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方以智、“易堂九子”與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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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虛與實的具體内容，方以智沒有說明。
朱學、王學的區别用虛、實來形容也不盡準确、妥當。
然而，這裡可以看出方以智“古今以智相積……我得以坐集其智，折中其間，豈不幸乎”（同上卷首之一《音義雜論·前言》）的思想，對于各家學術，不片面“執一”，而主張融會貫通。
這一主張與他早年接受西學，晚年作為儒者不排斥而吸收釋、道思想的學術方向是一緻的。
關于性善性惡與無善無惡，是當時理學争辯的主題之一。
方以智著作中對這問題，不相沿傳統的争論而是别具一格。
在《性故》中，他說： 說善即對惡，說有善惡即對無善惡。
惟通先後天而明其本自如是、正當如是、适可如是者，絕對待、貫對待。
這是用他象數學中的“公因反因說”來論證的。
方以智以為任何事物都有對立面，稱為“反因”；而對立面的同一或統一，稱為“公因”，而“公因”即在“反因”中。
上引《性故》中的理論與其《東西均》中“太無統有無，至善統善惡，無對待在對待中”（《三征篇》）的說法，又是一緻的。
《性故》中又說：“知止至善而揭之，深幾神哉”。
這裡可以看出他對性的“至善”是肯定的。
至于什麼叫“至善統善惡”，似可理解為至善的性中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
此外，在方氏思想中，更多涉及的是生死、始終、有無等問題。
這反映出時代危機更加迫切，已不同于嘉、隆時代和萬曆初年學者們空談心、性，在概念上争執的情況了。
同時也反映出他吸收了釋、道二家的思想因素。
所有這一切表明，方以智與傳統理學家在内容與形式上都迥然不同。
方以智與理學家不同的另一點，是他注重自然科學的思想。
以自然科學為基礎，不但形成了他宇宙觀上的唯物主義，而且在認識論上，他反對不可知論，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
方以智曾引其父方孔炤的“舍心無物，舍物無心，其冒耳”（《物理小識·總論》）的話。
“冒”有概括之意。
這裡所說的“心”，是指認識能力。
“舍心無物”，是指人的認識能力能夠認識客觀事物，故又說：“唯心能通天地萬物，知其原”（同上）。
“舍物無心”，是指不接觸客觀事物則無所認識，故又說：“舍物則理亦無所得矣，又何格哉”（同上）？這裡所說的“心”，是指接觸事物後所取得的認識。
因此，這是一個具有思想深度和辯證觀點的命題。
這命題應與其“盈天地間皆物也”，“通觀天地，天地一物也”（同上《自序》）等參合起來理解。
這就是他說的“彼離氣執理與掃物尊心，皆病也。
理以心知，知與理來。
因物則而後交格以顯，豈能離氣之質耶”（同上卷一）？這裡，他從認識論的角度指出了朱學與王學的各自偏頗。
關于人的主觀能動性，他說： 人知天地，即宰天地。
（《青原志略》卷十二） 人知天地則節天地而用天地。
知四時則先四時而補四時。
（同上卷五） 明物之則，則能因物用物。
（同上卷三） 這些都是極明顯的人能認識自然、控制自然的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宰天地”的觀點，是建立在“知天地”的基礎之上的。
至于認識客觀對象的方法則是通過事物表面現象進而掌握其規律。
他說： 以費知隐，絲毫不爽。
（《物理小識》卷一） 又說： 以費知隐，重玄一實。
（同上《自序》） “費”指事物表面現象，“隐”指事物的内在規律。
“重玄一實”，是指種種玄妙的現象都有其實際的根源，而且是絲毫不爽的。
人要通過表面現象而掌握其内在規律。
在《通雅》中，他舉例說： 古人以費知隐，以外形知髒腑，以膚之舒迫，定脈緩急，以五志約為好惡兩端，以所嗜所畏所夢，與天時地氣、病人聲色，而脈知之。
各以其類相從而審常變。
（卷五十一《脈考》） 認為觀察病人所處的環境，膚之舒迫，脈之緩急，而知其内髒，并加以療治，這是符合科學原則的。
這再次說明方以智的哲學概括是有科學根據而超出一般理學家的玄想的。
《通雅》是方以智早年之作（後來雖有補充，隻是部分與片段），其中包括文學、聲韻、音樂、事制等内容，也包括動物、植物、天文、醫藥等自然科學的對象。
到了晚年，他的思想全部轉向于哲學。
《通雅》錢澄之的序中說： 今道人（指方以智）既出世矣，然猶不肯廢書。
獨其所著書，好作禅語，而會通以《莊》《易》之旨，學者驟讀之，多不可解。
……所謂《通雅》，已故紙視之矣。
方以智的次子方中通在《陪集》的《與西洋湯道未先生（即湯若望）論曆法》一詩注中也說： 家君（指方以智）亦精天學，出世後，絕口不談。
方以智晚年不能繼續研究自然科學與博物學，是由于條件和環境的限制。
而在其思想中，也與早年一樣，包含有融會貫通各種學派的思想方法。
他不諱言佛家與道家的言論，并以之與《易經》象數學會通，形成自己的哲學。
這一方面反映了“三教合一”的思想，而其綜合各家而提出的“一在二中”“合二而一”“公因在反因”“中五說”等理論，則在辯證法發展史上做出了貢獻。
這也是與當時理學各流派不同而獨樹一幟的。
綜上所述，方以智早年對理學的朱、王之争不偏向任何一方，而有調和各派吸其可取之處的趨向。
他晚年專門治哲學，則是由于黃道周的影響，繼承了邵雍與二蔡（蔡元定、蔡沈）的傳統，創立自己獨特的《河》《洛》“中五”之說的象數學理論；而其中包含有天文、數學等自然科學因素，其作用與意義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第二節 “易堂九子”及其思想 方以智四十八歲（順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從桐城往江西，曾遊廬山、南豐等地，最後居黎川廪山寺。
年五十四（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起，定居吉安青原山淨居寺，度過最後的餘年。
其間與各方交往仍然不斷，而關系最密切的是泰和蕭氏與甯都“易堂九子”。
蕭氏指蕭士玮（字伯玉、萬曆進士，著《春浮園集》）之侄蕭伯升（字孟昉）。
《泰和縣志》稱其豪俠好義。
方以智入青原山之前，康熙三年蕭伯升曾請其暫主西昌（泰和舊名西昌）之法華庵，改名為汋林。
方以智的哲學名著之一《藥地炮莊》即由蕭氏捐資刊刻于此時。
彭士望《恥躬堂文集》的《蕭氏世集序》及《蕭孟昉六十序》二文中詳記了蕭氏一門的生平。
方以智去世前一年準備移居的首山濯樓，即是蕭士玮之弟蕭士瑀的陶庵園林舊址，詳見彭士望文集中的《首山濯樓記》。
方以智與泰和蕭氏的交往密切是清初地方紳士在民族意識基礎上與遺民學者互相結合的一個典型例子。
“易堂九子”是清初隐居江西甯都翠微峰的九位學人。
九子指魏祥、魏禧、魏禮三兄弟及彭士望、邱維屏、林時益、李騰蛟、曾燦、彭任等九人。
李騰蛟字力負，号鹹齋，甯都人，在易堂中年最長，著有《半廬文稿》，清末胡思敬輯入所編《豫章叢書》中。
魏禧《李鹹齋私谥議》稱其“性誠厚愛人，與人煦煦然”（《魏叔子文集》外編卷四）。
後私谥貞惠先生。
其《介之推論》中稱“帝王之興，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也哉”，強調人的作用。
易堂諸子所着重的是論古以證今。
他也是史論派人物。
魏際瑞（公元1620—1677年）原名祥，字善伯，是甯都三魏之長，著有《魏伯子文集》《詩集》《詩經原本》等。
陳玉璂在《魏伯子文鈔序》中稱其“才最大，詩賦詞曲六朝骈俪之作無不臻其妙。
”魏祥既對《詩經》有較深研究，同時保持了易堂的學風，是關心時務的人。
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在甯都被地方推請往吳三桂部韓大任軍中遊說，後因誤會被害。
魏禧曾作《伯兄墓志銘》（見《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八），詳紀其兄生平、學業及去世經過。
魏禧（公元1624—1680年）字冰叔，著《魏叔子文集》《詩集》。
此外主要著作為《左傳經世》。
魏禮（公元1628—1693年）字和公，在三魏中年最少，著《魏季子文集》《詩集》。
魏禧稱其“之閩、廣，渡海達瓊州，北抵燕，過豫，适楚，入秦，上太華，遊龍門……足迹幾遍天下”（《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一《季弟五十述》），彭士望作《魏和公南海西秦詩序》，記其在南方結交陳恭尹（字元孝）等人，在北方識李因笃（字天生）及鹿善
朱學、王學的區别用虛、實來形容也不盡準确、妥當。
然而，這裡可以看出方以智“古今以智相積……我得以坐集其智，折中其間，豈不幸乎”（同上卷首之一《音義雜論·前言》）的思想，對于各家學術，不片面“執一”，而主張融會貫通。
這一主張與他早年接受西學，晚年作為儒者不排斥而吸收釋、道思想的學術方向是一緻的。
關于性善性惡與無善無惡，是當時理學争辯的主題之一。
方以智著作中對這問題，不相沿傳統的争論而是别具一格。
在《性故》中，他說： 說善即對惡，說有善惡即對無善惡。
惟通先後天而明其本自如是、正當如是、适可如是者，絕對待、貫對待。
這是用他象數學中的“公因反因說”來論證的。
方以智以為任何事物都有對立面，稱為“反因”；而對立面的同一或統一，稱為“公因”，而“公因”即在“反因”中。
上引《性故》中的理論與其《東西均》中“太無統有無，至善統善惡，無對待在對待中”（《三征篇》）的說法，又是一緻的。
《性故》中又說：“知止至善而揭之，深幾神哉”。
這裡可以看出他對性的“至善”是肯定的。
至于什麼叫“至善統善惡”，似可理解為至善的性中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
此外，在方氏思想中，更多涉及的是生死、始終、有無等問題。
這反映出時代危機更加迫切，已不同于嘉、隆時代和萬曆初年學者們空談心、性，在概念上争執的情況了。
同時也反映出他吸收了釋、道二家的思想因素。
所有這一切表明，方以智與傳統理學家在内容與形式上都迥然不同。
方以智與理學家不同的另一點，是他注重自然科學的思想。
以自然科學為基礎，不但形成了他宇宙觀上的唯物主義，而且在認識論上，他反對不可知論，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
方以智曾引其父方孔炤的“舍心無物，舍物無心，其冒耳”（《物理小識·總論》）的話。
“冒”有概括之意。
這裡所說的“心”，是指認識能力。
“舍心無物”，是指人的認識能力能夠認識客觀事物，故又說：“唯心能通天地萬物，知其原”（同上）。
“舍物無心”，是指不接觸客觀事物則無所認識，故又說：“舍物則理亦無所得矣，又何格哉”（同上）？這裡所說的“心”，是指接觸事物後所取得的認識。
因此，這是一個具有思想深度和辯證觀點的命題。
這命題應與其“盈天地間皆物也”，“通觀天地，天地一物也”（同上《自序》）等參合起來理解。
這就是他說的“彼離氣執理與掃物尊心，皆病也。
理以心知，知與理來。
因物則而後交格以顯，豈能離氣之質耶”（同上卷一）？這裡，他從認識論的角度指出了朱學與王學的各自偏頗。
關于人的主觀能動性，他說： 人知天地，即宰天地。
（《青原志略》卷十二） 人知天地則節天地而用天地。
知四時則先四時而補四時。
（同上卷五） 明物之則，則能因物用物。
（同上卷三） 這些都是極明顯的人能認識自然、控制自然的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宰天地”的觀點，是建立在“知天地”的基礎之上的。
至于認識客觀對象的方法則是通過事物表面現象進而掌握其規律。
他說： 以費知隐，絲毫不爽。
（《物理小識》卷一） 又說： 以費知隐，重玄一實。
（同上《自序》） “費”指事物表面現象，“隐”指事物的内在規律。
“重玄一實”，是指種種玄妙的現象都有其實際的根源，而且是絲毫不爽的。
人要通過表面現象而掌握其内在規律。
在《通雅》中，他舉例說： 古人以費知隐，以外形知髒腑，以膚之舒迫，定脈緩急，以五志約為好惡兩端，以所嗜所畏所夢，與天時地氣、病人聲色，而脈知之。
各以其類相從而審常變。
（卷五十一《脈考》） 認為觀察病人所處的環境，膚之舒迫，脈之緩急，而知其内髒，并加以療治，這是符合科學原則的。
這再次說明方以智的哲學概括是有科學根據而超出一般理學家的玄想的。
《通雅》是方以智早年之作（後來雖有補充，隻是部分與片段），其中包括文學、聲韻、音樂、事制等内容，也包括動物、植物、天文、醫藥等自然科學的對象。
到了晚年，他的思想全部轉向于哲學。
《通雅》錢澄之的序中說： 今道人（指方以智）既出世矣，然猶不肯廢書。
獨其所著書，好作禅語，而會通以《莊》《易》之旨，學者驟讀之，多不可解。
……所謂《通雅》，已故紙視之矣。
方以智的次子方中通在《陪集》的《與西洋湯道未先生（即湯若望）論曆法》一詩注中也說： 家君（指方以智）亦精天學，出世後，絕口不談。
方以智晚年不能繼續研究自然科學與博物學，是由于條件和環境的限制。
而在其思想中，也與早年一樣，包含有融會貫通各種學派的思想方法。
他不諱言佛家與道家的言論，并以之與《易經》象數學會通，形成自己的哲學。
這一方面反映了“三教合一”的思想，而其綜合各家而提出的“一在二中”“合二而一”“公因在反因”“中五說”等理論，則在辯證法發展史上做出了貢獻。
這也是與當時理學各流派不同而獨樹一幟的。
綜上所述，方以智早年對理學的朱、王之争不偏向任何一方，而有調和各派吸其可取之處的趨向。
他晚年專門治哲學，則是由于黃道周的影響，繼承了邵雍與二蔡（蔡元定、蔡沈）的傳統，創立自己獨特的《河》《洛》“中五”之說的象數學理論；而其中包含有天文、數學等自然科學因素，其作用與意義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第二節 “易堂九子”及其思想 方以智四十八歲（順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從桐城往江西，曾遊廬山、南豐等地，最後居黎川廪山寺。
年五十四（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起，定居吉安青原山淨居寺，度過最後的餘年。
其間與各方交往仍然不斷，而關系最密切的是泰和蕭氏與甯都“易堂九子”。
蕭氏指蕭士玮（字伯玉、萬曆進士，著《春浮園集》）之侄蕭伯升（字孟昉）。
《泰和縣志》稱其豪俠好義。
方以智入青原山之前，康熙三年蕭伯升曾請其暫主西昌（泰和舊名西昌）之法華庵，改名為汋林。
方以智的哲學名著之一《藥地炮莊》即由蕭氏捐資刊刻于此時。
彭士望《恥躬堂文集》的《蕭氏世集序》及《蕭孟昉六十序》二文中詳記了蕭氏一門的生平。
方以智去世前一年準備移居的首山濯樓，即是蕭士玮之弟蕭士瑀的陶庵園林舊址，詳見彭士望文集中的《首山濯樓記》。
方以智與泰和蕭氏的交往密切是清初地方紳士在民族意識基礎上與遺民學者互相結合的一個典型例子。
“易堂九子”是清初隐居江西甯都翠微峰的九位學人。
九子指魏祥、魏禧、魏禮三兄弟及彭士望、邱維屏、林時益、李騰蛟、曾燦、彭任等九人。
李騰蛟字力負，号鹹齋，甯都人，在易堂中年最長，著有《半廬文稿》，清末胡思敬輯入所編《豫章叢書》中。
魏禧《李鹹齋私谥議》稱其“性誠厚愛人，與人煦煦然”（《魏叔子文集》外編卷四）。
後私谥貞惠先生。
其《介之推論》中稱“帝王之興，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也哉”，強調人的作用。
易堂諸子所着重的是論古以證今。
他也是史論派人物。
魏際瑞（公元1620—1677年）原名祥，字善伯，是甯都三魏之長，著有《魏伯子文集》《詩集》《詩經原本》等。
陳玉璂在《魏伯子文鈔序》中稱其“才最大，詩賦詞曲六朝骈俪之作無不臻其妙。
”魏祥既對《詩經》有較深研究，同時保持了易堂的學風，是關心時務的人。
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在甯都被地方推請往吳三桂部韓大任軍中遊說，後因誤會被害。
魏禧曾作《伯兄墓志銘》（見《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八），詳紀其兄生平、學業及去世經過。
魏禧（公元1624—1680年）字冰叔，著《魏叔子文集》《詩集》。
此外主要著作為《左傳經世》。
魏禮（公元1628—1693年）字和公，在三魏中年最少，著《魏季子文集》《詩集》。
魏禧稱其“之閩、廣，渡海達瓊州，北抵燕，過豫，适楚，入秦，上太華，遊龍門……足迹幾遍天下”（《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一《季弟五十述》），彭士望作《魏和公南海西秦詩序》，記其在南方結交陳恭尹（字元孝）等人，在北方識李因笃（字天生）及鹿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