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明初朱學統治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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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學。
否則，不許考試。
朱熹晚年上書朝廷。
起草之後，以《周易》筮之，不吉，乃自焚其稿。
這表明在政治壓迫下，朱熹有嚴重的疑懼。
朱學被禁锢，從朱熹晚年一直延續到死後二十多年。
南宋末，經過真德秀、魏了翁的鼓吹，才取得了較為優越的地位。
元仁宗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十一月下诏，命中書參酌古今，定科舉條制。
關于考試程式，大體有如下規定： 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内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
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
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内出題，并用朱氏《章句》《集注》。
經義一道，各治一經。
《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以上三經，兼用古注疏。
《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注疏。
第二場，古賦诏诰章表，内科一道。
古賦诏诰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
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内出題，不矜浮藻，惟務直述。
按照這個條制，蒙古人、色目人，都與漢人、南人同樣學習朱熹的《四書集注》，同樣應《四書》考試。
《四書》的次序是：《大學》《論語》《孟子》《中庸》。
這是朱熹定的次序。
漢人、南人考經疑、經義；蒙古人、色目人不考，如果願試，考中者加一等注授。
經，用朱學傳注，即《易》程《傳》、朱熹《本義》，《書》蔡《傳》，《詩》朱熹《集傳》，《春秋》胡《傳》，唯《禮記》用古注疏。
這時候，朱熹的注本已有極大的權威，得到元朝政府的尊崇。
在元朝這個大帝國内，蒙古人、色目人在科舉考試科目上，與漢人、南人比，要求略為低些。
前者考兩場，後者考三場，前者不考明經，後者考明經。
前者如果要考明經，則予以鼓勵，考中者加一等授官。
這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各民族的要求有了走向齊一的趨勢。
所有這一切，表明朱學的統治地位在逐步樹立。
皇慶二年的這個科舉條制，在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第一次推行。
這年春三月，廷試進士，賜護都答兒、張起岩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
以後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英宗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泰定帝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四年（公元1327年），都繼續推行，三年一次。
科舉條制在十四世紀初期推行，确立了朱學的統治地位，上距十二世紀末南宋甯宗慶元六年（公元1200年）朱熹逝世，約一百十餘年。
在這一百十餘年中，朱學從“僞學”的地位翻過身來，基本上成為官學。
這是不尋常的變化。
從元仁宗延祐二年推行以朱學著作為主的科舉，到明成祖永樂十三年（公元1415年）編纂成以朱學為主的三部《大全》，又是一百年。
朱學于是達到了思想統治如日中天的頂點，這是封建社會後期的封建學術思想統治的頂點。
明初的科舉，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
這個制度，是明太祖和劉基所定。
規定文章略仿宋經義，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
《四書》主朱熹《集注》，《易》主程《傳》、朱熹《本義》。
《書》主蔡氏《傳》及古注疏。
《詩》主朱熹《集傳》。
《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
《禮記》主古注疏。
這些都沿襲元朝皇慶條制。
永樂十三年，頒《四書大全》《五經大全》，作為科舉考試的準繩，廢古注疏不用。
由科舉考試中式的進士，取得入仕的資格。
這是入仕的正途。
元朝規定，會試下第的舉人，授教職，有教授、學正、學錄、山長、教谕、訓導等名目，分别委派在中央及路、府、縣學任職，或在書院任職（也有擔任教職的人，如山長、教谕、訓導等是聘請的）。
明朝大體也是如此。
這些擔任教職的人，為了培養應科舉考試的後備力量，就按科舉要求，用《四書》《五經》的朱學傳注，教授生徒。
這樣，朱學就首先在教育部門占了統治地位。
二、明初朱學代表人物 明初朱學的統治地位，還體現在當時有一批很有影響的朱學學者，講學著書，形成風氣。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傳·序論》謂： 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當幹戈搶攘之時，所至征召耆儒，講論道德，修明治術，興起教化，煥乎成一代之宏規。
雖天亶英姿，而諸儒之功，不為無助也。
制科取士，一以經義為先，網羅碩學，嗣世承平，文教特盛。
大臣以文學登用者，林立朝右。
而英宗之世，河東薛瑄以醇儒預機政，雖弗究于用，其清修笃學，海内宗焉。
吳與弼以名儒被薦，天子修币，聘之殊禮，前席延見，想望風采。
……自是積重甲科，儒風少替。
……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
曹端、胡居仁笃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
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
……姚江之學，别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
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
……嘉隆而後，笃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複幾人矣。
……至專門經訓，授受源流，則二百七十餘年間，未聞以此名家者。
經學非漢、唐之精專，性理襲宋、元之糟粕，論者謂科舉盛而儒術微，殆其然乎？ 《序論》指出，從明太祖開始，就征用儒士，對開國時的文教事業有所貢獻。
以後薛瑄、吳與弼、曹端、胡居仁等朱學學者，謹守矩矱，“無敢改錯”。
朱學占統治地位。
從陳獻章，王守仁起，學術有了分歧。
姚江之學，信從者衆，風靡天下。
嘉靖、隆慶以後，笃信程朱，不遷異說者，沒有幾個人了。
有明一代，經學不及漢、唐，理學則沿襲宋、元的糟粕，沒有什麼大的成就。
《序論》縱論一代學術的盛衰變化，大體符合事實。
對明初朱學，概舉其代表人物，謂“清修笃學”，“矩矱秩然”。
足見其學風的謹樸。
現在簡略論述幾個有特色的理學家，以見一斑。
範祖幹，從許謙遊，得其指要。
其學以誠意為主，而嚴以慎獨持守之功。
朱元璋下婺州，與葉儀并召，祖幹持《大學》以進，謂治道不出是書。
自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
祖幹事親孝，父母終，悲哀三年如一日。
學者稱“純孝先生”。
葉儀，受業于許謙。
謙誨之曰：“學者必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
”儀朝夕惕厲，研究奧旨。
已而授徒講學，士争趨之。
其語學者曰：“聖賢言行，盡于《六經》《四書》；其微詞奧義，則近代先儒之說備矣。
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從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
”隐居養親。
學者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樂道，守死不變。
謝應芳，自幼笃志好學，潛心性理。
以道義名節自勵。
疾異端惑世，輯聖賢格言，古今明鑒，為《辨惑編》。
教鄉校子弟，先質後文，諸生皆循循雅饬。
詩文雅麗，而所自得者，理學為深。
汪克寬，受業雙峰饒魯，得勉齋黃氏之傳。
取《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習。
棄科舉業，盡力于經學。
《春秋》以胡安國為主，而博考衆說。
荟萃成書，名之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
《易》則有《程朱傳義音考》。
《詩》有《集傳音義會通》。
《禮》有《禮經補逸》。
綱目有《凡例考異》。
他的經學，完全宗朱熹。
四方學士，執經門下者甚衆。
汪克寬的《春秋經傳附錄纂疏》為《春秋集傳大全》所本。
薛瑄，究心洛閩淵源，手錄《性理大全》，通宵不寐，遇有所得，即便劄記。
瑄學一本程、朱，嘗曰：“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
”年七十六卒，遺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始覺性天通”。
意即晚年始通悟性與天道的奧旨。
有《讀書錄》二十卷，皆自言其所得。
《明儒學案》以為，乃《太極圖說》《西銘》《正蒙》之義疏。
隆慶五年（公元1571年），诏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薛子”。
吳與弼，年十九，讀《伊洛淵源錄》，慨然有志于道。
棄舉業，獨處小樓，玩《四書》《五
否則，不許考試。
朱熹晚年上書朝廷。
起草之後，以《周易》筮之，不吉，乃自焚其稿。
這表明在政治壓迫下，朱熹有嚴重的疑懼。
朱學被禁锢，從朱熹晚年一直延續到死後二十多年。
南宋末，經過真德秀、魏了翁的鼓吹，才取得了較為優越的地位。
元仁宗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十一月下诏，命中書參酌古今，定科舉條制。
關于考試程式，大體有如下規定： 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内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
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
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内出題，并用朱氏《章句》《集注》。
經義一道，各治一經。
《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以上三經，兼用古注疏。
《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注疏。
第二場，古賦诏诰章表，内科一道。
古賦诏诰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
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内出題，不矜浮藻，惟務直述。
按照這個條制，蒙古人、色目人，都與漢人、南人同樣學習朱熹的《四書集注》，同樣應《四書》考試。
《四書》的次序是：《大學》《論語》《孟子》《中庸》。
這是朱熹定的次序。
漢人、南人考經疑、經義；蒙古人、色目人不考，如果願試，考中者加一等注授。
經，用朱學傳注，即《易》程《傳》、朱熹《本義》，《書》蔡《傳》，《詩》朱熹《集傳》，《春秋》胡《傳》，唯《禮記》用古注疏。
這時候，朱熹的注本已有極大的權威，得到元朝政府的尊崇。
在元朝這個大帝國内，蒙古人、色目人在科舉考試科目上，與漢人、南人比，要求略為低些。
前者考兩場，後者考三場，前者不考明經，後者考明經。
前者如果要考明經，則予以鼓勵，考中者加一等授官。
這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各民族的要求有了走向齊一的趨勢。
所有這一切，表明朱學的統治地位在逐步樹立。
皇慶二年的這個科舉條制，在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第一次推行。
這年春三月，廷試進士，賜護都答兒、張起岩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
以後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英宗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泰定帝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四年（公元1327年），都繼續推行，三年一次。
科舉條制在十四世紀初期推行，确立了朱學的統治地位，上距十二世紀末南宋甯宗慶元六年（公元1200年）朱熹逝世，約一百十餘年。
在這一百十餘年中，朱學從“僞學”的地位翻過身來，基本上成為官學。
這是不尋常的變化。
從元仁宗延祐二年推行以朱學著作為主的科舉，到明成祖永樂十三年（公元1415年）編纂成以朱學為主的三部《大全》，又是一百年。
朱學于是達到了思想統治如日中天的頂點，這是封建社會後期的封建學術思想統治的頂點。
明初的科舉，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
這個制度，是明太祖和劉基所定。
規定文章略仿宋經義，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
《四書》主朱熹《集注》，《易》主程《傳》、朱熹《本義》。
《書》主蔡氏《傳》及古注疏。
《詩》主朱熹《集傳》。
《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
《禮記》主古注疏。
這些都沿襲元朝皇慶條制。
永樂十三年，頒《四書大全》《五經大全》，作為科舉考試的準繩，廢古注疏不用。
由科舉考試中式的進士，取得入仕的資格。
這是入仕的正途。
元朝規定，會試下第的舉人，授教職，有教授、學正、學錄、山長、教谕、訓導等名目，分别委派在中央及路、府、縣學任職，或在書院任職（也有擔任教職的人，如山長、教谕、訓導等是聘請的）。
明朝大體也是如此。
這些擔任教職的人，為了培養應科舉考試的後備力量，就按科舉要求，用《四書》《五經》的朱學傳注，教授生徒。
這樣，朱學就首先在教育部門占了統治地位。
二、明初朱學代表人物 明初朱學的統治地位，還體現在當時有一批很有影響的朱學學者，講學著書，形成風氣。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傳·序論》謂： 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當幹戈搶攘之時，所至征召耆儒，講論道德，修明治術，興起教化，煥乎成一代之宏規。
雖天亶英姿，而諸儒之功，不為無助也。
制科取士，一以經義為先，網羅碩學，嗣世承平，文教特盛。
大臣以文學登用者，林立朝右。
而英宗之世，河東薛瑄以醇儒預機政，雖弗究于用，其清修笃學，海内宗焉。
吳與弼以名儒被薦，天子修币，聘之殊禮，前席延見，想望風采。
……自是積重甲科，儒風少替。
……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
曹端、胡居仁笃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
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
……姚江之學，别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
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
……嘉隆而後，笃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複幾人矣。
……至專門經訓，授受源流，則二百七十餘年間，未聞以此名家者。
經學非漢、唐之精專，性理襲宋、元之糟粕，論者謂科舉盛而儒術微，殆其然乎？ 《序論》指出，從明太祖開始，就征用儒士，對開國時的文教事業有所貢獻。
以後薛瑄、吳與弼、曹端、胡居仁等朱學學者，謹守矩矱，“無敢改錯”。
朱學占統治地位。
從陳獻章，王守仁起，學術有了分歧。
姚江之學，信從者衆，風靡天下。
嘉靖、隆慶以後，笃信程朱，不遷異說者，沒有幾個人了。
有明一代，經學不及漢、唐，理學則沿襲宋、元的糟粕，沒有什麼大的成就。
《序論》縱論一代學術的盛衰變化，大體符合事實。
對明初朱學，概舉其代表人物，謂“清修笃學”，“矩矱秩然”。
足見其學風的謹樸。
現在簡略論述幾個有特色的理學家，以見一斑。
範祖幹，從許謙遊，得其指要。
其學以誠意為主，而嚴以慎獨持守之功。
朱元璋下婺州，與葉儀并召，祖幹持《大學》以進，謂治道不出是書。
自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
祖幹事親孝，父母終，悲哀三年如一日。
學者稱“純孝先生”。
葉儀，受業于許謙。
謙誨之曰：“學者必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
”儀朝夕惕厲，研究奧旨。
已而授徒講學，士争趨之。
其語學者曰：“聖賢言行，盡于《六經》《四書》；其微詞奧義，則近代先儒之說備矣。
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從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
”隐居養親。
學者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樂道，守死不變。
謝應芳，自幼笃志好學，潛心性理。
以道義名節自勵。
疾異端惑世，輯聖賢格言，古今明鑒，為《辨惑編》。
教鄉校子弟，先質後文，諸生皆循循雅饬。
詩文雅麗，而所自得者，理學為深。
汪克寬，受業雙峰饒魯，得勉齋黃氏之傳。
取《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習。
棄科舉業，盡力于經學。
《春秋》以胡安國為主，而博考衆說。
荟萃成書，名之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
《易》則有《程朱傳義音考》。
《詩》有《集傳音義會通》。
《禮》有《禮經補逸》。
綱目有《凡例考異》。
他的經學，完全宗朱熹。
四方學士，執經門下者甚衆。
汪克寬的《春秋經傳附錄纂疏》為《春秋集傳大全》所本。
薛瑄，究心洛閩淵源，手錄《性理大全》，通宵不寐，遇有所得，即便劄記。
瑄學一本程、朱，嘗曰：“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
”年七十六卒，遺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始覺性天通”。
意即晚年始通悟性與天道的奧旨。
有《讀書錄》二十卷，皆自言其所得。
《明儒學案》以為，乃《太極圖說》《西銘》《正蒙》之義疏。
隆慶五年（公元1571年），诏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薛子”。
吳與弼，年十九，讀《伊洛淵源錄》，慨然有志于道。
棄舉業，獨處小樓，玩《四書》《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