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江右王學正傳鄒守益的理學思想（附：歐陽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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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興利除弊，汰冗役、罷苛法、省訟獄、興水利、定經費、建龍津書院，獎掖後進；居家則以講學為事，日與鄒守益、聶豹、羅洪先等講論，學者自遠而至，“而稱南野門人者半天下”（同上），可見從其學者之衆。
歐陽德善于論說，“誠意懇笃，氣象平易，士以是日親”（同上）。
嘗與聶豹、徐階、程文德等集四方名士于靈濟宮，講論“緻良知”說，赴者五千人，而歐陽德以“宿學”居顯位。
其為人處事，頗有鄒守益之風，敢于“谠言正論”，不避權貴，臨危不懼，“如無事時”。
何以能如此？他說：“吾惟求諸心，心知其為是，即毅然行之，雖害有不顧；知其非，雖利不敢為。
此吾所受于吾師而自緻其良知者也”（同上）。
年五十九卒，贈太子少保，谥文莊。
其著作有《歐陽南野先生文集》三十卷。
第二節 信守師說的理學特色 鄒守益和歐陽德在江右王門中以信守師說而見稱。
羅洪先謂鄒守益“能守其師傳而不疑，能述其師說而不雜”。
徐階稱此論為“天下之公言”（同上《鄒公神道碑銘》），王畿論歐陽德，稱其書中無非“先師嘗謂獨知無有不良”之義（《龍溪王先生全集》卷十三《歐陽南野文選序》）；黃宗羲則謂“先生之格物，不堕支離，發明陽明宗旨”（《明儒學案》卷十七《江右王門學案·歐陽德傳》），說明歐陽德的理學觀點也是信守師說的。
他們深信，王學承接孔子以來的學脈，其道“愈簡愈易愈廣大，愈切實愈高明”（《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一《陽明先生文序錄》）。
因此，當世儒“溺于舊聞”，視王守仁“緻良知”說為禅時，他們奮起護衛，宣稱“緻良知”說為“正學”，并親受業于王守仁，從而表明他們對師說的信守和執着追求。
鄒守益信守師說的理學特色有如下要點： 一、提倡“戒慎恐懼所以緻良知”的“戒懼”說 “戒慎恐懼所以緻良知”，是鄒守益理學思想的基本觀點，旨在闡明其師王守仁的“緻良知”說。
他在與友人讨論“緻良知”說時指出： 不睹不聞是指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所以緻良知也。
（同上卷五《答曾弘之》） 湛若水的弟子呂懷在《東廓鄒先生文集序》中也引了守益本人與上述相類似的話： 學者隻常常戒慎不離，無分寂感，一以貫之，此其為緻良知而已矣。
按“戒慎恐懼”語出《禮記·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據鄭玄注：“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也。
君子則不然，雖視之無人、聽之無聲，猶戒慎恐懼自修正，是其不須臾離道。
”認為“君子”“小人”之辨，在于“小人閑居為不善”，為所欲為；“君子”雖于閑居獨處、無人察覺之時，猶能“戒慎恐懼”，謹慎從事，故一刻也不離“道”。
這裡所說的“道”，是指循“天命之性”行事的行為規範，它是儒家為人處世的最高的行為準則。
可見，《中庸》的“戒慎恐懼”是作為明辨“君子”與“小人”的标準提出來的。
而鄒守益的上述言論，則是把“戒慎恐懼”與“緻良知”說直接聯系起來，認為“戒慎恐懼”即是“緻良知”，或者說，是“所以緻良知”。
顯然，這是用王學觀點對《中庸》所做的新解。
必須指出，守益對“戒慎恐懼”所做的新解并非其獨創，而是本自師說。
早在正德年間，守益就《學》《庸》之旨問學于王守仁時，即得到王守仁關于“戒慎恐懼所以緻良知”的啟示。
王守仁說： 緻知者，緻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
緻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獨即所謂良知也，慎獨者所以緻其良知也，戒謹（慎）恐懼所以慎其獨也。
《大學》《中庸》之旨一也。
（《鄒先生傳》） 按王守仁的這段話，是旨在論證《學》《庸》宗旨合一。
而在論證過程中，他透露了“戒慎恐懼所以緻良知”的觀點。
雖然他沒有直接提出“戒慎恐懼所以緻良知”的命題，但是隻要通觀這段話的上下文，它仍然包含着上述命題的思想觀點。
問題不難理解：既然“慎獨”即“所以緻良知”，而“戒慎恐懼”即“所以慎其獨”；那麼，這無疑是說，“戒慎恐懼”也即“所以緻良知”。
隻不過王守仁是通過“慎獨”這一環節來表達上述觀點罷了。
正因為如此，我們說，鄒守益的“戒慎恐懼”說得自王守仁的啟示，本自師說。
然而，鄒守益對于上述師說，雖信守但不株守，而是有所發明，因而使其理學思想更具有特色。
呂懷在論及鄒守益時指出：“東廓鄒先生，陽明先生嫡派也。
……每聞先生開示學者，必以肫肫皜皜，戒慎不離為教。
此其所以發明師說者至矣”（《東廓鄒先生文集·序》）！認為守益以“戒慎”為教，“開示學者”，是将“發明師說”推向了極至。
應該說，呂懷此論頗得鄒守益理學思想的要領。
因為在江右王門中，唯有他提出“戒懼”說，并以之立教，“發明師說”。
鄒守益“戒懼”說的思想特點是： （一）賦予“戒慎恐懼”以“自強不息”之新義。
考《中庸》“戒慎恐懼”一語，曆來學者多從消極防範的意義上加以疏解，王守仁也不例外。
他在《答陸原靜》中說：“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緻知格物之功”（《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傳習錄》中）。
鄒守益對于“戒慎恐懼”的解釋有繼承師說一面，認為“戒慎恐懼之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所以保其精明之不使纖塵或萦之也”（《東廓鄒先生文集》卷四《九華山陽明書院記》）。
這說明他尚未完全擺脫儒家的傳統觀點，仍以謹其言、慎其行、戰戰兢兢之意解釋“戒慎恐懼”。
然而，他對“戒慎恐懼”的解釋還有發明師說的一面，這就是：賦予它以“自強不息”的新義。
耿定向在論及守益教授學者之方時指出：“有以縱任為性體自然者，先生肫肫焉申戒謹（慎）恐懼旨，明自強不息為真性”（《鄒先生傳》）。
王時槐在《東廓鄒先生守益傳》中也指出，守益“以戒慎恐懼、健行不息為真功”（《國朝獻征錄》卷七十四）。
耿、王的論斷符合守益本人的觀點。
他說： 自強不息，學者之所以希聖也。
……息則與天不相似矣。
故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則無須臾之息而天德純矣，天德純而王道出矣。
此千聖相傳之心法也。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一《康齋日記序》） 按“自強不息”語出《周易·乾卦·象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意即有德之人用“天行健”這一卦象來策勵自己而沒有止息。
這裡包含有“以人事法天象”的思想。
根據這一思想，既然“天象”運行不息，那麼“人事”也應“自強不息”；否則，就“與天不相似”。
守益正是根據《周易》“自強不息”的觀點來解釋《中庸》“戒慎恐懼”這一概念的，故說“戒慎恐懼”“則無須臾之息”，其“自強不息”之意甚明。
這樣，原來隻具有消極防範之義的“戒慎恐懼”，因而具有積極進取的新意。
這說明鄒守益的“戒慎恐懼”說不但有繼承師說的一面，而且更有發明師說的一面。
（二）強調“戒慎恐懼”在“為學”中的地位和作用。
王守仁論學，以“默坐澄心”為“學的”。
雖有時也言及“戒慎恐懼”，但主要用以說明心性修養，而不以之論學；守益則以之論學，強調它在“為學”中的地位和作用，認為這是“為學”之“大要”。
他說： 為學大要在戒慎恐懼，常精常明，不使自私用智得以障吾本體。
（同上卷八《寄龍光書院諸友》） 學之
歐陽德善于論說，“誠意懇笃，氣象平易，士以是日親”（同上）。
嘗與聶豹、徐階、程文德等集四方名士于靈濟宮，講論“緻良知”說，赴者五千人，而歐陽德以“宿學”居顯位。
其為人處事，頗有鄒守益之風，敢于“谠言正論”，不避權貴，臨危不懼，“如無事時”。
何以能如此？他說：“吾惟求諸心，心知其為是，即毅然行之，雖害有不顧；知其非，雖利不敢為。
此吾所受于吾師而自緻其良知者也”（同上）。
年五十九卒，贈太子少保，谥文莊。
其著作有《歐陽南野先生文集》三十卷。
第二節 信守師說的理學特色 鄒守益和歐陽德在江右王門中以信守師說而見稱。
羅洪先謂鄒守益“能守其師傳而不疑，能述其師說而不雜”。
徐階稱此論為“天下之公言”（同上《鄒公神道碑銘》），王畿論歐陽德，稱其書中無非“先師嘗謂獨知無有不良”之義（《龍溪王先生全集》卷十三《歐陽南野文選序》）；黃宗羲則謂“先生之格物，不堕支離，發明陽明宗旨”（《明儒學案》卷十七《江右王門學案·歐陽德傳》），說明歐陽德的理學觀點也是信守師說的。
他們深信，王學承接孔子以來的學脈，其道“愈簡愈易愈廣大，愈切實愈高明”（《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一《陽明先生文序錄》）。
因此，當世儒“溺于舊聞”，視王守仁“緻良知”說為禅時，他們奮起護衛，宣稱“緻良知”說為“正學”，并親受業于王守仁，從而表明他們對師說的信守和執着追求。
鄒守益信守師說的理學特色有如下要點： 一、提倡“戒慎恐懼所以緻良知”的“戒懼”說 “戒慎恐懼所以緻良知”，是鄒守益理學思想的基本觀點，旨在闡明其師王守仁的“緻良知”說。
他在與友人讨論“緻良知”說時指出： 不睹不聞是指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所以緻良知也。
（同上卷五《答曾弘之》） 湛若水的弟子呂懷在《東廓鄒先生文集序》中也引了守益本人與上述相類似的話： 學者隻常常戒慎不離，無分寂感，一以貫之，此其為緻良知而已矣。
按“戒慎恐懼”語出《禮記·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據鄭玄注：“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也。
君子則不然，雖視之無人、聽之無聲，猶戒慎恐懼自修正，是其不須臾離道。
”認為“君子”“小人”之辨，在于“小人閑居為不善”，為所欲為；“君子”雖于閑居獨處、無人察覺之時，猶能“戒慎恐懼”，謹慎從事，故一刻也不離“道”。
這裡所說的“道”，是指循“天命之性”行事的行為規範，它是儒家為人處世的最高的行為準則。
可見，《中庸》的“戒慎恐懼”是作為明辨“君子”與“小人”的标準提出來的。
而鄒守益的上述言論，則是把“戒慎恐懼”與“緻良知”說直接聯系起來，認為“戒慎恐懼”即是“緻良知”，或者說，是“所以緻良知”。
顯然，這是用王學觀點對《中庸》所做的新解。
必須指出，守益對“戒慎恐懼”所做的新解并非其獨創，而是本自師說。
早在正德年間，守益就《學》《庸》之旨問學于王守仁時，即得到王守仁關于“戒慎恐懼所以緻良知”的啟示。
王守仁說： 緻知者，緻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
緻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獨即所謂良知也，慎獨者所以緻其良知也，戒謹（慎）恐懼所以慎其獨也。
《大學》《中庸》之旨一也。
（《鄒先生傳》） 按王守仁的這段話，是旨在論證《學》《庸》宗旨合一。
而在論證過程中，他透露了“戒慎恐懼所以緻良知”的觀點。
雖然他沒有直接提出“戒慎恐懼所以緻良知”的命題，但是隻要通觀這段話的上下文，它仍然包含着上述命題的思想觀點。
問題不難理解：既然“慎獨”即“所以緻良知”，而“戒慎恐懼”即“所以慎其獨”；那麼，這無疑是說，“戒慎恐懼”也即“所以緻良知”。
隻不過王守仁是通過“慎獨”這一環節來表達上述觀點罷了。
正因為如此，我們說，鄒守益的“戒慎恐懼”說得自王守仁的啟示，本自師說。
然而，鄒守益對于上述師說，雖信守但不株守，而是有所發明，因而使其理學思想更具有特色。
呂懷在論及鄒守益時指出：“東廓鄒先生，陽明先生嫡派也。
……每聞先生開示學者，必以肫肫皜皜，戒慎不離為教。
此其所以發明師說者至矣”（《東廓鄒先生文集·序》）！認為守益以“戒慎”為教，“開示學者”，是将“發明師說”推向了極至。
應該說，呂懷此論頗得鄒守益理學思想的要領。
因為在江右王門中，唯有他提出“戒懼”說，并以之立教，“發明師說”。
鄒守益“戒懼”說的思想特點是： （一）賦予“戒慎恐懼”以“自強不息”之新義。
考《中庸》“戒慎恐懼”一語，曆來學者多從消極防範的意義上加以疏解，王守仁也不例外。
他在《答陸原靜》中說：“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緻知格物之功”（《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傳習錄》中）。
鄒守益對于“戒慎恐懼”的解釋有繼承師說一面，認為“戒慎恐懼之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所以保其精明之不使纖塵或萦之也”（《東廓鄒先生文集》卷四《九華山陽明書院記》）。
這說明他尚未完全擺脫儒家的傳統觀點，仍以謹其言、慎其行、戰戰兢兢之意解釋“戒慎恐懼”。
然而，他對“戒慎恐懼”的解釋還有發明師說的一面，這就是：賦予它以“自強不息”的新義。
耿定向在論及守益教授學者之方時指出：“有以縱任為性體自然者，先生肫肫焉申戒謹（慎）恐懼旨，明自強不息為真性”（《鄒先生傳》）。
王時槐在《東廓鄒先生守益傳》中也指出，守益“以戒慎恐懼、健行不息為真功”（《國朝獻征錄》卷七十四）。
耿、王的論斷符合守益本人的觀點。
他說： 自強不息，學者之所以希聖也。
……息則與天不相似矣。
故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則無須臾之息而天德純矣，天德純而王道出矣。
此千聖相傳之心法也。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一《康齋日記序》） 按“自強不息”語出《周易·乾卦·象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意即有德之人用“天行健”這一卦象來策勵自己而沒有止息。
這裡包含有“以人事法天象”的思想。
根據這一思想，既然“天象”運行不息，那麼“人事”也應“自強不息”；否則，就“與天不相似”。
守益正是根據《周易》“自強不息”的觀點來解釋《中庸》“戒慎恐懼”這一概念的，故說“戒慎恐懼”“則無須臾之息”，其“自強不息”之意甚明。
這樣，原來隻具有消極防範之義的“戒慎恐懼”，因而具有積極進取的新意。
這說明鄒守益的“戒慎恐懼”說不但有繼承師說的一面，而且更有發明師說的一面。
（二）強調“戒慎恐懼”在“為學”中的地位和作用。
王守仁論學，以“默坐澄心”為“學的”。
雖有時也言及“戒慎恐懼”，但主要用以說明心性修養，而不以之論學；守益則以之論學，強調它在“為學”中的地位和作用，認為這是“為學”之“大要”。
他說： 為學大要在戒慎恐懼，常精常明，不使自私用智得以障吾本體。
（同上卷八《寄龍光書院諸友》） 學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