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江右王門聶豹、羅洪先的理學思想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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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求學不名一師。
如上所述，洪先早年即服膺王學，又以江右王門學者黃宏綱、何廷仁為師，且自稱為王守仁後學。
然而，他并不專名一師。
在服膺王學之前，他曾慨然慕羅倫之為人；在服膺王學之後，他又師事同裡谷平李中。
按羅倫、李中均為明代前期的朱學學者。
宗羲稱羅倫“守宋人之途轍”（《明儒學案》卷四十五《諸儒學案·羅倫傳》），而李中則以“朱子之學”為“聖人之學”（同上卷五十三《諸儒學案·谷平日錄》）。
可見，洪先之學雖本之王學，且師承江右王門學者，但又并不以此為限；對于朱學學者，他也曾有所師承。
這充分體現其學術師承關系的多層次的特點。
二是為學泛觀博覽。
洪先自忤旨罷歸，即發憤讀書，其學無所不窺，自天文、地志、禮樂、典章、河渠、漕饷、邊防、戰陣攻守，以至陰陽、蔔筮、算數等，無不精究，說明其為學視野之寬廣。
唐順之“自以博大不如先生”，正好反證洪先學識之博大。
三是交友論學重在求同存異。
洪先之學雖得自于江右王門，但并不因此而株守門戶。
對于學術上的異同，無論是同一門派還是其他門派，他均與之廣交往、多切磋，重在求同存異。
例如，陳九川是江右王門學者，在體用寂感問題上與洪先意見不合，洪先與之書信往還，論辯再三。
又如，王艮是泰州學派的開創者，倡“百姓日用即道”之說，洪先雖反對此說，認為“不知反小人之中庸以嚴君子之戒懼”（《念庵羅先生集》卷四《讀困辨錄抄序》），但對其“正己物正”之說，卻欣然心領。
據說，洪先初訪王艮，艮因病不出。
洪先就榻旁求教，艮仍不答。
逾日再見王艮，艮遂為之論“正己物正”之說。
由此可見洪先虛心求教的精神。
王畿是浙中王門學者，洪先雖與其“持論始終不合”（《明史》本傳），尤其對于王畿的“現成良知”說，反對最為激烈，但仍肯定其“速人悟入”的誠意。
直至晚年，兩人交好如故。
再如，唐順之是南中王門學者，認為寂感“不容人力”所為，此說雖與洪先相左，但不妨礙他們成為至交。
耿定向曾以“夜語契心相對，達旦不寐”（《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四《念庵羅先生傳》）來形容他們交誼之深。
這一切均充分體現了羅洪先在交友論學方面的求同存異精神。
而正因此，唐順之稱“念庵之學平正”，意即不失于偏狹。
應該說，這是羅洪先治學的一大特點。
必須指出，盡管羅洪先一生學行有以上特點，然其學宗王守仁，且以之為師，是得到王門諸子的承認的。
據說羅洪先在編定《陽明年譜》時，自稱後學，不稱門生。
錢德洪和王畿主張應改稱“門人”，認為洪先“非徒得其門”，且為“升堂入室者”（《明儒學案》卷十八《江右王門學案·羅洪先傳》）。
鄧以贊則認為，王守仁“及門之士，概多矛盾。
其私淑而有得者，莫如念庵”（同上）。
宗羲稱鄧以贊此說為“定論”，指出：“天下學者，亦遂因先生之言而後得陽明之真”（同上）。
可見，無論洪先是王守仁的“門人”還是“私淑”，其學一宗王守仁，且入其“堂奧”已為王門諸子和後世學者所公認。
這是我們讨論羅洪先的理學思想應予以充分考慮的。
二、理學思想的演變 羅洪先的理學思想有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它大體如黃宗羲所言：“始緻力于踐履，中歸攝于寂靜，晚徹悟于仁體”（同上）。
這有他所寫的《甲寅夏遊記》為證，其大意是： “往年”他和“談學者”一樣，以為“知善知惡即是良知，依此行之即是緻知”，并“嘗從此用力”，而結果“竟無所入”，沒有找到通往“緻良知”的門徑。
于是，他轉向以“收攝保聚”為“緻良知”功夫的“主靜”說。
然而，近“一二年來，與前又别”，他認識到“當時之為收攝保聚偏矣”，其流弊是：“重于為我，疏于應物”。
于是，他又轉向“仁體”說，認為程颢所言“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窮索”應該成為“收攝保聚之功”的“準則”（同上《論學書》）。
上述表明，羅洪先理學思想的演變，經曆了三個階段：“往年”他“用力”于“知善知惡”的“良知”說，宗羲所謂“始緻力于踐履”，即指此而言；後來，他提倡以“收攝保聚”為功夫的“主靜”說，宗羲所謂“中歸攝于寂靜”，即指此而言；近“一二年來”，他轉向以“誠敬存之”為功夫的“仁體”說，宗羲所謂“晚徹悟于仁體”，即指此而言。
按羅洪先的《夏遊記》冠于“甲寅”二字，表明其事在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他時年五十一。
《記》中自稱“一二年來”因覺悟到“收攝保聚”之偏而轉向了“仁體”說，當系他五十歲左右的事。
又據他在《困辨錄序》所言：“癸卯（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洪先與洛村黃君聞先生言必主于寂，心亦疑之”（同上）。
說明他直至四十歲仍不信聶豹的“歸寂”說。
及至後四年，聶豹陷于囹圄，“自是乃益知先生”，遂為其“歸寂”說申辯，聶豹謂為“知我”（同上），則洪先轉向“歸寂”說，已年四十四。
這與耿定向《念庵羅先生傳》所載：洪先年四十三，與王畿辯論“現成良知”，以為“收攝保聚，一切無染，乃為主靜而歸寂”（《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四），大體相符。
由此可見，洪先提倡“主靜”說，約在四十三四歲左右。
那麼，《記》中自稱“往年”“用力”于“知善知惡”的“良知”說，當在此以前。
如果上述的推算無誤，則宗羲關于羅洪先理學思想演變過程的論斷，大體可以表述如下：四十三四歲以前，“緻力于踐履”；四十三四歲以後，“歸攝于寂靜”；五十歲以後，“徹悟于仁體”。
這就是羅洪先理學思想發展、演變的大緻情況。
至于他的理學思想是怎樣演變的，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演變，《甲寅夏遊記》言之甚明。
例如，他之所以由“用力”于“知善知惡”的“良知”說轉向以“收攝保聚”為功夫的“主靜”說，是因為認識到“往年”對“良知”的理解有錯誤。
他說： 夫良知者，言乎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蓋即至善之謂也。
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
善惡交雜，豈有為主于中者乎！中無所主，而知本常明，恐未可也。
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于既發之後，能順應于事物之來，恐未可也。
故知善知惡之知，随出随泯，特一時之發見焉耳。
一時之發見，未可盡指為本體，則自然之明覺，固當反求其根源。
（同上） 顯然，這是他根據“至善”的“良知”說對“往年”的“良知”說所做的“反省”。
他認為，“良知”是“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是“至善之謂”，而“往年”所謂“知善知惡即是良知”，實則為“善惡交雜”之“知”，“善惡交雜”說明“中無所主”，“中無所主”則“知有未明”，“知有未明，依此行之”，則無不悖謬、“乖戾”，故其結果必然“竟無所入”。
這是他所以放棄“往年”的“良知”說的原因。
他又認為，“善惡交雜”之“知”，“随出随泯”，“特一時之發見”，不可“盡指為本體”，故要認識“自然明覺”的“良知本體”，“當反求其根源”。
這個“根源”就是“靜”。
他說： 蓋人生而靜，未有不善；不善，動之妄也。
主靜以複之，道斯凝而不流矣。
（同上） 在他看來，“靜”為“善”根，因此，隻要“主靜”，就可以去“動妄”之“不善”，而恢複人性固有之“至善”，亦即“不學不慮”，“自然明覺”之“良知”。
這種“主靜以複之”的“緻良知”功夫，他也稱之為“收攝保聚之功”： 良知者，靜而明也。
妄動以雜之，幾始失而難複矣。
故必有收攝保聚之功，以為充達長養之地，而後定靜安慮由此出。
（同上） 所謂“收攝保聚之功”，其實就是孟子所說的“收放心”。
洪先認為，一旦“良知”為“妄動”所“雜”，隻有“收放心”，使之“定靜安慮”，才能恢複“良知”“靜而明”的本然狀态。
這就是他所以轉向“主靜”說的原因。
又如，他之所以由“收攝保聚”的“主靜”說轉向“以誠敬存之”的“仁體”說，是因為認識到“收攝保聚之功”失之于偏，即偏重于“寂”，而忽視于“感”，“以為寂在感先，感由寂發”。
他指出，“以為寂在感先”則“不免于執寂有處”，“執寂有處”則必然以“寂”為“守内”；“以為感由寂發”則“不免于指感有時”，“指感有時”則必然以“感”為“逐外”；其流弊“必至重于為我，疏于應物”，因而有溺于釋、老二氏之嫌。
這是他所以要起來克服“收攝保聚”之“偏”的原因。
怎樣克服“收攝保聚”之“偏”呢？他求助于程颢的“仁體”說。
因為程颢的“仁體”說主張“仁者渾然與物同體”。
這種“物我合一”的“仁體”說，顯然有助于克服“重于為我，疏于應物”的“收攝保聚之功”的偏頗。
而且，“仁體”說的“誠敬”功夫，強調“不須防檢窮索”，具有不落人為安排、順應心體自然的特點，它較之專于“守内”“重于為我”，因而落于人為有意安排的“收攝保聚之功”，顯然更能體現“不學不慮”“自然明覺”的“良知本體”。
這是他所以轉向程颢的“仁體”說的原因。
從羅洪先理學思想的發展、演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始終是圍繞着闡發王守仁的“緻良知”說而展開的：其初，他以“善惡交雜”為“良知”，以“為善去惡”的“踐履”為“緻良知”功夫；既而，他以“至善”為“良知”，以“收攝保聚”的“主靜”“守寂”為“緻良知”功夫；最後，他以“識得仁體”為“良知”，以“不須防檢窮索”的“誠敬”為“緻良知”功夫。
像他這樣的思想演變過程，在王門學者中是具有典型性的，而這也正是其理學思想的最大特色。
三、理學思想的特點 羅洪先的理學思想，以其“主靜”說、“仁體”說和“異端”說最具有特色。
（一）“主靜”說 對于“心體”的探讨，是羅洪先“主靜”說的理論前提和出發點。
他在《答陳明水》信中，對此有明白的表示。
陳九川提出：“吾輩學問
如上所述，洪先早年即服膺王學，又以江右王門學者黃宏綱、何廷仁為師，且自稱為王守仁後學。
然而，他并不專名一師。
在服膺王學之前，他曾慨然慕羅倫之為人；在服膺王學之後，他又師事同裡谷平李中。
按羅倫、李中均為明代前期的朱學學者。
宗羲稱羅倫“守宋人之途轍”（《明儒學案》卷四十五《諸儒學案·羅倫傳》），而李中則以“朱子之學”為“聖人之學”（同上卷五十三《諸儒學案·谷平日錄》）。
可見，洪先之學雖本之王學，且師承江右王門學者，但又并不以此為限；對于朱學學者，他也曾有所師承。
這充分體現其學術師承關系的多層次的特點。
二是為學泛觀博覽。
洪先自忤旨罷歸，即發憤讀書，其學無所不窺，自天文、地志、禮樂、典章、河渠、漕饷、邊防、戰陣攻守，以至陰陽、蔔筮、算數等，無不精究，說明其為學視野之寬廣。
唐順之“自以博大不如先生”，正好反證洪先學識之博大。
三是交友論學重在求同存異。
洪先之學雖得自于江右王門，但并不因此而株守門戶。
對于學術上的異同，無論是同一門派還是其他門派，他均與之廣交往、多切磋，重在求同存異。
例如，陳九川是江右王門學者，在體用寂感問題上與洪先意見不合，洪先與之書信往還，論辯再三。
又如，王艮是泰州學派的開創者，倡“百姓日用即道”之說，洪先雖反對此說，認為“不知反小人之中庸以嚴君子之戒懼”（《念庵羅先生集》卷四《讀困辨錄抄序》），但對其“正己物正”之說，卻欣然心領。
據說，洪先初訪王艮，艮因病不出。
洪先就榻旁求教，艮仍不答。
逾日再見王艮，艮遂為之論“正己物正”之說。
由此可見洪先虛心求教的精神。
王畿是浙中王門學者，洪先雖與其“持論始終不合”（《明史》本傳），尤其對于王畿的“現成良知”說，反對最為激烈，但仍肯定其“速人悟入”的誠意。
直至晚年，兩人交好如故。
再如，唐順之是南中王門學者，認為寂感“不容人力”所為，此說雖與洪先相左，但不妨礙他們成為至交。
耿定向曾以“夜語契心相對，達旦不寐”（《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四《念庵羅先生傳》）來形容他們交誼之深。
這一切均充分體現了羅洪先在交友論學方面的求同存異精神。
而正因此，唐順之稱“念庵之學平正”，意即不失于偏狹。
應該說，這是羅洪先治學的一大特點。
必須指出，盡管羅洪先一生學行有以上特點，然其學宗王守仁，且以之為師，是得到王門諸子的承認的。
據說羅洪先在編定《陽明年譜》時，自稱後學，不稱門生。
錢德洪和王畿主張應改稱“門人”，認為洪先“非徒得其門”，且為“升堂入室者”（《明儒學案》卷十八《江右王門學案·羅洪先傳》）。
鄧以贊則認為，王守仁“及門之士，概多矛盾。
其私淑而有得者，莫如念庵”（同上）。
宗羲稱鄧以贊此說為“定論”，指出：“天下學者，亦遂因先生之言而後得陽明之真”（同上）。
可見，無論洪先是王守仁的“門人”還是“私淑”，其學一宗王守仁，且入其“堂奧”已為王門諸子和後世學者所公認。
這是我們讨論羅洪先的理學思想應予以充分考慮的。
二、理學思想的演變 羅洪先的理學思想有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它大體如黃宗羲所言：“始緻力于踐履，中歸攝于寂靜，晚徹悟于仁體”（同上）。
這有他所寫的《甲寅夏遊記》為證，其大意是： “往年”他和“談學者”一樣，以為“知善知惡即是良知，依此行之即是緻知”，并“嘗從此用力”，而結果“竟無所入”，沒有找到通往“緻良知”的門徑。
于是，他轉向以“收攝保聚”為“緻良知”功夫的“主靜”說。
然而，近“一二年來，與前又别”，他認識到“當時之為收攝保聚偏矣”，其流弊是：“重于為我，疏于應物”。
于是，他又轉向“仁體”說，認為程颢所言“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窮索”應該成為“收攝保聚之功”的“準則”（同上《論學書》）。
上述表明，羅洪先理學思想的演變，經曆了三個階段：“往年”他“用力”于“知善知惡”的“良知”說，宗羲所謂“始緻力于踐履”，即指此而言；後來，他提倡以“收攝保聚”為功夫的“主靜”說，宗羲所謂“中歸攝于寂靜”，即指此而言；近“一二年來”，他轉向以“誠敬存之”為功夫的“仁體”說，宗羲所謂“晚徹悟于仁體”，即指此而言。
按羅洪先的《夏遊記》冠于“甲寅”二字，表明其事在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他時年五十一。
《記》中自稱“一二年來”因覺悟到“收攝保聚”之偏而轉向了“仁體”說，當系他五十歲左右的事。
又據他在《困辨錄序》所言：“癸卯（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洪先與洛村黃君聞先生言必主于寂，心亦疑之”（同上）。
說明他直至四十歲仍不信聶豹的“歸寂”說。
及至後四年，聶豹陷于囹圄，“自是乃益知先生”，遂為其“歸寂”說申辯，聶豹謂為“知我”（同上），則洪先轉向“歸寂”說，已年四十四。
這與耿定向《念庵羅先生傳》所載：洪先年四十三，與王畿辯論“現成良知”，以為“收攝保聚，一切無染，乃為主靜而歸寂”（《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四），大體相符。
由此可見，洪先提倡“主靜”說，約在四十三四歲左右。
那麼，《記》中自稱“往年”“用力”于“知善知惡”的“良知”說，當在此以前。
如果上述的推算無誤，則宗羲關于羅洪先理學思想演變過程的論斷，大體可以表述如下：四十三四歲以前，“緻力于踐履”；四十三四歲以後，“歸攝于寂靜”；五十歲以後，“徹悟于仁體”。
這就是羅洪先理學思想發展、演變的大緻情況。
至于他的理學思想是怎樣演變的，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演變，《甲寅夏遊記》言之甚明。
例如，他之所以由“用力”于“知善知惡”的“良知”說轉向以“收攝保聚”為功夫的“主靜”說，是因為認識到“往年”對“良知”的理解有錯誤。
他說： 夫良知者，言乎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蓋即至善之謂也。
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
善惡交雜，豈有為主于中者乎！中無所主，而知本常明，恐未可也。
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于既發之後，能順應于事物之來，恐未可也。
故知善知惡之知，随出随泯，特一時之發見焉耳。
一時之發見，未可盡指為本體，則自然之明覺，固當反求其根源。
（同上） 顯然，這是他根據“至善”的“良知”說對“往年”的“良知”說所做的“反省”。
他認為，“良知”是“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是“至善之謂”，而“往年”所謂“知善知惡即是良知”，實則為“善惡交雜”之“知”，“善惡交雜”說明“中無所主”，“中無所主”則“知有未明”，“知有未明，依此行之”，則無不悖謬、“乖戾”，故其結果必然“竟無所入”。
這是他所以放棄“往年”的“良知”說的原因。
他又認為，“善惡交雜”之“知”，“随出随泯”，“特一時之發見”，不可“盡指為本體”，故要認識“自然明覺”的“良知本體”，“當反求其根源”。
這個“根源”就是“靜”。
他說： 蓋人生而靜，未有不善；不善，動之妄也。
主靜以複之，道斯凝而不流矣。
（同上） 在他看來，“靜”為“善”根，因此，隻要“主靜”，就可以去“動妄”之“不善”，而恢複人性固有之“至善”，亦即“不學不慮”，“自然明覺”之“良知”。
這種“主靜以複之”的“緻良知”功夫，他也稱之為“收攝保聚之功”： 良知者，靜而明也。
妄動以雜之，幾始失而難複矣。
故必有收攝保聚之功，以為充達長養之地，而後定靜安慮由此出。
（同上） 所謂“收攝保聚之功”，其實就是孟子所說的“收放心”。
洪先認為，一旦“良知”為“妄動”所“雜”，隻有“收放心”，使之“定靜安慮”，才能恢複“良知”“靜而明”的本然狀态。
這就是他所以轉向“主靜”說的原因。
又如，他之所以由“收攝保聚”的“主靜”說轉向“以誠敬存之”的“仁體”說，是因為認識到“收攝保聚之功”失之于偏，即偏重于“寂”，而忽視于“感”，“以為寂在感先，感由寂發”。
他指出，“以為寂在感先”則“不免于執寂有處”，“執寂有處”則必然以“寂”為“守内”；“以為感由寂發”則“不免于指感有時”，“指感有時”則必然以“感”為“逐外”；其流弊“必至重于為我，疏于應物”，因而有溺于釋、老二氏之嫌。
這是他所以要起來克服“收攝保聚”之“偏”的原因。
怎樣克服“收攝保聚”之“偏”呢？他求助于程颢的“仁體”說。
因為程颢的“仁體”說主張“仁者渾然與物同體”。
這種“物我合一”的“仁體”說，顯然有助于克服“重于為我，疏于應物”的“收攝保聚之功”的偏頗。
而且，“仁體”說的“誠敬”功夫，強調“不須防檢窮索”，具有不落人為安排、順應心體自然的特點，它較之專于“守内”“重于為我”，因而落于人為有意安排的“收攝保聚之功”，顯然更能體現“不學不慮”“自然明覺”的“良知本體”。
這是他所以轉向程颢的“仁體”說的原因。
從羅洪先理學思想的發展、演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始終是圍繞着闡發王守仁的“緻良知”說而展開的：其初，他以“善惡交雜”為“良知”，以“為善去惡”的“踐履”為“緻良知”功夫；既而，他以“至善”為“良知”，以“收攝保聚”的“主靜”“守寂”為“緻良知”功夫；最後，他以“識得仁體”為“良知”，以“不須防檢窮索”的“誠敬”為“緻良知”功夫。
像他這樣的思想演變過程，在王門學者中是具有典型性的，而這也正是其理學思想的最大特色。
三、理學思想的特點 羅洪先的理學思想，以其“主靜”說、“仁體”說和“異端”說最具有特色。
（一）“主靜”說 對于“心體”的探讨，是羅洪先“主靜”說的理論前提和出發點。
他在《答陳明水》信中，對此有明白的表示。
陳九川提出：“吾輩學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