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王守仁的心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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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王守仁生平活動及“學凡三變”
王守仁（公元1472—1529年）字伯安，浙江餘姚人。
因築室陽明洞，世稱陽明先生。
有《王文成公全書》（一稱《陽明全書》，以下簡稱《全書》）三十八卷傳世。
王守仁生活的十六世紀，是中國封建社會日趨沒落和資本主義萌芽的曆史變遷時代。
在此一特定背景下，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統治階級内部矛盾劇烈化，農民起義彼伏此起，西北俺答邊患日益嚴重，各地藩王叛反不斷發生；同時大批自耕農的破産和手工業商品經濟的擡頭正面沖擊和破壞着傳統的封建秩序；加之奸佞當道、宦官擅權，使得明王朝瀕臨空前的統治危機。
這種“天下事勢如沉疴積痿”的局面，用王守仁的話說：“何異于病革臨絕之時”（《全書》卷六《答儲柴墟》）！ 王守仁認為，政治、經濟的動蕩是由于道德淪喪；道德淪喪是由于學術不明；而學術不明是由于朱學的流弊所造成的。
于是，以“正人心，息邪說”“而後天下可得而治”自任的王守仁，便從攻讦朱學入手，企圖另辟蹊徑，用以解救明王朝的統治危機，為統治階級另謀思想統治的出路。
因之，王守仁一生的政治活動，是與其“學凡三變”的學術曆程聯系着的。
黃宗羲根據王畿的記載，叙述了王守仁學術的創立過程，指出： 先生之學，始泛濫于詞章；繼而遍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為二，無所得入；于是出入佛老者久之。
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緻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
自此之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為學的，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視聽言動，大率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
江右以後，專提緻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蓋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即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主于收斂，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于發散。
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真切笃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無有二也，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
是學成之後又有此三變也。
（《明儒學案》卷十《姚江學案》本傳） 按照這個意見，“學凡三變”可以“龍場悟道”為界标，分為前“三變”和後“三變”兩個階段。
“泛濫于詞章”，“遍讀考亭遺書”和“出入佛老”是前三變。
“以默坐澄心為學的”，“專提緻良知三字”與“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是後三變。
我們再來看看，王守仁學術的前後三變是如何伴随其政治活動應運而生的。
“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即是所謂“龍場悟道”。
前此，王守仁在反對宦官劉瑾的鬥争中失勢，由“賜二甲進士出身，兵部主事”而被貶谪為“貴州龍場驿丞”。
這一仕途挫折，使他由憤懑而覺悟“良知”，感覺到需要有一種精神力量的支持；不論外界有何變化，都能經受得住。
由此而誕生心學。
羅洪先說： 及其擯斥流離于萬裡絕域、荒煙深菁、狸鼯豺虎之區，形影孑立，朝夕惴惴，既無一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疠之與親。
情迫于中，忘之有不能；勢限于外，去之有不可。
輾轉煩瞀，以需動忍之益。
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于吾身之外？至是而後，如大夢之醒，強者柔，浮者實，凡平日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
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
（《龍場龍岡書院祠碑記》，引自《全書》卷三十五《年譜》四附） 這段話分析王守仁心學所以會誕生于龍場，是比較符合事實的。
由于“身處逆境”，“情迫于中”，“勢限于外”，自然有一種掙紮反抗的本能要求。
他自己的說法，是“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同上卷三十二《年譜》）？在這種情勢下，一切訴諸本心，用主觀意識去消解客觀存在的危難險阻。
所謂“五經臆說”，所謂“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同上卷二《答羅整庵少宰書》）一類的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種心理狀态的表露。
這時，王守仁以“默坐澄心為學的”，并在貴陽書院講授“知行合一”之旨。
不久，劉瑾伏誅，王守仁一年之内連升三級，先是由廬陵知縣升授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旋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再晉升為文選清吏司員外郎。
四十五歲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尚書王瓊特舉之”，于是，擢任王守仁為都察院左佥都禦史。
從此，他開始了所謂“破山中賊”和“破心中賊”的活動。
通觀王守仁一生，其活動和學術大抵有如下數端： （一）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王守仁以上職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在江西一帶推行保甲聯防制度，首倡“十家牌法”，并建立地主階級的地方武裝“團練民兵”。
“十家牌法”規定，各家各戶須将籍裡戶主姓名、家有男子幾丁、治何生業、現在家幾人、婦女幾口、門面房幾間、寄歇客人名籍、職業等項，依式一一開具明白，寫在粉牌上，“同牌十家，輪日收掌，每日酉牌時分，持牌到各家，照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往某處、幹某事、某日當回；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
務要審問的确，乃通報各家知會，若事有可疑，即行報官，如或隐蔽，事發十家同罪”（同上卷十六《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
與此同時，還命令“所屬各府州縣，于各鄉村推選才行為衆信服者一人為保長，專一防禦盜賊”，“但遇盜警，即仰保長統率各甲，設謀截捕”，并令各村“各于要地置鼓一面，若鄉村相去稍遠者，乃起高樓，置鼓其上，遇警即登樓擊鼓，一巷擊鼓，各巷應之；一村擊鼓，各村應之，但聞鼓聲，各甲各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同上卷十七《申谕十家牌法增立保長》）。
他認為，“如此即奸僞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同上）。
所謂“團練民兵”，即是“案仰四省各兵備官，于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骁勇絕群、膽力出衆之士，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輩，務求魁傑異材，缺則懸賞召募。
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為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為率”（同上卷十六《選練民兵》）。
這些“選揀精壯”，“就委該縣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為事”，“宜日逐操演，聽候征調”（同上）。
（二）從正德十二年至十三年（公元1517—1518年），王守仁指揮官軍在大庾、橫水、左溪、桶岡、浰頭、郴州、大帽山、閩南一帶鎮壓了以陳曰能、謝志珊、蘭天鳳、锺景、池仲容、龔福全、詹師富等人為首的農民起義。
與此同時，王守仁還做了兩件事，一是奏準朝廷，在要害地區增設了福建平和縣、江西崇義縣和廣東和平縣以治之（見《全書》卷九、卷十、卷十一之《添設平和縣治疏》《立崇義縣治疏》《添設和平縣治疏》）；二是在贛南各地訂立“鄉約”、興舉“社學”，以便使民既知“格面”，又知“格心”（見《全書》卷十七《南贛鄉約》《興舉社學牌》及《頒行社學教條》）。
（三）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王守仁在“奉敕戡處福建叛軍”途中，平定了南昌甯王朱宸濠的武裝叛亂（見《全書》卷十二《飛報甯王謀反疏》《擒獲宸濠捷音疏》）。
此期間，以薛侃為首的一批王門弟子皆在王守仁老家“聚講不散”，王守仁亦于軍旅之暇與之“發明《大學》本旨，指示入道之方”。
于是，刊行《大學古本》，編印《朱子晚年定論》，“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體”（同上卷二《答羅整庵少宰書》）。
黃宗羲所謂“江右以後，專提緻良知”，就是指的這段時間。
（四）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廣西思恩、田州壯族土官盧蘇、王受反叛朝廷，王守仁以“都察院左都禦史”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率兵征讨。
次年剿撫兼施，平定了思、田之亂，接着，不待朝廷之命，他又主動移兵鎮壓八寨、斷藤峽瑤族的反明武裝。
（五）王守仁在出征思、田之前，嘉靖帝就升他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旋又晉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
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給與诰券，子孫世世承襲”，權勢炙手可熱。
當此之時，王守仁丁憂在越，“從學如雲”，以至于“宮刹卑隘不能容，環坐而聽者三百餘人”。
于是，“辟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
他教示學人“各求本性，緻極良知，以止于至善”，認為這樣就可以“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聖明之君，方能不枉此出世一遭也”（同上卷三十二《年譜》）。
這是王守仁講學的黃金時代，亦即所謂“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的學成之後第三變。
王守仁的學說終于得到了統治階級的認可和揄揚。
隆慶元年（公元1567年）五月，穆宗降诏旌褒，“特贈新建侯，谥文成，錫之诰命……永為一代之宗臣”（同上卷三十五《附錄》）。
第二節 王守仁心學的主要論題：“心即理”“知行合一”“緻良知” 作為明代的心學泰鬥，王守仁的心學體系，從思想内容看，要比南宋陸學精緻完整和廣泛得多。
他的心學存在着許多理論上的矛盾，加上宋明理學倫理型的共性，他的某些命題，也常被從不同角度做哲學範疇上的分類、歸納和理解。
本節從王守仁龐雜的心學系統中，标舉“心即理”“知行合一”和“緻良知”三個論題，用以對王守仁思想的本體論、先驗主義的認識論和道德修養論做一概要的述評，進而探讨其“萬物一體”的政治哲學以及教育思想的某些内容。
一、心即理 我們知道，宋明理學之所以稱作“理學”，是因為它們都把“理”作為哲學的最高範疇，而理學并不等于哲學，其外延則比哲學更為寬廣。
首先，“理”或曰“天理”，它是唯一的絕對，不僅永恒存在，而且主宰一切，故曰“天下隻有一個理”（《河南程氏遺書》卷第十八），“萬物皆隻是一個天理”（同上卷第二上）。
其次，它又是先驗的，為一切物所固有，故曰“物物皆有理”（同上卷第十九）、“一物須有一理”（同上卷第十八）。
自從程颢“自家體
因築室陽明洞，世稱陽明先生。
有《王文成公全書》（一稱《陽明全書》，以下簡稱《全書》）三十八卷傳世。
王守仁生活的十六世紀，是中國封建社會日趨沒落和資本主義萌芽的曆史變遷時代。
在此一特定背景下，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統治階級内部矛盾劇烈化，農民起義彼伏此起，西北俺答邊患日益嚴重，各地藩王叛反不斷發生；同時大批自耕農的破産和手工業商品經濟的擡頭正面沖擊和破壞着傳統的封建秩序；加之奸佞當道、宦官擅權，使得明王朝瀕臨空前的統治危機。
這種“天下事勢如沉疴積痿”的局面，用王守仁的話說：“何異于病革臨絕之時”（《全書》卷六《答儲柴墟》）！ 王守仁認為，政治、經濟的動蕩是由于道德淪喪；道德淪喪是由于學術不明；而學術不明是由于朱學的流弊所造成的。
于是，以“正人心，息邪說”“而後天下可得而治”自任的王守仁，便從攻讦朱學入手，企圖另辟蹊徑，用以解救明王朝的統治危機，為統治階級另謀思想統治的出路。
因之，王守仁一生的政治活動，是與其“學凡三變”的學術曆程聯系着的。
黃宗羲根據王畿的記載，叙述了王守仁學術的創立過程，指出： 先生之學，始泛濫于詞章；繼而遍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為二，無所得入；于是出入佛老者久之。
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緻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
自此之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為學的，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視聽言動，大率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
江右以後，專提緻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蓋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即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主于收斂，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于發散。
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真切笃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無有二也，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
是學成之後又有此三變也。
（《明儒學案》卷十《姚江學案》本傳） 按照這個意見，“學凡三變”可以“龍場悟道”為界标，分為前“三變”和後“三變”兩個階段。
“泛濫于詞章”，“遍讀考亭遺書”和“出入佛老”是前三變。
“以默坐澄心為學的”，“專提緻良知三字”與“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是後三變。
我們再來看看，王守仁學術的前後三變是如何伴随其政治活動應運而生的。
“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即是所謂“龍場悟道”。
前此，王守仁在反對宦官劉瑾的鬥争中失勢，由“賜二甲進士出身，兵部主事”而被貶谪為“貴州龍場驿丞”。
這一仕途挫折，使他由憤懑而覺悟“良知”，感覺到需要有一種精神力量的支持；不論外界有何變化，都能經受得住。
由此而誕生心學。
羅洪先說： 及其擯斥流離于萬裡絕域、荒煙深菁、狸鼯豺虎之區，形影孑立，朝夕惴惴，既無一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疠之與親。
情迫于中，忘之有不能；勢限于外，去之有不可。
輾轉煩瞀，以需動忍之益。
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于吾身之外？至是而後，如大夢之醒，強者柔，浮者實，凡平日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
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
（《龍場龍岡書院祠碑記》，引自《全書》卷三十五《年譜》四附） 這段話分析王守仁心學所以會誕生于龍場，是比較符合事實的。
由于“身處逆境”，“情迫于中”，“勢限于外”，自然有一種掙紮反抗的本能要求。
他自己的說法，是“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同上卷三十二《年譜》）？在這種情勢下，一切訴諸本心，用主觀意識去消解客觀存在的危難險阻。
所謂“五經臆說”，所謂“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同上卷二《答羅整庵少宰書》）一類的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種心理狀态的表露。
這時，王守仁以“默坐澄心為學的”，并在貴陽書院講授“知行合一”之旨。
不久，劉瑾伏誅，王守仁一年之内連升三級，先是由廬陵知縣升授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旋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再晉升為文選清吏司員外郎。
四十五歲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尚書王瓊特舉之”，于是，擢任王守仁為都察院左佥都禦史。
從此，他開始了所謂“破山中賊”和“破心中賊”的活動。
通觀王守仁一生，其活動和學術大抵有如下數端： （一）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王守仁以上職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在江西一帶推行保甲聯防制度，首倡“十家牌法”，并建立地主階級的地方武裝“團練民兵”。
“十家牌法”規定，各家各戶須将籍裡戶主姓名、家有男子幾丁、治何生業、現在家幾人、婦女幾口、門面房幾間、寄歇客人名籍、職業等項，依式一一開具明白，寫在粉牌上，“同牌十家，輪日收掌，每日酉牌時分，持牌到各家，照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往某處、幹某事、某日當回；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
務要審問的确，乃通報各家知會，若事有可疑，即行報官，如或隐蔽，事發十家同罪”（同上卷十六《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
與此同時，還命令“所屬各府州縣，于各鄉村推選才行為衆信服者一人為保長，專一防禦盜賊”，“但遇盜警，即仰保長統率各甲，設謀截捕”，并令各村“各于要地置鼓一面，若鄉村相去稍遠者，乃起高樓，置鼓其上，遇警即登樓擊鼓，一巷擊鼓，各巷應之；一村擊鼓，各村應之，但聞鼓聲，各甲各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同上卷十七《申谕十家牌法增立保長》）。
他認為，“如此即奸僞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同上）。
所謂“團練民兵”，即是“案仰四省各兵備官，于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骁勇絕群、膽力出衆之士，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輩，務求魁傑異材，缺則懸賞召募。
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為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為率”（同上卷十六《選練民兵》）。
這些“選揀精壯”，“就委該縣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為事”，“宜日逐操演，聽候征調”（同上）。
（二）從正德十二年至十三年（公元1517—1518年），王守仁指揮官軍在大庾、橫水、左溪、桶岡、浰頭、郴州、大帽山、閩南一帶鎮壓了以陳曰能、謝志珊、蘭天鳳、锺景、池仲容、龔福全、詹師富等人為首的農民起義。
與此同時，王守仁還做了兩件事，一是奏準朝廷，在要害地區增設了福建平和縣、江西崇義縣和廣東和平縣以治之（見《全書》卷九、卷十、卷十一之《添設平和縣治疏》《立崇義縣治疏》《添設和平縣治疏》）；二是在贛南各地訂立“鄉約”、興舉“社學”，以便使民既知“格面”，又知“格心”（見《全書》卷十七《南贛鄉約》《興舉社學牌》及《頒行社學教條》）。
（三）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王守仁在“奉敕戡處福建叛軍”途中，平定了南昌甯王朱宸濠的武裝叛亂（見《全書》卷十二《飛報甯王謀反疏》《擒獲宸濠捷音疏》）。
此期間，以薛侃為首的一批王門弟子皆在王守仁老家“聚講不散”，王守仁亦于軍旅之暇與之“發明《大學》本旨，指示入道之方”。
于是，刊行《大學古本》，編印《朱子晚年定論》，“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體”（同上卷二《答羅整庵少宰書》）。
黃宗羲所謂“江右以後，專提緻良知”，就是指的這段時間。
（四）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廣西思恩、田州壯族土官盧蘇、王受反叛朝廷，王守仁以“都察院左都禦史”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率兵征讨。
次年剿撫兼施，平定了思、田之亂，接着，不待朝廷之命，他又主動移兵鎮壓八寨、斷藤峽瑤族的反明武裝。
（五）王守仁在出征思、田之前，嘉靖帝就升他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旋又晉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
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給與诰券，子孫世世承襲”，權勢炙手可熱。
當此之時，王守仁丁憂在越，“從學如雲”，以至于“宮刹卑隘不能容，環坐而聽者三百餘人”。
于是，“辟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
他教示學人“各求本性，緻極良知，以止于至善”，認為這樣就可以“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聖明之君，方能不枉此出世一遭也”（同上卷三十二《年譜》）。
這是王守仁講學的黃金時代，亦即所謂“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的學成之後第三變。
王守仁的學說終于得到了統治階級的認可和揄揚。
隆慶元年（公元1567年）五月，穆宗降诏旌褒，“特贈新建侯，谥文成，錫之诰命……永為一代之宗臣”（同上卷三十五《附錄》）。
第二節 王守仁心學的主要論題：“心即理”“知行合一”“緻良知” 作為明代的心學泰鬥，王守仁的心學體系，從思想内容看，要比南宋陸學精緻完整和廣泛得多。
他的心學存在着許多理論上的矛盾，加上宋明理學倫理型的共性，他的某些命題，也常被從不同角度做哲學範疇上的分類、歸納和理解。
本節從王守仁龐雜的心學系統中，标舉“心即理”“知行合一”和“緻良知”三個論題，用以對王守仁思想的本體論、先驗主義的認識論和道德修養論做一概要的述評，進而探讨其“萬物一體”的政治哲學以及教育思想的某些内容。
一、心即理 我們知道，宋明理學之所以稱作“理學”，是因為它們都把“理”作為哲學的最高範疇，而理學并不等于哲學，其外延則比哲學更為寬廣。
首先，“理”或曰“天理”，它是唯一的絕對，不僅永恒存在，而且主宰一切，故曰“天下隻有一個理”（《河南程氏遺書》卷第十八），“萬物皆隻是一個天理”（同上卷第二上）。
其次，它又是先驗的，為一切物所固有，故曰“物物皆有理”（同上卷第十九）、“一物須有一理”（同上卷第十八）。
自從程颢“自家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