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六章 李颙的反身悔過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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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李颙的生平及著作
李颙（公元1627—1705年）字中孚，陝西盩厔（今周至）人。
山曲曰盩，水曲曰厔，學者因稱二曲先生。
生平提倡講學，與孫奇逢、黃宗羲并稱為清初三大儒。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公元1703年），帝西巡至關中，詢問李颙動定，要地方官征詣行在，有所咨詢。
李颙固辭。
地方官以其著作進呈。
康熙親自書“關中大儒”四字以賜。
可見清朝的統治者對他的重視。
李颙幼時，其父李可從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随明軍征剿李自成農民起義軍。
次年在河南襄城被圍，城破，為起義軍所殺。
李颙随母在家鄉過着極為貧苦的生活，常常一日不再食，數日不舉火。
自言家無一椽寸土，無以為生。
母殁，李颙乃于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赴襄城尋覓其父骸骨。
時距李可從被殺已三十年，無從尋覓，隻得掘取義冢的一塊泥土歸葬。
李颙認為這是他的終天之恨，“無所解于其心”。
他認為其父被農民起義軍所殺，是“殒命王事”，是忠于明朝，他千裡尋父骸骨，負土歸葬，是孝于其親。
從倫理道德出發，這是天經地義。
他與農民起義軍的對立，是他的理學思想的必然。
當李颙在襄城尋覓父骸時，襄城守令謀造茔冢祠堂，紀念這些死事者，而這需要一段時間。
李颙乃應常州守駱鐘麟的邀請，去江南講學。
他到了常州、無錫、江陰、靖江等地。
所至在明倫堂講學，聽衆不少，都是地方的上層人物。
李颙此行，結交了一批紳衿，從而擴大了他講理學的思想影響。
李颙多次固辭清政府的征召，不論是以“隐逸”薦，以“海内真儒”薦，以“博學宏詞”薦，他都不赴。
這就使他的名望日高。
顧炎武贈詩謂“從容懷白刃，決絕卻華辀”，就是頌揚他的以死拒征，固守素操。
李颙認為，清政府征召他，是對他的“缯弋”。
這反映了他對清政府的不合作态度。
鴻飛冥冥，弋人何慕，他不願為清政府所弋獲。
李颙拒征召，在家裡築一個垩室，又名土室，日處其中，“荊扉反鎖”，不再與外界交接。
隻有顧炎武遠道來訪問他的時候，好友惠含真來看望他的時候，才啟關相見。
李颙隐身垩室，寫了一篇《謝世文》表明自己謝絕世事的态度。
文中說： 嘗聞古人有預作圹穴以為他日藏骨之所者。
仆竊有志而未逮。
又豈能顔人世，晤對賓客，絜長論短，上下千載也耶？但使病廢之軀，獲免酬應之勞，宴息一室，孤寂待盡，則仆也受賜多矣。
（《關中李二曲先生全集》卷十九，以下簡稱《全集》） 可見這個垩室，等于他的生圹。
處身其中，荊扉反鎖，斷絕酬應，未死待盡。
他又在一篇《自矢》文中說： （仆）宴息土室，坐以待盡。
……誓于此生，斷不操筆。
（同上） 表示從此不再從事撰寫“序、記、志、銘一切酬應之作”。
這也是“謝世”的一個方面。
李颙處身“垩室”，撰著了《垩室錄感》一書。
他在戊午年（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所做的《寄子》書雲：“我日抱隐痛，詳具《垩室錄感》一書。
隻緣身本奇窮，不能事吾母于生前，滿期永栖垩室，晨夕瞻禮供奉，聊事母像于沒後。
不意為虛名所累，缯弋屢及。
倘見逼不已，唯有一死。
死後宜懷藏《錄感》，斂以粗衣白棺，權厝像側。
三年後方可附葬吾母墓旁”（同上卷十八）。
這部《垩室錄感》，收在《關中李二曲先生全集》中，為一卷，卷次為卷二十七。
可見這部書是在垩室中供奉他母親，在母親像旁寫成的。
李颙固拒清政府征召，不願為清政府“缯弋”所及，甚至以生命相拒，這表現了他的民族氣節。
明末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孫奇逢，都是如此的。
在這個問題上，應該給李颙以崇高的評價。
“死生懷白刃，決絕卻華辀”，顧炎武贈詩中的贊揚不是浮泛之辭，而是實錄。
李颙嚴格對待“辭受取與”。
他一芥不以取諸人。
在《答張澹庵》又書中說： 辭受取與，全要分明。
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若犯“在得”之戒，冒昧屢受，則廉恥掃地，所失多矣。
所得不補所失，其為心病，何可勝言。
往年糯稻之惠，原因弟病，謂糯米可以養病。
病愈常受，殊覺無謂。
去秋之受，常如頑冰在心。
此番若違心複受，愈增心病。
……今後千萬惠勿再贻，全弟晚節。
（同上卷十八） 張澹庵是他的知好。
李颙卻其第三次糯稻之贈，至以全晚節為言，态度十分堅決。
而糯稻并不是難得的珍品。
此外，李颙卻人銀兩的饋贈，更是毫不含糊。
李颙這種操守，雖屬細行，但正可以小中見大，觇其品德。
李颙肆力于學問，經傳、史志、百家之書，靡不觀覽。
以反之躬行，見之日用者為貴。
以王守仁“緻良知”為本體，以朱熹“主敬窮理”為功夫。
關中士子，翕然宗之。
清朝建立，他奉母以居，教授自給。
四方從學不遠千裡而來者日衆。
他認為，關學自張載以後，至明朝後期，則有呂柟、馮從吾。
對馮從吾尤緻推崇，認為其著作純粹無疵。
自己則隐然以關學的繼承者自居。
他曾主講關中書院，宣傳其理學思想，得到門人的尊敬。
李颙與當時學者的往還，最重要的要算他與顧炎武的交誼。
顧炎武遊關中，往訪李颙。
他時居垩室，破例開關一見。
以後又與顧炎武書信往複，讨論學術問題。
今《二曲先生全集》中，收有往複書信三通，反映了他們對學術問題各自認真的态度。
李颙後來又以理學家的立場、觀點，批評了顧炎武的名著《日知錄》，表達了不滿之意。
其次，李颙與山西學者範鄗鼎有往還。
範鄗鼎字彪西，著有《理學備考》及《廣理學備考》，卷帙很多。
這是兩部有關理學傳衍的資料性的書。
範鄗鼎把這兩部書派人專程送給李颙。
李颙很直率，對這兩部書提出了批評意見，認為《備考》一書，去取布置，及中間書法，多有可商。
又批評《備考》對王守仁論述不公允，把王守仁貶低了，有同“彼哉”之例，又謂“學脈至姚江而一變”，範氏此語，亦含貶義。
其實這一變是變得好的，良知之說，“令人當下識心悟性，猶撥雲霧而睹天日。
”又說，《備考》有孫奇逢所作序，明目張膽，宗主姚江，“卓哉鐘元，可謂獨具隻眼。
”又批評《備考》體例龐雜，徒然以多為貴。
“多固可喜，龐亦可慮。
宜嚴其至正，尊其至真，闡揚其至純，觀者斯無間然矣。
”以上這些批評，并見于李颙寫給範鄗鼎的三通書信中（載《全集》卷十八《答範彪西征君》）。
李颙與其他關中學者、山西學者、江南學者也有交往，以關系不大，就不一一叙述了。
李颙主張學問要能明體适用。
在《全集》中收有他與關中大吏論述救災的書信。
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關中大旱，連年不雨，饑荒嚴重，人民流亡，賣兒女，饑死，十存二三。
他寫了《與董郡伯》《與布撫台》等書信，條陳救災辦法，洋洋數千言，具見他對人民生活的關心（見《全集》卷十八）。
而他自己則說：“吾以奇窮，遭奇荒，保生實難，”拟“适漢南”度荒，然“家累二十餘口，留半難割，通移維艱”，沒有善策（同上《答惠少靈》又）。
李颙的學術思想，大體分前後兩個階段。
前期側重經世緻用，經濟之學；後期則側重心性義理，反身悔過之學。
他的著作也就顯出前後兩段不同的特色。
前期的著作有《帝學宏綱》《經筵僭拟》《經世蠡測》《時務急著》等書，都偏于緻用。
帝學、經筵雲者，似乎有明夷待訪的意味，以箕子自居。
這些著作，後來他親自焚棄，沒有留存。
後期的著作有《十三經注疏糾謬》《二十一史糾謬》《易說象數蠡測》等。
但是他又認為這些書無當于身心，不以示人，也未傳下來。
現在我們看到的李颙著作，有《關中李二曲先生全集》四十六卷，收有他的講學記錄、性理論說、書信、雜著等，也有他的家乘及本人的傳記。
還有一部《四書反身錄》八卷，李颙口述，門人王心敬筆錄。
這些，都是他的理學著作。
此外，李颙還寫過一部《儒鑒》，是理學史一類的著作。
他說： 士既業儒，則儒不可以無鑒。
鏡以照面，則面之淨垢見。
鑒以觀儒，則儒之得失見。
見淨垢，斯知去垢以求淨。
見得失，斯知舍失以求得。
古今著述雖多，卻少一儒鑒。
儒惟無鑒，以故業儒者無所懲勸，學術不明，人才不興，所從來矣。
區區蚤歲謬不自量，上自孔、曾、思、孟，下至漢、隋、唐、宋、元、明諸儒，以及事功、節義、經術、文藝，分門别類，淑慝并揭，勒為《儒鑒》一書，而細評之。
俾儒冠儒服者，因觀興感，決所抉擇。
草創尚未就緒，中遭亂離，原稿盡成烏有。
二十年來，貧病相仍，精力弗逮，斯念遂灰，不複拈舉。
（同上《答範彪西征君》又） 這部《儒鑒》原稿，毀于離亂，沒有留傳。
從書信所雲，大抵有似于孫奇逢的《理學宗傳》。
第二節 李颙的理學思想 李颙的理學思想，明末清初的學者赅括為“躬行實踐”“改過自新”二語。
這基本上指出了李颙理學思想的特點。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公元1694年），閩中鄭重為《二曲集》作序，說道：“盩厔李先生以理學倡關中，以躬行實踐為先務，自人倫日用，語默動靜，無一不軌于聖賢中正之說，而尤以悔過自新一語為學者入德之門。
建瓴挈綱，發矇起聩。
學者或親受業于先生，或聞先生之緒餘而私淑向往者幾遍天下也。
”鄭重作序的時候，是在李颙死前的十年，則序文是李颙親自看過的。
鄭重對李颙理學思想的評述，李颙是首肯的。
我們應該理解這一點。
下面，具體論述李颙的理學思想。
一、所謂“學髓” 李颙提出所謂“學髓”。
學髓就是學術的真髓，就是學術最切要的宗旨。
張珥在《學髓序》裡說： 戊申夏，先生至同。
不肖珥追随于廣成觀，複追随于含章子之書室。
首請“朝聞夕死”之義。
先生開示大指，鞭策笃摯，且曰：年逾半百，不急了當心性，終日沈酣糟粕中，究于自心何得！爾時茫然自失，恨見先生之晚，而先生亦不以不肖為弗可語，遂以《學髓》見示。
《學髓》者，先生口授含章子以切要之旨，而含章子手錄者也。
讀之戚戚于心，亦手錄而歸。
（同上卷二《學髓》） 按戊申為清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
同是陝西同州（今陝西大荔縣）。
廣成觀是李颙在同初寓的道觀。
含章是白煥彩，李颙門人。
這段文字說明，康熙七年李颙至同州，寓其門人白煥彩家。
張珥向他請教，李颙乃示以《學髓》的手錄本。
手錄本系李颙口授，白煥彩筆錄，實則不盡手錄，書中的圖當為李颙所自繪，這在下文當作論證。
再看白煥彩所作《學髓序》。
序文謂： 餘自幼
山曲曰盩，水曲曰厔，學者因稱二曲先生。
生平提倡講學，與孫奇逢、黃宗羲并稱為清初三大儒。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公元1703年），帝西巡至關中，詢問李颙動定，要地方官征詣行在，有所咨詢。
李颙固辭。
地方官以其著作進呈。
康熙親自書“關中大儒”四字以賜。
可見清朝的統治者對他的重視。
李颙幼時，其父李可從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随明軍征剿李自成農民起義軍。
次年在河南襄城被圍，城破，為起義軍所殺。
李颙随母在家鄉過着極為貧苦的生活，常常一日不再食，數日不舉火。
自言家無一椽寸土，無以為生。
母殁，李颙乃于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赴襄城尋覓其父骸骨。
時距李可從被殺已三十年，無從尋覓，隻得掘取義冢的一塊泥土歸葬。
李颙認為這是他的終天之恨，“無所解于其心”。
他認為其父被農民起義軍所殺，是“殒命王事”，是忠于明朝，他千裡尋父骸骨，負土歸葬，是孝于其親。
從倫理道德出發，這是天經地義。
他與農民起義軍的對立，是他的理學思想的必然。
當李颙在襄城尋覓父骸時，襄城守令謀造茔冢祠堂，紀念這些死事者，而這需要一段時間。
李颙乃應常州守駱鐘麟的邀請，去江南講學。
他到了常州、無錫、江陰、靖江等地。
所至在明倫堂講學，聽衆不少，都是地方的上層人物。
李颙此行，結交了一批紳衿，從而擴大了他講理學的思想影響。
李颙多次固辭清政府的征召，不論是以“隐逸”薦，以“海内真儒”薦，以“博學宏詞”薦，他都不赴。
這就使他的名望日高。
顧炎武贈詩謂“從容懷白刃，決絕卻華辀”，就是頌揚他的以死拒征，固守素操。
李颙認為，清政府征召他，是對他的“缯弋”。
這反映了他對清政府的不合作态度。
鴻飛冥冥，弋人何慕，他不願為清政府所弋獲。
李颙拒征召，在家裡築一個垩室，又名土室，日處其中，“荊扉反鎖”，不再與外界交接。
隻有顧炎武遠道來訪問他的時候，好友惠含真來看望他的時候，才啟關相見。
李颙隐身垩室，寫了一篇《謝世文》表明自己謝絕世事的态度。
文中說： 嘗聞古人有預作圹穴以為他日藏骨之所者。
仆竊有志而未逮。
又豈能顔人世，晤對賓客，絜長論短，上下千載也耶？但使病廢之軀，獲免酬應之勞，宴息一室，孤寂待盡，則仆也受賜多矣。
（《關中李二曲先生全集》卷十九，以下簡稱《全集》） 可見這個垩室，等于他的生圹。
處身其中，荊扉反鎖，斷絕酬應，未死待盡。
他又在一篇《自矢》文中說： （仆）宴息土室，坐以待盡。
……誓于此生，斷不操筆。
（同上） 表示從此不再從事撰寫“序、記、志、銘一切酬應之作”。
這也是“謝世”的一個方面。
李颙處身“垩室”，撰著了《垩室錄感》一書。
他在戊午年（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所做的《寄子》書雲：“我日抱隐痛，詳具《垩室錄感》一書。
隻緣身本奇窮，不能事吾母于生前，滿期永栖垩室，晨夕瞻禮供奉，聊事母像于沒後。
不意為虛名所累，缯弋屢及。
倘見逼不已，唯有一死。
死後宜懷藏《錄感》，斂以粗衣白棺，權厝像側。
三年後方可附葬吾母墓旁”（同上卷十八）。
這部《垩室錄感》，收在《關中李二曲先生全集》中，為一卷，卷次為卷二十七。
可見這部書是在垩室中供奉他母親，在母親像旁寫成的。
李颙固拒清政府征召，不願為清政府“缯弋”所及，甚至以生命相拒，這表現了他的民族氣節。
明末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孫奇逢，都是如此的。
在這個問題上，應該給李颙以崇高的評價。
“死生懷白刃，決絕卻華辀”，顧炎武贈詩中的贊揚不是浮泛之辭，而是實錄。
李颙嚴格對待“辭受取與”。
他一芥不以取諸人。
在《答張澹庵》又書中說： 辭受取與，全要分明。
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若犯“在得”之戒，冒昧屢受，則廉恥掃地，所失多矣。
所得不補所失，其為心病，何可勝言。
往年糯稻之惠，原因弟病，謂糯米可以養病。
病愈常受，殊覺無謂。
去秋之受，常如頑冰在心。
此番若違心複受，愈增心病。
……今後千萬惠勿再贻，全弟晚節。
（同上卷十八） 張澹庵是他的知好。
李颙卻其第三次糯稻之贈，至以全晚節為言，态度十分堅決。
而糯稻并不是難得的珍品。
此外，李颙卻人銀兩的饋贈，更是毫不含糊。
李颙這種操守，雖屬細行，但正可以小中見大，觇其品德。
李颙肆力于學問，經傳、史志、百家之書，靡不觀覽。
以反之躬行，見之日用者為貴。
以王守仁“緻良知”為本體，以朱熹“主敬窮理”為功夫。
關中士子，翕然宗之。
清朝建立，他奉母以居，教授自給。
四方從學不遠千裡而來者日衆。
他認為，關學自張載以後，至明朝後期，則有呂柟、馮從吾。
對馮從吾尤緻推崇，認為其著作純粹無疵。
自己則隐然以關學的繼承者自居。
他曾主講關中書院，宣傳其理學思想，得到門人的尊敬。
李颙與當時學者的往還，最重要的要算他與顧炎武的交誼。
顧炎武遊關中，往訪李颙。
他時居垩室，破例開關一見。
以後又與顧炎武書信往複，讨論學術問題。
今《二曲先生全集》中，收有往複書信三通，反映了他們對學術問題各自認真的态度。
李颙後來又以理學家的立場、觀點，批評了顧炎武的名著《日知錄》，表達了不滿之意。
其次，李颙與山西學者範鄗鼎有往還。
範鄗鼎字彪西，著有《理學備考》及《廣理學備考》，卷帙很多。
這是兩部有關理學傳衍的資料性的書。
範鄗鼎把這兩部書派人專程送給李颙。
李颙很直率，對這兩部書提出了批評意見，認為《備考》一書，去取布置，及中間書法，多有可商。
又批評《備考》對王守仁論述不公允，把王守仁貶低了，有同“彼哉”之例，又謂“學脈至姚江而一變”，範氏此語，亦含貶義。
其實這一變是變得好的，良知之說，“令人當下識心悟性，猶撥雲霧而睹天日。
”又說，《備考》有孫奇逢所作序，明目張膽，宗主姚江，“卓哉鐘元，可謂獨具隻眼。
”又批評《備考》體例龐雜，徒然以多為貴。
“多固可喜，龐亦可慮。
宜嚴其至正，尊其至真，闡揚其至純，觀者斯無間然矣。
”以上這些批評，并見于李颙寫給範鄗鼎的三通書信中（載《全集》卷十八《答範彪西征君》）。
李颙與其他關中學者、山西學者、江南學者也有交往，以關系不大，就不一一叙述了。
李颙主張學問要能明體适用。
在《全集》中收有他與關中大吏論述救災的書信。
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關中大旱，連年不雨，饑荒嚴重，人民流亡，賣兒女，饑死，十存二三。
他寫了《與董郡伯》《與布撫台》等書信，條陳救災辦法，洋洋數千言，具見他對人民生活的關心（見《全集》卷十八）。
而他自己則說：“吾以奇窮，遭奇荒，保生實難，”拟“适漢南”度荒，然“家累二十餘口，留半難割，通移維艱”，沒有善策（同上《答惠少靈》又）。
李颙的學術思想，大體分前後兩個階段。
前期側重經世緻用，經濟之學；後期則側重心性義理，反身悔過之學。
他的著作也就顯出前後兩段不同的特色。
前期的著作有《帝學宏綱》《經筵僭拟》《經世蠡測》《時務急著》等書，都偏于緻用。
帝學、經筵雲者，似乎有明夷待訪的意味，以箕子自居。
這些著作，後來他親自焚棄，沒有留存。
後期的著作有《十三經注疏糾謬》《二十一史糾謬》《易說象數蠡測》等。
但是他又認為這些書無當于身心，不以示人，也未傳下來。
現在我們看到的李颙著作，有《關中李二曲先生全集》四十六卷，收有他的講學記錄、性理論說、書信、雜著等，也有他的家乘及本人的傳記。
還有一部《四書反身錄》八卷，李颙口述，門人王心敬筆錄。
這些，都是他的理學著作。
此外，李颙還寫過一部《儒鑒》，是理學史一類的著作。
他說： 士既業儒，則儒不可以無鑒。
鏡以照面，則面之淨垢見。
鑒以觀儒，則儒之得失見。
見淨垢，斯知去垢以求淨。
見得失，斯知舍失以求得。
古今著述雖多，卻少一儒鑒。
儒惟無鑒，以故業儒者無所懲勸，學術不明，人才不興，所從來矣。
區區蚤歲謬不自量，上自孔、曾、思、孟，下至漢、隋、唐、宋、元、明諸儒，以及事功、節義、經術、文藝，分門别類，淑慝并揭，勒為《儒鑒》一書，而細評之。
俾儒冠儒服者，因觀興感，決所抉擇。
草創尚未就緒，中遭亂離，原稿盡成烏有。
二十年來，貧病相仍，精力弗逮，斯念遂灰，不複拈舉。
（同上《答範彪西征君》又） 這部《儒鑒》原稿，毀于離亂，沒有留傳。
從書信所雲，大抵有似于孫奇逢的《理學宗傳》。
第二節 李颙的理學思想 李颙的理學思想，明末清初的學者赅括為“躬行實踐”“改過自新”二語。
這基本上指出了李颙理學思想的特點。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公元1694年），閩中鄭重為《二曲集》作序，說道：“盩厔李先生以理學倡關中，以躬行實踐為先務，自人倫日用，語默動靜，無一不軌于聖賢中正之說，而尤以悔過自新一語為學者入德之門。
建瓴挈綱，發矇起聩。
學者或親受業于先生，或聞先生之緒餘而私淑向往者幾遍天下也。
”鄭重作序的時候，是在李颙死前的十年，則序文是李颙親自看過的。
鄭重對李颙理學思想的評述，李颙是首肯的。
我們應該理解這一點。
下面，具體論述李颙的理學思想。
一、所謂“學髓” 李颙提出所謂“學髓”。
學髓就是學術的真髓，就是學術最切要的宗旨。
張珥在《學髓序》裡說： 戊申夏，先生至同。
不肖珥追随于廣成觀，複追随于含章子之書室。
首請“朝聞夕死”之義。
先生開示大指，鞭策笃摯，且曰：年逾半百，不急了當心性，終日沈酣糟粕中，究于自心何得！爾時茫然自失，恨見先生之晚，而先生亦不以不肖為弗可語，遂以《學髓》見示。
《學髓》者，先生口授含章子以切要之旨，而含章子手錄者也。
讀之戚戚于心，亦手錄而歸。
（同上卷二《學髓》） 按戊申為清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
同是陝西同州（今陝西大荔縣）。
廣成觀是李颙在同初寓的道觀。
含章是白煥彩，李颙門人。
這段文字說明，康熙七年李颙至同州，寓其門人白煥彩家。
張珥向他請教，李颙乃示以《學髓》的手錄本。
手錄本系李颙口授，白煥彩筆錄，實則不盡手錄，書中的圖當為李颙所自繪，這在下文當作論證。
再看白煥彩所作《學髓序》。
序文謂： 餘自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