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元代的朱陸合流與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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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去文字工夫，覺得氣象甚适。
又與胡季随書雲，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工泛濫不甚切己，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為克己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
此兩書皆同時所書，正與書中所謂病中絕學損書，卻覺得身心頗相收管，似有少進步處，向來泛濫真是不濟事之語，合蓋其所謂泛濫正坐文字太多，所以此時進學用功實至于此也。
然竊觀其反身以求之說，克己求仁之功，令學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之說，直截如此用功。
蓋其平日問辯講明之說極詳，至此而切己反求之功愈切，是以于此稍卻其文字之支離，深憂夫詞說之泛濫，一旦用力，而其效之至速如此，故樂為朋友言之也。
……朱子嘗歎“道問學”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正謂此也。
（《道園學古錄》卷四十《跋朱先生答陸先生書》） 按照虞集的說法，朱熹生前就已認識“道問學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
所謂“道問學”與“尊德性”，正是朱、陸生前各持一端，争論不休的一樁公案。
而虞集這樣委曲其說，也無非是為了說明朱、陸合流的必要，所要責備的是“兩家門人區區異同”（同上卷四十四《吳澄行狀》），而不知朱到晚年與陸已趨一緻。
袁桷是王應麟的入室弟子，入元為翰林直學士，預修宋、遼、金三史，是一個有影響的人物。
他倒是不回避朱、陸生前有過的争論，而是把這事說成是朋友之間的互相切磋，互相增益。
他說，朱、陸“生同時，仕同朝，其辯争者，朋友之麗澤益，朱陸書牍具在。
不百餘年異黨之說興，深文巧辟，而為陸學者不勝其謗……而兩家矛盾大行于南北矣”（《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一《龔氏四書朱陸會同序》）。
這顯然也是朱、陸本一的論調。
在元代掀起的這一股朱陸合流的輿論中，鄭玉可以說是他們當中的一個代表人物。
但他不是簡單地說朱、陸學旨本同，而是從朱、陸各有所長，各有所短的這個角度上，提出應調和朱、陸，以使兩家互相取長補短。
此說在元代被一些人認為是深得朱、陸的學旨。
後來，明末的黃宗羲、全祖望等，亦沿承其說（詳見《宋元學案》中的有關按語）。
今将鄭玉在《送葛子熙之武昌學錄序》中的這段話引錄如下： 陸氏之稱朱氏曰江東之學，朱氏之稱陸氏曰江西之學。
兩家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今二百餘年卒未能有同之者。
以予觀之，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明；朱子之質笃實，故好邃密。
蓋各因其質之所近而為學，故所入之塗（途）有不同爾。
及其至也，三綱五常，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哉？況同是堯、舜，同非桀、纣，同尊周、孔，同排佛、老，同以天理為公，同以人欲為私。
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乎？後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
江東之指江西，則曰此怪誕之行也；江西之指江東，則曰此支離之說也，而其異益甚矣，此豈善學聖賢者哉？朱子之說教人為學之常也，陸學之說才高獨得之妙也。
二家之學，亦各不能無弊焉。
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子之談空說妙，至于鹵莽滅裂，而不能盡夫緻知之功。
朱氏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于頹惰委（萎）靡，而無以收其力行之效。
然豈二先生立言垂教之罪者？蓋後之學者之流弊雲爾。
（《師山文集》卷三。
明刻遞修本） 這裡，鄭玉對朱、陸兩家利弊的分析，真可以說是公允之言。
他指出，朱、陸在政治上都是扶持封建倫理綱常，隻是為學的方法和途徑不同而已。
而二家的方法和途徑，陸是高明簡易，但缺點是“談空說妙”，沒有“緻知之功”；朱是笃實邃密，但缺點是支離泛濫，不能收“力行之效”。
鄭玉還在《與汪真卿書》中，又說：陸學“簡易光明”，“無頹堕不振之習”，但“缜密不及晦翁”，“其教盡是略下工夫，而無先後之序”（同上）。
按照鄭玉的說法，朱、陸兩家的利弊已如此清楚，唯有打破門戶，彙其兩家之長。
這種調和朱、陸的論說，比起吳澄、虞集、袁桷等人，似乎更合乎情理，因而他的朱陸調和論，在當時和以後起了很大的影響。
這裡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鄭玉是怎樣調和朱陸的？南宋呂祖謙在調和朱陸時偏于朱，而元代鄭玉則偏于陸。
鄭玉雖然說陸學缺乏緻知、笃實的下學工夫，但還是肯定陸學的本心論是“高明簡易”。
他所以要肯定陸學的本心論，正如虞集說的，是因為陸學的本心論，能“超然有得于孟子先立乎其大之旨”，“于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道園學古錄》卷四十《跋朱先生答陸先生書》），以說明陸學本心論的“高明”。
吳澄在“和會朱陸”中，雖稱“二師之為教一也”，但他強調陸學本心論的重要，說是“問學”當以陸學“尊德性”為主，然後才是朱學“道問學”的下學工夫（《元史》本傳）。
因此他稱“陸子有得于道，壁立萬仞”（《宋元學案·象山學案》），“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學如雷驚霆”（《全集》卷十《象山先生語錄序》）。
他對陸的這種贊頌之詞，卻沒有輕許給朱熹。
他同鄭玉一樣，在主張朱陸合流時，其态度也是偏于陸的。
可見在他們的議論中，一是主張調和朱、陸，不當以門戶之見；二是這種調和，并非随便的折中、拼合，而是取陸學的本心論為主，輔以朱學為學緻知的次序和笃實的下學工夫。
所以，元代的朱陸合流，實際上是以朱學笃實的工夫，去彌補陸學“談空說妙”的弊病，從而使陸學獲得生機。
應當看到，元代不少理學家，不管原來是朱學的人還是陸學的人，他們在朱陸合流中，對朱陸的取舍，都以一種肯定的态度去談論并且兼取陸學的本心論。
所以，陸學的本心論，在派别不同的理學家那裡，事實上是不同程度地被張揚了。
尤其是陸學的本心論，被一些朱學的人所兼融，因而使境遇日下的陸學反而借朱學而得以薪傳。
第二節 朱陸合流的幾種情況 當然，朱陸合流，在不同的人中間，也有不同的情況。
先看一看徘徊于朱陸之間的那些人，是如何取舍朱陸的？ （一）史蒙卿，由宋入元，一直活到元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
他晚年講學“從者益衆”（《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八《靜清處士史君墓志銘》）。
在理學上，《宋元學案》稱他是由陸入朱，與黃震在浙東四明一帶，是振起朱學的人物。
當時浙東“四明之學，祖陸氏而宗楊（簡）、袁（燮），其言朱子之學，自黃東發與先生（史蒙卿）始”（《宋元學案·靜清學案》）。
但是，他并沒有離開陸學的原則。
他在《果齋訓語》中說，“學問進修之大端，其略有四：一曰尚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
所謂“尚志”，是陸象山的“先立乎其大”的意思。
所謂“居敬”，就是“涵養其本原”之心，因為“人心虛靈，天理具足，仁義禮智，皆吾固有。
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非自外而得之也”（同上）。
所以，“窮理”也就是窮其“渾然于吾心”的天理。
通過“窮理”，體認心中之理，自然也就是“反身”。
顯然，這種“進修”方法，比起陸象山的所謂直指本心，是吸取了朱學“缜密”的下學工夫，不是驟然的直指本心。
所以，史蒙卿雖然也講了許多朱學的窮理、博學、審問之類，但是，從“尚志”到“反身”，從出發點到歸結點，還是陸學的主觀唯心主義的方法論。
因為他的立足點是所謂“人心虛靈，天理具足”，“天理之全體，固渾然于吾心”的陸學“心即理”，而不是朱學的“性即理”。
前已提到的鄭玉，從他的師承來說當是陸學，《宋元
又與胡季随書雲，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工泛濫不甚切己，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為克己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
此兩書皆同時所書，正與書中所謂病中絕學損書，卻覺得身心頗相收管，似有少進步處，向來泛濫真是不濟事之語，合蓋其所謂泛濫正坐文字太多，所以此時進學用功實至于此也。
然竊觀其反身以求之說，克己求仁之功，令學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之說，直截如此用功。
蓋其平日問辯講明之說極詳，至此而切己反求之功愈切，是以于此稍卻其文字之支離，深憂夫詞說之泛濫，一旦用力，而其效之至速如此，故樂為朋友言之也。
……朱子嘗歎“道問學”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正謂此也。
（《道園學古錄》卷四十《跋朱先生答陸先生書》） 按照虞集的說法，朱熹生前就已認識“道問學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
所謂“道問學”與“尊德性”，正是朱、陸生前各持一端，争論不休的一樁公案。
而虞集這樣委曲其說，也無非是為了說明朱、陸合流的必要，所要責備的是“兩家門人區區異同”（同上卷四十四《吳澄行狀》），而不知朱到晚年與陸已趨一緻。
袁桷是王應麟的入室弟子，入元為翰林直學士，預修宋、遼、金三史，是一個有影響的人物。
他倒是不回避朱、陸生前有過的争論，而是把這事說成是朋友之間的互相切磋，互相增益。
他說，朱、陸“生同時，仕同朝，其辯争者，朋友之麗澤益，朱陸書牍具在。
不百餘年異黨之說興，深文巧辟，而為陸學者不勝其謗……而兩家矛盾大行于南北矣”（《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一《龔氏四書朱陸會同序》）。
這顯然也是朱、陸本一的論調。
在元代掀起的這一股朱陸合流的輿論中，鄭玉可以說是他們當中的一個代表人物。
但他不是簡單地說朱、陸學旨本同，而是從朱、陸各有所長，各有所短的這個角度上，提出應調和朱、陸，以使兩家互相取長補短。
此說在元代被一些人認為是深得朱、陸的學旨。
後來，明末的黃宗羲、全祖望等，亦沿承其說（詳見《宋元學案》中的有關按語）。
今将鄭玉在《送葛子熙之武昌學錄序》中的這段話引錄如下： 陸氏之稱朱氏曰江東之學，朱氏之稱陸氏曰江西之學。
兩家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今二百餘年卒未能有同之者。
以予觀之，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明；朱子之質笃實，故好邃密。
蓋各因其質之所近而為學，故所入之塗（途）有不同爾。
及其至也，三綱五常，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哉？況同是堯、舜，同非桀、纣，同尊周、孔，同排佛、老，同以天理為公，同以人欲為私。
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乎？後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
江東之指江西，則曰此怪誕之行也；江西之指江東，則曰此支離之說也，而其異益甚矣，此豈善學聖賢者哉？朱子之說教人為學之常也，陸學之說才高獨得之妙也。
二家之學，亦各不能無弊焉。
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子之談空說妙，至于鹵莽滅裂，而不能盡夫緻知之功。
朱氏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于頹惰委（萎）靡，而無以收其力行之效。
然豈二先生立言垂教之罪者？蓋後之學者之流弊雲爾。
（《師山文集》卷三。
明刻遞修本） 這裡，鄭玉對朱、陸兩家利弊的分析，真可以說是公允之言。
他指出，朱、陸在政治上都是扶持封建倫理綱常，隻是為學的方法和途徑不同而已。
而二家的方法和途徑，陸是高明簡易，但缺點是“談空說妙”，沒有“緻知之功”；朱是笃實邃密，但缺點是支離泛濫，不能收“力行之效”。
鄭玉還在《與汪真卿書》中，又說：陸學“簡易光明”，“無頹堕不振之習”，但“缜密不及晦翁”，“其教盡是略下工夫，而無先後之序”（同上）。
按照鄭玉的說法，朱、陸兩家的利弊已如此清楚，唯有打破門戶，彙其兩家之長。
這種調和朱、陸的論說，比起吳澄、虞集、袁桷等人，似乎更合乎情理，因而他的朱陸調和論，在當時和以後起了很大的影響。
這裡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鄭玉是怎樣調和朱陸的？南宋呂祖謙在調和朱陸時偏于朱，而元代鄭玉則偏于陸。
鄭玉雖然說陸學缺乏緻知、笃實的下學工夫，但還是肯定陸學的本心論是“高明簡易”。
他所以要肯定陸學的本心論，正如虞集說的，是因為陸學的本心論，能“超然有得于孟子先立乎其大之旨”，“于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道園學古錄》卷四十《跋朱先生答陸先生書》），以說明陸學本心論的“高明”。
吳澄在“和會朱陸”中，雖稱“二師之為教一也”，但他強調陸學本心論的重要，說是“問學”當以陸學“尊德性”為主，然後才是朱學“道問學”的下學工夫（《元史》本傳）。
因此他稱“陸子有得于道，壁立萬仞”（《宋元學案·象山學案》），“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學如雷驚霆”（《全集》卷十《象山先生語錄序》）。
他對陸的這種贊頌之詞，卻沒有輕許給朱熹。
他同鄭玉一樣，在主張朱陸合流時，其态度也是偏于陸的。
可見在他們的議論中，一是主張調和朱、陸，不當以門戶之見；二是這種調和，并非随便的折中、拼合，而是取陸學的本心論為主，輔以朱學為學緻知的次序和笃實的下學工夫。
所以，元代的朱陸合流，實際上是以朱學笃實的工夫，去彌補陸學“談空說妙”的弊病，從而使陸學獲得生機。
應當看到，元代不少理學家，不管原來是朱學的人還是陸學的人，他們在朱陸合流中，對朱陸的取舍，都以一種肯定的态度去談論并且兼取陸學的本心論。
所以，陸學的本心論，在派别不同的理學家那裡，事實上是不同程度地被張揚了。
尤其是陸學的本心論，被一些朱學的人所兼融，因而使境遇日下的陸學反而借朱學而得以薪傳。
第二節 朱陸合流的幾種情況 當然，朱陸合流，在不同的人中間，也有不同的情況。
先看一看徘徊于朱陸之間的那些人，是如何取舍朱陸的？ （一）史蒙卿，由宋入元，一直活到元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
他晚年講學“從者益衆”（《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八《靜清處士史君墓志銘》）。
在理學上，《宋元學案》稱他是由陸入朱，與黃震在浙東四明一帶，是振起朱學的人物。
當時浙東“四明之學，祖陸氏而宗楊（簡）、袁（燮），其言朱子之學，自黃東發與先生（史蒙卿）始”（《宋元學案·靜清學案》）。
但是，他并沒有離開陸學的原則。
他在《果齋訓語》中說，“學問進修之大端，其略有四：一曰尚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
所謂“尚志”，是陸象山的“先立乎其大”的意思。
所謂“居敬”，就是“涵養其本原”之心，因為“人心虛靈，天理具足，仁義禮智，皆吾固有。
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非自外而得之也”（同上）。
所以，“窮理”也就是窮其“渾然于吾心”的天理。
通過“窮理”，體認心中之理，自然也就是“反身”。
顯然，這種“進修”方法，比起陸象山的所謂直指本心，是吸取了朱學“缜密”的下學工夫，不是驟然的直指本心。
所以，史蒙卿雖然也講了許多朱學的窮理、博學、審問之類，但是，從“尚志”到“反身”，從出發點到歸結點，還是陸學的主觀唯心主義的方法論。
因為他的立足點是所謂“人心虛靈，天理具足”，“天理之全體，固渾然于吾心”的陸學“心即理”，而不是朱學的“性即理”。
前已提到的鄭玉，從他的師承來說當是陸學，《宋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