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方以智、“易堂九子”與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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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方以智的思想特色
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字密之，号曼公，晚年為僧時号無可，又稱愚者、藥地、墨曆、木立等，安徽桐城人，是明末清初的卓越思想家。
早年所著《通雅》《物理小識》中反映他淵博的曆史文化修養與自然科學知識。
晚年他的《東西均》《藥地炮莊》《易餘》《周易時論合編》等哲學著作，則包含着深刻豐富的辯證法思想。
方以智生于一個“四世傳《易》”的家庭。
曾祖方學漸（字達卿），諸生不仕，著有《易蠡》。
祖父方大鎮（字君靜）著有《易意》。
父方孔炤（字潛夫）著有《周易時論》。
方以智本人則著有《易餘》。
《易蠡》《易意》今均未見，但其中言論被編入《周易時論合編》中，《合編》中的“蠡曰”，“意曰”即是二書的引文。
從内容看，二書仍不脫以義理解《易》的範圍，缺少象數學的痕迹。
而從方孔炤的《周易時論》開始，方氏《易》學表現出象數學的特色。
《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卷八《極數概》中，潛老夫（即方孔炤）說： 黃石齋曰：“學者動卑象數，故天道不著……曆律象數，聖人所以剛柔損益之具也。
”餘同西庫而信之，歸學邵學。
殚力不及，以命子孫。
當時黃道周因劾楊嗣昌奪情入閣，方孔炤則因任湖廣巡撫調遣失律，二人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同下鎮撫司獄。
在所謂西庫中，二人同研《易經》象數學。
方以智在《時論》後跋中也說： 家君子（指方孔炤）……撫楚以議剿谷城忤楚相（指督師楊嗣昌），被逮。
時石齋（黃道周）先生亦拜杖下理，同處白雲庫中，閱歲有八月，兩先生翛然相得，蓋無日不講《易》朝夕也。
由于這一契機，不但方孔炤從事象數學的鑽研，方以智也在此時接觸到黃道周的象數學思想。
《周易時論》十五卷連同《圖象幾表》八卷合編二十三卷，後在順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刊成，便是方孔炤、方以智父子合作的成果。
而方以智之所以在後來成為一位象數學家，表達出精湛深刻的辯證法思想，除了受其業師王宣（字化卿）的影響外，與黃道周的《易》學是極有關聯的。
《周易時論》中不但多處引用黃的理論，《圖象幾表》中也轉引了黃道周所創制的《易》圖，以《時論》與黃道周《易象正》合參，可以詳悉其間的淵源。
值得注意的是，《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易類五·易象正》提要說： 此書及《三易洞玑》（亦黃道周著）皆邵氏《皇極經世》之支流也。
而方以智的象數學也自稱來源于“楊（雄）、京（房）、關（指關朗，北魏人，著《關氏易傳》與《洞極真經》）、邵（雍）”（見方以智《時論》後跋）。
這指出象數學派的學術淵源系統。
象數學中有不少迷信的糟粕，也有自然科學的萌芽。
方以智在《物理小識·總論》中說： 智每因邵、蔡（元定）為嚆矢，徵《河》《洛》之通符，借遠西為郯子，申禹、周之矩積。
這反映出他的學術中既有象數學的因素，又有當時西方傳教士帶來的自然科學知識。
由于他“極事通變”與“善于統禦”，方以智對自然科學知識取得了當時曆史條件所能達到的一定理解。
在哲學上，他提出了“盈天地間皆物也”（《物理小識·自序》）和“舍物則理亦無所得矣”（同上《總論》）的命題。
這些應視為他的自然科學知識與哲學結合起來所取得的成就。
對于傳統理學的評價，方以智早年是既有肯定，也有否定。
在《通雅》中，他引證說： 二無公曰：今謂宋儒與晉清談同科，過矣。
伊陽守禮嚴閑，而文人尚灑脫，經濟言權變，故龃龉耳。
（《通雅》卷首之二《讀書類略》） 蜀、洛則争，子瞻之服濂溪，何如耶？（同上） 胡安定教學分科，王安石選材以驗古今，皆一法也。
（同上） 以上說明方以智早年繼承家學，對理學家有一定的肯定。
上文“二無公”指明末常州人張玮，“伊陽”指程頤，“文人灑脫”指蘇轼等人，“經濟權變”指王安石等。
諸人在方以智論述中看來并無軒轾，甚至稱胡瑗與王安石有相同之處，這些反映出方以智學術中的調和色彩。
對于朱熹，方以智也有所稱引，他說： 朱子曰：“時時窮理，之謂居敬。
”終身考究事物不厭。
（同上） 方以智在《浮山文集》的《相道》一文中又說： 朱子曰：惟公惟明，相道畢矣。
關于政治理論中的“公”和“明”本是一般原則，任何學派都會提出。
對朱熹此語，方以智是肯定的。
但在進一步的分析中，方以智與理學家便發生了歧異。
朱熹的“公”“明”，在周惇頤《易通》中也有過闡說。
《易通·聖學》第二十章中說： 明則通，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公明》第二十一章中說： 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
謂能疑為明，何啻千裡。
周惇頤的“謂能疑為明，何啻千裡”一句反映出道學先生迂闊的學風。
在對事物的接觸中，必然發生矛盾。
必須解決矛盾，才能進一步得到認識，而“能疑”就是能發現事物的矛盾。
在這方面，方以智的方法論與周惇頤完全不同。
他說： 博學不能觀古今之通，又不能疑，焉貴書簏乎？（《通雅·自序》） 又說： 因前人備列以贻後人。
因以起疑，因以旁徵，其功豈可沒哉！（同上） 這雖不是針對周惇頤的，但反映出方以智思想方法的獨立性與創造性。
對于理學家的修養方法，方以智早年也曾加記錄，如說： 白安石（名白瑜，方以智早年業師之一）曰：朱子教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有錯行之用焉。
鬼神通之，精神之極也。
（同上卷首之二《讀書類略》） 這是程、朱的傳統修養方法，方以智對此沒有加以反對。
對于讀書的對象，方以智則能看出理學家的缺陷，而加以指出。
他說： 宋儒惟守宰理，至于考索物理時制，不達其實，半依前人。
（同上卷首之一《音義雜論》） 這個論斷十分中肯。
所謂“宰理”，指社會政治思想和個人修養的方法。
《通雅·文章薪火》中說：“專言治教，則宰理也”。
又說：“象數、律曆、聲音、醫藥之說，皆質之通者也，皆物理也。
”又說：“專言通幾，則所以為物之至理也”（同上卷首之三）。
這是方以智的學科分類法。
所以，他在《青原志略》卷三中，又指出“宰理”為“仁義”，“物理”為“陰陽剛柔”，而“至理”為“所以為物者也”。
對于理學家來說，他們隻講修、齊、治、平，講那些不切實際的社會政治理想以及理、氣、心、性等從概念到概念的思辨哲學，對此方以智加以抉出，是有識見的。
他又說： 曆數律度是所首重，儒者多半勿問，故秩序變化之原，不能灼然。
（《物理小識》卷一） 又說： 窮理見性之家反不能詳一物者。
（同上《總論》） 這既指出理學的弊病，又反映出方以智本人的學術途徑。
曆數、律度指天文、數學等自然科學基礎知識，早在宋代，理學家便不加重視。
他們說：“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1]。
理學家的“重道輕藝”傳統是形成中國曆史上自然科學不受重視，不能發達的主要原因，而方以智身處明清之際，接觸到當時西方傳來的自然科學知識，認識到它的重要意義，故能指出理學傳統的症結所在，這也是很有卓見的。
對于傳統的朱陸異同或朱王之辨，方以智似乎并不偏向任何一方，他說： 明經正業，今尚《大全》，夫曰大全者謂合諸家之異同而使參詳也。
執一乎，水濟水耳。
四明施公（似指施邦耀）曰：“天下病虛，考亭（朱熹）捄之以實，天下病實，新建（王陽明）捄之以虛。
”王虛舟師（指方業師王宣）曰：“用實者虛，用虛者實。
”虛實本一緻也，當合漢、宋及今參集大成焉。
（《通雅》卷首之二《讀書類略》） 這裡，他對明初的《性理大全》《四書大全》做了批評，認為它們“執一”，而不能綜合各種學術流派，沒有新的内容。
所引施、王兩家意見也是主張不同學派互相取長補短。
對漢、宋、明的學術觀點則認為應當綜合起來“參集大成”。
其
早年所著《通雅》《物理小識》中反映他淵博的曆史文化修養與自然科學知識。
晚年他的《東西均》《藥地炮莊》《易餘》《周易時論合編》等哲學著作，則包含着深刻豐富的辯證法思想。
方以智生于一個“四世傳《易》”的家庭。
曾祖方學漸（字達卿），諸生不仕，著有《易蠡》。
祖父方大鎮（字君靜）著有《易意》。
父方孔炤（字潛夫）著有《周易時論》。
方以智本人則著有《易餘》。
《易蠡》《易意》今均未見，但其中言論被編入《周易時論合編》中，《合編》中的“蠡曰”，“意曰”即是二書的引文。
從内容看，二書仍不脫以義理解《易》的範圍，缺少象數學的痕迹。
而從方孔炤的《周易時論》開始，方氏《易》學表現出象數學的特色。
《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卷八《極數概》中，潛老夫（即方孔炤）說： 黃石齋曰：“學者動卑象數，故天道不著……曆律象數，聖人所以剛柔損益之具也。
”餘同西庫而信之，歸學邵學。
殚力不及，以命子孫。
當時黃道周因劾楊嗣昌奪情入閣，方孔炤則因任湖廣巡撫調遣失律，二人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同下鎮撫司獄。
在所謂西庫中，二人同研《易經》象數學。
方以智在《時論》後跋中也說： 家君子（指方孔炤）……撫楚以議剿谷城忤楚相（指督師楊嗣昌），被逮。
時石齋（黃道周）先生亦拜杖下理，同處白雲庫中，閱歲有八月，兩先生翛然相得，蓋無日不講《易》朝夕也。
由于這一契機，不但方孔炤從事象數學的鑽研，方以智也在此時接觸到黃道周的象數學思想。
《周易時論》十五卷連同《圖象幾表》八卷合編二十三卷，後在順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刊成，便是方孔炤、方以智父子合作的成果。
而方以智之所以在後來成為一位象數學家，表達出精湛深刻的辯證法思想，除了受其業師王宣（字化卿）的影響外，與黃道周的《易》學是極有關聯的。
《周易時論》中不但多處引用黃的理論，《圖象幾表》中也轉引了黃道周所創制的《易》圖，以《時論》與黃道周《易象正》合參，可以詳悉其間的淵源。
值得注意的是，《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易類五·易象正》提要說： 此書及《三易洞玑》（亦黃道周著）皆邵氏《皇極經世》之支流也。
而方以智的象數學也自稱來源于“楊（雄）、京（房）、關（指關朗，北魏人，著《關氏易傳》與《洞極真經》）、邵（雍）”（見方以智《時論》後跋）。
這指出象數學派的學術淵源系統。
象數學中有不少迷信的糟粕，也有自然科學的萌芽。
方以智在《物理小識·總論》中說： 智每因邵、蔡（元定）為嚆矢，徵《河》《洛》之通符，借遠西為郯子，申禹、周之矩積。
這反映出他的學術中既有象數學的因素，又有當時西方傳教士帶來的自然科學知識。
由于他“極事通變”與“善于統禦”，方以智對自然科學知識取得了當時曆史條件所能達到的一定理解。
在哲學上，他提出了“盈天地間皆物也”（《物理小識·自序》）和“舍物則理亦無所得矣”（同上《總論》）的命題。
這些應視為他的自然科學知識與哲學結合起來所取得的成就。
對于傳統理學的評價，方以智早年是既有肯定，也有否定。
在《通雅》中，他引證說： 二無公曰：今謂宋儒與晉清談同科，過矣。
伊陽守禮嚴閑，而文人尚灑脫，經濟言權變，故龃龉耳。
（《通雅》卷首之二《讀書類略》） 蜀、洛則争，子瞻之服濂溪，何如耶？（同上） 胡安定教學分科，王安石選材以驗古今，皆一法也。
（同上） 以上說明方以智早年繼承家學，對理學家有一定的肯定。
上文“二無公”指明末常州人張玮，“伊陽”指程頤，“文人灑脫”指蘇轼等人，“經濟權變”指王安石等。
諸人在方以智論述中看來并無軒轾，甚至稱胡瑗與王安石有相同之處，這些反映出方以智學術中的調和色彩。
對于朱熹，方以智也有所稱引，他說： 朱子曰：“時時窮理，之謂居敬。
”終身考究事物不厭。
（同上） 方以智在《浮山文集》的《相道》一文中又說： 朱子曰：惟公惟明，相道畢矣。
關于政治理論中的“公”和“明”本是一般原則，任何學派都會提出。
對朱熹此語，方以智是肯定的。
但在進一步的分析中，方以智與理學家便發生了歧異。
朱熹的“公”“明”，在周惇頤《易通》中也有過闡說。
《易通·聖學》第二十章中說： 明則通，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公明》第二十一章中說： 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
謂能疑為明，何啻千裡。
周惇頤的“謂能疑為明，何啻千裡”一句反映出道學先生迂闊的學風。
在對事物的接觸中，必然發生矛盾。
必須解決矛盾，才能進一步得到認識，而“能疑”就是能發現事物的矛盾。
在這方面，方以智的方法論與周惇頤完全不同。
他說： 博學不能觀古今之通，又不能疑，焉貴書簏乎？（《通雅·自序》） 又說： 因前人備列以贻後人。
因以起疑，因以旁徵，其功豈可沒哉！（同上） 這雖不是針對周惇頤的，但反映出方以智思想方法的獨立性與創造性。
對于理學家的修養方法，方以智早年也曾加記錄，如說： 白安石（名白瑜，方以智早年業師之一）曰：朱子教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有錯行之用焉。
鬼神通之，精神之極也。
（同上卷首之二《讀書類略》） 這是程、朱的傳統修養方法，方以智對此沒有加以反對。
對于讀書的對象，方以智則能看出理學家的缺陷，而加以指出。
他說： 宋儒惟守宰理，至于考索物理時制，不達其實，半依前人。
（同上卷首之一《音義雜論》） 這個論斷十分中肯。
所謂“宰理”，指社會政治思想和個人修養的方法。
《通雅·文章薪火》中說：“專言治教，則宰理也”。
又說：“象數、律曆、聲音、醫藥之說，皆質之通者也，皆物理也。
”又說：“專言通幾，則所以為物之至理也”（同上卷首之三）。
這是方以智的學科分類法。
所以，他在《青原志略》卷三中，又指出“宰理”為“仁義”，“物理”為“陰陽剛柔”，而“至理”為“所以為物者也”。
對于理學家來說，他們隻講修、齊、治、平，講那些不切實際的社會政治理想以及理、氣、心、性等從概念到概念的思辨哲學，對此方以智加以抉出，是有識見的。
他又說： 曆數律度是所首重，儒者多半勿問，故秩序變化之原，不能灼然。
（《物理小識》卷一） 又說： 窮理見性之家反不能詳一物者。
（同上《總論》） 這既指出理學的弊病，又反映出方以智本人的學術途徑。
曆數、律度指天文、數學等自然科學基礎知識，早在宋代，理學家便不加重視。
他們說：“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1]。
理學家的“重道輕藝”傳統是形成中國曆史上自然科學不受重視，不能發達的主要原因，而方以智身處明清之際，接觸到當時西方傳來的自然科學知識，認識到它的重要意義，故能指出理學傳統的症結所在，這也是很有卓見的。
對于傳統的朱陸異同或朱王之辨，方以智似乎并不偏向任何一方，他說： 明經正業，今尚《大全》，夫曰大全者謂合諸家之異同而使參詳也。
執一乎，水濟水耳。
四明施公（似指施邦耀）曰：“天下病虛，考亭（朱熹）捄之以實，天下病實，新建（王陽明）捄之以虛。
”王虛舟師（指方業師王宣）曰：“用實者虛，用虛者實。
”虛實本一緻也，當合漢、宋及今參集大成焉。
（《通雅》卷首之二《讀書類略》） 這裡，他對明初的《性理大全》《四書大全》做了批評，認為它們“執一”，而不能綜合各種學術流派，沒有新的内容。
所引施、王兩家意見也是主張不同學派互相取長補短。
對漢、宋、明的學術觀點則認為應當綜合起來“參集大成”。
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