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江右王學正傳鄒守益的理學思想（附：歐陽德）
關燈
小
中
大
江右王門是指明代江西地區的王學傳人。
他們在傳播王學中的地位、作用和影響，均超過其餘王門學派。
黃宗羲謂“姚江之學惟江右為得其傳”（《明儒學案》卷十六《江右王門學案·序》），并非溢美之言。
然而，他們傳播師說各有所側重，學術風格也不盡相同。
其中或偏于守成，因而被視為王學正傳，鄒守益是其主要代表人物；或重在标立新意，因而有離異師說之嫌，聶豹、羅洪先是其主要代表人物，聶發其端，羅踵其後。
本章先論述鄒守益信守師說的理學思想特色；歐陽德因與鄒守益屬于同一學術傾向，故附于後。
聶豹、羅洪先的理學思想特色将在下一章專論。
第一節 鄒守益的生平與學行 鄒守益（公元1491—1562年）字謙之，号東廓，學者稱東廓先生，江西安福人，明武宗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翌年，引疾歸裡，開門講學，從學者衆，為王學在江右的主要傳人。
守益師事王守仁之前，曾對儒家經典《大學》《中庸》宗旨不一疑惑不解，謂“子思受學曾子者，《大學》先格緻，《中庸》首揭慎獨，何也”（《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四《東廓鄒先生傳》，以下簡稱《鄒先生傳》）？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守益赴贛州，問學于守仁，守仁告以《學》《庸》宗旨合一之理，始豁然領悟，釋其所疑，遂稱弟子。
守益的學識和德行，深為其師所稱許。
據耿定向《鄒先生傳》載：守益年三十，“如越谒王公（陽明）”，切磋學問；“既别，王公張望不已”。
門人問：“夫子何念謙之之深也？”守仁引曾子贊顔淵的話作答：“曾子雲：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若無若虛，犯而不校。
謙之近之矣[1]。
”視守益幾同古之賢人。
湛若水也十分贊歎其為人。
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若水以九十一高齡由湖南衡山訪于江西青原。
時守益年六十六，仍率子弟及王門“諸同志”親迎，并一遵古養老之禮，“晨夕躬定省，執醬執酭”。
他還告誡王門“同志體古憲‘老不乞言’意，毋煩辨論”。
臨别，守益又冒大水親自連舟送至贛州。
其尊賢敬老的真儒風範，被視為一代學者之楷模。
無怪乎湛若水“歎王公之門得人如此”（同上）。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明宗室甯王朱宸濠反，守益曾參與守仁軍事，從義起兵。
世宗即位，守益入京複職。
嘉靖三年（公元1523年），守益因直谏忤旨，下诏獄谪廣德州判官，稍遷南京禮部郎中，後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
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九廟災，有旨大臣自陳。
大臣皆惶恐引罪”，惟守益上疏直言“君臣交儆之義”（《明儒學案》卷十六《江右王門學案·鄒守益傳》），因忤旨落職歸裡，家居二十餘年而後卒，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谥文莊。
其著作有《東廓鄒先生文集》十二卷。
耿定向對鄒守益的言行政事，十分推崇，稱其莅政立朝，“抗論正義，納約矢谟，至忤權貴，觸雷霆，屢蒙嚴譴，迍邅沒世而無悔，非以為名也”，而是欲以不負“吾君也”；落職閑居，仍關心民瘼，“力贊有司方田均賦，恤災赈饑，與夫繕橋梁、恤義倉、廣陂堰，凡創利剔弊，雖冒嫌怨而不避，非以為德也”，而是欲以為民興利除弊（《鄒先生傳》）。
可以說，這種“忠君愛民”的儒家傳統思想，幾乎貫穿于守益一生的言行政事。
然而，終守益一生，其曆官時短，為學日長；即使曆官期間，也以講學興禮為要務。
例如，于廣德州判官任上，《明史》本傳謂其“撤淫祠，建複初書院，與學者講授其間”（卷二八三）；《鄒先生傳》謂其“延同門王艮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鄰郡”。
又如，在南京居官期間，《鄒先生傳》謂其時與湛若水、呂柟“聚講”，與同門王艮、薛侃、錢德洪、王畿“商究”；落職閑居，其“聚講”更勤，“大會凡十”，“常會七十”，“會聚以百計”，範圍更廣，“若越之天真、閩之武夷、徽之齊雲、甯之水西，鹹一至焉”，足迹幾乎遍及江南各省，而江西境内之青原、白鹭、石屋、武功、連山、香積，則“每歲再三至”。
至于“聚講”規模之大、聽者之衆，也均遠在江右王門諸子之上，有時“以千計”。
如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會白鹭，“生儒以千計聽講”，就是例證。
《鄒先生傳》曾用“負牆側聆者肩摩，環橋跂睹者林立”來形容守益講學時之盛況，其聽者人數之衆，由此可以想見。
綜觀守益一生講學，有兩個顯著特點： 一是講學内容以申論師說為旨歸。
據《鄒先生傳》載：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會富池，守益申師訓：學無分“動靜”“有無”，若“分動靜、分有無，不是聖門正脈”；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避暑武功，其時守益“教語多主默識”，謂“戒懼不聞不睹，正是默識工夫”；翌年，會複古書院，守益又重申“戒懼”之旨；越五年，會白鹭，守益“倡《大學》《中庸》合一之旨”。
守益的這些講論，均秉承師訓。
《傳習錄》中多次提到王守仁論學主“動靜合一”之旨，《明儒學案》則認為南中之時，王守仁“以默坐澄心為學的”（卷十一《浙中王門學案·徐愛傳》）。
至于以“戒懼”即是“慎其獨”，“慎獨”即是“緻良知”，并以此論證《學》《庸》宗旨合一，則是王守仁于江右以後所一再倡導的思想學說。
可見，守益講學，一本師說，故謂其得王學之正傳，是符合實際的。
二是講授方法注意有的放矢，“因人造就”。
這大體可分三種情況：對于主“縱任為性體自然”的人，守益恐其“流于蕩而約之于獨知”，故特申“戒謹恐懼”之旨，明“自強不息為真性”之理（《鄒先生傳》）；對于主“寂靜”方為“良知本體”的人，守益恐其“倚于内而一之于獨知”，故特明“寂感、動靜無二界”之理（同上）；對于“學從無極悟入”的人，守益恐其“流于邪”而教以“物格知緻”之旨，明“下學上達無二途轍”之理（同上）。
守益這種有的放矢、“因人造就”的講授方法，遠繼之于孔門“因材施教”的傳統，近本之于“王門四句教法。
”“王門四句教法”所以有“四無”“四有”之别，正是王守仁根據不同的傳授對象而采用的不同教法：資質聰穎的“上根人”，王守仁教以“四無”之說；資質次之的“中根以下人”，王守仁教以“四有”之說。
可見，守益這種有的放矢的講授方法也是得自師傳的。
總之，鄒守益的一生，無論是曆官或落職閑居，從未間斷講學，而其講學又以弘揚師說、傳播王學為旨歸。
耿定向在評述其生平、學行時指出：“凡以弘師旨之傳，廣與人為善之量，心獨苦矣”（《鄒先生傳》）。
說明守益确實忠于師說，并為使其得以廣泛傳播而竭盡了心力。
在江右王門諸子中，與鄒守益同時、同為王守仁之及門且又同屬一學術傾向的知名學者是歐陽德，他在“弘師旨之傳”方面，同樣有卓著的貢獻。
歐陽德（公元1496—1554年）字崇一，号南野，江西泰和人，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進士，授六安知州，以學行改翰林院編修，官至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王守仁倡道于贛州，首揭“緻良知”說，“以為人心虛靈，萬理畢具，惟不蔽于欲，使常廓然以公，湛然以寂，則順應感通之妙，自出乎其中”，而世儒“溺于舊聞，嘩以為禅”。
時歐陽德領鄉薦，“獨曰：此正學也，遂受業于王守仁”（徐階《經世堂集》卷十九《歐陽公神道碑》）。
其學“精思力踐”，凡有所得，必見諸于言行政事，如知六安州
他們在傳播王學中的地位、作用和影響，均超過其餘王門學派。
黃宗羲謂“姚江之學惟江右為得其傳”（《明儒學案》卷十六《江右王門學案·序》），并非溢美之言。
然而，他們傳播師說各有所側重，學術風格也不盡相同。
其中或偏于守成，因而被視為王學正傳，鄒守益是其主要代表人物；或重在标立新意，因而有離異師說之嫌，聶豹、羅洪先是其主要代表人物，聶發其端，羅踵其後。
本章先論述鄒守益信守師說的理學思想特色；歐陽德因與鄒守益屬于同一學術傾向，故附于後。
聶豹、羅洪先的理學思想特色将在下一章專論。
第一節 鄒守益的生平與學行 鄒守益（公元1491—1562年）字謙之，号東廓，學者稱東廓先生，江西安福人，明武宗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翌年，引疾歸裡，開門講學，從學者衆，為王學在江右的主要傳人。
守益師事王守仁之前，曾對儒家經典《大學》《中庸》宗旨不一疑惑不解，謂“子思受學曾子者，《大學》先格緻，《中庸》首揭慎獨，何也”（《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四《東廓鄒先生傳》，以下簡稱《鄒先生傳》）？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守益赴贛州，問學于守仁，守仁告以《學》《庸》宗旨合一之理，始豁然領悟，釋其所疑，遂稱弟子。
守益的學識和德行，深為其師所稱許。
據耿定向《鄒先生傳》載：守益年三十，“如越谒王公（陽明）”，切磋學問；“既别，王公張望不已”。
門人問：“夫子何念謙之之深也？”守仁引曾子贊顔淵的話作答：“曾子雲：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若無若虛，犯而不校。
謙之近之矣[1]。
”視守益幾同古之賢人。
湛若水也十分贊歎其為人。
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若水以九十一高齡由湖南衡山訪于江西青原。
時守益年六十六，仍率子弟及王門“諸同志”親迎，并一遵古養老之禮，“晨夕躬定省，執醬執酭”。
他還告誡王門“同志體古憲‘老不乞言’意，毋煩辨論”。
臨别，守益又冒大水親自連舟送至贛州。
其尊賢敬老的真儒風範，被視為一代學者之楷模。
無怪乎湛若水“歎王公之門得人如此”（同上）。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明宗室甯王朱宸濠反，守益曾參與守仁軍事，從義起兵。
世宗即位，守益入京複職。
嘉靖三年（公元1523年），守益因直谏忤旨，下诏獄谪廣德州判官，稍遷南京禮部郎中，後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
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九廟災，有旨大臣自陳。
大臣皆惶恐引罪”，惟守益上疏直言“君臣交儆之義”（《明儒學案》卷十六《江右王門學案·鄒守益傳》），因忤旨落職歸裡，家居二十餘年而後卒，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谥文莊。
其著作有《東廓鄒先生文集》十二卷。
耿定向對鄒守益的言行政事，十分推崇，稱其莅政立朝，“抗論正義，納約矢谟，至忤權貴，觸雷霆，屢蒙嚴譴，迍邅沒世而無悔，非以為名也”，而是欲以不負“吾君也”；落職閑居，仍關心民瘼，“力贊有司方田均賦，恤災赈饑，與夫繕橋梁、恤義倉、廣陂堰，凡創利剔弊，雖冒嫌怨而不避，非以為德也”，而是欲以為民興利除弊（《鄒先生傳》）。
可以說，這種“忠君愛民”的儒家傳統思想，幾乎貫穿于守益一生的言行政事。
然而，終守益一生，其曆官時短，為學日長；即使曆官期間，也以講學興禮為要務。
例如，于廣德州判官任上，《明史》本傳謂其“撤淫祠，建複初書院，與學者講授其間”（卷二八三）；《鄒先生傳》謂其“延同門王艮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鄰郡”。
又如，在南京居官期間，《鄒先生傳》謂其時與湛若水、呂柟“聚講”，與同門王艮、薛侃、錢德洪、王畿“商究”；落職閑居，其“聚講”更勤，“大會凡十”，“常會七十”，“會聚以百計”，範圍更廣，“若越之天真、閩之武夷、徽之齊雲、甯之水西，鹹一至焉”，足迹幾乎遍及江南各省，而江西境内之青原、白鹭、石屋、武功、連山、香積，則“每歲再三至”。
至于“聚講”規模之大、聽者之衆，也均遠在江右王門諸子之上，有時“以千計”。
如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會白鹭，“生儒以千計聽講”，就是例證。
《鄒先生傳》曾用“負牆側聆者肩摩，環橋跂睹者林立”來形容守益講學時之盛況，其聽者人數之衆，由此可以想見。
綜觀守益一生講學，有兩個顯著特點： 一是講學内容以申論師說為旨歸。
據《鄒先生傳》載：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會富池，守益申師訓：學無分“動靜”“有無”，若“分動靜、分有無，不是聖門正脈”；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避暑武功，其時守益“教語多主默識”，謂“戒懼不聞不睹，正是默識工夫”；翌年，會複古書院，守益又重申“戒懼”之旨；越五年，會白鹭，守益“倡《大學》《中庸》合一之旨”。
守益的這些講論，均秉承師訓。
《傳習錄》中多次提到王守仁論學主“動靜合一”之旨，《明儒學案》則認為南中之時，王守仁“以默坐澄心為學的”（卷十一《浙中王門學案·徐愛傳》）。
至于以“戒懼”即是“慎其獨”，“慎獨”即是“緻良知”，并以此論證《學》《庸》宗旨合一，則是王守仁于江右以後所一再倡導的思想學說。
可見，守益講學，一本師說，故謂其得王學之正傳，是符合實際的。
二是講授方法注意有的放矢，“因人造就”。
這大體可分三種情況：對于主“縱任為性體自然”的人，守益恐其“流于蕩而約之于獨知”，故特申“戒謹恐懼”之旨，明“自強不息為真性”之理（《鄒先生傳》）；對于主“寂靜”方為“良知本體”的人，守益恐其“倚于内而一之于獨知”，故特明“寂感、動靜無二界”之理（同上）；對于“學從無極悟入”的人，守益恐其“流于邪”而教以“物格知緻”之旨，明“下學上達無二途轍”之理（同上）。
守益這種有的放矢、“因人造就”的講授方法，遠繼之于孔門“因材施教”的傳統，近本之于“王門四句教法。
”“王門四句教法”所以有“四無”“四有”之别，正是王守仁根據不同的傳授對象而采用的不同教法：資質聰穎的“上根人”，王守仁教以“四無”之說；資質次之的“中根以下人”，王守仁教以“四有”之說。
可見，守益這種有的放矢的講授方法也是得自師傳的。
總之，鄒守益的一生，無論是曆官或落職閑居，從未間斷講學，而其講學又以弘揚師說、傳播王學為旨歸。
耿定向在評述其生平、學行時指出：“凡以弘師旨之傳，廣與人為善之量，心獨苦矣”（《鄒先生傳》）。
說明守益确實忠于師說，并為使其得以廣泛傳播而竭盡了心力。
在江右王門諸子中，與鄒守益同時、同為王守仁之及門且又同屬一學術傾向的知名學者是歐陽德，他在“弘師旨之傳”方面，同樣有卓著的貢獻。
歐陽德（公元1496—1554年）字崇一，号南野，江西泰和人，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進士，授六安知州，以學行改翰林院編修，官至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王守仁倡道于贛州，首揭“緻良知”說，“以為人心虛靈，萬理畢具，惟不蔽于欲，使常廓然以公，湛然以寂，則順應感通之妙，自出乎其中”，而世儒“溺于舊聞，嘩以為禅”。
時歐陽德領鄉薦，“獨曰：此正學也，遂受業于王守仁”（徐階《經世堂集》卷十九《歐陽公神道碑》）。
其學“精思力踐”，凡有所得，必見諸于言行政事，如知六安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