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明初朱學統治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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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等。
明太祖親驗天象，而知蔡《傳》不盡可據，則與此類天文圖不無關系吧。
三、《詩經大全》 《詩經大全》二十卷，以朱熹《詩集傳》為主，更采諸儒的議論以為羽翼。
元延祐行科舉法，《詩》用朱熹《集傳》，明制沿而不改。
永樂修《大全》，一仍憲典。
此書名為官修，實則根據元代劉瑾《詩傳通釋》而稍為損益。
删削其過于冗蔓者，改書中“瑾案”二字為“劉氏曰”。
劉書以《詩·小序》分隸各篇，此書則從朱熹舊本合為一篇，附于書後。
修成以後，頒行天下，取士即以為準。
劉瑾字公瑾，學問淵源，出于朱熹。
所著《詩傳通釋》，大旨在于發明朱熹《詩集傳》，與輔廣《詩童子問》相同。
對于《詩集傳》的謬誤，瑾亦一一回護。
蓋專為朱《傳》而作，則委曲遷就，勢所必然，不足深責。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其“征實之學不足，而研究義理，究有淵源，議論亦頗笃實。
于詩人美刺之旨，尚有所發明，未可徑廢。
”則對于此書确守朱學義理矩範，是頗為欣賞的。
四、《春秋集傳大全》 《春秋集傳大全》七十卷。
朱彜尊《經義考》引吳任臣之言曰：“永樂中敕修《春秋大全》，纂修官四十二人。
其發凡雲，紀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會通》，經文以胡氏為據，例依林氏。
實則全襲《纂疏》成書。
雖奉敕纂修，實未纂修也。
朝廷可罔，月給可糜，賜予可邀，天下後世讵可欺乎！”這對胡廣等纂修官的欺罔缺失，揭露頗盡。
按《大全》卷首《凡例》，謂“諸傳以胡氏為主，大字錄于經後，而左氏、公羊、谷梁三《傳》，雖有異同，辄難去取，今載其全文，同先儒表著事變始終之要，分注經下。
”檢查《大全》内容，确如以上所雲，在《春秋》經文之下，具載同一事件的三《傳》傳文。
三《傳》傳文之後，則載注疏及“諸儒”之說。
《大全》的這種體例，其實是抄襲汪氏《纂疏》的，沒有新發明。
按汪克寬元代人，所著《春秋胡傳附錄纂疏》三十卷，其自序雲：詳注諸國紀年谥号，可究事實之悉；備列經文同異，可求聖筆之真；益以諸家之說，而裨胡氏之阙疑。
附以辨疑、權衡，而知三《傳》之得失。
大旨終以胡《傳》為宗。
（按：辨疑，指元程端學所著《春秋三傳辨疑》；權衡，指宋劉敞所著《春秋權衡》）。
汪克寬的這部《纂疏》為什麼要備列三《傳》傳文？為什麼要以胡《傳》為宗？這是适應當時科舉考試的需要。
《元史》卷八十一《選舉志第三十一》載：仁宗時《考試程式》，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義一道，各治一經。
……《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
汪氏的書滿足士子治《春秋》應試的這種需要，這是十分明白的。
《春秋大全》因汪克寬之書，稍加點竄，便算是一部新書，完全是剽竊。
五、《禮記集說大全》 《禮記集說大全》三十卷，以陳澔《雲莊禮記集說》為宗，所采掇“諸儒”之說凡四十二家，朱彜尊《經義考》引陸元輔之言，謂當日諸經大全，皆攘竊成書，以罔其上。
此亦必元人之成書，非諸臣所排纂。
以他經之蹈襲例之，或亦未必無因。
這種懷疑是有理由的。
《大全》卷首《總論》，引程頤、周行己、周諝、朱熹的議論，闡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皆出于性”，“天下國家，禮存則存，禮亡則亡”等理論，為封建社會禮教綱常的合乎天理辯護。
《大全》引陳氏《集說》舊例，謂“凡名物度數，據古注、《正義》。
道學正論，宗程子、朱子。
精義未盡，則泛取諸家。
發明未備，則足以己意。
”這表明書中的理學思想是根據程頤、朱熹的。
諸家之說，則用在發揮詳盡。
後人謂其“略度數而推義理，疏于考證，舛誤相仍”。
納蘭性德專作一書攻之，凡所駁诘，多中其失。
可見這部書以朱學義理見長，而名物度數則疏略。
學者認為，經本以明理，但理不是虛懸的。
《易》之理見于象數，《書》之理見于政事，《詩》之理見于美刺，《春秋》之理見于褒貶，《禮》之理見于節文，都不是可以空言來說的，《禮》尤其如此。
而陳澔《集說》卻空言說理，是很大的缺點。
《大全》乃據澔書為主，先就失掉了根柢。
朱彜尊《經義考》，謂“雲莊《集說》，直兔園冊子耳，獨得頒于學官，三百餘年不改。
其于度數品節，擇焉不精，語焉不詳，禮雲禮雲，如斯而已乎？”這是譏斥澔書隻是應科舉考試的俗書，不足以語于經學的著作。
陳澔在《禮記集說》自序裡，說他父親是饒魯的學生，師事雙峰十有四年。
“所得于師門講論甚多”。
以通《禮記》于宋理宗開慶年間成進士。
以後撰寫了論述《禮記》的書。
但是稿毀于火，隻字不遺。
陳澔繼承父業，寫成了這部《禮記集說》。
“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即了其義，庶幾章句通則蘊奧自見。
”因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它“用為訓蒙則有餘，求以經術則不足。
”饒魯是朱熹女婿黃榦的學生，則陳澔父子當亦沾溉了朱學的餘潤。
《禮記大全》以澔書為宗，其所援引“諸儒”之說，也不過是箋釋文句，與澔說相發明，沒有什麼新意。
《五經大全》以抄襲成書，為人诟病。
顧炎武、朱彜尊皆以為言。
《周易大全》全取程頤《易傳》及朱熹《易本義》。
《書傳大全》以蔡《傳》為主，襲自陳栎《尚書集傳纂疏》及陳師凱《書蔡傳旁通》。
《詩經大全》以朱熹《詩集傳》為主，抄襲劉瑾《詩傳通釋》。
《春秋大全》以胡安國《傳》為主，襲自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
《禮記大全》以陳澔《雲莊禮記集說》為主，亦不免于抄襲。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八《四書五經大全》條，發了甚深的感慨。
他說： 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頒餐錢，給筆劄。
書成之日，賜金遷秩。
所費于國家者不知凡幾。
将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啟百世儒林之緒。
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
上欺朝廷，下诳士子。
唐、宋之時，有是事乎？豈非骨鲠之臣，已空于違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饕祿利，而莫之問也。
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
又說： 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
顧炎武從經學大師的立場出發，譴責當時纂修諸臣欺蒙朝廷，愚弄天下的讀書人，修出這樣的所謂《大全》來，是很不像樣的，因而認為由于明成祖在推倒建文帝時候，殺盡了骨鲠之臣，以緻士風無恥，又因推行八股，不講實學，以緻經學墜廢。
這種感慨，不是憑空而發，在方孝孺、齊泰、黃子澄等被殺之際，正是胡廣等迎降之秋。
骨鲠既空，佞臣盈列。
以後要粉飾太平，制禮作樂，自然仍是當年的迎降者用起來得心應手。
而更主要的是要統一思想。
使封建季世也還能一道德而同風俗，永固皇圖，自不能不有如《大全》這類著作出現。
在明成祖看來，通過《大全》确立朱學的統治，其政治作用還是不小的。
以後設科射策，終三百年之世，讀書人一頭鑽進《大全》獵取富貴，即使天翻地覆也都不在乎。
這正是邏輯的必然。
《大全》由禮部雕版印制，紙張用最高級白棉紙，開本很大，裝訂精美，至今我們國家圖書館把它作為文物來珍藏。
一代的高文典冊，掩蓋着陋劣的内容，在顧炎武看來，自然免不了要忿忿了。
但是也得從另一個角度想想，在明成祖的威令下，九個月之内，居然寫出二百六十卷的大書，胡廣、楊榮、金幼孜等即使有再大的學問，再深的經術，要不抄襲成書，也是難乎辦到的。
第五節 明初朱學統治的曆史意義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一、皇慶條制與朱學統治 朱熹理學思想取得統治地位經過大約一百年的曆史過程。
朱熹生前雖然長期講學著書，弟子不少，形成了一個有勢力的學派。
但是這個學派被南宋統治者宣布為“僞學”，不許傳布。
學生蔡元定被誣為妖人，流放到道州羁管，一年後死在道州。
在嚴重的政治壓迫下，有些學生變服易形，以示别異于朱門。
學者應科舉考試，要自己聲明并非
明太祖親驗天象，而知蔡《傳》不盡可據，則與此類天文圖不無關系吧。
三、《詩經大全》 《詩經大全》二十卷，以朱熹《詩集傳》為主，更采諸儒的議論以為羽翼。
元延祐行科舉法，《詩》用朱熹《集傳》，明制沿而不改。
永樂修《大全》，一仍憲典。
此書名為官修，實則根據元代劉瑾《詩傳通釋》而稍為損益。
删削其過于冗蔓者，改書中“瑾案”二字為“劉氏曰”。
劉書以《詩·小序》分隸各篇，此書則從朱熹舊本合為一篇，附于書後。
修成以後，頒行天下，取士即以為準。
劉瑾字公瑾，學問淵源，出于朱熹。
所著《詩傳通釋》，大旨在于發明朱熹《詩集傳》，與輔廣《詩童子問》相同。
對于《詩集傳》的謬誤，瑾亦一一回護。
蓋專為朱《傳》而作，則委曲遷就，勢所必然，不足深責。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其“征實之學不足，而研究義理，究有淵源，議論亦頗笃實。
于詩人美刺之旨，尚有所發明，未可徑廢。
”則對于此書确守朱學義理矩範，是頗為欣賞的。
四、《春秋集傳大全》 《春秋集傳大全》七十卷。
朱彜尊《經義考》引吳任臣之言曰：“永樂中敕修《春秋大全》，纂修官四十二人。
其發凡雲，紀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會通》，經文以胡氏為據，例依林氏。
實則全襲《纂疏》成書。
雖奉敕纂修，實未纂修也。
朝廷可罔，月給可糜，賜予可邀，天下後世讵可欺乎！”這對胡廣等纂修官的欺罔缺失，揭露頗盡。
按《大全》卷首《凡例》，謂“諸傳以胡氏為主，大字錄于經後，而左氏、公羊、谷梁三《傳》，雖有異同，辄難去取，今載其全文，同先儒表著事變始終之要，分注經下。
”檢查《大全》内容，确如以上所雲，在《春秋》經文之下，具載同一事件的三《傳》傳文。
三《傳》傳文之後，則載注疏及“諸儒”之說。
《大全》的這種體例，其實是抄襲汪氏《纂疏》的，沒有新發明。
按汪克寬元代人，所著《春秋胡傳附錄纂疏》三十卷，其自序雲：詳注諸國紀年谥号，可究事實之悉；備列經文同異，可求聖筆之真；益以諸家之說，而裨胡氏之阙疑。
附以辨疑、權衡，而知三《傳》之得失。
大旨終以胡《傳》為宗。
（按：辨疑，指元程端學所著《春秋三傳辨疑》；權衡，指宋劉敞所著《春秋權衡》）。
汪克寬的這部《纂疏》為什麼要備列三《傳》傳文？為什麼要以胡《傳》為宗？這是适應當時科舉考試的需要。
《元史》卷八十一《選舉志第三十一》載：仁宗時《考試程式》，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義一道，各治一經。
……《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
汪氏的書滿足士子治《春秋》應試的這種需要，這是十分明白的。
《春秋大全》因汪克寬之書，稍加點竄，便算是一部新書，完全是剽竊。
五、《禮記集說大全》 《禮記集說大全》三十卷，以陳澔《雲莊禮記集說》為宗，所采掇“諸儒”之說凡四十二家，朱彜尊《經義考》引陸元輔之言，謂當日諸經大全，皆攘竊成書，以罔其上。
此亦必元人之成書，非諸臣所排纂。
以他經之蹈襲例之，或亦未必無因。
這種懷疑是有理由的。
《大全》卷首《總論》，引程頤、周行己、周諝、朱熹的議論，闡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皆出于性”，“天下國家，禮存則存，禮亡則亡”等理論，為封建社會禮教綱常的合乎天理辯護。
《大全》引陳氏《集說》舊例，謂“凡名物度數，據古注、《正義》。
道學正論，宗程子、朱子。
精義未盡，則泛取諸家。
發明未備，則足以己意。
”這表明書中的理學思想是根據程頤、朱熹的。
諸家之說，則用在發揮詳盡。
後人謂其“略度數而推義理，疏于考證，舛誤相仍”。
納蘭性德專作一書攻之，凡所駁诘，多中其失。
可見這部書以朱學義理見長，而名物度數則疏略。
學者認為，經本以明理，但理不是虛懸的。
《易》之理見于象數，《書》之理見于政事，《詩》之理見于美刺，《春秋》之理見于褒貶，《禮》之理見于節文，都不是可以空言來說的，《禮》尤其如此。
而陳澔《集說》卻空言說理，是很大的缺點。
《大全》乃據澔書為主，先就失掉了根柢。
朱彜尊《經義考》，謂“雲莊《集說》，直兔園冊子耳，獨得頒于學官，三百餘年不改。
其于度數品節，擇焉不精，語焉不詳，禮雲禮雲，如斯而已乎？”這是譏斥澔書隻是應科舉考試的俗書，不足以語于經學的著作。
陳澔在《禮記集說》自序裡，說他父親是饒魯的學生，師事雙峰十有四年。
“所得于師門講論甚多”。
以通《禮記》于宋理宗開慶年間成進士。
以後撰寫了論述《禮記》的書。
但是稿毀于火，隻字不遺。
陳澔繼承父業，寫成了這部《禮記集說》。
“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即了其義，庶幾章句通則蘊奧自見。
”因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它“用為訓蒙則有餘，求以經術則不足。
”饒魯是朱熹女婿黃榦的學生，則陳澔父子當亦沾溉了朱學的餘潤。
《禮記大全》以澔書為宗，其所援引“諸儒”之說，也不過是箋釋文句，與澔說相發明，沒有什麼新意。
《五經大全》以抄襲成書，為人诟病。
顧炎武、朱彜尊皆以為言。
《周易大全》全取程頤《易傳》及朱熹《易本義》。
《書傳大全》以蔡《傳》為主，襲自陳栎《尚書集傳纂疏》及陳師凱《書蔡傳旁通》。
《詩經大全》以朱熹《詩集傳》為主，抄襲劉瑾《詩傳通釋》。
《春秋大全》以胡安國《傳》為主，襲自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
《禮記大全》以陳澔《雲莊禮記集說》為主，亦不免于抄襲。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八《四書五經大全》條，發了甚深的感慨。
他說： 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頒餐錢，給筆劄。
書成之日，賜金遷秩。
所費于國家者不知凡幾。
将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啟百世儒林之緒。
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
上欺朝廷，下诳士子。
唐、宋之時，有是事乎？豈非骨鲠之臣，已空于違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饕祿利，而莫之問也。
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
又說： 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
顧炎武從經學大師的立場出發，譴責當時纂修諸臣欺蒙朝廷，愚弄天下的讀書人，修出這樣的所謂《大全》來，是很不像樣的，因而認為由于明成祖在推倒建文帝時候，殺盡了骨鲠之臣，以緻士風無恥，又因推行八股，不講實學，以緻經學墜廢。
這種感慨，不是憑空而發，在方孝孺、齊泰、黃子澄等被殺之際，正是胡廣等迎降之秋。
骨鲠既空，佞臣盈列。
以後要粉飾太平，制禮作樂，自然仍是當年的迎降者用起來得心應手。
而更主要的是要統一思想。
使封建季世也還能一道德而同風俗，永固皇圖，自不能不有如《大全》這類著作出現。
在明成祖看來，通過《大全》确立朱學的統治，其政治作用還是不小的。
以後設科射策，終三百年之世，讀書人一頭鑽進《大全》獵取富貴，即使天翻地覆也都不在乎。
這正是邏輯的必然。
《大全》由禮部雕版印制，紙張用最高級白棉紙，開本很大，裝訂精美，至今我們國家圖書館把它作為文物來珍藏。
一代的高文典冊，掩蓋着陋劣的内容，在顧炎武看來，自然免不了要忿忿了。
但是也得從另一個角度想想，在明成祖的威令下，九個月之内，居然寫出二百六十卷的大書，胡廣、楊榮、金幼孜等即使有再大的學問，再深的經術，要不抄襲成書，也是難乎辦到的。
第五節 明初朱學統治的曆史意義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一、皇慶條制與朱學統治 朱熹理學思想取得統治地位經過大約一百年的曆史過程。
朱熹生前雖然長期講學著書，弟子不少，形成了一個有勢力的學派。
但是這個學派被南宋統治者宣布為“僞學”，不許傳布。
學生蔡元定被誣為妖人，流放到道州羁管，一年後死在道州。
在嚴重的政治壓迫下，有些學生變服易形，以示别異于朱門。
學者應科舉考試，要自己聲明并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