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明初朱學統治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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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三部《大全》（上）
第一節 三部《大全》的纂修
一、纂修經過
《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大書，共二百六十卷，修成于明成祖永樂十三年（公元1415年）。
上距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凡四十七年，将近半個世紀。
其中《五經大全》一百五十四卷，《四書大全》三十六卷，《性理大全》七十卷。
這三部《大全》的纂修，标志着明初朱學統治地位的确立，是宋明理學史上的大事。
南宋末年，慶元黨禁解除，朱熹的學術才得到統治者認可，不再被視作“僞學”，讀書人參加科舉，不再要求申明自己不是“僞學”了。
但是當時朱學還沒有取得學術思想上的統治地位。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朝代，不甚重視文化教育事業。
雖然元仁宗皇慶年間，明令科舉以朱熹《四書集注》及五經的朱學傳注為思想準繩，但實際上未受重視。
少數朱學學者講學著書，影響不大。
其間又不乏和會朱陸的理學家。
這種情況蓋已綿曆一百年之久。
明太祖洪武年間，解缙上萬言書，建議修書，以關、閩、濂、洛，上接唐、虞、夏、商、周、孔，“随事類别，勒成一經”，作為“太平制作之一端”。
這就已開啟了官修理學書籍的端倪，而其用意則在樹立程朱理學的統治地位。
《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缙傳》載： 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谕缙：“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
”缙即日上封事萬言，略曰：“……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經》《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
《說苑》出于劉向，多戰國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抄輯穢蕪，略無可采。
陛下若喜其便于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随其後。
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關、閩、濂、洛，根實精明，随事類别，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欤！……” 據此可知，明太祖當時即使以帝王之尊，也還是無一定的經典可讀，隻能雜覽《說苑》《韻府》《道德經》《心經》等書。
這個從和尚出身的皇帝喜愛讀《心經》，旁及《道德經》，自是他的本色，不足奇怪。
《說苑》多曆史故事，《韻府》則類似辭典，非正式經典。
最高統治者的這種讀書狀況，一方面固屬個人的愛好，而更本質的則是反映了統治思想的尚未确立，反映了明太祖并未受儒家傳統思想的拘束。
解缙的建議正是針對這種狀況而發的，其意義有似于漢武帝時董仲舒的“天人對策”，旨在建立有權威的統治思想。
由官方修書，而執筆者則為“儒英”，即有地位的“儒”，此時的“儒”就是理學家。
書的内容是上溯唐虞三代周孔，下及“關、閩、濂、洛”，即指繼承孔孟墜緒的理學。
顯然，解缙的建議，實開後來明成祖修纂三部理學巨著的先聲。
明成祖永樂十二年（公元1414年），開始纂修《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
《大明太宗孝文皇帝實錄》卷一百五十八： （永樂十二年十一月）甲寅，上谕行在翰林院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唱聖賢精義要道，其傳注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
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為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别類聚成編。
二書務極精備，庶幾以垂後世。
命廣等總其事，仍命舉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學者同纂修。
開館東華門外，命光祿寺給朝夕馔。
《明史》卷一百四十七《金幼孜傳》： （永樂）十二年，命與（胡）廣、（楊）榮等纂《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國榷》卷十六，成祖永樂十三年九月己酉條： 《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書成（下叙胡廣、金幼孜等纂修者姓名官爵），上親序之。
臨海陳燧常曰：“始欲詳，緩為之。
後被诏促成。
諸儒之言，間有不暇精擇，未免牴牾。
虛心觀理，自當得之，不可泥也。
” 《大明太宗孝文皇帝實錄》卷一百六十二： （永樂十三年三月）丁巳，命第一甲進士陳循為翰林院修撰，李貞、陳景著為編修，仍命同纂修《性理大全》等。
…… 據上引史料，可知這三部大全，原來隻是兩部，一為《五經、四書大全》，一為《性理大全》，所以永樂上谕，稱為“二書”。
《國榷》所載，亦稱《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
前者《五經、四書大全》為聖賢精義要道，後者《性理大全》為周、程、張、朱羽翼六經的著作，性理之言。
分稱為《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三書，是修成進覽時由明成祖确定的。
這三部《大全》，開始纂修在永樂十二年十一月上谕之後，修成則在永樂十三年九月，時間不到一年，倉促成書，内容“未免牴牾”。
開始時，原想纂修得詳細些，進度較慢，以後被诏催促，乃草草成書，“不暇精擇”。
這就是說，《大全》是修得比較草率的。
什麼時候被诏催促的，史無明文。
觀《實錄》卷一百六十二，永樂十三年三月丁巳命新進士陳循、李貞、陳景著，“同纂修《性理大全》等”，則下诏催促，可能即在此時，為了催促速成，增加了纂修的人手。
明政府修這三部《大全》，當初是比較重視的。
所選的纂修官，主其事者為翰林院學士、侍講，實際纂修的當為其他朝官及由各地抽調的教谕、訓導等教官，以後增加的人手，也是新科進士等，纂修力量不算弱。
開館東華門外，光祿寺朝夕供馔，待遇不算薄。
書既成，胡廣等進覽，明成祖親自作序。
及繕寫成帙，胡廣等上表進書，成祖又禦奉天殿受之，命禮部刊賜天下。
對纂修者胡廣等四十二人，賜鈔币有差，又賜宴于禮部。
這個場面可以說是十分隆重的了。
今藏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的《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有一種白棉紙印本，紙質厚實，比十六開本還要大，規格很高，估計即當時的禮部印本。
另一種桑皮紙印本《性理大全》，紙質較遜，開本與白棉紙相同，是南京的翻印本，今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善本室。
現在這兩種印本，都作為善本，作為國家的貴重文物保存起來。
這種五百七十年前的皇家刊本，即使内容蕪雜，也算是寶貝了。
二、纂修目的 明成祖、明政府為什麼要纂修這三部《大全》呢？纂修這三部《大全》，目的何在？對這個問題，最好還是用明成祖及纂修者胡廣、楊榮、金幼孜等人的話來回答。
明成祖在這三部《大全》的禦制序裡說： 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率能緻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乎道以為治也。
下及秦、漢以來，或治或否，或久或近，率不能如古昔之盛者，或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純，所以天下卒無善治，人不得以蒙至治之澤，可勝歎哉！ 夫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殊，人之禀受于天者，亦無古今之異，何後世治亂得失與古昔相距之遼絕欤？此無他，道之不明不行故也。
道之不明不行，夫豈道之病哉？其為世道之責，孰得而辭焉。
夫知世道之責在己，則必能任斯道之重而不敢忽。
如此，則道（當奪“豈有”二字）不明不行，而世豈有不治也哉！ 朕缵承皇考太祖高皇帝鴻業，即位以來，孳孳圖治。
怕（當為“惟”字之誤）慮任君師治教之重，惟恐弗逮。
功（當為“切”字之誤）思帝王之治，一本于道。
所謂道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于外也。
厥初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
六經者，聖人為治之迹也。
六經之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而至治之功可成。
六經之道不明，則人之心術不正，而邪說暴行侵尋蠹害，欲求善治，烏可得乎？朕為此懼，乃者命編修《五經》《四書》，集諸家傳注而為大全，凡有發明經義者取之，悖于經旨者去之。
又集先儒成書及其論議、格言，輔翼《五經》《四書》，有裨于斯道者，類編為帙，名曰《性理大全》。
書編成來進，朕間閱之，廣大悉備，如江河之有源委，山川之有條理，于是聖賢之道，粲然而複明。
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缪，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大哉，聖人之道乎，豈得而私之？遂命工锓梓，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獲睹經書之全，探見聖賢之蘊。
由是窮理以明道，立誠以達本，
上距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凡四十七年，将近半個世紀。
其中《五經大全》一百五十四卷，《四書大全》三十六卷，《性理大全》七十卷。
這三部《大全》的纂修，标志着明初朱學統治地位的确立，是宋明理學史上的大事。
南宋末年，慶元黨禁解除，朱熹的學術才得到統治者認可，不再被視作“僞學”，讀書人參加科舉，不再要求申明自己不是“僞學”了。
但是當時朱學還沒有取得學術思想上的統治地位。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朝代，不甚重視文化教育事業。
雖然元仁宗皇慶年間，明令科舉以朱熹《四書集注》及五經的朱學傳注為思想準繩，但實際上未受重視。
少數朱學學者講學著書，影響不大。
其間又不乏和會朱陸的理學家。
這種情況蓋已綿曆一百年之久。
明太祖洪武年間，解缙上萬言書，建議修書，以關、閩、濂、洛，上接唐、虞、夏、商、周、孔，“随事類别，勒成一經”，作為“太平制作之一端”。
這就已開啟了官修理學書籍的端倪，而其用意則在樹立程朱理學的統治地位。
《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缙傳》載： 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谕缙：“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
”缙即日上封事萬言，略曰：“……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經》《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
《說苑》出于劉向，多戰國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抄輯穢蕪，略無可采。
陛下若喜其便于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随其後。
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關、閩、濂、洛，根實精明，随事類别，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欤！……” 據此可知，明太祖當時即使以帝王之尊，也還是無一定的經典可讀，隻能雜覽《說苑》《韻府》《道德經》《心經》等書。
這個從和尚出身的皇帝喜愛讀《心經》，旁及《道德經》，自是他的本色，不足奇怪。
《說苑》多曆史故事，《韻府》則類似辭典，非正式經典。
最高統治者的這種讀書狀況，一方面固屬個人的愛好，而更本質的則是反映了統治思想的尚未确立，反映了明太祖并未受儒家傳統思想的拘束。
解缙的建議正是針對這種狀況而發的，其意義有似于漢武帝時董仲舒的“天人對策”，旨在建立有權威的統治思想。
由官方修書，而執筆者則為“儒英”，即有地位的“儒”，此時的“儒”就是理學家。
書的内容是上溯唐虞三代周孔，下及“關、閩、濂、洛”，即指繼承孔孟墜緒的理學。
顯然，解缙的建議，實開後來明成祖修纂三部理學巨著的先聲。
明成祖永樂十二年（公元1414年），開始纂修《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
《大明太宗孝文皇帝實錄》卷一百五十八： （永樂十二年十一月）甲寅，上谕行在翰林院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唱聖賢精義要道，其傳注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
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為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别類聚成編。
二書務極精備，庶幾以垂後世。
命廣等總其事，仍命舉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學者同纂修。
開館東華門外，命光祿寺給朝夕馔。
《明史》卷一百四十七《金幼孜傳》： （永樂）十二年，命與（胡）廣、（楊）榮等纂《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國榷》卷十六，成祖永樂十三年九月己酉條： 《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書成（下叙胡廣、金幼孜等纂修者姓名官爵），上親序之。
臨海陳燧常曰：“始欲詳，緩為之。
後被诏促成。
諸儒之言，間有不暇精擇，未免牴牾。
虛心觀理，自當得之，不可泥也。
” 《大明太宗孝文皇帝實錄》卷一百六十二： （永樂十三年三月）丁巳，命第一甲進士陳循為翰林院修撰，李貞、陳景著為編修，仍命同纂修《性理大全》等。
…… 據上引史料，可知這三部大全，原來隻是兩部，一為《五經、四書大全》，一為《性理大全》，所以永樂上谕，稱為“二書”。
《國榷》所載，亦稱《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
前者《五經、四書大全》為聖賢精義要道，後者《性理大全》為周、程、張、朱羽翼六經的著作，性理之言。
分稱為《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三書，是修成進覽時由明成祖确定的。
這三部《大全》，開始纂修在永樂十二年十一月上谕之後，修成則在永樂十三年九月，時間不到一年，倉促成書，内容“未免牴牾”。
開始時，原想纂修得詳細些，進度較慢，以後被诏催促，乃草草成書，“不暇精擇”。
這就是說，《大全》是修得比較草率的。
什麼時候被诏催促的，史無明文。
觀《實錄》卷一百六十二，永樂十三年三月丁巳命新進士陳循、李貞、陳景著，“同纂修《性理大全》等”，則下诏催促，可能即在此時，為了催促速成，增加了纂修的人手。
明政府修這三部《大全》，當初是比較重視的。
所選的纂修官，主其事者為翰林院學士、侍講，實際纂修的當為其他朝官及由各地抽調的教谕、訓導等教官，以後增加的人手，也是新科進士等，纂修力量不算弱。
開館東華門外，光祿寺朝夕供馔，待遇不算薄。
書既成，胡廣等進覽，明成祖親自作序。
及繕寫成帙，胡廣等上表進書，成祖又禦奉天殿受之，命禮部刊賜天下。
對纂修者胡廣等四十二人，賜鈔币有差，又賜宴于禮部。
這個場面可以說是十分隆重的了。
今藏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的《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有一種白棉紙印本，紙質厚實，比十六開本還要大，規格很高，估計即當時的禮部印本。
另一種桑皮紙印本《性理大全》，紙質較遜，開本與白棉紙相同，是南京的翻印本，今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善本室。
現在這兩種印本，都作為善本，作為國家的貴重文物保存起來。
這種五百七十年前的皇家刊本，即使内容蕪雜，也算是寶貝了。
二、纂修目的 明成祖、明政府為什麼要纂修這三部《大全》呢？纂修這三部《大全》，目的何在？對這個問題，最好還是用明成祖及纂修者胡廣、楊榮、金幼孜等人的話來回答。
明成祖在這三部《大全》的禦制序裡說： 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率能緻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乎道以為治也。
下及秦、漢以來，或治或否，或久或近，率不能如古昔之盛者，或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純，所以天下卒無善治，人不得以蒙至治之澤，可勝歎哉！ 夫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殊，人之禀受于天者，亦無古今之異，何後世治亂得失與古昔相距之遼絕欤？此無他，道之不明不行故也。
道之不明不行，夫豈道之病哉？其為世道之責，孰得而辭焉。
夫知世道之責在己，則必能任斯道之重而不敢忽。
如此，則道（當奪“豈有”二字）不明不行，而世豈有不治也哉！ 朕缵承皇考太祖高皇帝鴻業，即位以來，孳孳圖治。
怕（當為“惟”字之誤）慮任君師治教之重，惟恐弗逮。
功（當為“切”字之誤）思帝王之治，一本于道。
所謂道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于外也。
厥初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
六經者，聖人為治之迹也。
六經之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而至治之功可成。
六經之道不明，則人之心術不正，而邪說暴行侵尋蠹害，欲求善治，烏可得乎？朕為此懼，乃者命編修《五經》《四書》，集諸家傳注而為大全，凡有發明經義者取之，悖于經旨者去之。
又集先儒成書及其論議、格言，輔翼《五經》《四書》，有裨于斯道者，類編為帙，名曰《性理大全》。
書編成來進，朕間閱之，廣大悉備，如江河之有源委，山川之有條理，于是聖賢之道，粲然而複明。
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缪，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大哉，聖人之道乎，豈得而私之？遂命工锓梓，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獲睹經書之全，探見聖賢之蘊。
由是窮理以明道，立誠以達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