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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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宋興起的理學，至南宋朱熹集其大成。
這種哲學化的儒學，對于維護封建制度的作用，自非漢唐時期的儒學所能比拟的。
可是，程朱理學直到朱熹去世之後才宣布開禁，到元代才将程朱的經傳、集注列為試子程式，成為官學。
及至明初，程朱理學定于一尊，更進一步強化了它作為封建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的地位。
明朝不僅建立了統一強大的封建王朝，而且它比起宋、元兩朝來說，又進一步加強了封建專制主義。
這個王朝的君臣非常懂得程朱理學的重要。
早在明初開國伊始，即有劉基、宋濂等一批近臣，與明太祖朱元璋“論道經邦”，議論“禮樂之制”，以孔孟之書為經典，以程朱注解為“規矩”。
其後，解缙等人對明成祖朱棣的講筵、入對，更是君臣唱和。
遂于永樂年間，在朱棣的禦臨下，以程朱為标準，彙輯經傳、集注，編為《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诏頒天下，統一思想，是所謂“合衆途于一軌，會萬理于一原”，“使家不異政，國不殊俗”。
至此，程朱理學才取得了獨尊的地位。
由于三部理學《大全》，隻不過是以欽定的形式，使程朱理學成為統治思想，因此對于程朱的經傳、集注和接近程朱的其他注解，也隻是加以輯集，整齊劃一，其目的并不在于發明。
這就是章懋說的“自程朱後，不必再論，隻遵聞行知可也”，和薛瑄說的“自考亭以後，斯道大明，無煩新著”。
明末顧炎武、朱彜尊指責三部《大全》，盡是“竊取”“抄襲”，沒有新義，對人們的思想起着桎梏的作用。
雖然程朱理學在明初被欽定下來，但是，在明代前期也有一些理學家，他們固然是宗奉程朱，但不是徒守吟誦。
他們往往以一種“體認”的方式，發其新義。
而其中又因為各自的“體認”不同，“所得”不同，使得明代前期的理學，也呈現了錯綜複雜的情況。
這樣的理學人物，有劉基、宋濂、方孝孺、曹端、薛瑄、吳與弼等。
劉基、宋濂的理學思想和著作，多成于元末，但其影響和作用，又主要是在明初。
其中劉基在理學上是強調天以“理為其心”，以“元氣”說為“天理”到“化生萬物”之間的中介物，進一步強調了“元氣”在“天理”中的位置和作用。
他在《郁離子》《天說》篇中，反對佛、道的鬼神論，以維護儒家“天理”的絕對性。
他的《春秋》經解，比起
這種哲學化的儒學，對于維護封建制度的作用，自非漢唐時期的儒學所能比拟的。
可是，程朱理學直到朱熹去世之後才宣布開禁，到元代才将程朱的經傳、集注列為試子程式，成為官學。
及至明初，程朱理學定于一尊，更進一步強化了它作為封建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的地位。
明朝不僅建立了統一強大的封建王朝，而且它比起宋、元兩朝來說，又進一步加強了封建專制主義。
這個王朝的君臣非常懂得程朱理學的重要。
早在明初開國伊始，即有劉基、宋濂等一批近臣，與明太祖朱元璋“論道經邦”，議論“禮樂之制”，以孔孟之書為經典，以程朱注解為“規矩”。
其後，解缙等人對明成祖朱棣的講筵、入對，更是君臣唱和。
遂于永樂年間，在朱棣的禦臨下，以程朱為标準，彙輯經傳、集注，編為《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诏頒天下，統一思想，是所謂“合衆途于一軌，會萬理于一原”，“使家不異政，國不殊俗”。
至此，程朱理學才取得了獨尊的地位。
由于三部理學《大全》，隻不過是以欽定的形式，使程朱理學成為統治思想，因此對于程朱的經傳、集注和接近程朱的其他注解，也隻是加以輯集，整齊劃一，其目的并不在于發明。
這就是章懋說的“自程朱後，不必再論，隻遵聞行知可也”，和薛瑄說的“自考亭以後，斯道大明，無煩新著”。
明末顧炎武、朱彜尊指責三部《大全》，盡是“竊取”“抄襲”，沒有新義，對人們的思想起着桎梏的作用。
雖然程朱理學在明初被欽定下來，但是，在明代前期也有一些理學家，他們固然是宗奉程朱，但不是徒守吟誦。
他們往往以一種“體認”的方式，發其新義。
而其中又因為各自的“體認”不同，“所得”不同，使得明代前期的理學，也呈現了錯綜複雜的情況。
這樣的理學人物，有劉基、宋濂、方孝孺、曹端、薛瑄、吳與弼等。
劉基、宋濂的理學思想和著作，多成于元末，但其影響和作用，又主要是在明初。
其中劉基在理學上是強調天以“理為其心”，以“元氣”說為“天理”到“化生萬物”之間的中介物，進一步強調了“元氣”在“天理”中的位置和作用。
他在《郁離子》《天說》篇中，反對佛、道的鬼神論，以維護儒家“天理”的絕對性。
他的《春秋》經解，比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