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江右王門聶豹、羅洪先的理學思想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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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右王門中，如果說，鄒守益、歐陽德以信守師說而見稱；那麼，聶豹、羅洪先則因提出“良知本寂”（聶豹）、“良知本靜”（羅洪先）的“寂靜”說而見異于世，被王門諸子視為偏離了師說。
本章将着重探讨這個問題，揭示聶豹、羅洪先的理學思想特色。
第一節 聶豹的生平與學說 一、生平 聶豹（公元1487—1563年）字文蔚，江西永豐人，後因徙家雙溪（今浙江餘杭區境内），故自号雙江。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進士，知華亭縣。
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召入為禦史，越二年，巡按福建，出為蘇州知府。
其時“山西頻中寇，民無甯日”（《明史》本傳）。
朝廷用豹計，修關練卒，先事以待，寇來被卻。
豹因退寇有功，擢陝西副使，“備兵潼關”（同上）。
後因遭權臣惡言，“逮下诏獄，落職歸”（同上）。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都城被寇”。
時禮部尚書徐階“為豹訟冤，言其才可大用”，遂立召拜右佥都禦史，尚未赴，又擢兵部右侍郎，尋轉左，官至兵部尚書。
後因反對“開海濱互市禁”，忤旨罷歸，數年而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保，谥貞襄。
其著作有：《雙江聶先生文集》（十四卷）和《困辨錄》等。
終聶豹一生，曆職四十餘載，備嘗宦海浮沉之甘辛。
他曾因謗身陷囹圄而竟能泰然處之。
王時槐曾記述聶豹被捕時的情景：“從容出，見使者，易囚服，慷慨就道，室中悲号不勝，先生若不聞。
門人父老送之，無不流涕。
先生神色不動，第抗手而别。
羅文恭公（羅洪先）見之，大敬服”（《國朝獻征錄》卷三十九《雙江聶先生傳》）。
其一身凜然正氣，躍然紙上。
聶豹為官廉正，其立法行政注重為民興利除弊。
如：知華亭縣，他“首革積胥宿猾侮法剝民之弊”，免去征銀，“以補民間積逋”；興修水利、清理餘田，“以補民間坍荒”，故“在邑三年，積谷至二十萬石，複業至三千餘戶”（同上），使民得以安居樂業。
聶豹不僅有從政的經驗，更有治國安邦的構想。
他認為，“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其要務在“四事”：“敦本實以興正學”，“清寺田以備赈恤”，“核官籍以均徭役”，“考宦餘以勵風節”。
“而四者之中，又以學校為本”（《聶貞襄集·應诏陳言以弭災異疏》）。
這是因為“至今人才未振，風俗未醇，民力未裕，國用未舒”，“皆責在士夫”；而“外士夫”無以“得賢才”，“外賢才”無以“正風俗”，“故欲善今日之風俗，當自今日之士夫始，欲善今日之士夫，當自今日之學校始。
學校者，又士夫之所關也”（同上）。
據上所述，聶豹關于治國安邦的構想可以歸結到一點，這就是：“興學育材”。
因此，曆職期間，他十分注重興學，如巡按福建時，建養正書院，“群諸生教之”；又刻《大學古本》《傳習錄》“以明正學”（王時槐《雙江聶先生傳》）。
必須指出，聶豹的“興學育材”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效法“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之意，提出“必須仿《周禮·大司徒》”以“六德”（智、仁、聖、義、中、和）、“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六藝”（禮、樂、射、禦、書、數）為“教萬民之法”（《聶貞襄集·應诏陳言以弭災異疏》）；二是強調育材應以“德行”為主，“經義”為輔，指出“苟德行道義無一足觀，雖有經義，亦不之考”，二者的主次關系不容颠倒（同上）；三是認為“德行”“經義”之教應“一主于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以至于平天下”（同上）。
就是說，興學施教應一本之《大學》宗旨，而以造就“治國平天下”的人才為目的。
總之，聶豹關于“興學育材”的治國安邦的構想，是以明人倫、重德行、通經義、應世事為其思想特色的。
應該說，不少理學家也有與此相類似的思想觀點，但卻不及聶豹如此之鮮明突出。
二、學說 聶豹之學，“初好王守仁良知之說，與辯難，心益服”（《明史》本傳），認為“良知之學”“是王門相傳指訣”（《明儒學案》卷十八《江右王門學案·困辨錄》）；後巡按應天，繼續與王守仁講論良知之學，“銳然以聖人為必可至者”（《華陽館文集》卷十一），并重刻《傳習錄》《大學古本》等王守仁著作，教授諸生，其服膺王守仁“緻良知”說之志益堅；乃至王守仁殁，又“以弟子自處”（《明史》本傳），故後世學者謂其學“出于姚江”（《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六《困辨錄》提要），不無道理。
然而，使其學更具特色者，是他所提出的“歸寂”說。
《明史》本傳謂其學“于王守仁說頗有異同”，即指此而言。
《明儒學案》關于聶豹“歸寂”說的提出及其遭到“同門”學者的非難，記載尤詳： 先生之學，獄中閑久靜極，忽見此心真體光明瑩徹，萬物皆備。
乃喜曰：此未發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從此出矣。
乃出，與來學立靜坐法，使之歸寂以通感，執體以應用。
是時同門為良知之學者，以為未發即在已發之中。
蓋發而未嘗發，故未發之功，卻在發上用；先天之功，卻在後天上用。
其疑先生之說者有三：其一，謂道不可須臾離也，今日動處無功，是離之也；其一，謂道無分于動靜也，今日工夫隻是主靜，是二之也；其一，謂心事合一，心體事而無不在，今日感應流行，着不得力，是脫略事為，類于禅悟也。
王龍溪（畿）、黃洛村（宏綱）、陳明水（九川）、鄒東廓（守益）、劉兩峰（文敏）各緻難端。
先生一一申之。
唯羅念庵（洪先）深相契合，謂雙江所言，真是霹靂手段，許多英雄瞞昧，被他一口道著，如康莊大道，更無可疑。
兩峰晚乃信之曰：“雙江之言是也”。
（卷十七《江右王門學案·聶豹傳》） 黃宗羲這段話說明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聶豹提出“歸寂”說，是在他被捕入獄期間。
據《華陽館文集》載：聶豹被捕入獄，時在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而著《困辨錄》，提出“歸寂”說，則在其後兩年（卷十一）。
其時聶豹已年逾六旬，說明聶豹的“歸寂”說是在晚年才提出來的。
而《明史》本傳所說“初好王守仁良知之說”，則是在他四十歲以前。
可見，聶豹對于王學的态度，前後期不盡相同。
這反映他的理學思想并非一成不變，而是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即由前期對王學的信服轉向後期對王學“頗有異同”。
第二，聶豹提出“歸寂”說的方式頗與王守仁“龍場悟道”相似：陽明是“忽中夜大悟格物緻知之旨”（《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二《年譜》），聶豹是“獄中閑久靜極，忽見此心真體”而悟出“歸寂”之旨來，二者均通過“頓悟”的方式達到對于“心”之本體的認識；王守仁認為“心”具衆“理”，聶豹認為“此心真體”為“天下之理”所從出，二者均主“心即理”的心本論；王守仁于南中時期曾“以默坐澄心為學的”（《明儒學案》卷十《姚江學案·王守仁傳》），聶豹繼承陽明這一心性修養方法，“與來學立靜坐法”。
由此可見，聶豹的“歸寂”說與王學并沒有根本分歧，它仍屬于王守仁心學體系的範疇。
第三，如果說，聶豹的“歸寂”說與王學“頗有異同”；那麼，主要是在“緻良知”的途徑上，或者說，是在“求道”之方上。
“王門為良知之學者以為未發即在已發之中”，“道無分于動靜”，“心事合一”，而聶豹的“歸寂”說則主張外“事”以求“心”，舍“動”以求“靜”，離“已發”以求“未發”。
一句話，即徑直從“寂”、從“靜”、從“未發”中體認“良知”，因此遭到“同門”王畿、黃宏綱、陳九川、鄒守益、劉文敏等人的非難，被目為“禅悟”。
當然，王門中也有贊同其說者，這就是羅洪先。
王時槐謂其聞聶豹“未發之說，深相契合”（《國朝獻征錄》卷三十九《雙江聶先生傳》），而劉文敏晚年也信其說。
在辨明聶豹提出“歸寂”說的原委以後，有必要進一步探讨其思想内容和特點。
“良知本寂”是聶豹提出“歸寂”說的理論依據和基本觀點。
他說：“良知本寂，感于物而後有知；知其發也，不可遂以知發為良知而忘其發之所自也”（《明儒學案》卷十七《江右王門學案·雙江論學書》）。
所謂“其發之所自”，就是“本原之地，要不外乎不睹不聞之寂體也”（同上）；而“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同上《困辨錄》）。
這裡，有兩點值得指出：一是謂“良知本寂”即是“不睹不聞”即是“未發之中”。
他認為這是王守仁的觀點，也是其《傳習錄》中的義旨，故說“先師雲：良知是未發之中，廓然大公的本體……此是《傳習錄》中正法眼藏”（同上）；二是謂“良知”與“知”有别：“良知”是“寂體”，“知”是其“發用”，即“良知寂體”感物而動的結果，二者之間是體與用的關系，故說“不可遂以知發為良知”，亦即不可以“知”為“體”。
聶豹的上述觀點與師說“頗有異同”：一方面，王守仁認為，“心之本體，即是天理”，而“天理原自寂然不動”（《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傳習錄》中）；這“原自寂然不動”的“天理”，其“昭明靈覺”，即“所謂良知也”（同上卷五《答舒國用》）。
簡言之，“心之本體”即是“天理”，“良知”。
就此而論，聶豹關于“良知本寂”的觀點與師說有其同的一面。
然而，另一方面，王守仁又認為，“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
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同上卷一《傳習錄》上）。
一句話，“知”即是“良知”即是“心之本體”，三者是一回事，不可妄加分别。
就聶豹不以“知”為“良知”，因而不以“知”為“心之本體”而言，又與師說有異的一面。
他之所以遭到“同門”的非難，也就可以理解了。
既然“良知本寂”，那麼，“歸寂”就成為“緻良知”的不二法門。
因為在聶豹看來，“心主乎内，應于外而後有外；外其影也，不可以其外應者為心而
本章将着重探讨這個問題，揭示聶豹、羅洪先的理學思想特色。
第一節 聶豹的生平與學說 一、生平 聶豹（公元1487—1563年）字文蔚，江西永豐人，後因徙家雙溪（今浙江餘杭區境内），故自号雙江。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進士，知華亭縣。
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召入為禦史，越二年，巡按福建，出為蘇州知府。
其時“山西頻中寇，民無甯日”（《明史》本傳）。
朝廷用豹計，修關練卒，先事以待，寇來被卻。
豹因退寇有功，擢陝西副使，“備兵潼關”（同上）。
後因遭權臣惡言，“逮下诏獄，落職歸”（同上）。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都城被寇”。
時禮部尚書徐階“為豹訟冤，言其才可大用”，遂立召拜右佥都禦史，尚未赴，又擢兵部右侍郎，尋轉左，官至兵部尚書。
後因反對“開海濱互市禁”，忤旨罷歸，數年而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保，谥貞襄。
其著作有：《雙江聶先生文集》（十四卷）和《困辨錄》等。
終聶豹一生，曆職四十餘載，備嘗宦海浮沉之甘辛。
他曾因謗身陷囹圄而竟能泰然處之。
王時槐曾記述聶豹被捕時的情景：“從容出，見使者，易囚服，慷慨就道，室中悲号不勝，先生若不聞。
門人父老送之，無不流涕。
先生神色不動，第抗手而别。
羅文恭公（羅洪先）見之，大敬服”（《國朝獻征錄》卷三十九《雙江聶先生傳》）。
其一身凜然正氣，躍然紙上。
聶豹為官廉正，其立法行政注重為民興利除弊。
如：知華亭縣，他“首革積胥宿猾侮法剝民之弊”，免去征銀，“以補民間積逋”；興修水利、清理餘田，“以補民間坍荒”，故“在邑三年，積谷至二十萬石，複業至三千餘戶”（同上），使民得以安居樂業。
聶豹不僅有從政的經驗，更有治國安邦的構想。
他認為，“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其要務在“四事”：“敦本實以興正學”，“清寺田以備赈恤”，“核官籍以均徭役”，“考宦餘以勵風節”。
“而四者之中，又以學校為本”（《聶貞襄集·應诏陳言以弭災異疏》）。
這是因為“至今人才未振，風俗未醇，民力未裕，國用未舒”，“皆責在士夫”；而“外士夫”無以“得賢才”，“外賢才”無以“正風俗”，“故欲善今日之風俗，當自今日之士夫始，欲善今日之士夫，當自今日之學校始。
學校者，又士夫之所關也”（同上）。
據上所述，聶豹關于治國安邦的構想可以歸結到一點，這就是：“興學育材”。
因此，曆職期間，他十分注重興學，如巡按福建時，建養正書院，“群諸生教之”；又刻《大學古本》《傳習錄》“以明正學”（王時槐《雙江聶先生傳》）。
必須指出，聶豹的“興學育材”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效法“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之意，提出“必須仿《周禮·大司徒》”以“六德”（智、仁、聖、義、中、和）、“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六藝”（禮、樂、射、禦、書、數）為“教萬民之法”（《聶貞襄集·應诏陳言以弭災異疏》）；二是強調育材應以“德行”為主，“經義”為輔，指出“苟德行道義無一足觀，雖有經義，亦不之考”，二者的主次關系不容颠倒（同上）；三是認為“德行”“經義”之教應“一主于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以至于平天下”（同上）。
就是說，興學施教應一本之《大學》宗旨，而以造就“治國平天下”的人才為目的。
總之，聶豹關于“興學育材”的治國安邦的構想，是以明人倫、重德行、通經義、應世事為其思想特色的。
應該說，不少理學家也有與此相類似的思想觀點，但卻不及聶豹如此之鮮明突出。
二、學說 聶豹之學，“初好王守仁良知之說，與辯難，心益服”（《明史》本傳），認為“良知之學”“是王門相傳指訣”（《明儒學案》卷十八《江右王門學案·困辨錄》）；後巡按應天，繼續與王守仁講論良知之學，“銳然以聖人為必可至者”（《華陽館文集》卷十一），并重刻《傳習錄》《大學古本》等王守仁著作，教授諸生，其服膺王守仁“緻良知”說之志益堅；乃至王守仁殁，又“以弟子自處”（《明史》本傳），故後世學者謂其學“出于姚江”（《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六《困辨錄》提要），不無道理。
然而，使其學更具特色者，是他所提出的“歸寂”說。
《明史》本傳謂其學“于王守仁說頗有異同”，即指此而言。
《明儒學案》關于聶豹“歸寂”說的提出及其遭到“同門”學者的非難，記載尤詳： 先生之學，獄中閑久靜極，忽見此心真體光明瑩徹，萬物皆備。
乃喜曰：此未發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從此出矣。
乃出，與來學立靜坐法，使之歸寂以通感，執體以應用。
是時同門為良知之學者，以為未發即在已發之中。
蓋發而未嘗發，故未發之功，卻在發上用；先天之功，卻在後天上用。
其疑先生之說者有三：其一，謂道不可須臾離也，今日動處無功，是離之也；其一，謂道無分于動靜也，今日工夫隻是主靜，是二之也；其一，謂心事合一，心體事而無不在，今日感應流行，着不得力，是脫略事為，類于禅悟也。
王龍溪（畿）、黃洛村（宏綱）、陳明水（九川）、鄒東廓（守益）、劉兩峰（文敏）各緻難端。
先生一一申之。
唯羅念庵（洪先）深相契合，謂雙江所言，真是霹靂手段，許多英雄瞞昧，被他一口道著，如康莊大道，更無可疑。
兩峰晚乃信之曰：“雙江之言是也”。
（卷十七《江右王門學案·聶豹傳》） 黃宗羲這段話說明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聶豹提出“歸寂”說，是在他被捕入獄期間。
據《華陽館文集》載：聶豹被捕入獄，時在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而著《困辨錄》，提出“歸寂”說，則在其後兩年（卷十一）。
其時聶豹已年逾六旬，說明聶豹的“歸寂”說是在晚年才提出來的。
而《明史》本傳所說“初好王守仁良知之說”，則是在他四十歲以前。
可見，聶豹對于王學的态度，前後期不盡相同。
這反映他的理學思想并非一成不變，而是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即由前期對王學的信服轉向後期對王學“頗有異同”。
第二，聶豹提出“歸寂”說的方式頗與王守仁“龍場悟道”相似：陽明是“忽中夜大悟格物緻知之旨”（《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二《年譜》），聶豹是“獄中閑久靜極，忽見此心真體”而悟出“歸寂”之旨來，二者均通過“頓悟”的方式達到對于“心”之本體的認識；王守仁認為“心”具衆“理”，聶豹認為“此心真體”為“天下之理”所從出，二者均主“心即理”的心本論；王守仁于南中時期曾“以默坐澄心為學的”（《明儒學案》卷十《姚江學案·王守仁傳》），聶豹繼承陽明這一心性修養方法，“與來學立靜坐法”。
由此可見，聶豹的“歸寂”說與王學并沒有根本分歧，它仍屬于王守仁心學體系的範疇。
第三，如果說，聶豹的“歸寂”說與王學“頗有異同”；那麼，主要是在“緻良知”的途徑上，或者說，是在“求道”之方上。
“王門為良知之學者以為未發即在已發之中”，“道無分于動靜”，“心事合一”，而聶豹的“歸寂”說則主張外“事”以求“心”，舍“動”以求“靜”，離“已發”以求“未發”。
一句話，即徑直從“寂”、從“靜”、從“未發”中體認“良知”，因此遭到“同門”王畿、黃宏綱、陳九川、鄒守益、劉文敏等人的非難，被目為“禅悟”。
當然，王門中也有贊同其說者，這就是羅洪先。
王時槐謂其聞聶豹“未發之說，深相契合”（《國朝獻征錄》卷三十九《雙江聶先生傳》），而劉文敏晚年也信其說。
在辨明聶豹提出“歸寂”說的原委以後，有必要進一步探讨其思想内容和特點。
“良知本寂”是聶豹提出“歸寂”說的理論依據和基本觀點。
他說：“良知本寂，感于物而後有知；知其發也，不可遂以知發為良知而忘其發之所自也”（《明儒學案》卷十七《江右王門學案·雙江論學書》）。
所謂“其發之所自”，就是“本原之地，要不外乎不睹不聞之寂體也”（同上）；而“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同上《困辨錄》）。
這裡，有兩點值得指出：一是謂“良知本寂”即是“不睹不聞”即是“未發之中”。
他認為這是王守仁的觀點，也是其《傳習錄》中的義旨，故說“先師雲：良知是未發之中，廓然大公的本體……此是《傳習錄》中正法眼藏”（同上）；二是謂“良知”與“知”有别：“良知”是“寂體”，“知”是其“發用”，即“良知寂體”感物而動的結果，二者之間是體與用的關系，故說“不可遂以知發為良知”，亦即不可以“知”為“體”。
聶豹的上述觀點與師說“頗有異同”：一方面，王守仁認為，“心之本體，即是天理”，而“天理原自寂然不動”（《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傳習錄》中）；這“原自寂然不動”的“天理”，其“昭明靈覺”，即“所謂良知也”（同上卷五《答舒國用》）。
簡言之，“心之本體”即是“天理”，“良知”。
就此而論，聶豹關于“良知本寂”的觀點與師說有其同的一面。
然而，另一方面，王守仁又認為，“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
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同上卷一《傳習錄》上）。
一句話，“知”即是“良知”即是“心之本體”，三者是一回事，不可妄加分别。
就聶豹不以“知”為“良知”，因而不以“知”為“心之本體”而言，又與師說有異的一面。
他之所以遭到“同門”的非難，也就可以理解了。
既然“良知本寂”，那麼，“歸寂”就成為“緻良知”的不二法門。
因為在聶豹看來，“心主乎内，應于外而後有外；外其影也，不可以其外應者為心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