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明初朱學統治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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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三部《大全》(下) 第四節 《五經大全》的朱學傳注 三部《大全》之中,《五經大全》卷帙最多。

    計《周易大全》二十四卷,《書傳大全》十卷,《詩經大全》二十卷,《春秋大全》七十卷,《禮記大全》三十卷,共一百五十四卷,幾占三部《大全》二百六十卷總數的三分之二。

    由于諸經分纂,原書卷帙不少,合之遂緻十分龐大。

     《五經大全》所據經注,均屬朱學著作。

    《周易大全》據《伊川易傳》及朱熹《易本義》。

    《書傳大全》據蔡沈《書集傳》。

    《詩經大全》據朱熹《詩集傳》。

    《春秋大全》據胡安國《春秋傳》。

    《禮記大全》主陳澔《雲莊禮記集說》。

    胡安國私淑程門,蔡沈乃朱熹學生,陳澔之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榦,榦乃朱熹學生。

    所以《五經大全》所據經注,無一不是朱學著作。

    蓋自元仁宗皇慶定科舉法,《易》用程《傳》及朱熹《本義》,《書》用蔡沈《集傳》,《詩》用朱熹《集傳》,《春秋》用胡安國《傳》,《禮》用鄭《注》。

    明初相沿未改。

    永樂纂修《五經大全》,一仍元人之舊,唯《禮》改據陳澔《集說》,為小異耳。

    經過《五經大全》的纂修,經學苑囿乃确立了朱學的統治。

     下文分經論述其梗概。

     一、《周易傳義大全》 所謂《周易傳義大全》,傳,指程頤《伊川易傳》;義,指朱熹《易本義》。

    《大全》乃據這兩部書而博采諸家《易》說以纂修的。

    卷首《凡例》雲,“《周易》上下經二篇,孔子十翼十篇,各自為卷。

    漢費直初以彖、象釋經,附于其後。

    鄭玄、王弼宗之。

    又分附卦爻之下,增入乾、坤《文言》,始加彖曰、象曰、文言曰,而别于經。

    而《系辭》以後,自如其舊。

    曆代因之,是為今《易》。

    程子所為作傳者是也。

    自嵩山晁說之始考訂古經,厘為八卷。

    東萊呂祖謙乃定為經二卷,傳十卷。

    是為古《易》,朱子《本義》從之。

    然程《傳》《本義》,既已并行,而諸家定本,又各不同。

    故今定從程《傳》原本,而《本義》仍以類從。

    凡經文皆平行書之,《傳》《義》則低一字書以别之。

    其《系辭》以下,程《傳》既阙,則壹從《本義》所定章次。

    總厘為二十四卷。

    ” 可知這部《周易傳義大全》,是程頤《伊川易傳》和朱熹《易本義》的拼合本。

    經部分據《伊川易傳》原本,而以朱熹《易本義》合之,各以類從。

    傳部分《系辭》以下,因程《傳》阙,則從《易本義》了。

     朱彜尊《經義考》,謂:《易》取諸天台、鄱陽二董氏,雙湖、雲峰二胡氏。

    于諸書外未寓目者至多。

    天台董楷著《周易傳義附錄》,鄱陽董真卿著《周易會通》。

    雙湖胡一桂著《周易本義附錄纂疏》,雲峰胡炳文著《周易本義通釋》。

    這四部書是《周易傳義大全》之所取資。

    董楷、胡一桂、胡炳文,笃守朱熹學說,董真卿則以程、朱為主,而博采諸家以翼之,其說頗為赅備。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周易大全》“取材于四家之書,而刊除重複,勒為一編,雖不免守匮抱殘,要其宗旨,則尚可謂不失其正。

    ”這是說,這部《周易大全》一方面有取材不廣的缺點,另一方面則維護了朱學的統緒。

    所謂“不失其正”,就是不失朱學之正。

     卷首所列“引用先儒姓氏”,共一百三十餘家,這恐怕是擺擺場面的,無非是用以文其固陋。

     卷首的《易說綱領》,引程頤、朱熹兩家之說。

    朱熹之說,言及《易》為蔔筮之書,剔抉《易》的性質。

    朱熹說:“《易》隻是與人蔔筮以決疑惑。

    ”“今學者諱言《易》本為蔔筮作,須要說做為義理作。

    若果為義理作時,何不直述一種文字,如《中庸》《大學》之書,言義理以曉人,須得畫八卦則甚?”又說:“《易》爻辭如簽辭。

    ”這些議論,直截了當,把爻辭比作簽辭,戳破《易》的神秘傳統,還其本來面目,是比較實事求是的。

     二、《書傳大全》 《書》以蔡沈《集傳》為主,自元代皇慶條制已然。

    然元制猶兼用古疏注。

    明太祖親驗天象,知蔡《傳》不盡可據,因命劉三吾等作《書傳會選》,參考古義,以糾其失,頒行天下。

    是洪武中尚不以蔡《傳》為主。

    其專主蔡《傳》,則自《書傳大全》開始。

    朱彜尊《經義考》,引吳任臣之言曰:《書傳》舊為六卷,《大全》分為十卷。

    大旨本二陳氏。

    一為陳栎《尚書集傳纂疏》,一為陳師凱《書蔡傳旁通》。

    《纂疏》皆墨守蔡《傳》,《旁通》則于名物度數,考證特詳。

    朱彜尊據吳之說,認為,此書較有根柢,在《五經大全》中尚為差勝。

     按蔡沈《書集傳序》,“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

    明年,先生殁。

    又十年,始克成編。

    總若幹萬言。

    ”“沈自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乃取折衷。

    微辭奧旨,多述舊聞。

    二典禹谟,先生盡嘗是正,手澤尚新。

    ”“《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複識别。

    ”蔡沈又說:“經承先生口授指畫。

    ”由此可知,《書集傳》之作,出于朱熹的授意。

    慶元己未冬,為公元一一九九年冬,第二年庚申三月,朱熹逝世。

    蔡沈始作是書,在朱熹死前的幾個月。

    二典禹谟傳寫成後,朱熹親加改定。

    其餘則成于朱熹去世之後。

    朱熹平日“口授指畫”,對《書集傳》的寫作,當有較大影響。

    書中又“引用師說”,留下了朱熹的學說。

    可以肯定,《書集傳》雖成于蔡沈,而朱熹對這部書十分關注,作為學生的蔡沈,是在朱熹授意和指導下寫成的,這部書是地道的朱學著作。

    因為《書傳大全》以蔡《傳》為主,所以考論如上。

     《書傳大全》卷首《凡例》雲:“經文之下,大書《集傳》,而以諸說分注于其後者,主蔡說也。

    ”“以朱子冠諸儒之首者,《集傳》本朱子之意也。

    ”“朱子于《書》,諄諄以阙疑為言。

    今采用諸說,一以《集傳》為準。

    遇可疑處,諸說理有通者,亦姑存之。

    ”“朱子之說,或有與蔡《傳》不合,及前後說有相同異處,亦不敢遺,庶幾可備參考。

    其甚異者則略之。

    至于諸家之說,或節取其要語。

    其有文勢辭旨未融貫處,則頗加栝。

    ”這裡明确了《大全》主蔡《傳》的特點;明确了以朱熹學說為蔡《傳》所本的思想;也表明了《大全》纂修者比較謹慎的、客觀的學風。

    這最後一點是可貴的。

     在《書說綱領》裡,載了朱熹的一段話,說是:“聖人千言萬語,隻是說個當然之理。

    恐人不曉,又筆之于書。

    自書契以來,二典三谟……周公孔孟,都隻如此。

    ……須是量聖人之言是說個什麼,要将何用。

    若隻讀過便休,何必讀?”這是說,讀《尚書》要領會書裡的“當然之理”,講的是什麼,講它是為什麼的。

    要“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不能讀過便算。

    這個意思,與程子讀《論語》法一緻,是理學家讀經典的一貫方法,這就是所謂“切于己”的方法。

     《大全》在《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理學家所謂的“十六字心傳”下,寫了如下一段議論: 心者,人之知覺,主于中而應于外者也。

    指其發于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

    指其發于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

    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

    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

    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心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

    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

    動靜雲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

    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

    今舜命禹,又惟(疑當作推)其所以而詳言之。

    蓋古之聖人将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見于經者如此。

    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這“十六字心傳”,理學家津津樂道。

    上述這段議論,是典型的疏釋。

    什麼是人心,什麼是道心,人心為什麼危,道心為什麼微,如何精,如何一,如何使人心聽命于道心,如何允執厥中,這裡講得很明白了。

    這裡的精髓在乎辨天理(道心)與人欲(人心),在乎“存天理,滅人欲”。

    這雖然說的是人君傳心之要,但就理學家的“切己”方法而論,卻有指導所有人的普遍意義。

     《書傳大全》卷首,列了十幅天文圖,如曆象授時之圖、堯典四仲中裡圖、日月冬夏九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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