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南中王門薛應旂與唐鶴征的思想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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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薛應旂的心學思想
薛應旂是南中王門的一位有影響的學者。
過去學術界對他研究極少，僅在個别著作中有所涉及，認為他“調和于朱熹和王守仁之間”，“傾向于朱學”[1]。
其實，他的思想主要方面是陸王心學。
現将薛應旂心學思想及其矛盾論述于後。
一、薛應旂的生平、師承和著作 薛應旂[2]字仲常，号方山，武進（今常州）人。
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進士。
薛應旂自述： 旂少貧賤，學與時違。
及走仕途，言行多忤于俗。
公卿大臣之門，無可借以進，而亦不敢有意于求聞。
然于天下之賢人君子，耆德元老，一從士人閑有得，則心辄向往而不忍果于自棄。
（《方山先生文錄》卷十《别西磐張公序》） 趙時春《方山先生文錄序》說，薛應旂“其勵志即尚友千古，不與世狎”，“方山子沈毅暢達，績學好問”。
由此可知，薛應旂貧寒而好學，行為方正，其為人與流俗相忤，是封建社會正派的知識分子。
薛應旂中進士後，曾任浙江慈溪縣知縣、江西九江府儒學教授、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本部稽勳司郎中、考功司郎中、江西建昌府通判、刑部陝西司員外郎、禮部祠祭司員外郎、本部精膳司郎中、浙江副使、鄜州兵備副使等職。
“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奉例考察南京五品以下官員”，因得罪宰相嚴嵩，受降職處分。
《常州府志》載：“嚴嵩托人，風之令去禦史王晔。
晔，端士也。
應旂留晔而去其所托之人。
嵩不怿，竟用言者，谪建昌通判。
”卷二十三《人物》所指當是此事。
薛應旂說他“一生以清苦自勵，不敢妄有出入”（《薛方山先生集·明出處疏》）。
他為官清正，對宰相嚴嵩不苟同，故遭到貶責。
這對他思想發展有重要的影響。
從《方山先生文錄》可見，薛應旂一生為官、教書和著作，政治上不十分得意。
薛應旂的學術師承，在他的《與王槐野》書中有所叙述： 七八歲時，就一鄉村老學究啟蒙，俾誦《孝經》、小學。
……髫丱（幼童）入鄉校，從先達二泉邵先生遊。
……既先生謝世，伥伥無依，忽聞關中呂泾野先生論道金陵，徒步往從之。
先生一見甚歡……問自何來，語以邵先生故。
呂先生曰：有自來矣。
”留四三年，日有所聞。
又趙時春《方山先生文錄序》說： （薛方山）自為諸生時從無錫邵文莊公（邵寶）遊……既而業成均（古之大學），其司成泰和歐陽文莊公（歐陽德），陽明先生高第子也，以方山子為良，亟嘉與之。
方山子沈毅暢達，績學好問，務求其至。
聞陝之泾野呂先生，笃信好古，從而請益。
以故造詣日進，聞譽日茂，遂魁南宮。
由上兩段材料，可見薛應旂有幾位老師，一是邵寶，二是歐陽德，三是呂柟。
薛應旂受學于三位老師，影響各有其至。
邵寶學以洛、閩為的。
嘗曰：吾“不願為假道學”（《明史·儒林傳》）。
歐陽德是王守仁的弟子，曾知六安州，建龍津書院，聚生徒論學，他在當時學術界有一定影響，講學時“赴者五千人，都城講學之會，于斯為盛”（同上）。
呂柟學以薛瑄為宗，“格物窮理，先知而後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其踐履最為笃實，嘗斥王守仁言良知之非”（同上卷九十三）。
從以上師承關系可以看出，薛應旂既有王守仁心學的影響，又有朱熹理學的影響。
兩者相較，以王學為主。
薛應旂的著作很多，主要有：《方山先生文錄》二十二卷，這是他自己編的文集；《四書人物考》四十卷；《宋元資治通鑒》一百五十七卷；《憲章錄》四十七卷；《薛方山紀述》一卷；《薛子庸語》十二卷；《甲子會記》五卷等。
二、薛應旂的心學思想及其矛盾 薛應旂的思想比較複雜，但其主要傾向是心學。
我們隻要把王守仁的思想和他進行比較，就不難發現這個情況。
（一）“此心之外無餘道” 薛應旂說： 苟能反諸吾心，而超然自得，則天之所以為天，人之所以為人，物之所以為物，皆一以貫之，而此心之外無餘道，此心之外無餘言也。
究而論之，此心此道，皆聖人名之也。
（《薛方山先生集·會道》） 外心以為道者，非道也。
（《方山先生文錄》卷十七《學以人事為大》） 夫學所以明道也，道安從生哉？人有此心，心即是道。
（同上卷八《記二·甯海正學祠記》） 從以上材料可見，薛應旂認為，除自己的心之外沒有其他的道。
簡而言之，即是心外無道。
如果認為心外有道，那麼，道是從何處來？按照他的意思，自然是從人心中來，因此，心就是道；或說道具于人心。
這和王守仁“心外無理”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薛應旂所說的“道”，就是王守仁所說的“理”。
“心即理”與“心即道”；心外無理與心外無道，是一個意思。
薛應旂又說： 天理之在人心，其究不在于紛華盛麗逢迎容悅間也。
（《方山先生文錄》卷十一《贈葉教谕序》） 天理之在人心者，則未嘗泯也。
（同上《論三·高帝》） 薛應旂所說“天理在人心”，與王守仁所說“汝心……便是天理”，意思是相同的。
薛應旂又說： 蓋觀不在物而在我，以我觀物，則萬物皆備于我矣。
觀不在目而在心，以心宰目則百體皆令（合）于心矣。
（同上卷八《大觀草堂記》） 這與王守仁所說的“心外無物”“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的思想是一緻的。
他又說：“人之一心，本與天通者也”（同上卷三《紀述上篇》）。
王守仁說：“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王文成公全書》卷六《答季明德》）。
總之，在薛應旂看來，“心”包涵天地萬物，是天地萬物的主宰。
心即天，心與天通，而且其地位立于天。
（二）“人者天地之心也” 薛應旂的心學思想還反映在他的“人者天地之心也”的主張上。
他說： 今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是故陰陽成象而天道立矣。
剛柔成質而地道立矣。
仁義成德而人道立矣。
别而言之，三才之道也。
合而言之，理也，具之乎人心者也。
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
是心也，萬事之所從出，而萬化之所由行者也。
（《方山先生文錄》卷十七《聖人人倫之至》） 又說： 人者天地之心也。
聖之所以為聖者，此心也；賢之所以為賢者，此心也。
吾人之學，正以學為聖賢也。
（同上卷七《常州府重修儒學記》） 又說： 夫人非聖人也，夫人之心則固聖人之心也。
《易》曰成德、《書》曰恒性、《詩》曰秉彜，一理也，皆具之乎此心者也。
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
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以其能存乎此心也；衆人之所以去聖遠者，以其昧乎此心也。
（同上卷十七《思者聖功之本》） 薛應旂認為天道（陰陽）、地道（剛柔）、人道（仁義）為三才之道。
三才之道即“理”，或者說，“成德”“恒性”“秉彜”。
德、性、彜，指的都是“理”。
而“理”是具于人心的。
因而“心”是天地的主宰。
而具有仁義之心的人，就成為天地之心。
從而得出“人者天地之心也”的結論。
“人者天地之心也”，此語出自《禮記·禮運》篇。
薛應旂引用此語，已經進行了改造。
他說得很清楚，“是心也，萬事之所從出，而萬化之所由行者也”。
即是說，“心”是萬事萬物的創造者，千變萬化都是由“心”而來的。
人是天地的主宰，“心”又是人的主宰，所以“心”也是天地萬物的主宰。
薛應旂“人者天地之心”的觀點，也是從王守仁的思想而來的。
王守仁說：“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傳習錄》中）。
他又在《答李明德》中說：“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同上卷六）。
薛應旂繼承了王守仁的主觀唯心主義思想，于此就一目了然了。
（三）六經與心的關系 薛應旂的心學思想還反映在六經與心的關系這一問題上。
他說： 人之言曰：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既往，道在六經。
是六經者，固聖人之道之所寓也。
然其大原則出于天，而夫人之心，則固天之心也。
人能會之于心，則聖人之道，即吾人之道，有不在六經而在我者矣。
（《方山先生文錄》卷十六《折衷》） 又說： 人人存其本心而形氣不擾，則六經可無作也。
于是乎可以知聖人作經
過去學術界對他研究極少，僅在個别著作中有所涉及，認為他“調和于朱熹和王守仁之間”，“傾向于朱學”[1]。
其實，他的思想主要方面是陸王心學。
現将薛應旂心學思想及其矛盾論述于後。
一、薛應旂的生平、師承和著作 薛應旂[2]字仲常，号方山，武進（今常州）人。
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進士。
薛應旂自述： 旂少貧賤，學與時違。
及走仕途，言行多忤于俗。
公卿大臣之門，無可借以進，而亦不敢有意于求聞。
然于天下之賢人君子，耆德元老，一從士人閑有得，則心辄向往而不忍果于自棄。
（《方山先生文錄》卷十《别西磐張公序》） 趙時春《方山先生文錄序》說，薛應旂“其勵志即尚友千古，不與世狎”，“方山子沈毅暢達，績學好問”。
由此可知，薛應旂貧寒而好學，行為方正，其為人與流俗相忤，是封建社會正派的知識分子。
薛應旂中進士後，曾任浙江慈溪縣知縣、江西九江府儒學教授、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本部稽勳司郎中、考功司郎中、江西建昌府通判、刑部陝西司員外郎、禮部祠祭司員外郎、本部精膳司郎中、浙江副使、鄜州兵備副使等職。
“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奉例考察南京五品以下官員”，因得罪宰相嚴嵩，受降職處分。
《常州府志》載：“嚴嵩托人，風之令去禦史王晔。
晔，端士也。
應旂留晔而去其所托之人。
嵩不怿，竟用言者，谪建昌通判。
”卷二十三《人物》所指當是此事。
薛應旂說他“一生以清苦自勵，不敢妄有出入”（《薛方山先生集·明出處疏》）。
他為官清正，對宰相嚴嵩不苟同，故遭到貶責。
這對他思想發展有重要的影響。
從《方山先生文錄》可見，薛應旂一生為官、教書和著作，政治上不十分得意。
薛應旂的學術師承，在他的《與王槐野》書中有所叙述： 七八歲時，就一鄉村老學究啟蒙，俾誦《孝經》、小學。
……髫丱（幼童）入鄉校，從先達二泉邵先生遊。
……既先生謝世，伥伥無依，忽聞關中呂泾野先生論道金陵，徒步往從之。
先生一見甚歡……問自何來，語以邵先生故。
呂先生曰：有自來矣。
”留四三年，日有所聞。
又趙時春《方山先生文錄序》說： （薛方山）自為諸生時從無錫邵文莊公（邵寶）遊……既而業成均（古之大學），其司成泰和歐陽文莊公（歐陽德），陽明先生高第子也，以方山子為良，亟嘉與之。
方山子沈毅暢達，績學好問，務求其至。
聞陝之泾野呂先生，笃信好古，從而請益。
以故造詣日進，聞譽日茂，遂魁南宮。
由上兩段材料，可見薛應旂有幾位老師，一是邵寶，二是歐陽德，三是呂柟。
薛應旂受學于三位老師，影響各有其至。
邵寶學以洛、閩為的。
嘗曰：吾“不願為假道學”（《明史·儒林傳》）。
歐陽德是王守仁的弟子，曾知六安州，建龍津書院，聚生徒論學，他在當時學術界有一定影響，講學時“赴者五千人，都城講學之會，于斯為盛”（同上）。
呂柟學以薛瑄為宗，“格物窮理，先知而後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其踐履最為笃實，嘗斥王守仁言良知之非”（同上卷九十三）。
從以上師承關系可以看出，薛應旂既有王守仁心學的影響，又有朱熹理學的影響。
兩者相較，以王學為主。
薛應旂的著作很多，主要有：《方山先生文錄》二十二卷，這是他自己編的文集；《四書人物考》四十卷；《宋元資治通鑒》一百五十七卷；《憲章錄》四十七卷；《薛方山紀述》一卷；《薛子庸語》十二卷；《甲子會記》五卷等。
二、薛應旂的心學思想及其矛盾 薛應旂的思想比較複雜，但其主要傾向是心學。
我們隻要把王守仁的思想和他進行比較，就不難發現這個情況。
（一）“此心之外無餘道” 薛應旂說： 苟能反諸吾心，而超然自得，則天之所以為天，人之所以為人，物之所以為物，皆一以貫之，而此心之外無餘道，此心之外無餘言也。
究而論之，此心此道，皆聖人名之也。
（《薛方山先生集·會道》） 外心以為道者，非道也。
（《方山先生文錄》卷十七《學以人事為大》） 夫學所以明道也，道安從生哉？人有此心，心即是道。
（同上卷八《記二·甯海正學祠記》） 從以上材料可見，薛應旂認為，除自己的心之外沒有其他的道。
簡而言之，即是心外無道。
如果認為心外有道，那麼，道是從何處來？按照他的意思，自然是從人心中來，因此，心就是道；或說道具于人心。
這和王守仁“心外無理”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薛應旂所說的“道”，就是王守仁所說的“理”。
“心即理”與“心即道”；心外無理與心外無道，是一個意思。
薛應旂又說： 天理之在人心，其究不在于紛華盛麗逢迎容悅間也。
（《方山先生文錄》卷十一《贈葉教谕序》） 天理之在人心者，則未嘗泯也。
（同上《論三·高帝》） 薛應旂所說“天理在人心”，與王守仁所說“汝心……便是天理”，意思是相同的。
薛應旂又說： 蓋觀不在物而在我，以我觀物，則萬物皆備于我矣。
觀不在目而在心，以心宰目則百體皆令（合）于心矣。
（同上卷八《大觀草堂記》） 這與王守仁所說的“心外無物”“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的思想是一緻的。
他又說：“人之一心，本與天通者也”（同上卷三《紀述上篇》）。
王守仁說：“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王文成公全書》卷六《答季明德》）。
總之，在薛應旂看來，“心”包涵天地萬物，是天地萬物的主宰。
心即天，心與天通，而且其地位立于天。
（二）“人者天地之心也” 薛應旂的心學思想還反映在他的“人者天地之心也”的主張上。
他說： 今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是故陰陽成象而天道立矣。
剛柔成質而地道立矣。
仁義成德而人道立矣。
别而言之，三才之道也。
合而言之，理也，具之乎人心者也。
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
是心也，萬事之所從出，而萬化之所由行者也。
（《方山先生文錄》卷十七《聖人人倫之至》） 又說： 人者天地之心也。
聖之所以為聖者，此心也；賢之所以為賢者，此心也。
吾人之學，正以學為聖賢也。
（同上卷七《常州府重修儒學記》） 又說： 夫人非聖人也，夫人之心則固聖人之心也。
《易》曰成德、《書》曰恒性、《詩》曰秉彜，一理也，皆具之乎此心者也。
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
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以其能存乎此心也；衆人之所以去聖遠者，以其昧乎此心也。
（同上卷十七《思者聖功之本》） 薛應旂認為天道（陰陽）、地道（剛柔）、人道（仁義）為三才之道。
三才之道即“理”，或者說，“成德”“恒性”“秉彜”。
德、性、彜，指的都是“理”。
而“理”是具于人心的。
因而“心”是天地的主宰。
而具有仁義之心的人，就成為天地之心。
從而得出“人者天地之心也”的結論。
“人者天地之心也”，此語出自《禮記·禮運》篇。
薛應旂引用此語，已經進行了改造。
他說得很清楚，“是心也，萬事之所從出，而萬化之所由行者也”。
即是說，“心”是萬事萬物的創造者，千變萬化都是由“心”而來的。
人是天地的主宰，“心”又是人的主宰，所以“心”也是天地萬物的主宰。
薛應旂“人者天地之心”的觀點，也是從王守仁的思想而來的。
王守仁說：“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傳習錄》中）。
他又在《答李明德》中說：“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同上卷六）。
薛應旂繼承了王守仁的主觀唯心主義思想，于此就一目了然了。
（三）六經與心的關系 薛應旂的心學思想還反映在六經與心的關系這一問題上。
他說： 人之言曰：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既往，道在六經。
是六經者，固聖人之道之所寓也。
然其大原則出于天，而夫人之心，則固天之心也。
人能會之于心，則聖人之道，即吾人之道，有不在六經而在我者矣。
（《方山先生文錄》卷十六《折衷》） 又說： 人人存其本心而形氣不擾，則六經可無作也。
于是乎可以知聖人作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