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明初朱學統治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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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諸儒語錄。
居鄉躬耕食力，弟子從遊者甚衆。
雨中披蓑笠，負耒耜，與諸生并耕。
歸則解犁，共食蔬粝。
一日刈禾，鐮傷指，負痛曰：“何可為物所勝，竟刈如初。
”英宗天順初，聘至京師，授左春坊左谕德，固辭不受，放還。
所著《日錄》，皆自言生平所得。
劉宗周謂，予于本期，極服康齋先生。
先生之學，刻苦奮勵，多從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
七十年如一日，獨得聖人之心，評為“醇乎醇”。
陳真晟，赴鄉試，聞防察過嚴，解衣脫襪，裸身檢查無待士禮，恥之，乃棄去。
務為聖賢踐履之學。
初讀《中庸》，覺無統緒。
繼讀《大學》，始知為學次第。
以朱子所謂“敬”者，乃大學之基本。
求其“所以為敬”。
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适”釋“一”，始于“敬”字見得親切。
此心，靜而主于一，則靜有所養，妄念不做；動而主于一，則動有所持，外誘不能奪。
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為“鐵門關”，難過。
“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
意思是說，誠意章講毋自欺，講慎獨，很難做到，像一道“鐵門關”，難于通過；隻有掌握了“主一”（敬）這把“玉鑰匙”，才能開啟這道關。
做到了“敬”，才能做到“誠意”，做到“毋自欺”，做到“慎獨”。
英宗天順三年（公元1459年），詣阙上《程朱正學纂要》，奉旨：“禮部看了來說”。
既無所遇，歸，潛思靜坐，自号“漳南布衣”。
章懋，學者稱“楓山先生”。
林居二十年，弟子日進。
其學确守宋儒，本之自得。
緻政歸，家距城十五裡，隻是步行。
客至，雞黍數豆，力不能辦，多借諸族人。
其後遷居城中，小樓二間，卑甚。
每作文，繞行室中，冠往往觸梁、折角。
有田二十畝，家人十口，歲須米三十六石，所入不足當其半，則以麥屑充之。
諸子皆親農事，邑令來見，諸子辍耕跪迎。
官南京祭酒日，其子往省。
道逢巡簡，笞之。
知而請罪。
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又何罪焉？”或勸以著述，曰：“經自程朱後，不必再注，隻遵聞行知，可也。
” 胡居仁，聞吳與弼講學，從之遊，絕意仕進。
其學以“主忠信”為先，以“求放心”為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
因以“敬”名其齋。
嚴毅清苦，左繩右矩。
每日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檢查。
家貧苦，敝衣蔬食，蕭然不厭。
築室山中，四方來學者甚衆。
居仁闇修自守，布衣終身。
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簽潤屋，足矣，”所著有《居業錄》。
學者以為薛瑄之後，粹然一出于正，居仁一人而已。
曹端，專心性理，其學務躬行實踐，而以靜存為要。
讀《太極圖》《通書》《西銘》，曰：“道在是矣。
”笃志研究，坐下着足處，兩磚皆有印痕。
為霍州學正，修明聖學，諸生服從其教。
先後在霍十六載。
卒官，霍人思之。
河南理學家，二程而後，有劉絢、李籲著。
元代有許衡、姚樞，講道蘇門山。
明興三十餘年，而曹端興崤渑間，倡明道學。
學者推為明初理學之冠。
所著有《孝經述解》《四書詳說》《太極圖說、通書、西銘釋文》《性理文集》《儒學宗統譜》諸書。
端平生以力行為主，守之甚确。
曰：“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儆千邪。
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于此”。
時人受其影響。
樵者拾金钗，以還失者，人以為異，樵曰：“不欲愧曹先生耳。
”某人往觀劇，中途而返，曰：“此行豈可使曹先生知也。
”初，端作《月川交映圖》，學者稱“月川先生”。
劉宗周謂端“為今之濂溪”，“方正學而後，斯道之絕而複續者，實賴有先生一人。
”推崇備至。
必須叙述方孝孺，這是因為他的死關系理學家認為重大的名教問題。
方孝孺是宋濂最看重的學生：“遊吾門者多矣，未有若方生者也。
”建文帝召為翰林院侍講，又遷侍講學士，國家大政辄與商議。
燕兵起，廷議讨之，诏檄皆出其手。
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燕兵入金川門，建文帝自焚。
孝孺被執。
先是，姚廣孝曾囑明成祖朱棣，“孝孺必不降，不可殺之。
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至是，朱棣欲文飾篡奪醜行，令孝孺草诏，以塞天下人心。
孝孺悲恸，聲徹殿陛。
朱棣勸慰，并向他解釋：“先生毋自苦。
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
”孝孺曰：“成王安在！”朱棣說：“彼自焚死。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說：“國賴長君。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說：“這是我們的家事。
”顧左右授筆劄，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
”孝孺投筆于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怒，命殺孝孺，且夷其十族，坐死者凡八百四十七人。
朱棣這次鎮壓效忠建文帝、反對自己的政敵，手段極其兇狠、殘酷。
燕兵入南京的當天，就下令大索政敵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五十餘人，榜其姓名曰“奸臣”。
過幾天，就殺了齊泰、黃子澄、方孝孺，并夷其族，坐死者甚衆，谪戍者更多。
被殺的人，妻女送教坊，每日令“壯漢十多人伺候着，”即晝夜不斷的蹂躏。
連不滿一兩歲的嬰孩也遭殺害。
景清被殺，剝皮揎草。
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裡為墟。
過了一百八十多年，到明神宗萬曆十三年（公元1585年），下令釋免坐孝孺谪戍者後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凡一千三百餘人。
方孝孺被殺，并夷十族，極大地震動了明朝的讀書人。
包括許多理學家。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方孝孺傳·贊》曰：齊、黃、方、練之俦，“忠憤激發，視刀鋸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凜凜猶有生氣。
”練，是當時被殺的另一個忠于建文帝的練子甯。
明朝末年，劉宗周贊揚方孝孺是“伊周孔孟，合為一人”，“以九死成就一個，是完天下萬世之責。
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學！”劉宗周還指出，方孝孺生前，已為人稱許為“程朱複出”。
可是後世竟有一些人說，節義與理學是兩回事，出此則入彼，貶低方孝孺，使他不得與吳澄論次并稱。
“于是成仁取義之訓，為世大禁，而亂臣賊子将接踵于天下”。
黃宗羲譴責朱棣“天性刻薄”，“怨毒倒行，何所不至。
”引蔡虛齋（清）之言，贊揚方孝孺是“千載一人。
”黃宗羲對方孝孺做了高度評價，說是“持守之嚴，剛大之氣，與紫陽真相伯仲。
”把他許作第二個朱熹。
方孝孺被殺，是朱明王朝内部争奪最高統治權而演出的一幕悲劇。
以傳統的篡奪觀點來評論，即以朱熹的《紫陽綱目》的觀點來評論，方孝孺赢得了後人的莫大崇敬。
他以“十族之誅”維護了天下萬世的綱常名教。
他的就死，體現了理學原則與忠節的統一，于是他就成為“千載一人”。
以上列舉的若幹理學家，除方孝孺已經評論外，其他都是朱學學者。
他們規言矩行，謹守理學家的做人規範。
他們生活于明初，是在朱學統治的曆史條件下成長起來的，是在《性理大全》《四書大全》《五經大全》纂修前後的若幹年内成長起來的。
如薛瑄還曾手抄《性理大全》，供自己閱讀、研究。
他們是明初朱學理學家中的若幹代表人物。
以上這些人物的簡略介紹，根據《明史》《明儒學案》等書的史料。
這些書，叙述他們的生平及言行，流露統治階級的偏嗜和愛好。
平心而論，明初理學家中的代表人物，是封建社會的“正人君子”，安于貧賤，刻苦自勵，授徒著書，以此終身。
他們自覺的或不自覺地在格物、緻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倫理道德的圈子裡打轉，渴望有一個封建社會的“好”天下。
他們憨态可掬，迂疏無用，在正當從事流血戰争以取天下的朱元璋面前，捧出《大學》這部書進見，天真地以此來談治道。
這是十分可笑的。
然而他們就這樣認真地想、認真地做，毫不懷疑。
所謂“以身殉道”，就是這種精神吧，他們不同于口談仁義、行同狗彘的那些假道學。
三、科舉制度下的“儒林” 明初的理學家是時代的産兒，已在上文論述。
這裡還要談到在科舉制度下的“八股先生”。
元代的皇慶條制，明初繼續沿用。
明初朱元璋和劉基所定八股取士的制度，是皇慶條制的繼續沿用。
這個制度一直用到清朝末年。
《清史稿》卷一百八《志》八十三
居鄉躬耕食力，弟子從遊者甚衆。
雨中披蓑笠，負耒耜，與諸生并耕。
歸則解犁，共食蔬粝。
一日刈禾，鐮傷指，負痛曰：“何可為物所勝，竟刈如初。
”英宗天順初，聘至京師，授左春坊左谕德，固辭不受，放還。
所著《日錄》，皆自言生平所得。
劉宗周謂，予于本期，極服康齋先生。
先生之學，刻苦奮勵，多從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
七十年如一日，獨得聖人之心，評為“醇乎醇”。
陳真晟，赴鄉試，聞防察過嚴，解衣脫襪，裸身檢查無待士禮，恥之，乃棄去。
務為聖賢踐履之學。
初讀《中庸》，覺無統緒。
繼讀《大學》，始知為學次第。
以朱子所謂“敬”者，乃大學之基本。
求其“所以為敬”。
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适”釋“一”，始于“敬”字見得親切。
此心，靜而主于一，則靜有所養，妄念不做；動而主于一，則動有所持，外誘不能奪。
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為“鐵門關”，難過。
“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
意思是說，誠意章講毋自欺，講慎獨，很難做到，像一道“鐵門關”，難于通過；隻有掌握了“主一”（敬）這把“玉鑰匙”，才能開啟這道關。
做到了“敬”，才能做到“誠意”，做到“毋自欺”，做到“慎獨”。
英宗天順三年（公元1459年），詣阙上《程朱正學纂要》，奉旨：“禮部看了來說”。
既無所遇，歸，潛思靜坐，自号“漳南布衣”。
章懋，學者稱“楓山先生”。
林居二十年，弟子日進。
其學确守宋儒，本之自得。
緻政歸，家距城十五裡，隻是步行。
客至，雞黍數豆，力不能辦，多借諸族人。
其後遷居城中，小樓二間，卑甚。
每作文，繞行室中，冠往往觸梁、折角。
有田二十畝，家人十口，歲須米三十六石，所入不足當其半，則以麥屑充之。
諸子皆親農事，邑令來見，諸子辍耕跪迎。
官南京祭酒日，其子往省。
道逢巡簡，笞之。
知而請罪。
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又何罪焉？”或勸以著述，曰：“經自程朱後，不必再注，隻遵聞行知，可也。
” 胡居仁，聞吳與弼講學，從之遊，絕意仕進。
其學以“主忠信”為先，以“求放心”為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
因以“敬”名其齋。
嚴毅清苦，左繩右矩。
每日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檢查。
家貧苦，敝衣蔬食，蕭然不厭。
築室山中，四方來學者甚衆。
居仁闇修自守，布衣終身。
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簽潤屋，足矣，”所著有《居業錄》。
學者以為薛瑄之後，粹然一出于正，居仁一人而已。
曹端，專心性理，其學務躬行實踐，而以靜存為要。
讀《太極圖》《通書》《西銘》，曰：“道在是矣。
”笃志研究，坐下着足處，兩磚皆有印痕。
為霍州學正，修明聖學，諸生服從其教。
先後在霍十六載。
卒官，霍人思之。
河南理學家，二程而後，有劉絢、李籲著。
元代有許衡、姚樞，講道蘇門山。
明興三十餘年，而曹端興崤渑間，倡明道學。
學者推為明初理學之冠。
所著有《孝經述解》《四書詳說》《太極圖說、通書、西銘釋文》《性理文集》《儒學宗統譜》諸書。
端平生以力行為主，守之甚确。
曰：“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儆千邪。
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于此”。
時人受其影響。
樵者拾金钗，以還失者，人以為異，樵曰：“不欲愧曹先生耳。
”某人往觀劇，中途而返，曰：“此行豈可使曹先生知也。
”初，端作《月川交映圖》，學者稱“月川先生”。
劉宗周謂端“為今之濂溪”，“方正學而後，斯道之絕而複續者，實賴有先生一人。
”推崇備至。
必須叙述方孝孺，這是因為他的死關系理學家認為重大的名教問題。
方孝孺是宋濂最看重的學生：“遊吾門者多矣，未有若方生者也。
”建文帝召為翰林院侍講，又遷侍講學士，國家大政辄與商議。
燕兵起，廷議讨之，诏檄皆出其手。
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燕兵入金川門，建文帝自焚。
孝孺被執。
先是，姚廣孝曾囑明成祖朱棣，“孝孺必不降，不可殺之。
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至是，朱棣欲文飾篡奪醜行，令孝孺草诏，以塞天下人心。
孝孺悲恸，聲徹殿陛。
朱棣勸慰，并向他解釋：“先生毋自苦。
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
”孝孺曰：“成王安在！”朱棣說：“彼自焚死。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說：“國賴長君。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說：“這是我們的家事。
”顧左右授筆劄，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
”孝孺投筆于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怒，命殺孝孺，且夷其十族，坐死者凡八百四十七人。
朱棣這次鎮壓效忠建文帝、反對自己的政敵，手段極其兇狠、殘酷。
燕兵入南京的當天，就下令大索政敵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五十餘人，榜其姓名曰“奸臣”。
過幾天，就殺了齊泰、黃子澄、方孝孺，并夷其族，坐死者甚衆，谪戍者更多。
被殺的人，妻女送教坊，每日令“壯漢十多人伺候着，”即晝夜不斷的蹂躏。
連不滿一兩歲的嬰孩也遭殺害。
景清被殺，剝皮揎草。
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裡為墟。
過了一百八十多年，到明神宗萬曆十三年（公元1585年），下令釋免坐孝孺谪戍者後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凡一千三百餘人。
方孝孺被殺，并夷十族，極大地震動了明朝的讀書人。
包括許多理學家。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方孝孺傳·贊》曰：齊、黃、方、練之俦，“忠憤激發，視刀鋸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凜凜猶有生氣。
”練，是當時被殺的另一個忠于建文帝的練子甯。
明朝末年，劉宗周贊揚方孝孺是“伊周孔孟，合為一人”，“以九死成就一個，是完天下萬世之責。
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學！”劉宗周還指出，方孝孺生前，已為人稱許為“程朱複出”。
可是後世竟有一些人說，節義與理學是兩回事，出此則入彼，貶低方孝孺，使他不得與吳澄論次并稱。
“于是成仁取義之訓，為世大禁，而亂臣賊子将接踵于天下”。
黃宗羲譴責朱棣“天性刻薄”，“怨毒倒行，何所不至。
”引蔡虛齋（清）之言，贊揚方孝孺是“千載一人。
”黃宗羲對方孝孺做了高度評價，說是“持守之嚴，剛大之氣，與紫陽真相伯仲。
”把他許作第二個朱熹。
方孝孺被殺，是朱明王朝内部争奪最高統治權而演出的一幕悲劇。
以傳統的篡奪觀點來評論，即以朱熹的《紫陽綱目》的觀點來評論，方孝孺赢得了後人的莫大崇敬。
他以“十族之誅”維護了天下萬世的綱常名教。
他的就死，體現了理學原則與忠節的統一，于是他就成為“千載一人”。
以上列舉的若幹理學家，除方孝孺已經評論外，其他都是朱學學者。
他們規言矩行，謹守理學家的做人規範。
他們生活于明初，是在朱學統治的曆史條件下成長起來的，是在《性理大全》《四書大全》《五經大全》纂修前後的若幹年内成長起來的。
如薛瑄還曾手抄《性理大全》，供自己閱讀、研究。
他們是明初朱學理學家中的若幹代表人物。
以上這些人物的簡略介紹，根據《明史》《明儒學案》等書的史料。
這些書，叙述他們的生平及言行，流露統治階級的偏嗜和愛好。
平心而論，明初理學家中的代表人物，是封建社會的“正人君子”，安于貧賤，刻苦自勵，授徒著書，以此終身。
他們自覺的或不自覺地在格物、緻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倫理道德的圈子裡打轉，渴望有一個封建社會的“好”天下。
他們憨态可掬，迂疏無用，在正當從事流血戰争以取天下的朱元璋面前，捧出《大學》這部書進見，天真地以此來談治道。
這是十分可笑的。
然而他們就這樣認真地想、認真地做，毫不懷疑。
所謂“以身殉道”，就是這種精神吧，他們不同于口談仁義、行同狗彘的那些假道學。
三、科舉制度下的“儒林” 明初的理學家是時代的産兒，已在上文論述。
這裡還要談到在科舉制度下的“八股先生”。
元代的皇慶條制，明初繼續沿用。
明初朱元璋和劉基所定八股取士的制度，是皇慶條制的繼續沿用。
這個制度一直用到清朝末年。
《清史稿》卷一百八《志》八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