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陳獻章的江門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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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陳獻章的生平及其心學産生的學術背景
陳獻章（公元1428—1500年）字公甫，别号石齋，廣東新會白沙裡人。
白沙村瀕臨西江入海之江門，故明、清學者或稱陳獻章為白沙先生，其學為江門之學。
陳獻章的詩文，後人輯為《白沙子》。
陳獻章早年曾銳意科舉，于二十歲（正統十三年，公元1448年）、二十三歲（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四十一歲（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時三次參加會試，但皆落第，終未獲出仕機會，從而促成了他逐漸走向潛心學術的道路。
陳獻章第一次落第後，以聽選監生入國子監讀書。
第二次落第後，于二十六歲時（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曾師事當時著名的江西學者吳與弼。
半年後歸家，閉門讀書；又築陽春台，靜坐其中，數年不出戶外。
正是于此期間，陳獻章的思想發生了一種轉機，即由讀書窮理而轉向求之本心，他提出“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的修養方法，開始顯示了異于朱學的心學思想風貌。
陳獻章三十八歲時（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重遊太學，受到京師名士們的極高推崇，被譽為“真儒複出”。
但三年後他第三次參加會試時，卻又名落孫山。
五十六歲時，因布政使彭韶、都禦史朱英的推薦，陳獻章應召赴京，令就試吏部。
他以疾病為理由，推辭了吏部的考試，又上疏乞終養老母。
最後，授以翰林院檢讨而放歸。
此後至卒，屢薦不起。
此期間，陳獻章的思想風貌又有所變化，即他非唯靜坐室中，而是逍遙于自然，“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竿于溪涯海曲”（張诩《白沙先生墓表》），領略山水風光，養浩然自得之性，标立“以自然為宗”的為學宗旨；主張不離日用，于時事出處中即現“本心”，标立“天地我立，萬化我出，宇宙在我”的世界觀。
這些都表明陳獻章的心學思想體系已臻完成，其規模也較初期為開闊。
總之，陳獻章的生平，在政治上是極為平凡的，而在學術上卻是頗具特色的。
陳獻章心學從萌芽到完成的過程，他自己有個叙述： 仆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于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
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寝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
所謂未得，謂吾心與此理未有湊泊吻合處也。
于是舍彼之繁，求吾心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随吾所欲，如馬之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曆，如水之有源委也。
于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白沙子》卷二《複趙提學》，以下凡引《白沙子》隻注卷數、篇名） 從陳獻章的自述中可以看出兩點：第一，他為學的根本目标，乃是“作聖”，即完成儒家主張的倫理道德修養。
在這一點上，他和宋、元以來的理學家是一緻的。
在他死後八十五年（萬曆十三年，公元1585年）即從祀孔廟，并賜谥文恭。
第二，但他為學的方法，卻和朱熹理學異趣，而與沉寂無聞的陸九淵心學同旨。
“朱子求一貫于多學而識，寓約禮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章學誠《文史通義·朱陸》）。
陸九淵則主張“易簡工夫”，唯在“先立乎其大者”或“發明本心”；朱主“居敬”而陸倡“求靜”。
這裡，陳獻章标舉“舍彼之繁而求吾心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其于朱、陸之間取舍異同，昭然若揭。
這樣，陳獻章學說的出現，既是明初朱學統一局面的結束，也是明代心學思潮的開始，正如《明史·儒林傳序》所述： 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嘉、隆而後，笃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複幾人矣。
（卷二百八十二） 陳獻章在明初朱學處于獨尊地位和極盛局面下，思想向陸學的逆轉，這與其個人的生活經曆以及當時社會的學術環境都是有關的。
明代初年，诏天下立學，頒科舉程式，欽定朱熹的《四書集注》及程、朱派的其他解經著作，為科舉經義考試的标準，明确規定，“剽竊異端邪說、炫奇立異者，文雖工，弗錄”（《松下雜鈔》卷下）。
這樣，讀書求仕之人，就不得不拜倒在朱熹的腳下了。
朱彜尊說：“世之治舉業者，以《四書》為先務，視六經為可緩，以言《詩》，非朱子之傳義弗敢道也，以言《禮》，非朱子之《家禮》弗敢行也。
推而言之，《尚書》《春秋》非朱子所授，則朱子所與也。
言不合朱子，率鳴鼓而攻”（《道傳錄序》）。
陳獻章早年也頗有功名之志，“幼覽經書，慨然有志于思齊。
間讀秦、漢以來忠烈諸傳，辄感奮赍咨”（張诩《白沙先生墓表》）。
後來盡管有“真儒”之譽，但科舉卻屢試不第。
這種遭遇或經曆，自然容易使他走向絕意仕宦而追求學術的路子。
他曾說：“予少無師友，學不得其方，汩沒于聲利，支離于粃糠者益久之。
年幾三十，始盡棄舉子業，從吳聘君遊”（卷一《龍崗書院記》）。
自然也容易産生和表現出鄙薄、疏遠朱學的傾向。
如他斥訓诂、辭章為“陋學”（同上《古蒙州學記》）；當江西按察使陳恥庵等遣人來聘他去圖複白鹿書院，興考亭之學時，他即告使者說：“使乃下謀于予，是何異借聽于聾，求視于盲也”（同上《贈李、劉二生使還江右詩序》），表示出自己對朱學無法消融的隔膜、對立之感。
于是，他就針對朱學的“窮理”，針對漢、唐以來的訓诂、辭章、科舉之文而提
白沙村瀕臨西江入海之江門，故明、清學者或稱陳獻章為白沙先生，其學為江門之學。
陳獻章的詩文，後人輯為《白沙子》。
陳獻章早年曾銳意科舉，于二十歲（正統十三年，公元1448年）、二十三歲（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四十一歲（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時三次參加會試，但皆落第，終未獲出仕機會，從而促成了他逐漸走向潛心學術的道路。
陳獻章第一次落第後，以聽選監生入國子監讀書。
第二次落第後，于二十六歲時（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曾師事當時著名的江西學者吳與弼。
半年後歸家，閉門讀書；又築陽春台，靜坐其中，數年不出戶外。
正是于此期間，陳獻章的思想發生了一種轉機，即由讀書窮理而轉向求之本心，他提出“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的修養方法，開始顯示了異于朱學的心學思想風貌。
陳獻章三十八歲時（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重遊太學，受到京師名士們的極高推崇，被譽為“真儒複出”。
但三年後他第三次參加會試時，卻又名落孫山。
五十六歲時，因布政使彭韶、都禦史朱英的推薦，陳獻章應召赴京，令就試吏部。
他以疾病為理由，推辭了吏部的考試，又上疏乞終養老母。
最後，授以翰林院檢讨而放歸。
此後至卒，屢薦不起。
此期間，陳獻章的思想風貌又有所變化，即他非唯靜坐室中，而是逍遙于自然，“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竿于溪涯海曲”（張诩《白沙先生墓表》），領略山水風光，養浩然自得之性，标立“以自然為宗”的為學宗旨；主張不離日用，于時事出處中即現“本心”，标立“天地我立，萬化我出，宇宙在我”的世界觀。
這些都表明陳獻章的心學思想體系已臻完成，其規模也較初期為開闊。
總之，陳獻章的生平，在政治上是極為平凡的，而在學術上卻是頗具特色的。
陳獻章心學從萌芽到完成的過程，他自己有個叙述： 仆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于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
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寝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
所謂未得，謂吾心與此理未有湊泊吻合處也。
于是舍彼之繁，求吾心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随吾所欲，如馬之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曆，如水之有源委也。
于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白沙子》卷二《複趙提學》，以下凡引《白沙子》隻注卷數、篇名） 從陳獻章的自述中可以看出兩點：第一，他為學的根本目标，乃是“作聖”，即完成儒家主張的倫理道德修養。
在這一點上，他和宋、元以來的理學家是一緻的。
在他死後八十五年（萬曆十三年，公元1585年）即從祀孔廟，并賜谥文恭。
第二，但他為學的方法，卻和朱熹理學異趣，而與沉寂無聞的陸九淵心學同旨。
“朱子求一貫于多學而識，寓約禮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章學誠《文史通義·朱陸》）。
陸九淵則主張“易簡工夫”，唯在“先立乎其大者”或“發明本心”；朱主“居敬”而陸倡“求靜”。
這裡，陳獻章标舉“舍彼之繁而求吾心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其于朱、陸之間取舍異同，昭然若揭。
這樣，陳獻章學說的出現，既是明初朱學統一局面的結束，也是明代心學思潮的開始，正如《明史·儒林傳序》所述： 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嘉、隆而後，笃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複幾人矣。
（卷二百八十二） 陳獻章在明初朱學處于獨尊地位和極盛局面下，思想向陸學的逆轉，這與其個人的生活經曆以及當時社會的學術環境都是有關的。
明代初年，诏天下立學，頒科舉程式，欽定朱熹的《四書集注》及程、朱派的其他解經著作，為科舉經義考試的标準，明确規定，“剽竊異端邪說、炫奇立異者，文雖工，弗錄”（《松下雜鈔》卷下）。
這樣，讀書求仕之人，就不得不拜倒在朱熹的腳下了。
朱彜尊說：“世之治舉業者，以《四書》為先務，視六經為可緩，以言《詩》，非朱子之傳義弗敢道也，以言《禮》，非朱子之《家禮》弗敢行也。
推而言之，《尚書》《春秋》非朱子所授，則朱子所與也。
言不合朱子，率鳴鼓而攻”（《道傳錄序》）。
陳獻章早年也頗有功名之志，“幼覽經書，慨然有志于思齊。
間讀秦、漢以來忠烈諸傳，辄感奮赍咨”（張诩《白沙先生墓表》）。
後來盡管有“真儒”之譽，但科舉卻屢試不第。
這種遭遇或經曆，自然容易使他走向絕意仕宦而追求學術的路子。
他曾說：“予少無師友，學不得其方，汩沒于聲利，支離于粃糠者益久之。
年幾三十，始盡棄舉子業，從吳聘君遊”（卷一《龍崗書院記》）。
自然也容易産生和表現出鄙薄、疏遠朱學的傾向。
如他斥訓诂、辭章為“陋學”（同上《古蒙州學記》）；當江西按察使陳恥庵等遣人來聘他去圖複白鹿書院，興考亭之學時，他即告使者說：“使乃下謀于予，是何異借聽于聾，求視于盲也”（同上《贈李、劉二生使還江右詩序》），表示出自己對朱學無法消融的隔膜、對立之感。
于是，他就針對朱學的“窮理”，針對漢、唐以來的訓诂、辭章、科舉之文而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