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方以智、“易堂九子”與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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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的後人等。
這些也都是遺民學者。
彭士望（公元1610—1683年）字躬庵，江西南昌人。
著《恥躬堂詩文鈔》，并曾手評《通鑒》及《春秋傳》等。
關于彭士望與魏禧，下文将詳述。
邱維屏（公元1614—1679年）字邦士，魏禧之姐婿，甯都人。
魏禧在《邱維屏傳》中曾記方以智初至易堂與邱讨論曆法、《易數》的事說：“桐城方公以智以僧服來易堂，嘗與邦士論算，退而語人曰：此神人也”（《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七）。
據魏禧文，邱著有《易剿說》《易數》《曆書》等三尺許，垂成未竟。
彭任字中叔，甯都人。
《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存目有《草亭文集》提要，說他“辯朱陸異同，謂學者之病不在辯之不詳，而在于行之不笃”。
可見其對理學的評論也認為為空言而寡行。
彭又曾編《春秋左傳約鈔》，為兒子講授。
曾燦原名傳燦，字青藜，一字止山，甯都人。
著《六松堂集》。
甲申（公元1644年）後為僧，漫遊兩廣時即與方以智相識。
方以智的《無生夢》系在兩廣北歸前最後一部詩集，集中最後一首《别滴投》五律，方注稱滴投“即曾青藜，時言易堂諸公”。
林時益原系明代宗室，後更名，與彭士望一同來甯都，加入九子行列。
其事迹下文再述。
順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方以智從江西黎川廪山去甯都小住，訪問“易堂九子”。
方除與曾燦早即相識于嶺南外，見九子後，與魏禧、彭士望最為投契。
魏禧之弟魏禮曾記方對九子的評論是：“易堂真氣，天下罕二”（《甯都三魏全集》本《魏季子文集》卷十五《先叔兄紀略》，《清史稿·魏禧傳》即轉引此語）。
可見他們之間的意氣相投。
這期間，方以智曾用宋人筆法繪當地風景數圖，并作《遊梅川、赤面、易堂記》，詳記其事（見方以智《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魏禧在《桃花源圖跋》中也記下方以智來訪情況。
方曾說“桃源本無有是處，本五柳公寓言”的話（《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二）。
其後兩年，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魏禧在《與桐城三方（指方以智的三子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書》中又說：“丈人（指方以智）見易堂諸子，頗以直諒相許，而教誨缱绻，則與益（指林時益）、禧尤笃，是固同堂同室人也”（同上外篇卷五）。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方以智從青原山去福建武夷訪問鄉試時座師餘飏（字赓之），經過江西新城，再晤魏禧。
魏曾作《送藥地大師遊武夷山序》（見《國朝三家文鈔》本《魏叔子文鈔》卷六，又見《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
與此同時，魏禧又有《與木大師書》，對方以智主持青原時“接納不得不廣，幹谒不得不與，辭受不得不寬”出言進行規勸（《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五）。
直到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方以智因粵案牽連，被迫赴粵對質，途中病逝于萬安縣西門外惶恐灘。
“易堂九子”中的彭士望在《與謝約齋書》中記載： 木公病背發，卒于萬安。
嗜學愛才，之死不變。
患難怡然，夫豈易及。
望為之三詣吉州，三哭之恸，非偶然也。
（《恥躬堂文鈔》卷二） 方死後，彭士望在《與方素北（方以智第三子方中履之字）書》中猶言及對方以智去世的悲痛，書中說： 比年貴鄉暨我江右老成接踵凋逝，兼及壯強，尊公之喪尤創巨痛深，不特為敝堂知己之感。
（同上卷一） 此外，彭士望《恥躬堂文鈔》卷八的《首山濯樓記》詳細記載了方以智死難經過，為後人留下了翔實的史料。
《恥躬堂文鈔》現有道光刊本文十卷、詩十五卷。
據其裔孫玉基稱：原共有四十卷二千餘頁，其闆久逸，文曰《樹廬文鈔》。
關于彭士望其人其文以及其對理學的評論，後人很少涉及。
當時人劉繼莊曾提到說： 近人文字目中所見者惟燕峰（指費密）暨易堂耳。
燕峰孤立未見有所唱和者。
易堂文雅，邱邦士集餘未見，然當推躬庵（指彭士望）為第一。
莽蒼浩瀚有大氣以舉之。
南宋以來，未之多見也。
（《廣陽雜記》清末潘刻本卷四） 這雖是論文，但可見彭士望思想為識者所重之一斑。
彭少年時，在明末多進行政治活動，是黃道周的學生。
黃道周被系诏獄時，彭士望往來設法營救。
南明弘光時又與其摯友歐陽斌元（字憲萬，新建人），王綱（字乾維，樂平人）同在揚州參史可法幕。
彭曾與歐陽共同向史可法進策，用所領高傑軍會同東下的左良玉軍夾攻南京，以清君側。
此計未能實現，辭史而歸。
不久，楊廷麟守贛州抗清，任彭為湖西道，主持戰守。
廷麟死後，遂歸隐躬耕。
彭士望與魏禧相遇也在此時，一見投契，遂全家遷往甯都翠微峰。
魏禧經常說“易堂畏友，吾以躬庵為第一”（《恥躬堂文鈔》卷九《祭魏叔子文》）。
又說：“知世有偉人度外事，自交躬庵與林确齋（指林時益）始”（《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八《彭躬庵文集序》）。
“易堂九子”對理學有肯定之外，而更多的是對明代後期理學空疏不切實際的批評。
以彭士望、魏禧為主，對晚明理學及其代表人物大都做了分析評論。
陸麟書在《彭躬庵先生傳》中說： 大抵以陽明、念庵（羅洪先）之說為宗，而歸于有實用可試諸行事。
嘗謂天下學者之病在于虛，經義氣節曠達文章，進而至于理學、經濟，皆虛病也。
（《恥躬堂文鈔》卷首） 這裡，彭士望認為，不但當時的理學，而且經義、文章、經濟都有不切實際的虛病。
魏禧在《彭躬庵文集序》中又說： 徙家相就（指彭士望遷居甯都翠微峰），談數十日夜，嘗謂予數十年間天下之病，小人中于僞，君子中于虛。
又亟稱司馬德操“儒生俗吏，不識時務”四言足與虞廷十六字相配。
予驚以為奇論。
司馬德操即三國時向劉備推薦龐統、諸葛亮的司馬徽。
“儒生俗吏，不識時務”的下二句是“識時務者，是為俊傑”（見《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襄陽記》）。
彭士望用來與理學家十六字心傳比較，顯有用以相代之意。
這四句的含義，彭士望曾對他的學生們說： 夫所謂時務，謂昨日之事不可施之今日，今日之事不可待之明日。
彼人之事不可責之此人，此人之事不可責之他人。
要在随宜變通，當機恰合。
義精智老，乃為得之。
（《恥躬堂文鈔》卷十《别同學諸子》） 這裡指出對問題要具體對待，批評了一部分理學家死守舊制和不切實際。
用彭士望的話來說，就是“每惜道學于義不精，滞于理。
往往無識，不能通萬物之情，遂以誤天下，而歸之于無用”（同上卷五《明臣言行錄序》） 在彭的詩中則有以下的評論： 儒生不識時，誦讀不論世，如醫守成方，如匠執古制。
世界一死局，豈複知活意？（同上卷十一《冬心詩》三十首之一） 這與顧炎武在《與友人論學書》中所謂“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于聖人而去之彌遠也”，是同樣的見解。
彭士望對學術的理想是“其真欲救之者，亦惟核名實，黜浮僞，專事功，省議論，畢力于有用之實學”（同上卷二《與宋未有書》），而檢驗的标準則是“莅官施政，惟觀其便于民，利于君國，此其行斷無可疑者矣”（同上卷五《明臣言行錄序》）。
以此标準論，張居正在萬曆初年可說是綜核名實，專事功而欲有作為的，然而彭士望論張“峻狹滿盈，無兼人量”，理由是“江陵（指張居正）不學無術”（同上《祝工科奏議序》）。
又說： 近百餘年，士大夫穢雜虛假，不可描畫。
隆、萬之際，張太嶽力懲之以綜核名實，而才高識寡，峻狹自是，怨浮于恩，功不救過，以及于敗，且蒙惡聲焉。
（同上卷二《與陳昌允[2]書》） 可見，彭士望所理想的是既要通達時務，能表現事功，又要有實學和見識的人物。
在彭士望的見解中，張居正有辦事能力也反對虛僞，但過于攬權，又無學識，而學術與見識是重要的。
與此同時，彭士望着重批評了那些“穢雜虛假”，“有術無學”的“僞儒”。
他說： 天下治亂系于學術，未有學術不素具而足以有為于天下者也……後世之僞儒則有術而無學。
（同上卷六《讀書簡要說序》） 又說： 令天下後世，知三百年（指明代）之治亂盛衰，以學術為升降，而邪僞之心害政遂以亡人國也。
（同上卷五《内省齋文集序》
這些也都是遺民學者。
彭士望（公元1610—1683年）字躬庵，江西南昌人。
著《恥躬堂詩文鈔》，并曾手評《通鑒》及《春秋傳》等。
關于彭士望與魏禧，下文将詳述。
邱維屏（公元1614—1679年）字邦士，魏禧之姐婿，甯都人。
魏禧在《邱維屏傳》中曾記方以智初至易堂與邱讨論曆法、《易數》的事說：“桐城方公以智以僧服來易堂，嘗與邦士論算，退而語人曰：此神人也”（《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七）。
據魏禧文，邱著有《易剿說》《易數》《曆書》等三尺許，垂成未竟。
彭任字中叔，甯都人。
《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存目有《草亭文集》提要，說他“辯朱陸異同，謂學者之病不在辯之不詳，而在于行之不笃”。
可見其對理學的評論也認為為空言而寡行。
彭又曾編《春秋左傳約鈔》，為兒子講授。
曾燦原名傳燦，字青藜，一字止山，甯都人。
著《六松堂集》。
甲申（公元1644年）後為僧，漫遊兩廣時即與方以智相識。
方以智的《無生夢》系在兩廣北歸前最後一部詩集，集中最後一首《别滴投》五律，方注稱滴投“即曾青藜，時言易堂諸公”。
林時益原系明代宗室，後更名，與彭士望一同來甯都，加入九子行列。
其事迹下文再述。
順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方以智從江西黎川廪山去甯都小住，訪問“易堂九子”。
方除與曾燦早即相識于嶺南外，見九子後，與魏禧、彭士望最為投契。
魏禧之弟魏禮曾記方對九子的評論是：“易堂真氣，天下罕二”（《甯都三魏全集》本《魏季子文集》卷十五《先叔兄紀略》，《清史稿·魏禧傳》即轉引此語）。
可見他們之間的意氣相投。
這期間，方以智曾用宋人筆法繪當地風景數圖，并作《遊梅川、赤面、易堂記》，詳記其事（見方以智《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魏禧在《桃花源圖跋》中也記下方以智來訪情況。
方曾說“桃源本無有是處，本五柳公寓言”的話（《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二）。
其後兩年，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魏禧在《與桐城三方（指方以智的三子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書》中又說：“丈人（指方以智）見易堂諸子，頗以直諒相許，而教誨缱绻，則與益（指林時益）、禧尤笃，是固同堂同室人也”（同上外篇卷五）。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方以智從青原山去福建武夷訪問鄉試時座師餘飏（字赓之），經過江西新城，再晤魏禧。
魏曾作《送藥地大師遊武夷山序》（見《國朝三家文鈔》本《魏叔子文鈔》卷六，又見《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
與此同時，魏禧又有《與木大師書》，對方以智主持青原時“接納不得不廣，幹谒不得不與，辭受不得不寬”出言進行規勸（《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五）。
直到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方以智因粵案牽連，被迫赴粵對質，途中病逝于萬安縣西門外惶恐灘。
“易堂九子”中的彭士望在《與謝約齋書》中記載： 木公病背發，卒于萬安。
嗜學愛才，之死不變。
患難怡然，夫豈易及。
望為之三詣吉州，三哭之恸，非偶然也。
（《恥躬堂文鈔》卷二） 方死後，彭士望在《與方素北（方以智第三子方中履之字）書》中猶言及對方以智去世的悲痛，書中說： 比年貴鄉暨我江右老成接踵凋逝，兼及壯強，尊公之喪尤創巨痛深，不特為敝堂知己之感。
（同上卷一） 此外，彭士望《恥躬堂文鈔》卷八的《首山濯樓記》詳細記載了方以智死難經過，為後人留下了翔實的史料。
《恥躬堂文鈔》現有道光刊本文十卷、詩十五卷。
據其裔孫玉基稱：原共有四十卷二千餘頁，其闆久逸，文曰《樹廬文鈔》。
關于彭士望其人其文以及其對理學的評論，後人很少涉及。
當時人劉繼莊曾提到說： 近人文字目中所見者惟燕峰（指費密）暨易堂耳。
燕峰孤立未見有所唱和者。
易堂文雅，邱邦士集餘未見，然當推躬庵（指彭士望）為第一。
莽蒼浩瀚有大氣以舉之。
南宋以來，未之多見也。
（《廣陽雜記》清末潘刻本卷四） 這雖是論文，但可見彭士望思想為識者所重之一斑。
彭少年時，在明末多進行政治活動，是黃道周的學生。
黃道周被系诏獄時，彭士望往來設法營救。
南明弘光時又與其摯友歐陽斌元（字憲萬，新建人），王綱（字乾維，樂平人）同在揚州參史可法幕。
彭曾與歐陽共同向史可法進策，用所領高傑軍會同東下的左良玉軍夾攻南京，以清君側。
此計未能實現，辭史而歸。
不久，楊廷麟守贛州抗清，任彭為湖西道，主持戰守。
廷麟死後，遂歸隐躬耕。
彭士望與魏禧相遇也在此時，一見投契，遂全家遷往甯都翠微峰。
魏禧經常說“易堂畏友，吾以躬庵為第一”（《恥躬堂文鈔》卷九《祭魏叔子文》）。
又說：“知世有偉人度外事，自交躬庵與林确齋（指林時益）始”（《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八《彭躬庵文集序》）。
“易堂九子”對理學有肯定之外，而更多的是對明代後期理學空疏不切實際的批評。
以彭士望、魏禧為主，對晚明理學及其代表人物大都做了分析評論。
陸麟書在《彭躬庵先生傳》中說： 大抵以陽明、念庵（羅洪先）之說為宗，而歸于有實用可試諸行事。
嘗謂天下學者之病在于虛，經義氣節曠達文章，進而至于理學、經濟，皆虛病也。
（《恥躬堂文鈔》卷首） 這裡，彭士望認為，不但當時的理學，而且經義、文章、經濟都有不切實際的虛病。
魏禧在《彭躬庵文集序》中又說： 徙家相就（指彭士望遷居甯都翠微峰），談數十日夜，嘗謂予數十年間天下之病，小人中于僞，君子中于虛。
又亟稱司馬德操“儒生俗吏，不識時務”四言足與虞廷十六字相配。
予驚以為奇論。
司馬德操即三國時向劉備推薦龐統、諸葛亮的司馬徽。
“儒生俗吏，不識時務”的下二句是“識時務者，是為俊傑”（見《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襄陽記》）。
彭士望用來與理學家十六字心傳比較，顯有用以相代之意。
這四句的含義，彭士望曾對他的學生們說： 夫所謂時務，謂昨日之事不可施之今日，今日之事不可待之明日。
彼人之事不可責之此人，此人之事不可責之他人。
要在随宜變通，當機恰合。
義精智老，乃為得之。
（《恥躬堂文鈔》卷十《别同學諸子》） 這裡指出對問題要具體對待，批評了一部分理學家死守舊制和不切實際。
用彭士望的話來說，就是“每惜道學于義不精，滞于理。
往往無識，不能通萬物之情，遂以誤天下，而歸之于無用”（同上卷五《明臣言行錄序》） 在彭的詩中則有以下的評論： 儒生不識時，誦讀不論世，如醫守成方，如匠執古制。
世界一死局，豈複知活意？（同上卷十一《冬心詩》三十首之一） 這與顧炎武在《與友人論學書》中所謂“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于聖人而去之彌遠也”，是同樣的見解。
彭士望對學術的理想是“其真欲救之者，亦惟核名實，黜浮僞，專事功，省議論，畢力于有用之實學”（同上卷二《與宋未有書》），而檢驗的标準則是“莅官施政，惟觀其便于民，利于君國，此其行斷無可疑者矣”（同上卷五《明臣言行錄序》）。
以此标準論，張居正在萬曆初年可說是綜核名實，專事功而欲有作為的，然而彭士望論張“峻狹滿盈，無兼人量”，理由是“江陵（指張居正）不學無術”（同上《祝工科奏議序》）。
又說： 近百餘年，士大夫穢雜虛假，不可描畫。
隆、萬之際，張太嶽力懲之以綜核名實，而才高識寡，峻狹自是，怨浮于恩，功不救過，以及于敗，且蒙惡聲焉。
（同上卷二《與陳昌允[2]書》） 可見，彭士望所理想的是既要通達時務，能表現事功，又要有實學和見識的人物。
在彭士望的見解中，張居正有辦事能力也反對虛僞，但過于攬權，又無學識，而學術與見識是重要的。
與此同時，彭士望着重批評了那些“穢雜虛假”，“有術無學”的“僞儒”。
他說： 天下治亂系于學術，未有學術不素具而足以有為于天下者也……後世之僞儒則有術而無學。
（同上卷六《讀書簡要說序》） 又說： 令天下後世，知三百年（指明代）之治亂盛衰，以學術為升降，而邪僞之心害政遂以亡人國也。
（同上卷五《内省齋文集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