》中釋“乾卦”“初九”爻：“确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一句中的“确”字為名，“乾初”為字，以示以潛龍自勵、不為清朝效力的決心。
此後，他潛心著述，寫下了《葬書》《大學辨》《瞽言》等著作，對社會習俗及程朱理學提出大膽的批評。
這一時期，是陳确思想上的成熟期。
陳翼（陳确之子）曾指出其父“學凡三變”：“始崇尚夫風流，繼絢爛夫詞章，繼又矜厲夫氣節，自後一變至道”（同上）。
這個概括合乎實際，卻沒有指出“氣節”在陳确身上的變化：始入庠時，太府劉雪濤憐其家貧，意欲周全，陳确堅辭不受，這是一種氣節；入庠之後，率庠生反貪官而不惜棄去功名前程，這也是一種氣節；甲申之變後，請削儒籍，以“潛龍”自勵，這又是一種氣節。
從陳确經曆中的上述變化，使人看到其思想上的某種升華。
在這個過程中，祝淵及劉宗周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清康熙年間，海甯縣令許三禮在其所撰《海甯縣志·理學傳》中，稱陳确“為人剛直，尚氣節……發憤為鄉邑去害，不撓于勢位”，可謂公正評價；同時又說他“自奉教蕺山……其勇于見義，遇不平辄發者，亦視為任氣而不複蹈。
惟皇皇克己内省，黜僞存誠，他不暇顧也”。
這種看法頗膚淺，沒有看到陳确請削儒籍之後的深刻思想變化。
陳确生活在中國曆史上的一個動蕩時期，同時也是思想史上非常活躍的時期。
關于這點，前面章節中已經提到。
這裡所要指出的是，在同一個時代，由于思想家所處的社會地位、學術背景、個人修養不同，在思想上反映出來的“折射”也就不同。
同樣是對傳統觀點的背離，同樣是對理學的批評，卻顯出了不同的風貌和色彩。
陳确與王夫之、顔元比較，雖有理論深度不夠的一面，但更顯現出接近實際的色彩。
他說：“凡事皆求其實，勿徒骛其名”（《喪實議》）。
這樣的原則貫穿了他的整個思想，形成了特有的反理學風格。
陳确學術生涯中的一個大事件，是公開懷疑《四書》之中《大學》《中庸》兩書的正确性和權威性，這對于理學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沖擊。
從思想史的發展來看，這一舉動與曆來的“經學傳統”（即以箋注形式抒發己見）殊為不合，它不同于王夫之等人“六經責我開生面”的那種因循舊形式而注入新内容的做法，而是連同舊的形式也一起反對，因而遇到的阻力和遭到的攻擊也就特别大。
清初經史學家全祖望稱陳确為“畸士”，可謂恰當之論。
陳确的後半生，用了很大的精力做關于《大學》的論辯，他的觀點幾乎得不到包括朋友、同學在内的任何人的支持，但他毫不退縮，真正實踐了《易傳·文言》中關于“潛龍”的贊詞：“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不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确乎其不可拔。
”陳确晚年不幸得“風疾”，卧病十幾年，仍堅持自己的觀點，精神是難能可貴的。
陳确思想的形成，同他的老師劉宗周有很大關系。
他在晚年拜于劉宗周門下，又受祝淵委托整理先師遺稿，編輯《蕺山先生語錄》，這使他有機會較多地了解劉宗周晚年的思想。
黃宗羲說： 先師蕺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于儒先注疏，無不一一牴牾者。
誠自知獲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
倘千載而下有諒餘心者乎！”不肖羲蒙先師收入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視劉門，知其學者亦絕少。
徒以牽挽于口耳積習，不能當下決擇，淺識所锢，血心充塞，大抵然矣。
近讀陳乾初所著，于先師之學，十得之四五，恨交臂而失之也。
[1]（《陳乾初先生墓志銘》） 這條材料使我們看到陳确懷疑精神的來源。
全祖望在乾隆初年作“子劉子（指劉宗周）祠堂配享碑文”，其中指名提到的宗周弟子隻有吳麟征與陳确二人，這又是一條劉、陳師生關系密切的佐證。
我們認為，劉宗周晚年的思想對陳确有較大的影響。
關于陳确思想的形成，除了師承因素外，他個人的出身和經曆也是重要因素。
貧寒的出身，使他對下層人民有一定的同情，他的詩文中有不少反映了這種情緒，例如《蒼天七章》的頭二章這樣寫道： 嗚乎蒼天，農民何罪？赤日中田，焦發裂背。
渴不得飲，饑不得食，闵其将死，不敢雲瘁。
天複不念，降此大戾。
富人之子，有高其堂，繡帏冰簟，無風而涼。
囷米如山，而價日益強。
農民之災，富人之祥，天之賞罰，胡此其盲！ 如果把這些僅僅看成是空洞的言辭，就不好理解陳确為什麼用很大的精力同殘民害民的鄉間習俗做鬥争的思想和行為。
顯而易見，這同那些死啃《四書》、置天下饑馑于不顧的理學先生迥然不同。
陳确的思想，在當時沒有得到廣泛的傳播，主要是因為他的著作長期湮沒。
到鹹豐四年（公元1854年），《葬書》才初次刊行，其時距陳确之死已經近二百年；而其全部著作則在新中國成立後才得以整理出版。
陳确的思想埋沒于世有三百年，這在思想史上實在是一件憾事。
他的全部著作，有文集十八卷、别集十七卷、詩集十二卷，其中最重要的有《葬論》《大學辨》《性解》等。
第二節 事事求實的學風 理學學風，以讀書靜坐為事，也即朱熹所說“半日讀書，半日靜坐”。
對此，宋元之際的學者周密曾有尖刻的諷刺。
朱熹大力提倡的“格物緻知”，雖然被後人加以各種解釋，但在理學家來說，也終歸不過是體驗“天理”的演繹方法。
如果說，王守仁早年“窮格”竹子之“理”還有點“踐履”精神，那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