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說

整個十六世紀，從嘉靖到萬曆，興起了理學範圍内程朱與陸王之學的論辯。

    不過，在統治思想中占上風的仍然是朱學。

    一直到十七世紀，由于某些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影響，由于農民革命的風暴，明、清兩個朝代的更替，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動蕩，即所謂“天崩地解”的局面。

     有些學者企圖對理學進行總結。

    兩朝交替之際的孫奇逢著《理學宗傳》。

    該書編纂曆時三十年，經過明朝的滅亡，至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定稿。

    它論述了宋明時期有較大影響的理學派别，但它隻是理學家傳記的彙編，并未對理學的發展過程做出清晰的說明。

    孫奇逢一生以理學家自處，注重心性修養，其學以慎獨為宗，以體認天理為要旨，以日用倫常為實際。

     被康熙譽為“關中大儒”的李颙，固拒清政府征召，緻力于學問，經傳、史志、百家之書，靡不觀覽。

    其學以王守仁“緻良知”為本體，以朱熹主敬窮理為功夫，在關中學者中有較大影響。

    他的前期思想側重經世緻用之學，後期則側重心性義理，反身悔過之學。

     處于明清之際的人們既要總結明朝覆亡的教訓，又想了解動蕩變化的現實生活。

    客觀實際迫使一些具有探求真理精神的知識分子從哲學、經學、史學、政治、經濟諸方面去進行認真的研究，由此産生了對理學的重新認識。

    于是興起了以顔元為代表的事功之學；興起了以王夫之為代表的總結諸子百家之學的哲學思想；出現了探讨理學産生和發展的專門著作，黃宗羲等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堪稱傑作；興起了以顧炎武所強調的“實事求是”的考據之學。

    所有這些，在思想内容和認識方法等方面都和理學有這樣或那樣的區别。

    它們是一種新思潮，我們認為用“早期啟蒙思潮”來概括，是比較恰當的。

     這個思潮重視對曆史和現實的研究，具有創新精神。

    這個思潮的特征之一，是在不同程度上對理學有所批評。

    顧炎武的《與友人論學書》指出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