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 《宋元學案》及其對宋元時期理學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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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明史》，大半是出自萬斯同的《明史稿》（五百卷），其史學實傳自宗羲。
宗羲關于史學的著述，有重修《宋史》（未成書），《明史案》（二百四十卷，已佚）、《行朝錄》八種，而在學術史上有“不磨功績”的，是《明儒學案》和《宋元學案》。
第三，它表現為勤于文獻資料的搜集和編纂。
從事學術研究，離不開文獻資料；從事經史之學的研究，更是如此。
宗羲所以勤于文獻資料的搜集和編纂，是與他提倡多讀書、注重經史之學的研究這一治學路徑合轍的。
全祖望在《神道碑文》中曾具體談到這方面的情況，說宗羲“既治經，則旁求之九流百家，于書無所不窺者。
……既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抄之同裡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齋黃氏，吳中則绛雲樓錢氏。
窮年搜讨，遊屐所至，遍曆通衢委巷，搜鬻故書，薄暮一童肩負而返，乘夜丹鉛，次日複出，率以為常”（《鲒埼亭集》卷十一）。
為了搜集和編纂文獻資料，宗羲還建立“續鈔堂”于南雷，以“承東發之緒”[9]（同上）。
從黃百家《續鈔堂藏書目序》一文中，可以看到宗羲搜集文獻資料範圍之廣泛，它包括：經、史、子、集、選文、選詩、志考類、經濟類、性理、語錄、天文、地理、兵刑、禮樂、農圃、醫蔔、律呂、數算、小說、雜技、野史、釋道、俳優等方面，凡若幹萬卷。
“其中目所未見，世所絕傳之書，累累而是”（《南雷文案》附《學箕初稿》卷一之一）。
百家還特别提到壬寅（公元1662年）以來宗羲搜集文獻資料的情況，說“餘家所得野史、遺集、絕學、奇經，殆不勝紀……而家大人方将旁搜遍采，不盡得不止”，使數百年來沉沒而将絕傳之書，“于今悉得集于‘續鈔’，使之複得見于世”（同上）。
宗羲在《天一閣藏書記》一文中，尤其詳細地記述他本人自明末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以來的半個世紀裡，曆年搜訪各地藏書的情況，其足迹所至，幾遍于大江以南（《南雷文案》卷二）。
足見其對文獻資料的搜訪之勤，它構成宗羲生平活動不可分割的部分。
宗羲不僅勤于文獻資料的搜訪，而且精于文獻資料的編纂。
除上述他曾重修《宋史》，輯《明史案》《行朝錄》等外，還編纂《續宋文鑒》《元文抄》（均未成書）和《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等資料。
這無疑是為他晚年編纂《明儒學案》和《宋元學案》積累資料的。
黃宗羲學術傾向的上述特點，得到了他的私淑弟子全祖望的繼承和發揚。
全祖望（公元1705—1755年）字紹衣，号謝山，浙江鄞縣（今鄞州區）人。
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成進士，授職翰林院庶吉士。
他因違忤時相，而又無意耽于仕途，遂辭官歸裡，從此不再出仕，潛心于學術，以至終老。
其間，他曾于乾隆十三年和十七年，先後應聘主講本郡蕺山書院和出任廣東端溪書院山長，但均為時甚短。
其為人耿介，清貧自守。
晚年，他雖貧病交加，仍孜孜不倦于著述。
其遺稿由門人合編成《鲒埼亭集》，分内外編，凡八十八卷。
此外，尚有《經史問答》十卷、《困學紀聞三箋》若幹卷、校《水經注》三十卷、續修《宋元學案》一百卷等。
全祖望的學術傾向，大體與宗羲相同，均本之王學。
然而，他較之宗羲卻更少王學的“枝葉”和學派的門戶之見。
他學識淵博，于“經學、史才、詞科”三者，兼而得之，而尤“精通經史”（《鲒埼亭集·阮元序》）。
其治學路徑，大緻循着宗羲的軌迹，重視經史、文獻之學的研究。
據祖望的門生董秉純記載，他“少年刻志經史之學”（同上外編《題詞》），十四歲即與其師“争論經史”，被譽為“吾門俊人”（同上卷首《年譜》）。
青年時期，他經常與同郡厲鹗（樊榭）、王豫（立甫）、杭世駿（堇浦）、姚世钰（薏田）等“讨論經史，證明掌故”（同上）。
他關于經史、文獻的學識，曾深得閣學李绂的賞識，稱之為“深甯、東發以後一人也”（同上）。
在經學與理學的關系問題上，全祖望十分稱贊顧炎武的“經學即理學”“舍經學無所謂理學”的觀點，視為至理名言（同上卷十二《亭林先生神道表》）。
這與宗羲謂“學必源本于經術，而後不為蹈虛”（同上外編卷十六《甬上證人書院記》）的學術旨趣是一緻的。
他高度評價顧炎武的《日知錄》，認為是“先生終身精詣之書，凡經史之粹言具在焉”（同上卷十二《亭林先生神道表》），而他對于經史之學的研究，正是持極其嚴謹的态度。
後世學者稱其《經史問答》一書，可以與《日知錄》“相埒”（《鲒埼亭集·阮元序》），絕非溢美之詞。
祖望的經史著作，有三個顯著的特點： 一是注重考證。
祖望的經史著作，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史實的考證，其範圍相當廣泛，包括：曆史事件、人物傳記、職官世系、學術師承、地理沿革、郡縣設置、律曆演變，以至字義疏證等。
他的考證文字，簡而不繁，立意清新，重在分析，沒有“專門漢學”的煩瑣之弊，有不少考證，其結論非常新穎。
例如，關于春秋五霸：有指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者，有指齊桓、晉文、秦穆、吳王（阖廬）、楚莊者，也有指齊桓、晉文、越王（勾踐）、宋襄、楚莊者，說法不一。
祖望一反曆來舊說，指出：“所謂霸者，必能使天下望國皆來聽命，定其朝聘之節，張其征讨之威，号令分明……而後不愧于禮樂征伐之自出”（同上外編卷三十六《春秋五霸失實論》）。
他認為，楚、吳、越、秦、宋均不符合上述條件：楚、吳、越，“草竊苟簡”，非為霸之正統，秦原屬西戎，宋曾受困于楚，均非霸者之流。
那麼，五霸之目，誰能當之？他說：“齊一而晉四也。
”齊一，即齊桓公。
晉四，即指由晉文至晉頃，凡十君，能稱霸者：晉文、晉襄、晉景、晉悼，上接齊桓而為五霸。
類似立論新穎的考證，遠非僅此。
然而，由此也足以領略其考證的特色。
二是注重學術文化源流的辨析。
這不但見之于祖望有關的專著，而且還散見于其論學的書、帖、題、記、序、跋，以及表、志、碑銘等，其所辨析，脈絡分明，條理清晰。
例如，明、清以來，以藏書宏富著稱的“天一閣”，祖望在《天一閣藏書記》一文中，對其源流做了極其詳盡的考證，指出：是閣雖肇始于明嘉靖間，而閣中之書則非自嘉靖始，實為固城豐氏“萬卷樓”之舊物。
豐氏是北宋豐稷（字相之，谥清敏）後裔。
該樓藏書，還可以追溯到北宋哲宗元祐年間，爾後幾經變遷，由甬上遷至紹興，由紹興六遷至奉化，由奉化四遷至定海，明建中年間，豐慶獲知甬上紫清觀為該樓舊址，乃置園宅。
“于是元祐以來圖書，由甬上而紹興而奉化而定海者，複歸甬上”（同上外編卷十七）。
經祖望這一番考證辨析，天一閣藏書樓的曆史和變遷，厘然可知。
又如，理學史上的格物說，凡數十家，衆說紛纭，後學者實難盡舉其異同。
祖望善于辨析各家學說的源流，使之一目了然。
他對“物有本末”，“先其本”，“後其末”的格物說，考證其源流，指出：此說早出自元儒黎立武，立武之學，私淑于謝艮齋（谔），謝與朱子同時，而其學出于郭兼山（忠孝），兼山又是程頤門人（見《經史問答》卷七）。
類似這種考證學術源流、辨析師承關系的文字，在祖望的著作中，随處可見，構成其經史之學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是強調文獻資料的翔實。
祖望認為，經史研究，必須完整、系統地占有資料，力求材料翔實。
他根據這一觀點，比較了唐代孔穎達和陸德明兩經師的優劣，指出：孔穎達的《五經正義》“依違舊注，不能有所發明，漢、晉經師異同之說，芟棄十九，令後世無所參考。
予嘗謂：“《正義》出而經學之隘自此始”；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力存古儒箋，故未可忽也”，認為孔書不能與陸書相比（同上外編卷三十八《唐孔陸兩經師優劣論》）。
正是基于這種認識，祖望一生十分注重文獻資料的搜訪和編纂。
他嘗抄南宋楊萬裡的《誠齋易傳》于天賜園謝氏，宋元之際吳澄的《草廬春秋纂言》于雲在樓陳氏，多次登天一閣抄錄曆代圖書。
《鲒埼亭集》内外編中的不少題、記，如《二老閣藏書記》《天一閣藏書記》《天一閣碑目記》《藂書樓記》《小山堂藏書記》《雙韭山房藏書記》等，就是祖望勤于搜訪、抄錄文獻資料的見證，其中詳細地記載了他搜訪圖書資料的情況。
他搜訪、抄錄的文獻資料，範圍很廣，甚至為一般學者所不注意的碑帖拓本的殘編斷簡，也不放過。
他還曾與李绂一起，抄錄明《永樂大典》中世所罕見的資料，并按經、史、志乘、氏族、藝文五項，分類編纂。
他認為，編纂文獻資料，“必綜彙曆代所有，不以重複繁冗為嫌者”（同上外編卷四十二《移明史館帖子》一），而藝文一門，“不當專收本代之書”，“即以本代之書言之”，“必略及其大意”，“凡撰述、複審、删正之人”，均應“詳載”（同上《移明史館帖子》二）。
這說明全祖望對于文獻資料的搜訪和編纂，是十分注意其完整性的，其治學态度之嚴謹，由此可見一斑。
阮元曾将祖望與前代學者做了比較，他說：“吾觀象山、慈湖諸說，如海上神山，雖極高妙而頃刻可成。
萬、全之學，則如百尺樓台，實從地起，其功非積年工力不可”（《鲒埼亭集·序》）！足見祖望的學術功力之深。
總之，通過對黃宗羲、全祖望的學術傾向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已經表現出不同于傳統王學的新特點，其中尤以治學路徑的轉向最為顯著。
他們着重于“道問學”，而“道問學”的重點在治經史、文獻之學，而治經史、文獻之學的重點在綜羅文獻、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宋元學案》的編纂，具體體現了黃宗羲、全祖望的治學特點。
第三節 《宋元學案》對于理學源流和學統師承的辨析 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是學術史著作的任務之一，也是它的一個重要特點。
《宋元學案》作為宋元時期的學術史著作，正是具體而又鮮明地體現了這一特點。
如果說它和其他學術史著作有所不同，那麼，就在于它是以理學為主線而展開對其源流和學統師承的考證和辨析的；而它對于理學源流和學統師承的考證和辨析，實際上也就是對這一時期理學的發展進行了總結。
根據《宋元學案》的觀點，宋元時期的理學大體經曆了發端、确立、傳衍、集成、分派、合流等階段，其源流演變的情況，可以概述如下： 宋代理學推原于北宋真、仁二宗之際，由胡瑗、孫複發其端，而以胡瑗“倡明正學”、以經術教授蘇（州）、湖（州）諸生為其标志，時在仁宗明道、景祐年間（公元1032—1038年）。
慶曆之際（公元1042—1048年），“學統四起”，或夾輔泰山孫複之學而起，或與安定湖學相應，或開關學之先，或啟蜀學之緒，均為濂、洛、關學之前茅。
仁宗皇祐、嘉祐之際（公元1049—1063年），周（惇頤）、張（載）、二程（颢、頤）諸子輩出，濂、洛、關學相繼奠定了宋代理學的基礎，标志着理學的确立。
仁宗以後至南宋高、孝二宗之際的百餘年間，為理學的傳衍和分派時期，而以傳洛學最盛。
其主要傳人：謝良佐傳于楚（今湖北）、楊時傳于閩（今福建）、三呂（大忠、大鈞、大臨）傳于秦（今陝西）、谯定傳于蜀（今四川）、永嘉諸子（周行己、劉景範、鮑若雨等）傳于浙（今浙江）、王蘋傳于吳（今江蘇）、李先之傳于江右（今江西）。
傳關學者，除上述三呂和永嘉諸子外，尚有範育、潘拯、遊師雄、種師道、李複、田腴、蘇昞、張舜民、薛昌朝等，然其再傳中絕。
濂學自周惇頤以後，世無傳人。
雖朱熹、張栻“始确然以為二程子所自出”，然“二程子未嘗傳其學”（同上卷十一《濂溪學案·序錄》）。
南宋初，傳洛學之大宗者，應首推楊時和胡安國，胡寅、胡憲、胡宏、胡甯“四先生”出而廣其學。
高宗以後，鄭氏兄弟（伯熊、伯英）繼起，于孝宗乾、淳間（公元1165—1189年）重振洛學于永嘉。
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為三：朱熹的朱學、呂祖謙的呂學（又稱婺學）、陸九淵的陸學。
朱學集洛學之大成；陸學以“發明本心”之說别樹心學一派，而與朱學相徑庭；呂學則兼取兩家之長，以性命之學起，而又以“中原文獻之統”加以潤色。
三家“門庭徑路雖别，要其歸宿于聖人則一也”（同上卷五十一《東萊學案》引祖望《同谷三先生書院記》）。
在此前後，有出自胡宏、張栻的湖湘學統，有出自薛季宣的永嘉學統，也有出自陳亮的永康學派，相繼而起。
湖湘學統“自南軒出而與考亭相講究，去短集長”，其言論“歸于平正”（同上卷五十《南軒學案》宗羲案語），然其弟子，“多留心經濟之學”（同上卷七十一《嶽麓諸儒學案》祖望案語）；永嘉學統“以經制言事功，皆推原以為得統于程氏”（同上卷五十六《龍川學案·序錄》）；永康學派則“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同上）。
乾、淳諸老朱、陸、呂、張、薛、陳等既殁，“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同上卷五十四《水心學案上·序錄》）。
傳朱學者，以蔡氏父子（元定、沈）、黃榦、輔廣、陳埴、杜煜、陳淳諸儒最為顯要。
蔡氏父子被稱為閩中“朱學幹城”（同上卷六十七《九峰學案·序錄》），而蔡元定居于“領袖朱門”的地位（同上卷六十二《西山蔡氏學案·序錄》）。
甯宗嘉定（公元1208—1224年）以後，足以光大其師說者，則應首推黃榦。
而傳朱學于永嘉者，則始于葉文修和陳埴。
陳淳雖于滄洲諸子為晚出，然其“衛師門甚力”，且“多所發明”（同上卷六十八《北溪學案·序錄》）。
此外，傳朱學于南方者，尚有滄洲其他諸子李燔、張洽、廖德明、李方子等，皆有“宿老”之稱。
與此同時，慶元學禁解除，真德秀直繼朱學，以昌明正學自任，而有功于後世（同上卷八十一《西山真氏學案》本傳）。
魏了翁則私淑朱熹、張栻之學于蜀中，“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同上卷八十《鶴山學案》百家案語）。
理宗端平（公元1234—1236年）以後，閩中、江右傳朱學者，“支離、舛戾、固陋”，至陳淳、饒魯諸子而“流入訓诂派”（同上卷八十六《東發學案》引祖望《澤山書院記》）。
度宗鹹淳（公元1265—1274年）以後，何基、王柏、金履祥師弟為一支，起于婺（州）；黃震、史蒙卿、王應麟為一支，起于明（州），重振朱學于浙東：前者為金華朱學的主要傳人，後者為四明傳宗朱學者，而黃震為之冠。
然何基師弟這一支，至許謙而漸流于章句訓诂，至柳貫、黃溍、吳萊諸子而成“文章之士”，至元末明初的宋濂則漸流于“佞佛者流”（同上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學案》引祖望《宋文憲公畫像記》）。
四明傳宗朱學者，至王應麟而兼綜朱、陸、呂和永嘉之傳，出現了和會諸家、綜羅文獻的趨向。
入元，朱學北傳，其主要傳人有：趙複、姚樞、窦默、郝經、許衡、劉因等，而許衡為其大宗（同上卷九十《魯齋學案·序錄》）。
及至劉因的門人和後學，則又流于經訓章句。
傳陸學者，自乾、淳以後至南宋末年，大體有如下四支：一是浙東的“甬上四先生”楊簡、袁燮、舒璘、沈煥，為陸門之首，而“楊、袁尤多昌明之功”（同上卷七十四《慈湖學案》引祖望《同谷三先生書院記》）；二是江西“槐堂諸儒”傅夢泉、傅子雲、鄧約禮、黃叔豐等，而以傅夢泉為槐堂諸儒之冠，槐堂諸儒雖大緻與甬上諸子同時，然其學之盛反而不及甬上陸學；三是甬上之西的嚴陵一支，楊簡高弟錢時為其首，主講象山書院，陸學遂興；四是鹹淳之際，湯巾、湯漢傳陸學于鄱陽，此為楊簡、袁燮之後，江右“陸學之一盛”（同上卷八十四《存齋晦靜息庵學案·序錄》）。
入元，中振陸學者，浙東有趙偕，江右有陳苑。
陳苑弟子祝蕃、李存、舒衍、吳謙，号稱“江東四先生”，闡揚師說，使陸學“為之一光”（同上卷九十三《靜明寶峰學案》宗羲案語）。
朱、陸的後學，雖分支别派，自立門牆，然而到了宋、元之際，兩派都出現了和合、融會的情況。
最早和會朱、陸之說要推鄱陽的湯巾和湯漢，時在理宗淳祐間（公元1241—1252年）。
他們雖重振陸學于江右，然而又開宋、元之際和會朱、陸兩家學術之先河。
湯漢且“兼治朱、呂、陸之學”，“和齊斟酌，不名一師”（同上卷八十五《深甯學案·序錄》）。
王應麟曾與之遊，也兼綜朱、陸之學和永嘉之傳。
随後，程紹開築道一書院，“以合朱陸兩家之說”（同上卷八十四《存齋晦靜息庵學案·程紹開傳》），而為吳澄所師承。
所不同者，程紹開是“本為陸學而和合朱學者”（同上梓材案語），吳澄則本為朱學而“兼主陸學”（同上卷九十二《草廬學案·序錄》）。
繼吳澄而和會朱、陸之學者是鄭玉：前者多右陸，後者則右朱，此又其所以不同者。
宋元時期理學的源流演變，至和會朱、陸之說而接近于尾聲。
從《宋元學案》關于宋元理學的源流演變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基本認識： 宋元理學，蓋源于濂、洛、關學，而以洛學為大宗。
濂學無傳人，關學再傳中絕，唯洛學的傳人，枝繁葉茂，傳衍不衰，自北宋中期至南宋初，為洛學的發展時期。
随後，朱、陸之學崛起，分支别派，各有傳人，然以朱學為大宗。
自南宋中葉至後期，是理學分立和朱陸兩派發展的時期，也是理學集大成的時期。
宋、元之際，朱、陸合流，宋元理學的源流演變，至此走完了自己的曆程。
以上是從縱向的角度對宋元理學做宏觀的考察。
然而，這不足以概括《宋元學案》關于宋元理學源流的全部觀點，因此需要從以下幾個重要的問題做進一步的探讨。
一、關于宋元理學的發端 《宋元學案》認為，宋代理學一般皆推原于安定（胡瑗）、泰山（孫複）：“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為之先河。
程朱二先生皆以為然”（同上卷一《安定學案·序錄》）。
然而，細按其實，也不盡然。
例如，朱熹的《伊洛淵源錄》就是首推周惇頤而次及二程的。
這顯然是以周惇頤為理學的發端人物。
黃震認為，宋代理學，“實自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徕三先生始”（引自同上卷二《泰山學案》百家案語），将石介歸入理學發端的行列。
宗羲于理學發端雖無明文言及，但觀其《宋元學案》原本，濂、洛諸子之前，無《高平學案》，隻立安定、泰山兩學案，而将石介作為孫複的門人附在《泰山學案》，說明他僅以胡瑗、孫複為宋代理學的發端人物，而不包括範仲淹和石介。
這就打破了曆來論纂宋代理學史的格局。
黃百家和全祖望續修《宋元學案》時，繼承了宗羲的上述觀點。
百家在《安定學案》案語中說：“先生之學，實與孫明複開伊洛之先”（同上卷一）。
認為胡瑗、孫複才是二程理學之先導。
此說顯然是本之家學。
全祖望在《古靈四先生學案》案語中說： 宋仁之世，安定先生起于南，泰山先生起于北，天下之士，從者如雲，而正學自此造端矣。
（同上卷五） 這說明他也是以胡瑗、孫複為理學的發端人物。
不僅如此，他在推原宋代理學時，對于濂、洛之學興起前學統紛立的情況和周、張、二程之前驅，做了更為詳細的考察。
他說： 有宋真、仁二宗之際，儒林之草昧也。
當時，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陽戚氏在宋、泰山孫氏在齊、安定胡氏在吳，相與講明正學，自拔于塵俗之中；亦會值賢者在朝：安陽韓忠獻公、高平範文正公、樂安歐陽文忠公，皆卓然有見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
于是學校遍于四方，師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天叟輩共以經術和之，說者以為濂、洛之前茅也。
（同上卷三《高平學案》引《慶曆五先生書院記》） 這裡，祖望指明了宋代理學發端于何時以及濂、洛之學的前驅。
他認為宋代理學發端于北宋真、仁二宗之際，即公元十一世紀二三十年代。
若以胡
宗羲關于史學的著述，有重修《宋史》（未成書），《明史案》（二百四十卷，已佚）、《行朝錄》八種，而在學術史上有“不磨功績”的，是《明儒學案》和《宋元學案》。
第三，它表現為勤于文獻資料的搜集和編纂。
從事學術研究，離不開文獻資料；從事經史之學的研究，更是如此。
宗羲所以勤于文獻資料的搜集和編纂，是與他提倡多讀書、注重經史之學的研究這一治學路徑合轍的。
全祖望在《神道碑文》中曾具體談到這方面的情況，說宗羲“既治經，則旁求之九流百家，于書無所不窺者。
……既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抄之同裡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齋黃氏，吳中則绛雲樓錢氏。
窮年搜讨，遊屐所至，遍曆通衢委巷，搜鬻故書，薄暮一童肩負而返，乘夜丹鉛，次日複出，率以為常”（《鲒埼亭集》卷十一）。
為了搜集和編纂文獻資料，宗羲還建立“續鈔堂”于南雷，以“承東發之緒”[9]（同上）。
從黃百家《續鈔堂藏書目序》一文中，可以看到宗羲搜集文獻資料範圍之廣泛，它包括：經、史、子、集、選文、選詩、志考類、經濟類、性理、語錄、天文、地理、兵刑、禮樂、農圃、醫蔔、律呂、數算、小說、雜技、野史、釋道、俳優等方面，凡若幹萬卷。
“其中目所未見，世所絕傳之書，累累而是”（《南雷文案》附《學箕初稿》卷一之一）。
百家還特别提到壬寅（公元1662年）以來宗羲搜集文獻資料的情況，說“餘家所得野史、遺集、絕學、奇經，殆不勝紀……而家大人方将旁搜遍采，不盡得不止”，使數百年來沉沒而将絕傳之書，“于今悉得集于‘續鈔’，使之複得見于世”（同上）。
宗羲在《天一閣藏書記》一文中，尤其詳細地記述他本人自明末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以來的半個世紀裡，曆年搜訪各地藏書的情況，其足迹所至，幾遍于大江以南（《南雷文案》卷二）。
足見其對文獻資料的搜訪之勤，它構成宗羲生平活動不可分割的部分。
宗羲不僅勤于文獻資料的搜訪，而且精于文獻資料的編纂。
除上述他曾重修《宋史》，輯《明史案》《行朝錄》等外，還編纂《續宋文鑒》《元文抄》（均未成書）和《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等資料。
這無疑是為他晚年編纂《明儒學案》和《宋元學案》積累資料的。
黃宗羲學術傾向的上述特點，得到了他的私淑弟子全祖望的繼承和發揚。
全祖望（公元1705—1755年）字紹衣，号謝山，浙江鄞縣（今鄞州區）人。
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成進士，授職翰林院庶吉士。
他因違忤時相，而又無意耽于仕途，遂辭官歸裡，從此不再出仕，潛心于學術，以至終老。
其間，他曾于乾隆十三年和十七年，先後應聘主講本郡蕺山書院和出任廣東端溪書院山長，但均為時甚短。
其為人耿介，清貧自守。
晚年，他雖貧病交加，仍孜孜不倦于著述。
其遺稿由門人合編成《鲒埼亭集》，分内外編，凡八十八卷。
此外，尚有《經史問答》十卷、《困學紀聞三箋》若幹卷、校《水經注》三十卷、續修《宋元學案》一百卷等。
全祖望的學術傾向，大體與宗羲相同，均本之王學。
然而，他較之宗羲卻更少王學的“枝葉”和學派的門戶之見。
他學識淵博，于“經學、史才、詞科”三者，兼而得之，而尤“精通經史”（《鲒埼亭集·阮元序》）。
其治學路徑，大緻循着宗羲的軌迹，重視經史、文獻之學的研究。
據祖望的門生董秉純記載，他“少年刻志經史之學”（同上外編《題詞》），十四歲即與其師“争論經史”，被譽為“吾門俊人”（同上卷首《年譜》）。
青年時期，他經常與同郡厲鹗（樊榭）、王豫（立甫）、杭世駿（堇浦）、姚世钰（薏田）等“讨論經史，證明掌故”（同上）。
他關于經史、文獻的學識，曾深得閣學李绂的賞識，稱之為“深甯、東發以後一人也”（同上）。
在經學與理學的關系問題上，全祖望十分稱贊顧炎武的“經學即理學”“舍經學無所謂理學”的觀點，視為至理名言（同上卷十二《亭林先生神道表》）。
這與宗羲謂“學必源本于經術，而後不為蹈虛”（同上外編卷十六《甬上證人書院記》）的學術旨趣是一緻的。
他高度評價顧炎武的《日知錄》，認為是“先生終身精詣之書，凡經史之粹言具在焉”（同上卷十二《亭林先生神道表》），而他對于經史之學的研究，正是持極其嚴謹的态度。
後世學者稱其《經史問答》一書，可以與《日知錄》“相埒”（《鲒埼亭集·阮元序》），絕非溢美之詞。
祖望的經史著作，有三個顯著的特點： 一是注重考證。
祖望的經史著作，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史實的考證，其範圍相當廣泛，包括：曆史事件、人物傳記、職官世系、學術師承、地理沿革、郡縣設置、律曆演變，以至字義疏證等。
他的考證文字，簡而不繁，立意清新，重在分析，沒有“專門漢學”的煩瑣之弊，有不少考證，其結論非常新穎。
例如，關于春秋五霸：有指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者，有指齊桓、晉文、秦穆、吳王（阖廬）、楚莊者，也有指齊桓、晉文、越王（勾踐）、宋襄、楚莊者，說法不一。
祖望一反曆來舊說，指出：“所謂霸者，必能使天下望國皆來聽命，定其朝聘之節，張其征讨之威，号令分明……而後不愧于禮樂征伐之自出”（同上外編卷三十六《春秋五霸失實論》）。
他認為，楚、吳、越、秦、宋均不符合上述條件：楚、吳、越，“草竊苟簡”，非為霸之正統，秦原屬西戎，宋曾受困于楚，均非霸者之流。
那麼，五霸之目，誰能當之？他說：“齊一而晉四也。
”齊一，即齊桓公。
晉四，即指由晉文至晉頃，凡十君，能稱霸者：晉文、晉襄、晉景、晉悼，上接齊桓而為五霸。
類似立論新穎的考證，遠非僅此。
然而，由此也足以領略其考證的特色。
二是注重學術文化源流的辨析。
這不但見之于祖望有關的專著，而且還散見于其論學的書、帖、題、記、序、跋，以及表、志、碑銘等，其所辨析，脈絡分明，條理清晰。
例如，明、清以來，以藏書宏富著稱的“天一閣”，祖望在《天一閣藏書記》一文中，對其源流做了極其詳盡的考證，指出：是閣雖肇始于明嘉靖間，而閣中之書則非自嘉靖始，實為固城豐氏“萬卷樓”之舊物。
豐氏是北宋豐稷（字相之，谥清敏）後裔。
該樓藏書，還可以追溯到北宋哲宗元祐年間，爾後幾經變遷，由甬上遷至紹興，由紹興六遷至奉化，由奉化四遷至定海，明建中年間，豐慶獲知甬上紫清觀為該樓舊址，乃置園宅。
“于是元祐以來圖書，由甬上而紹興而奉化而定海者，複歸甬上”（同上外編卷十七）。
經祖望這一番考證辨析，天一閣藏書樓的曆史和變遷，厘然可知。
又如，理學史上的格物說，凡數十家，衆說紛纭，後學者實難盡舉其異同。
祖望善于辨析各家學說的源流，使之一目了然。
他對“物有本末”，“先其本”，“後其末”的格物說，考證其源流，指出：此說早出自元儒黎立武，立武之學，私淑于謝艮齋（谔），謝與朱子同時，而其學出于郭兼山（忠孝），兼山又是程頤門人（見《經史問答》卷七）。
類似這種考證學術源流、辨析師承關系的文字，在祖望的著作中，随處可見，構成其經史之學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是強調文獻資料的翔實。
祖望認為，經史研究，必須完整、系統地占有資料，力求材料翔實。
他根據這一觀點，比較了唐代孔穎達和陸德明兩經師的優劣，指出：孔穎達的《五經正義》“依違舊注，不能有所發明，漢、晉經師異同之說，芟棄十九，令後世無所參考。
予嘗謂：“《正義》出而經學之隘自此始”；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力存古儒箋，故未可忽也”，認為孔書不能與陸書相比（同上外編卷三十八《唐孔陸兩經師優劣論》）。
正是基于這種認識，祖望一生十分注重文獻資料的搜訪和編纂。
他嘗抄南宋楊萬裡的《誠齋易傳》于天賜園謝氏，宋元之際吳澄的《草廬春秋纂言》于雲在樓陳氏，多次登天一閣抄錄曆代圖書。
《鲒埼亭集》内外編中的不少題、記，如《二老閣藏書記》《天一閣藏書記》《天一閣碑目記》《藂書樓記》《小山堂藏書記》《雙韭山房藏書記》等，就是祖望勤于搜訪、抄錄文獻資料的見證，其中詳細地記載了他搜訪圖書資料的情況。
他搜訪、抄錄的文獻資料，範圍很廣，甚至為一般學者所不注意的碑帖拓本的殘編斷簡，也不放過。
他還曾與李绂一起，抄錄明《永樂大典》中世所罕見的資料，并按經、史、志乘、氏族、藝文五項，分類編纂。
他認為，編纂文獻資料，“必綜彙曆代所有，不以重複繁冗為嫌者”（同上外編卷四十二《移明史館帖子》一），而藝文一門，“不當專收本代之書”，“即以本代之書言之”，“必略及其大意”，“凡撰述、複審、删正之人”，均應“詳載”（同上《移明史館帖子》二）。
這說明全祖望對于文獻資料的搜訪和編纂，是十分注意其完整性的，其治學态度之嚴謹，由此可見一斑。
阮元曾将祖望與前代學者做了比較，他說：“吾觀象山、慈湖諸說，如海上神山，雖極高妙而頃刻可成。
萬、全之學，則如百尺樓台，實從地起，其功非積年工力不可”（《鲒埼亭集·序》）！足見祖望的學術功力之深。
總之，通過對黃宗羲、全祖望的學術傾向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已經表現出不同于傳統王學的新特點，其中尤以治學路徑的轉向最為顯著。
他們着重于“道問學”，而“道問學”的重點在治經史、文獻之學，而治經史、文獻之學的重點在綜羅文獻、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宋元學案》的編纂，具體體現了黃宗羲、全祖望的治學特點。
第三節 《宋元學案》對于理學源流和學統師承的辨析 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是學術史著作的任務之一，也是它的一個重要特點。
《宋元學案》作為宋元時期的學術史著作，正是具體而又鮮明地體現了這一特點。
如果說它和其他學術史著作有所不同，那麼，就在于它是以理學為主線而展開對其源流和學統師承的考證和辨析的；而它對于理學源流和學統師承的考證和辨析，實際上也就是對這一時期理學的發展進行了總結。
根據《宋元學案》的觀點，宋元時期的理學大體經曆了發端、确立、傳衍、集成、分派、合流等階段，其源流演變的情況，可以概述如下： 宋代理學推原于北宋真、仁二宗之際，由胡瑗、孫複發其端，而以胡瑗“倡明正學”、以經術教授蘇（州）、湖（州）諸生為其标志，時在仁宗明道、景祐年間（公元1032—1038年）。
慶曆之際（公元1042—1048年），“學統四起”，或夾輔泰山孫複之學而起，或與安定湖學相應，或開關學之先，或啟蜀學之緒，均為濂、洛、關學之前茅。
仁宗皇祐、嘉祐之際（公元1049—1063年），周（惇頤）、張（載）、二程（颢、頤）諸子輩出，濂、洛、關學相繼奠定了宋代理學的基礎，标志着理學的确立。
仁宗以後至南宋高、孝二宗之際的百餘年間，為理學的傳衍和分派時期，而以傳洛學最盛。
其主要傳人：謝良佐傳于楚（今湖北）、楊時傳于閩（今福建）、三呂（大忠、大鈞、大臨）傳于秦（今陝西）、谯定傳于蜀（今四川）、永嘉諸子（周行己、劉景範、鮑若雨等）傳于浙（今浙江）、王蘋傳于吳（今江蘇）、李先之傳于江右（今江西）。
傳關學者，除上述三呂和永嘉諸子外，尚有範育、潘拯、遊師雄、種師道、李複、田腴、蘇昞、張舜民、薛昌朝等，然其再傳中絕。
濂學自周惇頤以後，世無傳人。
雖朱熹、張栻“始确然以為二程子所自出”，然“二程子未嘗傳其學”（同上卷十一《濂溪學案·序錄》）。
南宋初，傳洛學之大宗者，應首推楊時和胡安國，胡寅、胡憲、胡宏、胡甯“四先生”出而廣其學。
高宗以後，鄭氏兄弟（伯熊、伯英）繼起，于孝宗乾、淳間（公元1165—1189年）重振洛學于永嘉。
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為三：朱熹的朱學、呂祖謙的呂學（又稱婺學）、陸九淵的陸學。
朱學集洛學之大成；陸學以“發明本心”之說别樹心學一派，而與朱學相徑庭；呂學則兼取兩家之長，以性命之學起，而又以“中原文獻之統”加以潤色。
三家“門庭徑路雖别，要其歸宿于聖人則一也”（同上卷五十一《東萊學案》引祖望《同谷三先生書院記》）。
在此前後，有出自胡宏、張栻的湖湘學統，有出自薛季宣的永嘉學統，也有出自陳亮的永康學派，相繼而起。
湖湘學統“自南軒出而與考亭相講究，去短集長”，其言論“歸于平正”（同上卷五十《南軒學案》宗羲案語），然其弟子，“多留心經濟之學”（同上卷七十一《嶽麓諸儒學案》祖望案語）；永嘉學統“以經制言事功，皆推原以為得統于程氏”（同上卷五十六《龍川學案·序錄》）；永康學派則“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同上）。
乾、淳諸老朱、陸、呂、張、薛、陳等既殁，“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同上卷五十四《水心學案上·序錄》）。
傳朱學者，以蔡氏父子（元定、沈）、黃榦、輔廣、陳埴、杜煜、陳淳諸儒最為顯要。
蔡氏父子被稱為閩中“朱學幹城”（同上卷六十七《九峰學案·序錄》），而蔡元定居于“領袖朱門”的地位（同上卷六十二《西山蔡氏學案·序錄》）。
甯宗嘉定（公元1208—1224年）以後，足以光大其師說者，則應首推黃榦。
而傳朱學于永嘉者，則始于葉文修和陳埴。
陳淳雖于滄洲諸子為晚出，然其“衛師門甚力”，且“多所發明”（同上卷六十八《北溪學案·序錄》）。
此外，傳朱學于南方者，尚有滄洲其他諸子李燔、張洽、廖德明、李方子等，皆有“宿老”之稱。
與此同時，慶元學禁解除，真德秀直繼朱學，以昌明正學自任，而有功于後世（同上卷八十一《西山真氏學案》本傳）。
魏了翁則私淑朱熹、張栻之學于蜀中，“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同上卷八十《鶴山學案》百家案語）。
理宗端平（公元1234—1236年）以後，閩中、江右傳朱學者，“支離、舛戾、固陋”，至陳淳、饒魯諸子而“流入訓诂派”（同上卷八十六《東發學案》引祖望《澤山書院記》）。
度宗鹹淳（公元1265—1274年）以後，何基、王柏、金履祥師弟為一支，起于婺（州）；黃震、史蒙卿、王應麟為一支，起于明（州），重振朱學于浙東：前者為金華朱學的主要傳人，後者為四明傳宗朱學者，而黃震為之冠。
然何基師弟這一支，至許謙而漸流于章句訓诂，至柳貫、黃溍、吳萊諸子而成“文章之士”，至元末明初的宋濂則漸流于“佞佛者流”（同上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學案》引祖望《宋文憲公畫像記》）。
四明傳宗朱學者，至王應麟而兼綜朱、陸、呂和永嘉之傳，出現了和會諸家、綜羅文獻的趨向。
入元，朱學北傳，其主要傳人有：趙複、姚樞、窦默、郝經、許衡、劉因等，而許衡為其大宗（同上卷九十《魯齋學案·序錄》）。
及至劉因的門人和後學，則又流于經訓章句。
傳陸學者，自乾、淳以後至南宋末年，大體有如下四支：一是浙東的“甬上四先生”楊簡、袁燮、舒璘、沈煥，為陸門之首，而“楊、袁尤多昌明之功”（同上卷七十四《慈湖學案》引祖望《同谷三先生書院記》）；二是江西“槐堂諸儒”傅夢泉、傅子雲、鄧約禮、黃叔豐等，而以傅夢泉為槐堂諸儒之冠，槐堂諸儒雖大緻與甬上諸子同時，然其學之盛反而不及甬上陸學；三是甬上之西的嚴陵一支，楊簡高弟錢時為其首，主講象山書院，陸學遂興；四是鹹淳之際，湯巾、湯漢傳陸學于鄱陽，此為楊簡、袁燮之後，江右“陸學之一盛”（同上卷八十四《存齋晦靜息庵學案·序錄》）。
入元，中振陸學者，浙東有趙偕，江右有陳苑。
陳苑弟子祝蕃、李存、舒衍、吳謙，号稱“江東四先生”，闡揚師說，使陸學“為之一光”（同上卷九十三《靜明寶峰學案》宗羲案語）。
朱、陸的後學，雖分支别派，自立門牆，然而到了宋、元之際，兩派都出現了和合、融會的情況。
最早和會朱、陸之說要推鄱陽的湯巾和湯漢，時在理宗淳祐間（公元1241—1252年）。
他們雖重振陸學于江右，然而又開宋、元之際和會朱、陸兩家學術之先河。
湯漢且“兼治朱、呂、陸之學”，“和齊斟酌，不名一師”（同上卷八十五《深甯學案·序錄》）。
王應麟曾與之遊，也兼綜朱、陸之學和永嘉之傳。
随後，程紹開築道一書院，“以合朱陸兩家之說”（同上卷八十四《存齋晦靜息庵學案·程紹開傳》），而為吳澄所師承。
所不同者，程紹開是“本為陸學而和合朱學者”（同上梓材案語），吳澄則本為朱學而“兼主陸學”（同上卷九十二《草廬學案·序錄》）。
繼吳澄而和會朱、陸之學者是鄭玉：前者多右陸，後者則右朱，此又其所以不同者。
宋元時期理學的源流演變，至和會朱、陸之說而接近于尾聲。
從《宋元學案》關于宋元理學的源流演變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基本認識： 宋元理學，蓋源于濂、洛、關學，而以洛學為大宗。
濂學無傳人，關學再傳中絕，唯洛學的傳人，枝繁葉茂，傳衍不衰，自北宋中期至南宋初，為洛學的發展時期。
随後，朱、陸之學崛起，分支别派，各有傳人，然以朱學為大宗。
自南宋中葉至後期，是理學分立和朱陸兩派發展的時期，也是理學集大成的時期。
宋、元之際，朱、陸合流，宋元理學的源流演變，至此走完了自己的曆程。
以上是從縱向的角度對宋元理學做宏觀的考察。
然而，這不足以概括《宋元學案》關于宋元理學源流的全部觀點，因此需要從以下幾個重要的問題做進一步的探讨。
一、關于宋元理學的發端 《宋元學案》認為，宋代理學一般皆推原于安定（胡瑗）、泰山（孫複）：“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為之先河。
程朱二先生皆以為然”（同上卷一《安定學案·序錄》）。
然而，細按其實，也不盡然。
例如，朱熹的《伊洛淵源錄》就是首推周惇頤而次及二程的。
這顯然是以周惇頤為理學的發端人物。
黃震認為，宋代理學，“實自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徕三先生始”（引自同上卷二《泰山學案》百家案語），将石介歸入理學發端的行列。
宗羲于理學發端雖無明文言及，但觀其《宋元學案》原本，濂、洛諸子之前，無《高平學案》，隻立安定、泰山兩學案，而将石介作為孫複的門人附在《泰山學案》，說明他僅以胡瑗、孫複為宋代理學的發端人物，而不包括範仲淹和石介。
這就打破了曆來論纂宋代理學史的格局。
黃百家和全祖望續修《宋元學案》時，繼承了宗羲的上述觀點。
百家在《安定學案》案語中說：“先生之學，實與孫明複開伊洛之先”（同上卷一）。
認為胡瑗、孫複才是二程理學之先導。
此說顯然是本之家學。
全祖望在《古靈四先生學案》案語中說： 宋仁之世，安定先生起于南，泰山先生起于北，天下之士，從者如雲，而正學自此造端矣。
（同上卷五） 這說明他也是以胡瑗、孫複為理學的發端人物。
不僅如此，他在推原宋代理學時，對于濂、洛之學興起前學統紛立的情況和周、張、二程之前驅，做了更為詳細的考察。
他說： 有宋真、仁二宗之際，儒林之草昧也。
當時，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陽戚氏在宋、泰山孫氏在齊、安定胡氏在吳，相與講明正學，自拔于塵俗之中；亦會值賢者在朝：安陽韓忠獻公、高平範文正公、樂安歐陽文忠公，皆卓然有見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
于是學校遍于四方，師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天叟輩共以經術和之，說者以為濂、洛之前茅也。
（同上卷三《高平學案》引《慶曆五先生書院記》） 這裡，祖望指明了宋代理學發端于何時以及濂、洛之學的前驅。
他認為宋代理學發端于北宋真、仁二宗之際，即公元十一世紀二三十年代。
若以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