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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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他認為也是道散于器，性賦于氣，故道器不相離，性氣相即。
由此在心性修養方法上，為求得“一個性字”，他主張當于氣中求性。
而氣即萬事萬物、日用人倫。
所以學道者在日用酬酢的道德實踐中，即可獲見此性，達到“複性”。
于是認為道德實踐、恭行禮教本身，就是“複性”。
這在朱學中是偏于“下學”，而不重視心悟的“上達”工夫，緻使他的理學思想“悃愊無華”，趨于偏枯。
其學傳至呂柟，又開明代關中之學。
關中之學的形成，已進入明代中期，适與王學同時，故呂柟曾與王學有所辯論。
但呂柟為首的關中之學，亦以“躬行禮教為本”，同薛瑄一樣，也隻重視道德實踐。
在理學上雖然有所議論，但其大端并無新義，故其學沒有生氣，最後默然無聞，而為王學所淹代。
與北方薛瑄差不多同時的吳與弼，在南方開“崇仁之學”，亦稱朱學大宗。
吳與弼與重視下學工夫的薛瑄相反，他是“兼采朱陸之長”，“尋向上工夫”，其學隻重上達一路，強調“靜中體驗”“靜中思繹”的“靜觀”。
其徒陳白沙和婁諒，或“得其靜觀涵養”，或“得其笃志力行”，俱流衍為王學的“發端”和“啟明”。
明中期王學的産生，與明代前期理學思想的變化不無關系；雖然王學的産生還有其他的原因，不能僅僅歸之于康齋之傳。
通觀有明一代前期一百多年的曆史，雖然有三部理學《大全》的欽定，獨尊程朱，但就程朱理學思想來說，宋濂的“佞佛”，方孝孺的戆迂，曹端的《戾說》，在他們對朱學的“體認”中，與朱學往往不能合轍，有的甚至對朱學是“得其半而失其半”。
後來薛瑄與吳與弼也是各走極端。
薛瑄隻重朱學的下學工夫，以至“困于流俗”；吳與弼隻重朱學的上達工夫，強調“靜觀”“洗心”，以至成為王學的肇端。
在明代前期的理學中，由宋濂、曹端到薛瑄、吳與弼，所出現的這些思想變化，緻使程朱理學的思想體系，被弄得“支離破碎”，這不能不說是王學得以風靡一時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看出，由北宋興起的理學，到明代前期又是一大變化。
一方面是程朱理學真正成為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另一方面就程朱理學的思想來說，卻是不景氣，走下坡路。
自此以後，直到清中期的漢學出現為止，所謂程朱理學，盡管仍然是統治思想，但已沒有活力。
由此在心性修養方法上，為求得“一個性字”，他主張當于氣中求性。
而氣即萬事萬物、日用人倫。
所以學道者在日用酬酢的道德實踐中，即可獲見此性，達到“複性”。
于是認為道德實踐、恭行禮教本身，就是“複性”。
這在朱學中是偏于“下學”，而不重視心悟的“上達”工夫，緻使他的理學思想“悃愊無華”，趨于偏枯。
其學傳至呂柟，又開明代關中之學。
關中之學的形成，已進入明代中期，适與王學同時，故呂柟曾與王學有所辯論。
但呂柟為首的關中之學，亦以“躬行禮教為本”，同薛瑄一樣，也隻重視道德實踐。
在理學上雖然有所議論，但其大端并無新義，故其學沒有生氣，最後默然無聞，而為王學所淹代。
與北方薛瑄差不多同時的吳與弼，在南方開“崇仁之學”，亦稱朱學大宗。
吳與弼與重視下學工夫的薛瑄相反，他是“兼采朱陸之長”，“尋向上工夫”，其學隻重上達一路，強調“靜中體驗”“靜中思繹”的“靜觀”。
其徒陳白沙和婁諒，或“得其靜觀涵養”，或“得其笃志力行”，俱流衍為王學的“發端”和“啟明”。
明中期王學的産生，與明代前期理學思想的變化不無關系；雖然王學的産生還有其他的原因，不能僅僅歸之于康齋之傳。
通觀有明一代前期一百多年的曆史，雖然有三部理學《大全》的欽定，獨尊程朱，但就程朱理學思想來說，宋濂的“佞佛”，方孝孺的戆迂，曹端的《戾說》，在他們對朱學的“體認”中，與朱學往往不能合轍，有的甚至對朱學是“得其半而失其半”。
後來薛瑄與吳與弼也是各走極端。
薛瑄隻重朱學的下學工夫，以至“困于流俗”；吳與弼隻重朱學的上達工夫，強調“靜觀”“洗心”，以至成為王學的肇端。
在明代前期的理學中，由宋濂、曹端到薛瑄、吳與弼，所出現的這些思想變化，緻使程朱理學的思想體系，被弄得“支離破碎”，這不能不說是王學得以風靡一時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看出，由北宋興起的理學，到明代前期又是一大變化。
一方面是程朱理學真正成為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另一方面就程朱理學的思想來說，卻是不景氣，走下坡路。
自此以後，直到清中期的漢學出現為止，所謂程朱理學，盡管仍然是統治思想，但已沒有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