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 《宋元學案》及其對宋元時期理學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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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發展至清初已經處于頹勢，然而纂修學術史之風卻相當盛行。
清初纂修的學術史著作多側重于考證理學源流，辨析理學家的學統師承，具有理學史的性質特點。
纂修者往往借修史以闡明自己的理學觀點，試圖重振理學。
這是清初理學研究的一個特點。
有關這方面的學術史著作，僅康熙朝就多達十幾部，其中以孫奇逢的《理學宗傳》、黃宗羲的《明儒學案》、萬斯同的《儒林宗派》等最顯于世。
《宋元學案》也屬于這一時期編纂的學術史著作。
由于它是依據理學發展的線索并嚴格按照一定的體例編纂的，因此，本章拟從理學史的角度對這部著作的下述問題——《宋元學案》的編纂成書，《宋元學案》的學術傾向與黃宗羲、全祖望的治學路徑，《宋元學案》對于理學源流和學統師承的辨析，《宋元學案》關于理學史上諸論争的觀點，《宋元學案》的體例特點以及它在學術史上的地位等逐一進行探讨，而重點則在闡明《宋元學案》是如何對宋元時期的理學進行總結的。
第一節 《宋元學案》的編纂成書 《宋元學案》系黃宗羲繼《明儒學案》之後于康熙十五至三十四年間（公元1676—1695年）編纂的又一部學術史著作。
其初無定名，稱法不一：或稱《宋儒學案》，或稱《宋元儒學案》，或以《宋儒學案》《元儒學案》分稱。
直至道光年間，王梓材、馮雲濠校定此書時，鑒于全祖望“所定《序錄》，自宋及元，合為百卷”，才合稱《宋元學案》。
衆所周知，《宋元學案》非出自宗羲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時，而是曆經其子百家、私淑全祖望續修，又經同郡王梓材、馮雲濠校定，才最後整理成為百卷定本的。
從宗羲草創此書至最後編定刊刻出版，曆時将近兩個世紀[1]。
盡管如此，黃宗羲草創《宋元學案》之功，是不可抹煞的。
他為該書發凡起例，奠定規模，使後繼者的續編工作有章可循，其貢獻更非他人所能比拟。
從案卷的設立情況來看，全書一百卷，立案九十一個，而為宗羲所立者凡六十七卷，五十九個學案，占全書所立案卷三分之二左右。
《宋元學案·刊例》謂“梨洲原本無多，其經謝山續補者，十居六七”，這顯然與該書案卷設立的情況不符。
恰恰相反，宗羲原本已立者十居六七。
從案卷的内容來看，大凡在宋元理學史上有過重大影響的理學家和學術流派，宗羲均一一加以論列。
如：理學先驅的“宋初三先生”——胡瑗、孫複、石介，宗羲分别立為安定、泰山兩學案；理學中的濂、洛、關、閩四大家——周惇頤、程颢、程頤、張載、朱熹，宗羲分别立為濂溪、明道、伊川、橫渠、紫陽（今本作晦翁）諸學案；程門高弟謝良佐、楊時、遊酢、尹焞，朱門高弟黃榦等，在弘揚師說，發展理學思想方面，都有其獨特的貢獻，宗羲均為之分别立案[2]；陸學開山陸九淵，宗羲列入《金溪學案》之三（今本作《象山學案》）；世稱“甬上四先生”的陸門高弟楊簡、袁燮、舒璘、沈煥等，在發展心學思想，别立陸學門戶方面，各有所建樹，宗羲分别為之立傳，附于《金溪學案》[3]；南宋私淑洛學之大成者胡安國，宗羲立為《武夷學案》；湖湘學派的奠基者張栻，宗羲立為《南軒學案》；以傳中原文獻之學統著稱的呂祖謙，宗羲立為《東萊學案》；葉适、陳亮的事功之學，宗羲分别列入《永嘉學案》（今本作《水心學案》）、《永康學案》（今本作《龍川學案》）；“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為南宋末年金華朱學的主要傳人，宗羲立為《金華學案》（今本作《北山四先生學案》）；宋元之際，北方朱學傳人許衡、劉因、吳澄等，宗羲列入《北方學案》[4]。
又如：以象數學顯名而為理學别派的邵雍，宗羲立為《康節學案》（今本作《百源學案》）；浙東四明之學，由祖陸而宗朱者，始自史蒙卿、黃震，宗羲列入《四明朱門學案》（今本分别作《靜清學案》《東發學案》）。
此外，宗羲還為二程、張載、朱熹、呂祖謙、陸九淵諸理學大師的及門和再傳弟子分别立案，如：屬二程的有《劉李諸儒學案》，屬張載的有《藍田學案》（今本作《呂範諸儒學案》），屬朱熹的有《潛庵學案》《潛室學案》（今本作《木鐘學案》）、《南湖學案》《北溪學案》《滄洲諸儒學案》，屬陸九淵的有《槐堂諸儒學案》，屬呂祖謙的有《麗澤諸儒學案》，等等。
上述學案，僅舉其要，尚不包括宗羲所立學案的全部，但也足以窺見《宋元學案》一書的概貌。
宗羲卒時，其子百家已年逾半百[5]。
宗羲生前纂修《宋元學案》，百家自當與聞其事，他對宗羲的學術史觀點及其編纂《宋元學案》的體例，也自當有所了解。
所以，在宗羲死後，他得以承父志續輯該書。
《清史稿·儒林一》稱其“傳宗羲學”，絕非虛語。
他在該書案語中往往稱引宗羲之語，标以“先遺獻曰”，作為立論的依據，說明他确是恪守家學，然而又有所補充和發揮。
王梓材、馮雲濠校定《宋元學案》所依據的餘姚黃氏校補本，就是經百家編輯和加工的。
全祖望繼百家之後，于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開始續修《宋元學案》，直至卒前一年（公元1754年），曆時九載。
祖望《蕺山相韓舊塾記》說：“予續南雷《宋儒學案》，旁搜不遺餘力。
蓋有六百年來儒林所不及知而予表而出之者”（《鲒埼亭集》卷三十），足見其續修《宋元學案》用力之勤，而他對于自己的續修工作也是頗為自負的。
祖望的續修工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增補宗羲原本所無的學案 據統計，為祖望所特立的學案有三十二個，凡三十三卷，約占全書所立案卷的三分之一。
祖望所增補的案卷大緻可分為四類： （1）增補理學先驅學案。
宗羲原本以安定、泰山兩學案開卷，緊接着是康節（百源）、濂溪、明道、伊川、橫渠諸學案；祖望則依據學術統緒的先後，從中補立了高平、廬陵、古靈四先生、士劉諸儒和涑水等五個學案，作為“北宋五子”周、邵、張、二程的前驅先路。
（2）增補學派傳衍學案。
宗羲原本的《涑水學案》已佚，祖望不僅補立該案，而且還補立涑水學統傳衍的案卷《元城學案》《華陽學案》和《景迂學案》。
理學别派邵雍，宗羲原本僅有其本案而無專門的傳衍學案；祖望從宗羲原本的《康節學案》中，分出《王張諸儒學案》，并補立了《張祝諸儒學案》，以續邵雍《周易》象數之學。
世謂象山學無師承，祖望則認為兼出于王蘋，故特補立《震澤學案》。
（3）增補于學術有功者的學案。
如範仲淹和範鎮、呂公著、韓維諸人，均為宋室宰輔，于提倡學術有功，祖望特為之分别補立《高平學案》和《範呂諸儒學案》，加以表彰。
又如：唐仲友于乾、淳之際倡經制之學，祖望為之補立《說齋學案》，以記其事迹和學說。
（4）增補理學以外的學案。
如：王安石之新學、蘇氏父子（蘇洵、蘇轼、蘇轍）之蜀學、李純甫近禅的“異端”之學，世謂為“雜學”或“邪門左道”，不列入理學之流；祖望則分别為之補立《荊公新學略》《蘇氏蜀學略》和《屏山〈鳴道集說〉略》，指明其學術思想上的特色和“弊端”。
此外，祖望還增補了程朱理學入元後的學案，如《肖同諸儒學案》等。
通過祖望的增補工作，填補了宗羲原本的一些空白，從而使《宋元學案》作為這一時期的學術史著作更臻于完備。
（二）修定、次定、補定宗羲原本 據《宋元學案·刊例》：凡宗羲原本所有而經祖望增損者，謂之修定；凡宗羲原本所有而祖望唯分其卷次者，謂之次定；凡宗羲原本所有，祖望分其卷次而特為立案者，謂之補定。
其情況分述如下： 宗羲原本中經祖望修定者凡三十一卷，計：安定、泰山、百源、濂溪、明道、伊川、橫渠、上蔡、龜山、廌山、和靖、武夷、豫章、橫浦、艾軒、晦翁、南軒、東萊、梭山複齋、象山、勉齋、潛庵、木鐘、北溪、鶴山、西山真氏、北山四先生、雙峰、介軒、魯齋、草廬等學案。
修定範圍包括案主及其學侶、講友、門人、私淑的本傳、著述和附錄等方面，其中尤以晦翁、南軒、東萊、象山諸學案的修定更為詳盡。
如：《晦翁學案》，祖望補附錄二十八條，舉凡與朱熹同時或稍後的知名學者有關朱子本人的思想、學行和論著的述評，均一一補入；《南軒學案》，祖望補南軒家學、私淑和續傳中若幹人物的本傳，以及《南軒文集》和附錄若幹條；《東萊學案》，祖望修東萊家學中的呂祖儉傳，又補《麗澤講義》《東萊遺集》和附錄若幹條；《象山學案》，祖望補象山私淑趙彥肅傳，以及《白鹿洞講義》和附錄若幹條；等等。
宗羲原本中的其他案卷，祖望也詳略不等地做了若幹補充，而以補案主的論著及其門人、私淑的本傳居多。
全祖望對宗羲原本所做的修定，不但充實了原本的内容，而且更加全面地反映了這些理學家的思想風貌。
宗羲原本中，百源、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翁等六個學案，原各立為一卷，經祖望次定，各分為上下兩卷：上卷包括案主本傳及其主要著作，下卷包括案主的其他著作、附錄及其講友、門人、私淑的行狀等；上卷唯分其卷次，下卷多有修補，故為祖望所次定者凡六卷。
宗羲原本中，經祖望補定者凡三十卷，計：荥陽、劉李諸儒、呂範諸儒、周許諸儒、王張諸儒、紫微、衡麓、五峰、劉胡諸儒、艮齋、止齋、水心（上下卷）、龍川、西山蔡氏、南湖、九峰、滄洲諸儒（上下卷）、嶽麓諸儒、麗澤諸儒、慈湖、絜齋、廣平定川、槐堂諸儒、深甯、東發、靜清、靜修、靜明寶峰等學案，上述學案，均從宗羲原本分出而别立為案卷的。
如：從《安定學案》分出《荥陽學案》，從《和靖學案》分出《紫微學案》，從《晦翁學案》分出《西山蔡氏學案》，從《武夷學案》分出《五峰學案》《衡麓學案》，從《永嘉學案》分出《周許諸儒學案》《艮齋學案》《止齋學案》和《水心學案》，等等。
這樣，不但突出了這些别立為學案的理學家的學術地位，而且還使宗羲原本中有關學派統緒的脈絡更加缜密和清晰。
（三）增定序目，補撰百卷學案《序錄》，補編各學案的師承傳授表 宗羲原本經祖望的修補，大大增加了《宋元學案》的案卷，因此必須對該書序目重新加以增定。
全祖望的高足子弟董秉純在為其師所編的《年譜》中曾言及此事：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春末，至吳門，“取南雷黃氏《宋儒學案》未成之本，編次序目，重為增定”（《鲒埼亭集》卷首）。
而最具有編纂特色和學術價值的，是他為百卷學案補撰《序錄》和補編學術師承傳授表。
《序錄》以精煉的文字，提綱挈領地對每個學案的内容、特點進行概括，而尤其注重于學術源流、師承關系和立案宗旨的說明。
因此，祖望補撰的百卷學案《序錄》，實際上可以看成是宋元時期的學術史大綱，它為我們研究補撰者的學術觀點，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學術師承傳授表是根據《序錄》的觀點編制的，置于每個學案之首。
它采用“以表為文”的形式，将每案中學者間的相互關系和淵源所自，加以分支别派，标示出來，使讀者明白易解，一目了然。
這是祖望對宗羲原本的一大創造。
（四）考訂史實以補宗羲原本之不足 祖望所考證的史實多偏重于學統師承方面。
例如，艾軒（林光朝）之學傳自和靖（尹焞），祖望考其學術宗旨，認為“本于和靖者反少，本于信伯（王蘋）者反多，實先槐堂之三陸（九韶、九齡、九淵）而起”，故說：“艾軒之學，别為源流”（《宋元學案》卷十七《艾軒學案·序錄》）。
“甬上四先生”楊簡、袁燮、舒璘、沈煥之傳陸學，“《宋史》混而列之”；祖望細考其學統，指出“楊、袁、舒自文安（九韶），而沈自文達（九齡）”（同上卷七十六《廣平定川學案》案語）。
他進而指出九韶、九齡兩人學術旨趣的差異：九韶之言“皆切近有補于日用”，九齡卻“喜為讨論之學”（同上卷五十七《梭山複齋學案·序錄》）。
祖望還訂正宗羲原本某些論斷的失實。
例如，關于唐仲友與永嘉諸子的關系，宗羲認為有過學術上的交往。
祖望遍考永嘉諸子文集，“皆無往複文字”，呂祖謙雖與之同裡，“然絕口不及之”，說明唐仲友是“孤行其教”，不與永嘉諸子往來，故說：“梨洲先生謂永嘉諸子實與先生（唐仲友）和齊斟酌，其說似未然也”（同上卷六十《說齋學案》案語）。
朱熹的《資治通鑒綱目》，其後學力言為朱子所手著。
祖望考之朱子與趙師淵書，證明“《綱目》原未成之書”，而是出于其門人趙師淵之手，“本之朱子者，不過凡例一通”（同上卷四十九《晦翁學案下》案語）。
類似對史書記載失實的考證，在祖望續修《宋元學案》時均一一加以厘正，從而大大提高了該書作為學術史資料的價值。
全祖望續修《宋元學案》未及最後編定成書就去世了。
其書稿存于他的學生盧月船（字配京，今鄞州區人）處達八十年。
這期間，月船及其後人雖曾“謀完是書”，而均因故未果。
道光年間，樸學士王梓材（字艧軒，今鄞州區人）受當時浙江學政何淩漢（湖南道州人）的委托，搜訪該書書稿[6]，與同郡馮雲濠“合而定之，整比訛舛，修輯缺遺”，曆經七年，于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完成該書的校定，遂使“謝山序錄百卷，頓還舊觀”（何淩漢《宋元學案·原叙》），并由雲濠出資刊刻。
此為《宋元學案》百卷本的初刊本。
不久，書版毀于兵火。
淩漢子紹基“思有以卒成先志”，拟重刊。
王梓材重又對初刊本“精心勘閱”，“補脫正誤”（何紹基《宋元學案·原叙》），曆三年（公元1842—1844年）而成。
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宋元學案》重刊本問世。
王梓材的校定工作，包括：根據全祖望的百卷《序錄》重新厘定《宋元學案》的案卷，使與之相符；參閱史傳資料，修補原稿本中所缺的人物傳記；依照原稿本的觀點，補編其中所缺的學術師承傳授表，又根據祖望《序錄》，補輯該書最後五個案卷[7]，撰寫有關人物及其著述的案語；考訂原稿本中失實的記載；等等。
此外，他還在每個學案案首标明其立案者，指出系宗羲原本所有，還是祖望所特立或經其修改的，并與馮雲濠、何紹基一起，就《宋元學案》的成書、刊刻經過，寫成《宋元學案考略》，使後人得以了解該書各種稿本、刊本的原貌，為研究學術史保存了十分寶貴的資料。
可見，《宋元學案》所以能夠成為現今這樣完善的本子，是與王、馮等人（尤其是王梓材）的校定工作分不開的。
這也是我們在論及編纂《宋元學案》時所以特别提到他們的校定工作的緣故。
第二節 《宋元學案》的學術傾向與黃宗羲、全祖望的治學路徑 《宋元學案》的學術傾向屬于王學的思想體系，但又不完全囿于王學思想體系。
從上述關于該書的編纂情況來看，其學術傾向具有兼取百家、綜羅文獻、和會學術異同、注重經史之學、集一代學術史之大成等特點，這些特點是與其編纂者黃宗羲、全祖望的學術傾向，尤其是與他們的治學路徑相一緻的。
黃宗羲（公元1610—1695年）字太沖，号南雷，學者稱梨洲先生，浙江餘姚人。
他生于明末清初之際，這是一個被稱為“天崩地解”[8]的時代。
明末社會的黑暗，吏治的腐敗，宦官的專權，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矛盾，使農民起義連年不斷，市民反抗運動日益高漲。
與此同時，思想界也掀起了一股批判現實、抨擊當道、提倡經世之學、反對理學禁锢因而具有早期啟蒙性質的新思潮。
黃宗羲既接受這一新思潮的洗禮，又是推進這一新思潮的倡導者。
他的一生大緻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而以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複興甬上證人書院為其界标。
在前期，宗羲主要從事政治活動。
他步武東林，進行反閹宦的鬥争，其矛頭直指封建專制統治；繼而“身遭國變”，于是投入抗清鬥争；丙申（順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以後，他深感光複無望，乃奉母歸裡，從此畢力于著述。
這一時期，他的重要代表作是寫成于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的《明夷待訪錄》一書。
此書系統地總結了宗羲前期的社會政治思想。
他猛烈地抨擊封建君主專制，謂君主為“天下之大害”（《原君》），主張把君民的從屬關系颠倒過來，變“君”主“民”客為“民”主“君”客（同上）；他揭露封建專制無“公法”，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原法》），主張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他更主張把學校變成“公其是非”的清議機關，反對以天子的意見定是非的思想專制（《學校》）；等等。
這些思想觀點，是宗羲前期思想中最富有民主性精華的内容，它閃爍着批判封建主義的光芒。
在後期，宗羲專門從事學術研究，于理學、經學、史學、天文、曆算等方面均有高深的造詣，而尤其注重經史之學的研究。
這方面的重要著作有：《易學象數論》（六卷）、《授書随筆》（一卷）、《明儒學案》（六十二卷）、《宋元學案》（未成書）等。
黃宗羲的學術觀點雖未能盡脫“求理于心”的王學藩籬，故難免為“道德心術”所累。
但是晚明王學末流之“空疏”，又使他痛感純主觀的道德追求（即所謂“尊德性”）無補于救世，因而又折入對于“實學”的追求（即所謂“道問學”），試圖通過“道問學”以成就“尊德性”。
這一學風的轉向，是宗羲學術傾向的一大特點。
具體地說： 首先，它表現為提倡讀書。
這是宗羲有感于晚明學風的流弊而發的。
他說： 今之言心學者，則無事乎讀書窮理；言理學者，其所讀之書，不過經生之章句，其所窮之理，不過字義之從違……封己守殘，摘索不出一卷之内……。
（《南雷文案》卷二《留别海昌同學序》） 他一方面批評“言心學者”之不事讀書，另一方面又批評“言理學者”之抱殘守阙，見識不廣。
他提倡學者不但要讀書，而且要多讀書。
宗羲的上述觀點，在全祖望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以下簡稱《神道碑文》）中也有明白的記載： 公（指宗羲）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于遊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
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為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
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于心，則為俗學”，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堕講學之流弊。
（《鲒埼亭集》卷十一） 這裡，宗羲指出了讀書與明理的關系：隻有多讀書，才能明白事理，才能把握住事理的變化。
他這種認識事理的方法，包含着用知識來論證事理的積極内容，較之王學末流之空談性命，顯然是前進了一步。
實際上，這是由“道問學”進于“尊德性”的認識方法。
其次，它表現為注重經史之學的研究。
宗羲提倡讀書，主要是指讀經書和史書。
這在上引全祖望所撰的《神道碑文》中已講得十分清楚。
宗羲所以注重經史之學，不是為古而古，為學術而學術，而是為了經世。
他認為，“六經皆載道之書”（《南雷文案》卷二《學禮質疑序》），“窮經”是為了明治世之道。
因此，他反對墨守經書的成訓，泥古不化，而提倡“經術所以經世”。
同樣，他所以提倡讀史書，注重史學，也是旨在經世，故說：學“必證明于史籍而後足以應務”（《鲒埼亭集》外編卷十六《甬上證人書院記》）。
據全祖望《神道碑文》，宗羲早年即遵父命，發憤讀史，“自明十三朝實錄，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鲒埼亭集》卷十一）。
章學誠謂：“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而開此風氣之先者，實始于宗羲（《文史通義·浙東學術》）。
梁啟超認為，宗羲是“清代史學開山之祖”，其“學問影響後來最大者，在他的史學”（《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開明史館，其館員多為宗羲的後學。
而傳其學成績卓著者，要首推萬斯同。
現
清初纂修的學術史著作多側重于考證理學源流，辨析理學家的學統師承，具有理學史的性質特點。
纂修者往往借修史以闡明自己的理學觀點，試圖重振理學。
這是清初理學研究的一個特點。
有關這方面的學術史著作，僅康熙朝就多達十幾部，其中以孫奇逢的《理學宗傳》、黃宗羲的《明儒學案》、萬斯同的《儒林宗派》等最顯于世。
《宋元學案》也屬于這一時期編纂的學術史著作。
由于它是依據理學發展的線索并嚴格按照一定的體例編纂的，因此，本章拟從理學史的角度對這部著作的下述問題——《宋元學案》的編纂成書，《宋元學案》的學術傾向與黃宗羲、全祖望的治學路徑，《宋元學案》對于理學源流和學統師承的辨析，《宋元學案》關于理學史上諸論争的觀點，《宋元學案》的體例特點以及它在學術史上的地位等逐一進行探讨，而重點則在闡明《宋元學案》是如何對宋元時期的理學進行總結的。
第一節 《宋元學案》的編纂成書 《宋元學案》系黃宗羲繼《明儒學案》之後于康熙十五至三十四年間（公元1676—1695年）編纂的又一部學術史著作。
其初無定名，稱法不一：或稱《宋儒學案》，或稱《宋元儒學案》，或以《宋儒學案》《元儒學案》分稱。
直至道光年間，王梓材、馮雲濠校定此書時，鑒于全祖望“所定《序錄》，自宋及元，合為百卷”，才合稱《宋元學案》。
衆所周知，《宋元學案》非出自宗羲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時，而是曆經其子百家、私淑全祖望續修，又經同郡王梓材、馮雲濠校定，才最後整理成為百卷定本的。
從宗羲草創此書至最後編定刊刻出版，曆時将近兩個世紀[1]。
盡管如此，黃宗羲草創《宋元學案》之功，是不可抹煞的。
他為該書發凡起例，奠定規模，使後繼者的續編工作有章可循，其貢獻更非他人所能比拟。
從案卷的設立情況來看，全書一百卷，立案九十一個，而為宗羲所立者凡六十七卷，五十九個學案，占全書所立案卷三分之二左右。
《宋元學案·刊例》謂“梨洲原本無多，其經謝山續補者，十居六七”，這顯然與該書案卷設立的情況不符。
恰恰相反，宗羲原本已立者十居六七。
從案卷的内容來看，大凡在宋元理學史上有過重大影響的理學家和學術流派，宗羲均一一加以論列。
如：理學先驅的“宋初三先生”——胡瑗、孫複、石介，宗羲分别立為安定、泰山兩學案；理學中的濂、洛、關、閩四大家——周惇頤、程颢、程頤、張載、朱熹，宗羲分别立為濂溪、明道、伊川、橫渠、紫陽（今本作晦翁）諸學案；程門高弟謝良佐、楊時、遊酢、尹焞，朱門高弟黃榦等，在弘揚師說，發展理學思想方面，都有其獨特的貢獻，宗羲均為之分别立案[2]；陸學開山陸九淵，宗羲列入《金溪學案》之三（今本作《象山學案》）；世稱“甬上四先生”的陸門高弟楊簡、袁燮、舒璘、沈煥等，在發展心學思想，别立陸學門戶方面，各有所建樹，宗羲分别為之立傳，附于《金溪學案》[3]；南宋私淑洛學之大成者胡安國，宗羲立為《武夷學案》；湖湘學派的奠基者張栻，宗羲立為《南軒學案》；以傳中原文獻之學統著稱的呂祖謙，宗羲立為《東萊學案》；葉适、陳亮的事功之學，宗羲分别列入《永嘉學案》（今本作《水心學案》）、《永康學案》（今本作《龍川學案》）；“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為南宋末年金華朱學的主要傳人，宗羲立為《金華學案》（今本作《北山四先生學案》）；宋元之際，北方朱學傳人許衡、劉因、吳澄等，宗羲列入《北方學案》[4]。
又如：以象數學顯名而為理學别派的邵雍，宗羲立為《康節學案》（今本作《百源學案》）；浙東四明之學，由祖陸而宗朱者，始自史蒙卿、黃震，宗羲列入《四明朱門學案》（今本分别作《靜清學案》《東發學案》）。
此外，宗羲還為二程、張載、朱熹、呂祖謙、陸九淵諸理學大師的及門和再傳弟子分别立案，如：屬二程的有《劉李諸儒學案》，屬張載的有《藍田學案》（今本作《呂範諸儒學案》），屬朱熹的有《潛庵學案》《潛室學案》（今本作《木鐘學案》）、《南湖學案》《北溪學案》《滄洲諸儒學案》，屬陸九淵的有《槐堂諸儒學案》，屬呂祖謙的有《麗澤諸儒學案》，等等。
上述學案，僅舉其要，尚不包括宗羲所立學案的全部，但也足以窺見《宋元學案》一書的概貌。
宗羲卒時，其子百家已年逾半百[5]。
宗羲生前纂修《宋元學案》，百家自當與聞其事，他對宗羲的學術史觀點及其編纂《宋元學案》的體例，也自當有所了解。
所以，在宗羲死後，他得以承父志續輯該書。
《清史稿·儒林一》稱其“傳宗羲學”，絕非虛語。
他在該書案語中往往稱引宗羲之語，标以“先遺獻曰”，作為立論的依據，說明他确是恪守家學，然而又有所補充和發揮。
王梓材、馮雲濠校定《宋元學案》所依據的餘姚黃氏校補本，就是經百家編輯和加工的。
全祖望繼百家之後，于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開始續修《宋元學案》，直至卒前一年（公元1754年），曆時九載。
祖望《蕺山相韓舊塾記》說：“予續南雷《宋儒學案》，旁搜不遺餘力。
蓋有六百年來儒林所不及知而予表而出之者”（《鲒埼亭集》卷三十），足見其續修《宋元學案》用力之勤，而他對于自己的續修工作也是頗為自負的。
祖望的續修工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增補宗羲原本所無的學案 據統計，為祖望所特立的學案有三十二個，凡三十三卷，約占全書所立案卷的三分之一。
祖望所增補的案卷大緻可分為四類： （1）增補理學先驅學案。
宗羲原本以安定、泰山兩學案開卷，緊接着是康節（百源）、濂溪、明道、伊川、橫渠諸學案；祖望則依據學術統緒的先後，從中補立了高平、廬陵、古靈四先生、士劉諸儒和涑水等五個學案，作為“北宋五子”周、邵、張、二程的前驅先路。
（2）增補學派傳衍學案。
宗羲原本的《涑水學案》已佚，祖望不僅補立該案，而且還補立涑水學統傳衍的案卷《元城學案》《華陽學案》和《景迂學案》。
理學别派邵雍，宗羲原本僅有其本案而無專門的傳衍學案；祖望從宗羲原本的《康節學案》中，分出《王張諸儒學案》，并補立了《張祝諸儒學案》，以續邵雍《周易》象數之學。
世謂象山學無師承，祖望則認為兼出于王蘋，故特補立《震澤學案》。
（3）增補于學術有功者的學案。
如範仲淹和範鎮、呂公著、韓維諸人，均為宋室宰輔，于提倡學術有功，祖望特為之分别補立《高平學案》和《範呂諸儒學案》，加以表彰。
又如：唐仲友于乾、淳之際倡經制之學，祖望為之補立《說齋學案》，以記其事迹和學說。
（4）增補理學以外的學案。
如：王安石之新學、蘇氏父子（蘇洵、蘇轼、蘇轍）之蜀學、李純甫近禅的“異端”之學，世謂為“雜學”或“邪門左道”，不列入理學之流；祖望則分别為之補立《荊公新學略》《蘇氏蜀學略》和《屏山〈鳴道集說〉略》，指明其學術思想上的特色和“弊端”。
此外，祖望還增補了程朱理學入元後的學案，如《肖同諸儒學案》等。
通過祖望的增補工作，填補了宗羲原本的一些空白，從而使《宋元學案》作為這一時期的學術史著作更臻于完備。
（二）修定、次定、補定宗羲原本 據《宋元學案·刊例》：凡宗羲原本所有而經祖望增損者，謂之修定；凡宗羲原本所有而祖望唯分其卷次者，謂之次定；凡宗羲原本所有，祖望分其卷次而特為立案者，謂之補定。
其情況分述如下： 宗羲原本中經祖望修定者凡三十一卷，計：安定、泰山、百源、濂溪、明道、伊川、橫渠、上蔡、龜山、廌山、和靖、武夷、豫章、橫浦、艾軒、晦翁、南軒、東萊、梭山複齋、象山、勉齋、潛庵、木鐘、北溪、鶴山、西山真氏、北山四先生、雙峰、介軒、魯齋、草廬等學案。
修定範圍包括案主及其學侶、講友、門人、私淑的本傳、著述和附錄等方面，其中尤以晦翁、南軒、東萊、象山諸學案的修定更為詳盡。
如：《晦翁學案》，祖望補附錄二十八條，舉凡與朱熹同時或稍後的知名學者有關朱子本人的思想、學行和論著的述評，均一一補入；《南軒學案》，祖望補南軒家學、私淑和續傳中若幹人物的本傳，以及《南軒文集》和附錄若幹條；《東萊學案》，祖望修東萊家學中的呂祖儉傳，又補《麗澤講義》《東萊遺集》和附錄若幹條；《象山學案》，祖望補象山私淑趙彥肅傳，以及《白鹿洞講義》和附錄若幹條；等等。
宗羲原本中的其他案卷，祖望也詳略不等地做了若幹補充，而以補案主的論著及其門人、私淑的本傳居多。
全祖望對宗羲原本所做的修定，不但充實了原本的内容，而且更加全面地反映了這些理學家的思想風貌。
宗羲原本中，百源、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翁等六個學案，原各立為一卷，經祖望次定，各分為上下兩卷：上卷包括案主本傳及其主要著作，下卷包括案主的其他著作、附錄及其講友、門人、私淑的行狀等；上卷唯分其卷次，下卷多有修補，故為祖望所次定者凡六卷。
宗羲原本中，經祖望補定者凡三十卷，計：荥陽、劉李諸儒、呂範諸儒、周許諸儒、王張諸儒、紫微、衡麓、五峰、劉胡諸儒、艮齋、止齋、水心（上下卷）、龍川、西山蔡氏、南湖、九峰、滄洲諸儒（上下卷）、嶽麓諸儒、麗澤諸儒、慈湖、絜齋、廣平定川、槐堂諸儒、深甯、東發、靜清、靜修、靜明寶峰等學案，上述學案，均從宗羲原本分出而别立為案卷的。
如：從《安定學案》分出《荥陽學案》，從《和靖學案》分出《紫微學案》，從《晦翁學案》分出《西山蔡氏學案》，從《武夷學案》分出《五峰學案》《衡麓學案》，從《永嘉學案》分出《周許諸儒學案》《艮齋學案》《止齋學案》和《水心學案》，等等。
這樣，不但突出了這些别立為學案的理學家的學術地位，而且還使宗羲原本中有關學派統緒的脈絡更加缜密和清晰。
（三）增定序目，補撰百卷學案《序錄》，補編各學案的師承傳授表 宗羲原本經祖望的修補，大大增加了《宋元學案》的案卷，因此必須對該書序目重新加以增定。
全祖望的高足子弟董秉純在為其師所編的《年譜》中曾言及此事：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春末，至吳門，“取南雷黃氏《宋儒學案》未成之本，編次序目，重為增定”（《鲒埼亭集》卷首）。
而最具有編纂特色和學術價值的，是他為百卷學案補撰《序錄》和補編學術師承傳授表。
《序錄》以精煉的文字，提綱挈領地對每個學案的内容、特點進行概括，而尤其注重于學術源流、師承關系和立案宗旨的說明。
因此，祖望補撰的百卷學案《序錄》，實際上可以看成是宋元時期的學術史大綱，它為我們研究補撰者的學術觀點，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學術師承傳授表是根據《序錄》的觀點編制的，置于每個學案之首。
它采用“以表為文”的形式，将每案中學者間的相互關系和淵源所自，加以分支别派，标示出來，使讀者明白易解，一目了然。
這是祖望對宗羲原本的一大創造。
（四）考訂史實以補宗羲原本之不足 祖望所考證的史實多偏重于學統師承方面。
例如，艾軒（林光朝）之學傳自和靖（尹焞），祖望考其學術宗旨，認為“本于和靖者反少，本于信伯（王蘋）者反多，實先槐堂之三陸（九韶、九齡、九淵）而起”，故說：“艾軒之學，别為源流”（《宋元學案》卷十七《艾軒學案·序錄》）。
“甬上四先生”楊簡、袁燮、舒璘、沈煥之傳陸學，“《宋史》混而列之”；祖望細考其學統，指出“楊、袁、舒自文安（九韶），而沈自文達（九齡）”（同上卷七十六《廣平定川學案》案語）。
他進而指出九韶、九齡兩人學術旨趣的差異：九韶之言“皆切近有補于日用”，九齡卻“喜為讨論之學”（同上卷五十七《梭山複齋學案·序錄》）。
祖望還訂正宗羲原本某些論斷的失實。
例如，關于唐仲友與永嘉諸子的關系，宗羲認為有過學術上的交往。
祖望遍考永嘉諸子文集，“皆無往複文字”，呂祖謙雖與之同裡，“然絕口不及之”，說明唐仲友是“孤行其教”，不與永嘉諸子往來，故說：“梨洲先生謂永嘉諸子實與先生（唐仲友）和齊斟酌，其說似未然也”（同上卷六十《說齋學案》案語）。
朱熹的《資治通鑒綱目》，其後學力言為朱子所手著。
祖望考之朱子與趙師淵書，證明“《綱目》原未成之書”，而是出于其門人趙師淵之手，“本之朱子者，不過凡例一通”（同上卷四十九《晦翁學案下》案語）。
類似對史書記載失實的考證，在祖望續修《宋元學案》時均一一加以厘正，從而大大提高了該書作為學術史資料的價值。
全祖望續修《宋元學案》未及最後編定成書就去世了。
其書稿存于他的學生盧月船（字配京，今鄞州區人）處達八十年。
這期間，月船及其後人雖曾“謀完是書”，而均因故未果。
道光年間，樸學士王梓材（字艧軒，今鄞州區人）受當時浙江學政何淩漢（湖南道州人）的委托，搜訪該書書稿[6]，與同郡馮雲濠“合而定之，整比訛舛，修輯缺遺”，曆經七年，于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完成該書的校定，遂使“謝山序錄百卷，頓還舊觀”（何淩漢《宋元學案·原叙》），并由雲濠出資刊刻。
此為《宋元學案》百卷本的初刊本。
不久，書版毀于兵火。
淩漢子紹基“思有以卒成先志”，拟重刊。
王梓材重又對初刊本“精心勘閱”，“補脫正誤”（何紹基《宋元學案·原叙》），曆三年（公元1842—1844年）而成。
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宋元學案》重刊本問世。
王梓材的校定工作，包括：根據全祖望的百卷《序錄》重新厘定《宋元學案》的案卷，使與之相符；參閱史傳資料，修補原稿本中所缺的人物傳記；依照原稿本的觀點，補編其中所缺的學術師承傳授表，又根據祖望《序錄》，補輯該書最後五個案卷[7]，撰寫有關人物及其著述的案語；考訂原稿本中失實的記載；等等。
此外，他還在每個學案案首标明其立案者，指出系宗羲原本所有，還是祖望所特立或經其修改的，并與馮雲濠、何紹基一起，就《宋元學案》的成書、刊刻經過，寫成《宋元學案考略》，使後人得以了解該書各種稿本、刊本的原貌，為研究學術史保存了十分寶貴的資料。
可見，《宋元學案》所以能夠成為現今這樣完善的本子，是與王、馮等人（尤其是王梓材）的校定工作分不開的。
這也是我們在論及編纂《宋元學案》時所以特别提到他們的校定工作的緣故。
第二節 《宋元學案》的學術傾向與黃宗羲、全祖望的治學路徑 《宋元學案》的學術傾向屬于王學的思想體系，但又不完全囿于王學思想體系。
從上述關于該書的編纂情況來看，其學術傾向具有兼取百家、綜羅文獻、和會學術異同、注重經史之學、集一代學術史之大成等特點，這些特點是與其編纂者黃宗羲、全祖望的學術傾向，尤其是與他們的治學路徑相一緻的。
黃宗羲（公元1610—1695年）字太沖，号南雷，學者稱梨洲先生，浙江餘姚人。
他生于明末清初之際，這是一個被稱為“天崩地解”[8]的時代。
明末社會的黑暗，吏治的腐敗，宦官的專權，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矛盾，使農民起義連年不斷，市民反抗運動日益高漲。
與此同時，思想界也掀起了一股批判現實、抨擊當道、提倡經世之學、反對理學禁锢因而具有早期啟蒙性質的新思潮。
黃宗羲既接受這一新思潮的洗禮，又是推進這一新思潮的倡導者。
他的一生大緻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而以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複興甬上證人書院為其界标。
在前期，宗羲主要從事政治活動。
他步武東林，進行反閹宦的鬥争，其矛頭直指封建專制統治；繼而“身遭國變”，于是投入抗清鬥争；丙申（順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以後，他深感光複無望，乃奉母歸裡，從此畢力于著述。
這一時期，他的重要代表作是寫成于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的《明夷待訪錄》一書。
此書系統地總結了宗羲前期的社會政治思想。
他猛烈地抨擊封建君主專制，謂君主為“天下之大害”（《原君》），主張把君民的從屬關系颠倒過來，變“君”主“民”客為“民”主“君”客（同上）；他揭露封建專制無“公法”，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原法》），主張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他更主張把學校變成“公其是非”的清議機關，反對以天子的意見定是非的思想專制（《學校》）；等等。
這些思想觀點，是宗羲前期思想中最富有民主性精華的内容，它閃爍着批判封建主義的光芒。
在後期，宗羲專門從事學術研究，于理學、經學、史學、天文、曆算等方面均有高深的造詣，而尤其注重經史之學的研究。
這方面的重要著作有：《易學象數論》（六卷）、《授書随筆》（一卷）、《明儒學案》（六十二卷）、《宋元學案》（未成書）等。
黃宗羲的學術觀點雖未能盡脫“求理于心”的王學藩籬，故難免為“道德心術”所累。
但是晚明王學末流之“空疏”，又使他痛感純主觀的道德追求（即所謂“尊德性”）無補于救世，因而又折入對于“實學”的追求（即所謂“道問學”），試圖通過“道問學”以成就“尊德性”。
這一學風的轉向，是宗羲學術傾向的一大特點。
具體地說： 首先，它表現為提倡讀書。
這是宗羲有感于晚明學風的流弊而發的。
他說： 今之言心學者，則無事乎讀書窮理；言理學者，其所讀之書，不過經生之章句，其所窮之理，不過字義之從違……封己守殘，摘索不出一卷之内……。
（《南雷文案》卷二《留别海昌同學序》） 他一方面批評“言心學者”之不事讀書，另一方面又批評“言理學者”之抱殘守阙，見識不廣。
他提倡學者不但要讀書，而且要多讀書。
宗羲的上述觀點，在全祖望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以下簡稱《神道碑文》）中也有明白的記載： 公（指宗羲）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于遊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
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為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
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于心，則為俗學”，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堕講學之流弊。
（《鲒埼亭集》卷十一） 這裡，宗羲指出了讀書與明理的關系：隻有多讀書，才能明白事理，才能把握住事理的變化。
他這種認識事理的方法，包含着用知識來論證事理的積極内容，較之王學末流之空談性命，顯然是前進了一步。
實際上，這是由“道問學”進于“尊德性”的認識方法。
其次，它表現為注重經史之學的研究。
宗羲提倡讀書，主要是指讀經書和史書。
這在上引全祖望所撰的《神道碑文》中已講得十分清楚。
宗羲所以注重經史之學，不是為古而古，為學術而學術，而是為了經世。
他認為，“六經皆載道之書”（《南雷文案》卷二《學禮質疑序》），“窮經”是為了明治世之道。
因此，他反對墨守經書的成訓，泥古不化，而提倡“經術所以經世”。
同樣，他所以提倡讀史書，注重史學，也是旨在經世，故說：學“必證明于史籍而後足以應務”（《鲒埼亭集》外編卷十六《甬上證人書院記》）。
據全祖望《神道碑文》，宗羲早年即遵父命，發憤讀史，“自明十三朝實錄，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鲒埼亭集》卷十一）。
章學誠謂：“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而開此風氣之先者，實始于宗羲（《文史通義·浙東學術》）。
梁啟超認為，宗羲是“清代史學開山之祖”，其“學問影響後來最大者，在他的史學”（《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開明史館，其館員多為宗羲的後學。
而傳其學成績卓著者，要首推萬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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