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江右王門聶豹、羅洪先的理學思想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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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求心于外也。
故學者求道，自其求乎内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明儒學案》卷十七《江右王門學案·雙江論學書》）。
可見，所謂“歸寂”，簡言之，就是“求寂于心”。
顯然，這與王守仁關于“心”的體用、動靜觀點是相違異的。
王守仁說：“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複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
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王文成公全書》卷五《答倫彥式》），認為體用原于一心，動靜不可分離；舍動求靜，就是“廢其用”而“撓其體”，這是行不通的，因為舍動求靜之心，它本身就是動而非靜。
王門弟子正是根據上述師說，提出“寂本無歸，即感是寂，是為真寂”（《明儒學案》卷十七《江右王門學案·雙江論學書》）的觀點與聶豹的“歸寂”說進行辯難的。
然而，聶豹所說的“歸寂”并非釋氏“寂滅”之義。
他在回答“同門”的責難時指出： 夫禅之異于儒者，以感應為塵煩，一切斷除而寂滅之。
今乃歸寂以通天下之感，緻虛以立天下之有，主靜以該天下之動，又何嫌于禅哉！（同上） 認為儒、釋之辨在于：釋氏“以感應為塵煩”，以“寂滅”為旨歸，故為了歸于“寂滅”，就必須“斷除”一切“塵煩”，說明在寂感問題上，釋氏是主張“廢感”以“歸寂”；與此相反，儒者是主張“歸寂”以“通感”，就是說，“感”不但不能“廢”，而且還必須“通”，“歸寂”就是“通感”之道。
上述“儒者”的觀點，其實也是他本人思想的自白。
據王時槐《雙江聶先生傳》載，聶豹在給歐陽德的信中就曾提出“歸寂”以“通感”的觀點，他在論及“良知本寂”之後說：“故學問之功，自其主乎内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也，則感無不通，外無不該，動無不制，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國朝獻征錄》卷三十九）。
這說明在“歸寂”問題上，聶豹與釋氏的觀點不同：聶豹提倡“歸寂”是旨在通感、應事，是“入世”的，而釋氏則是旨在超世脫俗，是“出世”的。
必須指出，聶豹雖然主張于“未發”中體認“良知”，視“歸寂”為“緻良知”的不二法門，推崇“龜山一派每言靜中體認”是“吾儒真下手處”（《明儒學案》卷十七《江右王門學案·困辨錄》），但又認為這并非适用于一切人。
有人問：“周子言靜，而程子多言敬，有以異乎？”他說： 周曰“無欲故靜”，程曰“主一之謂敬”。
一者無欲也，然由敬而入者，有所持循，久則内外齋莊，自無不靜。
若入頭便主靜，惟上根者能之。
蓋天資明健，合下便見本體，亦甚省力，而其弊也，或至厭棄事物，賺入别樣蹊徑。
是在學者顧其天資力量而慎擇所由也。
近世學者猖狂自恣，往往以主靜為禅學，主敬為迂學。
哀哉！（同上） 這段話表明：第一，聶豹的“歸寂”說與周惇頤的“主靜”說在認識“本體”的方法上，是一緻的。
他們都主張從“寂”“靜”入手，在“寂”“靜”中體認。
顯然，這與程頤的“由敬而入”，因而“有所持循”的“主敬”說，是有所不同的。
但是，從終極目标來看，則又是相同的，它們都是認識“本體”不可或缺的方法，故聶豹對二者均持肯定的态度。
第二，在認識“本體”問題上所以存在着“主靜”和“主敬”兩種方法，是因為人的“天資力量”各異。
聶豹認為，隻有“天資明健”的“上根者”才适用“入頭便主靜”的“主靜”說。
這與王守仁關于“四句教法”的觀點，即認為隻有天資聰穎的“上根人”才适用“四無”之說頗為相似。
說明“主靜”說并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思想品格，因而也說明他提倡“歸寂”說是有條件的。
第三，即使适用于“上根者”的“主靜”說，也并非完美無缺，而是有其利弊得失的。
它既有“合下便見本體，亦甚省力”之利，又有“或至厭棄事物，賺入别樣蹊徑”之弊。
這說明聶豹對于“主靜”說的适用性的肯定不但是有條件的，而且是有分析的。
既然如此，聶豹為何提倡“歸寂”說呢？王時槐認為，這是因為“先生患當時學者率以知之發用為良知，落支節而遺本原”，故“特揭未發之中”（《國朝獻征錄》卷三十九《雙江聶先生傳》）。
聶豹所患的“當時學者”，不但包括朱學學者，而且更包括王門學者。
在當時的王門學者中，确實出現過傾向于“道問學”的思想流派，他們強調“多學而識”，注重“考索記誦”。
如：浙中王門的季本和顧應祥，他們“憫學者之空疏，隻以講說為事，故苦力窮經”（《明儒學案》卷十三《浙中王門學案·季本傳》），于“九流百家”之書，“皆識其首尾”（同上卷十四《浙中王門學案·顧應祥傳》）。
而最顯者，莫如南中王門的薛應旂和楊豫孫，公然反對“離行言知，外事言學”（同上卷二十五《南中王門學案·薛應旂傳》），主張“知識即性”（同上《楊豫孫傳》）。
總而言之，盡管聶豹提倡“歸寂”說有與師說相違異之處，也與“同門”的某些觀點不甚契合，然而在反對朱學、糾正王門中的朱學傾向方面，其态度是十分鮮明的，故說他的“歸寂”說與王學“頗有異同”，而并非根本的對立。
這就是聶豹理學思想的基本特色。
第二節 羅洪先的生平學行與理學思想 一、生平學行 羅洪先（公元1504—1564年）字達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
明世宗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
明年，告假歸。
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充經筵官；十八年，召拜春坊左贊善。
明年冬，上疏議“東宮事”，因忤旨落職歸裡。
家居，常與王門諸子鄒守益等切磋學問，然未絕意仕宦，于人才、吏事、國計、民情，“悉加意谘訪”，謂“苟當其任，皆吾事也”（《明史》本傳）。
郡邑田賦多積弊，洪先“精心體察”，建議有司均之，“弊頓除”（同上）；歲饑，又移書有司，使民得以赈恤。
及至年五十前後，“睹時事日非，始絕意仕宦”（《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四《念庵羅先生傳》）。
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其時嚴嵩居相位，“以同鄉故，拟假邊才起用”（《明史》本傳），洪先告以“畢志林壑”，力辭不就（《明儒學案》卷十八《江右王門學案·羅洪先傳》）。
其一生安于貧困，不求富貴，“先世田宅，盡推以與庶弟，别架數楹，僅蔽風雨”（同上）。
巡撫馬森曾欲饋贈數千金為之築室，洪先力辭不受。
同年項瓯東見其清貧而有意提攜，告以有富人坐死，行賄萬金，隻待洪先一言即可得手，洪先辭之；已而念富人罪不當死，洪先“囑恤刑生之，不令其知”（同上）。
耿定向稱其“辭受取與，鹹裁以義”，“秋毫靡狥”（《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四《念庵羅先生傳》），良有以也！臨終，其室内四壁蕭然，“視如懸罄”。
有人問：“何至一貧如此？”洪先以“貧固自好”作答（《明儒學案》卷十八《江右王門學案·羅洪先傳》），大有“安貧樂道”的孔、顔之風。
卒年六十一，贈光祿少卿，谥文恭。
著作有《念庵羅先生集》十三卷。
考羅洪先一生，無論身處何種境遇，均畢志于“聖學”而不移： 年十一，讀古文，慨然慕羅倫之為人，“即有志于聖學”（同上）。
年十五，聞王守仁于贛州開府講學，心即向往；比《傳習錄》出，手抄玩讀，竟至廢寝忘食，欲往受業，父不可而止。
年二十二，舉鄉試，因父病，辍會試。
師事同裡谷平李中，“得其根柢”（同上）。
年二十五，師事同郡江右王門學者黃宏綱、何廷仁，自是日究王守仁“緻知”旨。
年二十六，赴京廷試，禦批：“學正有見，言谠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賜進士及第一人”（《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四《念庵羅先生傳》）。
外舅太仆卿曾直聞報大喜，謂：“幸吾婿建此大事。
”洪先說：“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
此等三年遞一人，奚足為大事也”（《明儒學案》卷十八《江右王門學案·羅洪先傳》）。
年三十六，赴召。
道南都，晤王畿諸王門學者，“質辨累日，大都主無欲旨”（《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四《念庵羅先生傳》）。
趨泰州，訪王艮，艮為之“論正己物正”說，洪先自稱：“日聞心齋言，未能盡領，論至此卻灑然有鼓舞處”（同上）。
年三十七，抵京曆職。
與唐順之、趙時春“日相期許，以天下自任，中外鹹稱異之曰：三翰林雲”（同上）。
同年冬，因忤旨落職歸裡。
從此“削迹城市”，日與鄒守益、歐陽德、聶豹諸子為會講學，然“未嘗以言詞先人”（同上）。
年三十九，始聞聶豹“歸寂”之論。
年四十三，赴毗陵，訪唐順之。
順之自以博大不如洪先，稱道“念庵之學平正”（同上）。
其時，聞王畿論“現成良知”，畿謂“良知當下具足”，不假纖毫之力，其意在速人悟入。
洪先非之，謂“世豈有現成良知者耶？”（《明史》本傳）因慮世人“利欲之盤固，血氣之浮揚而欲從其心之所發，任其意之所行，滅裂恣肆”，故平時提誨學者，多主周惇頤“無欲故靜”說和《易·系辭》“寂然不動”語，以為“能靜寂，乃為知體之良；能收攝保聚，一切無染，乃為主靜而歸寂”（《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四《念庵羅先生傳》）。
年四十七，為聶豹《困辨錄》作序，自稱于聶豹之說，“始而灑然無所疑，已而怳然有所會，久而津津然不能舍”（《明儒學案》卷十八《江右王門學案·困辨錄後序》），甚相契合。
年五十二，與王畿遊楚，寓黃陂深山中“習靜”。
曾贻書楚中王門學者蔣信，謂“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無内外可指、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今來，渾然一片，而吾身乃其發竅，非形質所能限也”（《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四《念庵羅先生傳》）。
曾辟石蓮洞，其晚年多洞居，以之終老。
綜觀羅洪先一生學行，有幾個顯著特點： 一
故學者求道，自其求乎内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明儒學案》卷十七《江右王門學案·雙江論學書》）。
可見，所謂“歸寂”，簡言之，就是“求寂于心”。
顯然，這與王守仁關于“心”的體用、動靜觀點是相違異的。
王守仁說：“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複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
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王文成公全書》卷五《答倫彥式》），認為體用原于一心，動靜不可分離；舍動求靜，就是“廢其用”而“撓其體”，這是行不通的，因為舍動求靜之心，它本身就是動而非靜。
王門弟子正是根據上述師說，提出“寂本無歸，即感是寂，是為真寂”（《明儒學案》卷十七《江右王門學案·雙江論學書》）的觀點與聶豹的“歸寂”說進行辯難的。
然而，聶豹所說的“歸寂”并非釋氏“寂滅”之義。
他在回答“同門”的責難時指出： 夫禅之異于儒者，以感應為塵煩，一切斷除而寂滅之。
今乃歸寂以通天下之感，緻虛以立天下之有，主靜以該天下之動，又何嫌于禅哉！（同上） 認為儒、釋之辨在于：釋氏“以感應為塵煩”，以“寂滅”為旨歸，故為了歸于“寂滅”，就必須“斷除”一切“塵煩”，說明在寂感問題上，釋氏是主張“廢感”以“歸寂”；與此相反，儒者是主張“歸寂”以“通感”，就是說，“感”不但不能“廢”，而且還必須“通”，“歸寂”就是“通感”之道。
上述“儒者”的觀點，其實也是他本人思想的自白。
據王時槐《雙江聶先生傳》載，聶豹在給歐陽德的信中就曾提出“歸寂”以“通感”的觀點，他在論及“良知本寂”之後說：“故學問之功，自其主乎内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也，則感無不通，外無不該，動無不制，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國朝獻征錄》卷三十九）。
這說明在“歸寂”問題上，聶豹與釋氏的觀點不同：聶豹提倡“歸寂”是旨在通感、應事，是“入世”的，而釋氏則是旨在超世脫俗，是“出世”的。
必須指出，聶豹雖然主張于“未發”中體認“良知”，視“歸寂”為“緻良知”的不二法門，推崇“龜山一派每言靜中體認”是“吾儒真下手處”（《明儒學案》卷十七《江右王門學案·困辨錄》），但又認為這并非适用于一切人。
有人問：“周子言靜，而程子多言敬，有以異乎？”他說： 周曰“無欲故靜”，程曰“主一之謂敬”。
一者無欲也，然由敬而入者，有所持循，久則内外齋莊，自無不靜。
若入頭便主靜，惟上根者能之。
蓋天資明健，合下便見本體，亦甚省力，而其弊也，或至厭棄事物，賺入别樣蹊徑。
是在學者顧其天資力量而慎擇所由也。
近世學者猖狂自恣，往往以主靜為禅學，主敬為迂學。
哀哉！（同上） 這段話表明：第一，聶豹的“歸寂”說與周惇頤的“主靜”說在認識“本體”的方法上，是一緻的。
他們都主張從“寂”“靜”入手，在“寂”“靜”中體認。
顯然，這與程頤的“由敬而入”，因而“有所持循”的“主敬”說，是有所不同的。
但是，從終極目标來看，則又是相同的，它們都是認識“本體”不可或缺的方法，故聶豹對二者均持肯定的态度。
第二，在認識“本體”問題上所以存在着“主靜”和“主敬”兩種方法，是因為人的“天資力量”各異。
聶豹認為，隻有“天資明健”的“上根者”才适用“入頭便主靜”的“主靜”說。
這與王守仁關于“四句教法”的觀點，即認為隻有天資聰穎的“上根人”才适用“四無”之說頗為相似。
說明“主靜”說并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思想品格，因而也說明他提倡“歸寂”說是有條件的。
第三，即使适用于“上根者”的“主靜”說，也并非完美無缺，而是有其利弊得失的。
它既有“合下便見本體，亦甚省力”之利，又有“或至厭棄事物，賺入别樣蹊徑”之弊。
這說明聶豹對于“主靜”說的适用性的肯定不但是有條件的，而且是有分析的。
既然如此，聶豹為何提倡“歸寂”說呢？王時槐認為，這是因為“先生患當時學者率以知之發用為良知，落支節而遺本原”，故“特揭未發之中”（《國朝獻征錄》卷三十九《雙江聶先生傳》）。
聶豹所患的“當時學者”，不但包括朱學學者，而且更包括王門學者。
在當時的王門學者中，确實出現過傾向于“道問學”的思想流派，他們強調“多學而識”，注重“考索記誦”。
如：浙中王門的季本和顧應祥，他們“憫學者之空疏，隻以講說為事，故苦力窮經”（《明儒學案》卷十三《浙中王門學案·季本傳》），于“九流百家”之書，“皆識其首尾”（同上卷十四《浙中王門學案·顧應祥傳》）。
而最顯者，莫如南中王門的薛應旂和楊豫孫，公然反對“離行言知，外事言學”（同上卷二十五《南中王門學案·薛應旂傳》），主張“知識即性”（同上《楊豫孫傳》）。
總而言之，盡管聶豹提倡“歸寂”說有與師說相違異之處，也與“同門”的某些觀點不甚契合，然而在反對朱學、糾正王門中的朱學傾向方面，其态度是十分鮮明的，故說他的“歸寂”說與王學“頗有異同”，而并非根本的對立。
這就是聶豹理學思想的基本特色。
第二節 羅洪先的生平學行與理學思想 一、生平學行 羅洪先（公元1504—1564年）字達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
明世宗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
明年，告假歸。
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充經筵官；十八年，召拜春坊左贊善。
明年冬，上疏議“東宮事”，因忤旨落職歸裡。
家居，常與王門諸子鄒守益等切磋學問，然未絕意仕宦，于人才、吏事、國計、民情，“悉加意谘訪”，謂“苟當其任，皆吾事也”（《明史》本傳）。
郡邑田賦多積弊，洪先“精心體察”，建議有司均之，“弊頓除”（同上）；歲饑，又移書有司，使民得以赈恤。
及至年五十前後，“睹時事日非，始絕意仕宦”（《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四《念庵羅先生傳》）。
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其時嚴嵩居相位，“以同鄉故，拟假邊才起用”（《明史》本傳），洪先告以“畢志林壑”，力辭不就（《明儒學案》卷十八《江右王門學案·羅洪先傳》）。
其一生安于貧困，不求富貴，“先世田宅，盡推以與庶弟，别架數楹，僅蔽風雨”（同上）。
巡撫馬森曾欲饋贈數千金為之築室，洪先力辭不受。
同年項瓯東見其清貧而有意提攜，告以有富人坐死，行賄萬金，隻待洪先一言即可得手，洪先辭之；已而念富人罪不當死，洪先“囑恤刑生之，不令其知”（同上）。
耿定向稱其“辭受取與，鹹裁以義”，“秋毫靡狥”（《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四《念庵羅先生傳》），良有以也！臨終，其室内四壁蕭然，“視如懸罄”。
有人問：“何至一貧如此？”洪先以“貧固自好”作答（《明儒學案》卷十八《江右王門學案·羅洪先傳》），大有“安貧樂道”的孔、顔之風。
卒年六十一，贈光祿少卿，谥文恭。
著作有《念庵羅先生集》十三卷。
考羅洪先一生，無論身處何種境遇，均畢志于“聖學”而不移： 年十一，讀古文，慨然慕羅倫之為人，“即有志于聖學”（同上）。
年十五，聞王守仁于贛州開府講學，心即向往；比《傳習錄》出，手抄玩讀，竟至廢寝忘食，欲往受業，父不可而止。
年二十二，舉鄉試，因父病，辍會試。
師事同裡谷平李中，“得其根柢”（同上）。
年二十五，師事同郡江右王門學者黃宏綱、何廷仁，自是日究王守仁“緻知”旨。
年二十六，赴京廷試，禦批：“學正有見，言谠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賜進士及第一人”（《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四《念庵羅先生傳》）。
外舅太仆卿曾直聞報大喜，謂：“幸吾婿建此大事。
”洪先說：“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
此等三年遞一人，奚足為大事也”（《明儒學案》卷十八《江右王門學案·羅洪先傳》）。
年三十六，赴召。
道南都，晤王畿諸王門學者，“質辨累日，大都主無欲旨”（《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四《念庵羅先生傳》）。
趨泰州，訪王艮，艮為之“論正己物正”說，洪先自稱：“日聞心齋言，未能盡領，論至此卻灑然有鼓舞處”（同上）。
年三十七，抵京曆職。
與唐順之、趙時春“日相期許，以天下自任，中外鹹稱異之曰：三翰林雲”（同上）。
同年冬，因忤旨落職歸裡。
從此“削迹城市”，日與鄒守益、歐陽德、聶豹諸子為會講學，然“未嘗以言詞先人”（同上）。
年三十九，始聞聶豹“歸寂”之論。
年四十三，赴毗陵，訪唐順之。
順之自以博大不如洪先，稱道“念庵之學平正”（同上）。
其時，聞王畿論“現成良知”，畿謂“良知當下具足”，不假纖毫之力，其意在速人悟入。
洪先非之，謂“世豈有現成良知者耶？”（《明史》本傳）因慮世人“利欲之盤固，血氣之浮揚而欲從其心之所發，任其意之所行，滅裂恣肆”，故平時提誨學者，多主周惇頤“無欲故靜”說和《易·系辭》“寂然不動”語，以為“能靜寂，乃為知體之良；能收攝保聚，一切無染，乃為主靜而歸寂”（《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四《念庵羅先生傳》）。
年四十七，為聶豹《困辨錄》作序，自稱于聶豹之說，“始而灑然無所疑，已而怳然有所會，久而津津然不能舍”（《明儒學案》卷十八《江右王門學案·困辨錄後序》），甚相契合。
年五十二，與王畿遊楚，寓黃陂深山中“習靜”。
曾贻書楚中王門學者蔣信，謂“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無内外可指、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今來，渾然一片，而吾身乃其發竅，非形質所能限也”（《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四《念庵羅先生傳》）。
曾辟石蓮洞，其晚年多洞居，以之終老。
綜觀羅洪先一生學行，有幾個顯著特點：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