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陳獻章的江門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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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聖學在于“人心”，“聖朝訪古設學立師以教天下，師者傳此也，學者學此也”（同上《古蒙州學記》）。
陳獻章心學的産生，與明初社會的學術狀況也有關系。
明初，朱學成為神聖不可改易的官學後，學者士人大都隻能以程、朱為極緻，謹守其矩矱，極盡推崇而不敢逾越。
如明初最稱博學者宋濂說：“自孟子之殁，大道晦冥，世人擿埴而索塗者千有餘載。
天生濂、洛、關、閩四夫子，始揭白日于中天，萬象森列，無不畢見，其功固偉矣，而集其大成，唯考亭朱子而已”（《宋學士全集》卷五《理學纂言序》）。
明初另一著名學者薛瑄也說：“《四書集注》《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群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聖賢之心，殆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循序漸進”（《讀書錄》卷一）。
可見，在明初朱學獨尊的情況下，認為道理已被朱熹說盡，是一種流行的觀念。
這種獨斷的觀念正是朱學由于極盛而生出的一種流弊，表明其喪失了進一步發展更新的動力。
然而朱學的這種流弊，卻正是陳獻章轉向心學的契機。
他慨歎世之學者蒙昧而不知覺悟，“眼前朋友可以論學者幾人，其失在于不自覺耳”（卷三《與湛民澤》）。
于是，他提出“貴疑”：“前輩謂學貴知疑。
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
疑者，覺悟之機也。
一番覺悟，一番長進”（卷二《與張廷實》）。
這位“貴疑”的前輩，正是當初與朱熹争鳴并立的陸九淵。
陸九淵曾告誡其弟子“為學貴知疑，疑則有進”（《象山全集》卷三十五《語錄》），“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同上卷三十六《年譜》）。
陳獻章一反崇朱的時論，認為濂、洛的學脈是主靜、主一，繼承這個學統的是陸九淵而不是朱熹：“周子《太極圖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
問者曰：聖可學欤？曰：可。
孰為要？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
《遺書》雲：‘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見靜坐而歎其善學，曰：性靜者可以為學’。
二程之得于周子也，朱子不言有象山也。
此予之狂言也”（卷四《書蓮塘書屋冊後》）。
自謂“狂言”，是在朱學統治的情況下，陳獻章使用的遁辭，其實正表明其思想已背離朱學領域而進入陸學藩籬。
陳獻章離朱入陸，即因“尋書冊，累年未有得”而轉向“求心”，這種思想變化的邏輯必然性，與宋末以來和會朱、陸的社會思潮也有關系。
朱熹和陸九淵在政治立場和哲學世界觀的根本點上并無區别，作為朱、陸學術差異标志的“道問學”和“尊德性”兩種不同的完成儒家倫理道德修養方法，實際上也是相輔相成的。
故在朱、陸相争的當時，也就出現了會通朱、陸的主張。
朱、陸和會更是整個元代學術思想的特征。
即使在明初朱學獨尊的局面下，宗朱學者的思想，也有陸九淵心學觀點的成分。
如服膺朱熹，稱其為孔子以後“又集其大成者也”的王祎即說：“人身甚微細，而至廣且大者，心也。
範圍天地、經緯古今、綜理人理、酬酢事變，何莫非心思之所緻也。
于是聖賢有心學焉，先之以求放心，次之以養心，節之以盡心。
是故心學廢，人之有心者猶無心矣。
無心則無以宰其身，伥伥焉，身猶一物耳，何名為人哉”（《華川卮辭》）？薛瑄亦說：“為學第一工夫，立心為本”（《讀書錄》卷十）。
這種把“心”作為人的根本和把“立心”作為修養之根本的觀點，都是陸學的基本觀點。
就陳獻章本人來說，他雖傾心于陸學，但也不否認朱學有救弊作用而與陸學相互補正。
如一次他令來學者讀《論語》“與點”一章，學子懷疑問：“以此教人善矣，但朱子謂專理會‘與點’意思，恐入于禅？”他即說；“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朱子時，人多流于異學，故以此救之。
今人溺于利祿之學深矣，必知此章然後有進步處耳”（夏尚樸《浴沂亭記》）。
總之，朱、陸本來相通，于朱學中摸索未得而入陸，于陸門中求解不悟而入朱，宋末以來，不乏其人，這也是陳獻章心學産生的學術背景的一個方面。
第二節 “天地我立，萬化我出”的心學世界觀 陳獻章的“天地我立，萬化我出”的心學世界觀的最後形成，經曆了一個思想發展過程，它有三個環節： 一、元氣塞天地 陳獻章二十七歲時，曾受學于服膺朱熹的吳與弼。
雖然陳獻章聲稱于吳與弼處所學收獲甚微，“未知入處”，然而受其影響亦在所難免。
例如，他的自然觀，即他在解釋宇宙萬物的形成、變化時，就和程朱理學一樣，也一般地稱引“氣”為宇宙構成的基本因素的觀點。
他說： 天地間，一氣也而已，诎信相感，其變無窮。
（卷一《雲潭記》） 元氣之在天地，猶其在人之身，盛則耳目聰明，四體常春；其在天地，則庶物鹹亨，太和缊。
（卷四《祭先師康齋墓文》） 元氣塞天地，萬古常周流，閩浙今洛陽，吾邦亦魯鄒。
（卷五《五日雨霰》） 陳獻章認為“元氣”是構成萬物的基本要素，元氣變化是古今所以遷改的原因。
這正是宋代理學中根據《周易》而形成的一般的宇宙生成觀念。
例如，張載即認為“太虛無形，氣為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正蒙·太和篇》）。
程頤亦認為萬物“種于氣”（《河南程氏遺書》卷第十五）。
朱熹更說：“盈天地之間，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傅伯拱字說序》）。
所以，在這裡還難以分辨出陳獻章“元氣塞天地”觀點的性質，這還需要看他對“氣”之本質是如何理解的：是如同張載那樣，把“氣”認作是“本體”，是
陳獻章心學的産生，與明初社會的學術狀況也有關系。
明初，朱學成為神聖不可改易的官學後，學者士人大都隻能以程、朱為極緻，謹守其矩矱，極盡推崇而不敢逾越。
如明初最稱博學者宋濂說：“自孟子之殁，大道晦冥，世人擿埴而索塗者千有餘載。
天生濂、洛、關、閩四夫子，始揭白日于中天，萬象森列，無不畢見，其功固偉矣，而集其大成，唯考亭朱子而已”（《宋學士全集》卷五《理學纂言序》）。
明初另一著名學者薛瑄也說：“《四書集注》《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群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聖賢之心，殆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循序漸進”（《讀書錄》卷一）。
可見，在明初朱學獨尊的情況下，認為道理已被朱熹說盡，是一種流行的觀念。
這種獨斷的觀念正是朱學由于極盛而生出的一種流弊，表明其喪失了進一步發展更新的動力。
然而朱學的這種流弊，卻正是陳獻章轉向心學的契機。
他慨歎世之學者蒙昧而不知覺悟，“眼前朋友可以論學者幾人，其失在于不自覺耳”（卷三《與湛民澤》）。
于是，他提出“貴疑”：“前輩謂學貴知疑。
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
疑者，覺悟之機也。
一番覺悟，一番長進”（卷二《與張廷實》）。
這位“貴疑”的前輩，正是當初與朱熹争鳴并立的陸九淵。
陸九淵曾告誡其弟子“為學貴知疑，疑則有進”（《象山全集》卷三十五《語錄》），“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同上卷三十六《年譜》）。
陳獻章一反崇朱的時論，認為濂、洛的學脈是主靜、主一，繼承這個學統的是陸九淵而不是朱熹：“周子《太極圖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
問者曰：聖可學欤？曰：可。
孰為要？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
《遺書》雲：‘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見靜坐而歎其善學，曰：性靜者可以為學’。
二程之得于周子也，朱子不言有象山也。
此予之狂言也”（卷四《書蓮塘書屋冊後》）。
自謂“狂言”，是在朱學統治的情況下，陳獻章使用的遁辭，其實正表明其思想已背離朱學領域而進入陸學藩籬。
陳獻章離朱入陸，即因“尋書冊，累年未有得”而轉向“求心”，這種思想變化的邏輯必然性，與宋末以來和會朱、陸的社會思潮也有關系。
朱熹和陸九淵在政治立場和哲學世界觀的根本點上并無區别，作為朱、陸學術差異标志的“道問學”和“尊德性”兩種不同的完成儒家倫理道德修養方法，實際上也是相輔相成的。
故在朱、陸相争的當時，也就出現了會通朱、陸的主張。
朱、陸和會更是整個元代學術思想的特征。
即使在明初朱學獨尊的局面下，宗朱學者的思想，也有陸九淵心學觀點的成分。
如服膺朱熹，稱其為孔子以後“又集其大成者也”的王祎即說：“人身甚微細，而至廣且大者，心也。
範圍天地、經緯古今、綜理人理、酬酢事變，何莫非心思之所緻也。
于是聖賢有心學焉，先之以求放心，次之以養心，節之以盡心。
是故心學廢，人之有心者猶無心矣。
無心則無以宰其身，伥伥焉，身猶一物耳，何名為人哉”（《華川卮辭》）？薛瑄亦說：“為學第一工夫，立心為本”（《讀書錄》卷十）。
這種把“心”作為人的根本和把“立心”作為修養之根本的觀點，都是陸學的基本觀點。
就陳獻章本人來說，他雖傾心于陸學，但也不否認朱學有救弊作用而與陸學相互補正。
如一次他令來學者讀《論語》“與點”一章，學子懷疑問：“以此教人善矣，但朱子謂專理會‘與點’意思，恐入于禅？”他即說；“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朱子時，人多流于異學，故以此救之。
今人溺于利祿之學深矣，必知此章然後有進步處耳”（夏尚樸《浴沂亭記》）。
總之，朱、陸本來相通，于朱學中摸索未得而入陸，于陸門中求解不悟而入朱，宋末以來，不乏其人，這也是陳獻章心學産生的學術背景的一個方面。
第二節 “天地我立，萬化我出”的心學世界觀 陳獻章的“天地我立，萬化我出”的心學世界觀的最後形成，經曆了一個思想發展過程，它有三個環節： 一、元氣塞天地 陳獻章二十七歲時，曾受學于服膺朱熹的吳與弼。
雖然陳獻章聲稱于吳與弼處所學收獲甚微，“未知入處”，然而受其影響亦在所難免。
例如，他的自然觀，即他在解釋宇宙萬物的形成、變化時，就和程朱理學一樣，也一般地稱引“氣”為宇宙構成的基本因素的觀點。
他說： 天地間，一氣也而已，诎信相感，其變無窮。
（卷一《雲潭記》） 元氣之在天地，猶其在人之身，盛則耳目聰明，四體常春；其在天地，則庶物鹹亨，太和缊。
（卷四《祭先師康齋墓文》） 元氣塞天地，萬古常周流，閩浙今洛陽，吾邦亦魯鄒。
（卷五《五日雨霰》） 陳獻章認為“元氣”是構成萬物的基本要素，元氣變化是古今所以遷改的原因。
這正是宋代理學中根據《周易》而形成的一般的宇宙生成觀念。
例如，張載即認為“太虛無形，氣為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正蒙·太和篇》）。
程頤亦認為萬物“種于氣”（《河南程氏遺書》卷第十五）。
朱熹更說：“盈天地之間，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傅伯拱字說序》）。
所以，在這裡還難以分辨出陳獻章“元氣塞天地”觀點的性質，這還需要看他對“氣”之本質是如何理解的：是如同張載那樣，把“氣”認作是“本體”，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