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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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國《春秋傳》，不僅發揮夷夏之防的思想，而且使《春秋》學更具有理學的氣味。
與劉基同出浙東的宋濂，是宋、元以來金華朱學的傳衍人物。
他強調吾心“天下最大”，以佛教的“明心見性”為“入道之要”。
他“飽閱”佛典，稱儒、佛“其道揆一”，“同一”，謂學道者當兼儒、佛，因而成為金華朱學“三變”之後的“佞佛者流”。
在理學内部，他也主張“折衷群說”，唱朱陸“本一”，其說“有若”元代“和會朱陸”的吳澄。
他強調理學不僅修身，而且用世，“立事功”，“著之于民用”。
由此他推尊陳亮。
這充分反映出明初開國時期的生動氣象。
宋濂最得意的門生是方孝孺。
但方孝孺與乃師宋濂不同，他是“放言驅斥二氏”，被稱為“千秋正學”，“明之學祖”。
他忠于君臣大義，面斥朱棣“篡國”，緻被磔死，以身殉道，實是一個崇信理學而又被理學扼死的戆迂人物。
在理學上，方孝孺認為朱熹而後，不必新著，其要在于道德的實踐，指責一些道學人物侈談性命而行為不端；主張以小學“養其心志，約其形體”，注重治心悟道，而稱朱熹的格物補傳為多餘；倡言以齊家為治國之本，而齊家治國又以《周禮》的宗法制為“遺典大法”；認為《周禮》可以“經世淑民”，行于今日。
與方氏同時而稍後的曹端，是明初北方大儒，開“河北之學”。
其理學多是宋人的議題，好“翻出古人一段公案”，讨論周惇頤提出什麼是“孔顔之樂”的問題，把程颢所說道德修養的精神境界，從玄遠的天人一體，拉到現實的道德實踐中。
尤其是他的《戾說》一篇，提出理氣“一體”，“未嘗有間斷”，委婉地不同意朱熹所謂理與氣如人之乘馬；由此提出了新的論題。
當時羅欽順、王廷相謂曹端提出的理氣無“間斷”，是“深有體認”，但又嫌其不足。
他們發揮曹端理氣“一體”之說，提出“理氣為一物”，“理出于氣”，将理氣颠倒過來，引向唯物主義，因而越出曹端本意，但問題卻是曹端引起的。
在曹端之後，“聞風而起”者是薛瑄。
薛瑄學宗程朱，讀《性理大全》，作《讀書錄》，開山西“河東之學”，門徒遍山西、河南、河北、關隴一帶，蔚為北方朱學大宗。
其理學發揮曹端理氣“一體”之說，謂理散于氣，故“氣中有理”，理氣無“縫隙”。
同樣，在道與器、性與氣的關
與劉基同出浙東的宋濂，是宋、元以來金華朱學的傳衍人物。
他強調吾心“天下最大”，以佛教的“明心見性”為“入道之要”。
他“飽閱”佛典，稱儒、佛“其道揆一”，“同一”，謂學道者當兼儒、佛，因而成為金華朱學“三變”之後的“佞佛者流”。
在理學内部，他也主張“折衷群說”，唱朱陸“本一”，其說“有若”元代“和會朱陸”的吳澄。
他強調理學不僅修身，而且用世，“立事功”，“著之于民用”。
由此他推尊陳亮。
這充分反映出明初開國時期的生動氣象。
宋濂最得意的門生是方孝孺。
但方孝孺與乃師宋濂不同，他是“放言驅斥二氏”，被稱為“千秋正學”，“明之學祖”。
他忠于君臣大義，面斥朱棣“篡國”，緻被磔死，以身殉道，實是一個崇信理學而又被理學扼死的戆迂人物。
在理學上，方孝孺認為朱熹而後，不必新著，其要在于道德的實踐，指責一些道學人物侈談性命而行為不端；主張以小學“養其心志，約其形體”，注重治心悟道，而稱朱熹的格物補傳為多餘；倡言以齊家為治國之本，而齊家治國又以《周禮》的宗法制為“遺典大法”；認為《周禮》可以“經世淑民”，行于今日。
與方氏同時而稍後的曹端，是明初北方大儒，開“河北之學”。
其理學多是宋人的議題，好“翻出古人一段公案”，讨論周惇頤提出什麼是“孔顔之樂”的問題，把程颢所說道德修養的精神境界，從玄遠的天人一體，拉到現實的道德實踐中。
尤其是他的《戾說》一篇，提出理氣“一體”，“未嘗有間斷”，委婉地不同意朱熹所謂理與氣如人之乘馬；由此提出了新的論題。
當時羅欽順、王廷相謂曹端提出的理氣無“間斷”，是“深有體認”，但又嫌其不足。
他們發揮曹端理氣“一體”之說，提出“理氣為一物”，“理出于氣”，将理氣颠倒過來，引向唯物主義，因而越出曹端本意，但問題卻是曹端引起的。
在曹端之後，“聞風而起”者是薛瑄。
薛瑄學宗程朱，讀《性理大全》，作《讀書錄》，開山西“河東之學”，門徒遍山西、河南、河北、關隴一帶，蔚為北方朱學大宗。
其理學發揮曹端理氣“一體”之說，謂理散于氣，故“氣中有理”，理氣無“縫隙”。
同樣，在道與器、性與氣的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