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元代的朱陸合流與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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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代延祐年間，朱學雖然列為科場程式，開始成為官學，但是，陸學并沒有因此衰竭。
恰恰相反，元代不但還有株守陸學的徒裔，而且陸學的主要思想又為不少朱學的人物所兼取，使陸學借朱學得以薪傳。
當然，從陸學本身來說，它也兼取朱學的“笃實”工夫。
這就是元代出現的所謂朱、陸之間的“兼綜”“和會”。
這是理學發展到元代的一段複雜情況。
本章試圖論述這其中的曲折和原委，以說明南宋以後理學變化的趨向和實質，以及它與後來明代王學出現的關系。
第一節 朱熹陸九淵去世之後的理學概況 理學到了元代，其所以會有上述這種變化，是同朱、陸去世之後的理學情況有關。
朱熹去世後，他的高足黃榦尚能支撐朱學的局面。
但在黃榦之後，朱學已不景氣。
原來，朱熹在認識天理的方法步驟上，是強調由外知以體驗内知，即由外界的格物以達到所謂緻知的目的。
這一過程也叫作“緻知”“下學”的笃實工夫。
而在這種格物緻知的過程中，重要的一項内容就是讀書博覽。
但是，到後來，如黃榦門下的董夢程與黃鼎、胡方平等弟子，卻将朱熹的讀書博覽，“流為訓诂之學”（《宋元學案·介軒學案》），偏離了專事義理的朱學家法。
當然，流于訓诂的，還不隻是黃榦門下的人，在朱門的陳淳和後來的王柏也沾有此習。
此風相沿，甚至朱熹的裔孫朱小翁（芮），在元代也泛濫于經纂、訓釋。
所以元代的一批專事輯錄、纂注的學者，往往是出于這些朱學人物。
這些人将朱學格物中的讀書一項，變得更加支離煩瑣，落入所謂“博而不能返約”的弊病。
雖然在朱學的傳人中，也有專事理學的人物，但是，他們不能嚴守朱學門檻。
例如朱熹的再傳，即黃榦門下的饒魯到吳澄，雖事于理學，然其說“多不同于朱子”（《宋元學案·雙峰學案》），以至吳澄在“和會朱陸”中，被人目為陸學（《元史》本傳）。
至于詹初、曹建、符叙這些朱熹的及門和再傳人物，則“往來（朱陸）其間”（《宋元學案·滄州學案》），胡長孺、湯巾、湯漢竟至“由朱入陸”。
至于陳淳，似能株守朱學，但他“操異同之見，而失之過”（《宋元學案·北溪學案》），這無異是緊閉朱學門檻，自我窒息。
為此，清初學者全祖望頗有感慨地說，朱學在宋“端平以後，閩中、江右諸弟子，支離、桀戾、固陋，無不有之”。
不過，全氏又說，“其能中振（朱學）之者，北山師弟為一支，東發為一支”（《宋元學案·東發學案》）。
但是，所謂“中振”朱學的“北山”何基這一支，黃宗羲說他僅能“熟讀四書而已”，不能張大師說，其庸庸無可足稱。
何基弟子金履祥，其論說每每“牴牾朱子”，另一弟子王柏，對朱熹極為重要的《大學》格物傳補，說是“無待于補”，視為多餘。
他并且對朱注《學》《庸》及《詩》《書》經說，亦“莫不有所更定”（《宋元學案·北山四先生學案》）。
至于“東發”黃震這一支，其“《日鈔》之作，折衷諸儒，即于考亭（朱熹）亦不肯苟同”（《宋元學案·東發學案》），其“解說經義，或引諸家以翼朱子，或舍朱子而取諸家，亦不堅持（朱學）門戶”（《慈溪縣志》）。
他甚至欣賞陸學“慈湖（楊簡）為己之功”。
其後學“由白雲（許謙）以傳潛溪（宋濂）諸公，以文章著”（《宋元學案·東發學案》），流為朱熹生前所鄙視的所謂末學。
總之，在朱熹之後，朱學的思想是“蔬薪不繼”，“所就日下”，已經提不出新的東西了。
而陸學又怎樣呢？在陸象山去世後，其後學比起朱學更不景氣。
原來陸象山的門徒，在江西的一支稱“槐堂諸儒”。
這一支門徒雖熱衷門戶，嚴立“門牆”，但對陸學并無建樹。
其中的傅夢泉，雖稱陸氏高足，但未得陸學精髓，甚至不解《易》學大意，講學不知所雲，聽者“困頓”欲睡（《南城縣志·儒林傳》）。
後來這一支也就逐漸默默無聞了。
在陸象山門下，比較有影響的，是以楊簡為首的浙東“四明四先生”。
但楊簡、袁燮，把陸的“發明本心”，極端的發展為“明悟為主”，“不起意為宗”（《宋元學案·慈湖學案》），以至“不讀書、不窮理，專做打坐工夫”（陳淳《北溪文集·答陳師複之一》）。
這誠如全祖望說的，他們“一往蹈空，流于狂禅”（《宋元學案·絜齋學案》）。
所以黃宗羲季子黃百家謂“慈湖（楊簡）之下，大抵盡入于禅，士以不讀書為學，源遠流分，其所以傳陸子者，乃其所以失陸子也”（《宋元學案·靜清學案》案語）。
“四明四先生”中的舒璘、沈煥，也并不是完全株守陸學。
舒璘将朱、呂、陸之學“一以貫之”（《寶慶四明郡志·先賢事迹》），反對談論朱陸異同，說是為了避免“徒生矛盾”（《廣平類稿·答楊敬仲》）。
沈煥在晚年“尤尊晦翁（朱熹）”（《定川言行論》）。
到宋末元初，雖然有陳苑、趙偕能壁守陸氏“門牆”，但也隻是墨守而已，在元代幾乎沒有什麼影響。
至于史蒙卿、鄭玉這些本來是陸學的徒裔，則是“由陸入朱”，離開了陸學。
所以陸學到了元代，是每況愈下。
加之元代壓抑陸學，以緻陸象山的四世孫，年至五十，仍貧無妻室，靠着陳苑的弟子李存，為他置田娶妻，修象山祠（《仲公集·題陳道士和歸去來辭卷後》）。
這就不難想象，在陸象山去世之後的陸學境況！ 可以看出，從南宋末到元初，朱學的“格物”更加支離泛濫，陸學的“本心”進一步被禅化。
這無論在朱學或陸學的徒裔看來，都是偏離了當年朱、陸的學旨，因而朱、陸各自的學統也就難以為繼；而且經過朱、陸之間的一段争辯，各自的長短、利弊，業已暴露。
所以，他們要求打破門戶，在朱、陸之間取長避短。
故元代的鄭玉、吳澄、虞集等人，在朱、陸之間和光同塵，其所主張的朱陸“和會”“會同”“兼綜”之說，就成為一時的輿論。
如吳澄将陸學的本心論，說成是孔、孟以至到宋代周、程、張、邵相一貫的“聖人之道”。
他說： 今人談陸子之學，往往曰以本心為學。
而問其所以？則莫能知陸子之所以為學者何如。
是本心二字，徒習聞其名，而未究竟其實也。
夫陸子之學，非可以言傳也，況可以名求哉！然此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諸身，即此而是。
以心而學，非特陸子為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顔、曾、思、孟，以逮周、程、張、邵諸子，莫不皆然。
故獨指陸子之學為本心，學者非知聖人之道者也。
（《宋元學案·草廬學案》） 因此，所謂朱、陸之争，在吳澄看來，是朱、陸兩家“庸劣”門徒多事，故意制造出來的。
他說，“朱陸二師之為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門人，各立标榜，互相诋訾，以至于今。
學者猶惑，嗚呼甚矣！道之無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同上）。
吳澄這種朱、陸本一的論調，自然是一種朱、陸合流的主張。
虞集是吳澄的學生，也是元代的一位名士，他摘編朱熹書信，謂朱熹晚年也感到支離泛濫的毛病，而悟及“反身而求”，是“其效之至速”的方法，婉轉地說明朱熹生前就有兼取陸學的想法。
他說： 朱子答葉公謹書雲：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爾，因此
恰恰相反，元代不但還有株守陸學的徒裔，而且陸學的主要思想又為不少朱學的人物所兼取，使陸學借朱學得以薪傳。
當然，從陸學本身來說，它也兼取朱學的“笃實”工夫。
這就是元代出現的所謂朱、陸之間的“兼綜”“和會”。
這是理學發展到元代的一段複雜情況。
本章試圖論述這其中的曲折和原委，以說明南宋以後理學變化的趨向和實質，以及它與後來明代王學出現的關系。
第一節 朱熹陸九淵去世之後的理學概況 理學到了元代，其所以會有上述這種變化，是同朱、陸去世之後的理學情況有關。
朱熹去世後，他的高足黃榦尚能支撐朱學的局面。
但在黃榦之後，朱學已不景氣。
原來，朱熹在認識天理的方法步驟上，是強調由外知以體驗内知，即由外界的格物以達到所謂緻知的目的。
這一過程也叫作“緻知”“下學”的笃實工夫。
而在這種格物緻知的過程中，重要的一項内容就是讀書博覽。
但是，到後來，如黃榦門下的董夢程與黃鼎、胡方平等弟子，卻将朱熹的讀書博覽，“流為訓诂之學”（《宋元學案·介軒學案》），偏離了專事義理的朱學家法。
當然，流于訓诂的，還不隻是黃榦門下的人，在朱門的陳淳和後來的王柏也沾有此習。
此風相沿，甚至朱熹的裔孫朱小翁（芮），在元代也泛濫于經纂、訓釋。
所以元代的一批專事輯錄、纂注的學者，往往是出于這些朱學人物。
這些人将朱學格物中的讀書一項，變得更加支離煩瑣，落入所謂“博而不能返約”的弊病。
雖然在朱學的傳人中，也有專事理學的人物，但是，他們不能嚴守朱學門檻。
例如朱熹的再傳，即黃榦門下的饒魯到吳澄，雖事于理學，然其說“多不同于朱子”（《宋元學案·雙峰學案》），以至吳澄在“和會朱陸”中，被人目為陸學（《元史》本傳）。
至于詹初、曹建、符叙這些朱熹的及門和再傳人物，則“往來（朱陸）其間”（《宋元學案·滄州學案》），胡長孺、湯巾、湯漢竟至“由朱入陸”。
至于陳淳，似能株守朱學，但他“操異同之見，而失之過”（《宋元學案·北溪學案》），這無異是緊閉朱學門檻，自我窒息。
為此，清初學者全祖望頗有感慨地說，朱學在宋“端平以後，閩中、江右諸弟子，支離、桀戾、固陋，無不有之”。
不過，全氏又說，“其能中振（朱學）之者，北山師弟為一支，東發為一支”（《宋元學案·東發學案》）。
但是，所謂“中振”朱學的“北山”何基這一支，黃宗羲說他僅能“熟讀四書而已”，不能張大師說，其庸庸無可足稱。
何基弟子金履祥，其論說每每“牴牾朱子”，另一弟子王柏，對朱熹極為重要的《大學》格物傳補，說是“無待于補”，視為多餘。
他并且對朱注《學》《庸》及《詩》《書》經說，亦“莫不有所更定”（《宋元學案·北山四先生學案》）。
至于“東發”黃震這一支，其“《日鈔》之作，折衷諸儒，即于考亭（朱熹）亦不肯苟同”（《宋元學案·東發學案》），其“解說經義，或引諸家以翼朱子，或舍朱子而取諸家，亦不堅持（朱學）門戶”（《慈溪縣志》）。
他甚至欣賞陸學“慈湖（楊簡）為己之功”。
其後學“由白雲（許謙）以傳潛溪（宋濂）諸公，以文章著”（《宋元學案·東發學案》），流為朱熹生前所鄙視的所謂末學。
總之，在朱熹之後，朱學的思想是“蔬薪不繼”，“所就日下”，已經提不出新的東西了。
而陸學又怎樣呢？在陸象山去世後，其後學比起朱學更不景氣。
原來陸象山的門徒，在江西的一支稱“槐堂諸儒”。
這一支門徒雖熱衷門戶，嚴立“門牆”，但對陸學并無建樹。
其中的傅夢泉，雖稱陸氏高足，但未得陸學精髓，甚至不解《易》學大意，講學不知所雲，聽者“困頓”欲睡（《南城縣志·儒林傳》）。
後來這一支也就逐漸默默無聞了。
在陸象山門下，比較有影響的，是以楊簡為首的浙東“四明四先生”。
但楊簡、袁燮，把陸的“發明本心”，極端的發展為“明悟為主”，“不起意為宗”（《宋元學案·慈湖學案》），以至“不讀書、不窮理，專做打坐工夫”（陳淳《北溪文集·答陳師複之一》）。
這誠如全祖望說的，他們“一往蹈空，流于狂禅”（《宋元學案·絜齋學案》）。
所以黃宗羲季子黃百家謂“慈湖（楊簡）之下，大抵盡入于禅，士以不讀書為學，源遠流分，其所以傳陸子者，乃其所以失陸子也”（《宋元學案·靜清學案》案語）。
“四明四先生”中的舒璘、沈煥，也并不是完全株守陸學。
舒璘将朱、呂、陸之學“一以貫之”（《寶慶四明郡志·先賢事迹》），反對談論朱陸異同，說是為了避免“徒生矛盾”（《廣平類稿·答楊敬仲》）。
沈煥在晚年“尤尊晦翁（朱熹）”（《定川言行論》）。
到宋末元初，雖然有陳苑、趙偕能壁守陸氏“門牆”，但也隻是墨守而已，在元代幾乎沒有什麼影響。
至于史蒙卿、鄭玉這些本來是陸學的徒裔，則是“由陸入朱”，離開了陸學。
所以陸學到了元代，是每況愈下。
加之元代壓抑陸學，以緻陸象山的四世孫，年至五十，仍貧無妻室，靠着陳苑的弟子李存，為他置田娶妻，修象山祠（《仲公集·題陳道士和歸去來辭卷後》）。
這就不難想象，在陸象山去世之後的陸學境況！ 可以看出，從南宋末到元初，朱學的“格物”更加支離泛濫，陸學的“本心”進一步被禅化。
這無論在朱學或陸學的徒裔看來，都是偏離了當年朱、陸的學旨，因而朱、陸各自的學統也就難以為繼；而且經過朱、陸之間的一段争辯，各自的長短、利弊，業已暴露。
所以，他們要求打破門戶，在朱、陸之間取長避短。
故元代的鄭玉、吳澄、虞集等人，在朱、陸之間和光同塵，其所主張的朱陸“和會”“會同”“兼綜”之說，就成為一時的輿論。
如吳澄将陸學的本心論，說成是孔、孟以至到宋代周、程、張、邵相一貫的“聖人之道”。
他說： 今人談陸子之學，往往曰以本心為學。
而問其所以？則莫能知陸子之所以為學者何如。
是本心二字，徒習聞其名，而未究竟其實也。
夫陸子之學，非可以言傳也，況可以名求哉！然此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諸身，即此而是。
以心而學，非特陸子為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顔、曾、思、孟，以逮周、程、張、邵諸子，莫不皆然。
故獨指陸子之學為本心，學者非知聖人之道者也。
（《宋元學案·草廬學案》） 因此，所謂朱、陸之争，在吳澄看來，是朱、陸兩家“庸劣”門徒多事，故意制造出來的。
他說，“朱陸二師之為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門人，各立标榜，互相诋訾，以至于今。
學者猶惑，嗚呼甚矣！道之無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同上）。
吳澄這種朱、陸本一的論調，自然是一種朱、陸合流的主張。
虞集是吳澄的學生，也是元代的一位名士，他摘編朱熹書信，謂朱熹晚年也感到支離泛濫的毛病，而悟及“反身而求”，是“其效之至速”的方法，婉轉地說明朱熹生前就有兼取陸學的想法。
他說： 朱子答葉公謹書雲：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爾，因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