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趙複、許衡的理學思想
關燈
小
中
大
定，而王霸之略明矣。
這裡，趙複說應以“十六字心傳”為君子之學，以得聖人之心，而不當以功利為累。
但不幸的是，先秦諸子競說，未得三代聖人之意。
及至齊桓、晉文、叔向、子産，又以功利競說，為功業奔走。
賈誼、董仲舒雖得聖人之意，然不得其時。
房玄齡、杜如晦能得其時，但又不得聖人之意。
諸葛亮雖高風亮節，但又周旋随世，故不能無偏。
韓愈“義而不取”，“不取”即“不謀”，也就是有義但不謀其利，所以像楊奂讀了韓愈的文章，才真正懂得了三代聖人的“心迹”，通曉了“王道之本原”。
據此，趙複強調君子在于求得聖人之心，不應當計其效果，所以也不應當像齊桓、晉文那樣追求功利。
據《元史·趙複傳》，趙複入元後，有一次元世祖忽必烈“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拒不事元。
所以趙複在元蒙統治之下，不願用世，借楊奂《文集》序，力陳君子不能以事功為累，當求三代“聖人之心”，以獨善其身。
當時人郝經曾經緻書趙複，希望他不要囿于華夷之别（見《陵川文集》卷三十《送漢上趙先生序》），應當“達乎天下”，“由常以達變”，不能“蹈乎常”而不知“變”。
學者不應獨善其身，“富一身而已”，應該使“六經之義，聖人之道”，“衍正脈于異域”，“大放于北方”。
這都是針對趙複的夷夏思想而發的。
當然，這并沒有使趙複動心，他在太極書院待了一年之後，就隐居起來，以緻他晚年的行蹤，不為世人所知。
趙複的學生，也有隐居樂道，拒不仕元的。
《畿輔通志》載： 梁樞，宣德人，初習詞賦，即棄去，已聞京師建太極書院，趙江漢複講其中，徒步往從之，既得江漢所書《希賢錄》，讀之歎曰：“心同道同，希之在我也”。
久之，辭歸。
從學者日衆，晚嗜《易》觀象。
名軒，學者稱象軒先生。
（卷二一五，商務影印本） 趙複另一個學生趙彧，據《宋元學案補遺》卷九十《江漢門人》載，曾做官，後從趙複學，亦隐去。
姚燧于此謂：“趙彧，廣平人，世居盧龍、範陽間，姚牧庵稱其‘約而醇’，官久而卑，操窮而确。
”劉因也從趙複學，為元一代名儒，也是終身不出。
但是，趙複并非消極謝世，在他的内心裡潛藏着光複宋室的一線希望。
蘇天爵《元文類》卷八，收有他一首《覃懷春日》七絕，可以透出其中消息。
詩雲： 江南江北半俘生，蹤迹居然水上萍； 竹雞啼罷山雨黑，蠶子生時桑柘青。
詩的前半是述其生平遭遇，後半是借物托意。
其格調，不同于元好問低徊亡金的詩詞，而是隐隐然的在希望雞鳴山雨，蠶子逢春，情調亢奮，似乎與他消極隐世的行為有矛盾。
其實這是他心存複宋的幻想，與《元史》的作者說他“居燕不忘故土”，稱宋為“父母國”的态度是一緻的。
三、傳授朱注《四書》與元代科舉 前面雖已提到，趙複在燕京太極書院講授程朱理學，但并不清楚他傳授程、朱，尤其是朱熹的哪些著作？這從元人的文集中可以鈎沉到一些情況。
我們知道，由北宋興起的理學，主要是講修己及人的心性修養，所以比較重視《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
因為這裡面有修身的三綱領、八條目以及倫理道德，可供他們矜談妙悟，可以發揮他們的天理、人欲的思想，所以他們把《四書》往往架于五經之上。
這點，朱熹曾在與呂祖謙的信中說到：“蓋為學之序，為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朱子大全》卷三十五《答呂伯恭》）。
因此，朱熹雖然也曾以義理疏釋五經，但作為朱熹的理學代表作，還是他多年集注的《學》《庸》《論》《孟》四書。
也因此，到元初趙複，首傳程朱理學于北方的，自然會有朱熹的《四書集注》。
吳澄弟子虞集曾提及此事。
虞是理學家，也是元代的名士，與趙複同時而稍後。
他在《跋濟甯李璋所刻九經四書》中謂： 昔在世祖皇帝（忽必烈）時，先正許文正公（許衡）得朱子《四書》之說于江漢先生趙氏（複），深潛玩味，而得其旨，以之緻君澤民，以之私淑諸人。
而朱氏諸書，定為國是，學者尊信，無敢疑二。
（趙複）其于天理民彜，誠非小補，所以繼絕學開來世，文不在茲乎？（《道園學古錄》卷四十，四部叢刊初編本刊置卷三十九） 許衡在元代官至左丞、國學祭酒，是元代的理學大儒，自然通過他的表彰，更将趙複傳授的朱注《四書》擴大推行，以至在元仁宗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有程矩夫、元明善、貫雲石（本名小雲石海涯）等人，參與制定的科舉條格，後由中書省奏陳。
其中就明确規定，明經一科中的四書、五經，用程、朱的注本。
其條陳說：“學秀才的，經學、詞賦是兩等，經學的是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勾當……專立德行明經科。
明經内四書、五經，以程子、朱晦庵注解為主”（《通制條格》卷五《科舉類》皇慶二年十月中書省奏議）。
接着，诏頒科場試士，不管蒙古人、色目人，還是南人、漢人，其第一場明經科，俱規定“四書”用朱注本。
如蒙古、色目人，在“《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内設問。
義理精明、文辭典雅為中選。
用朱氏章句集注”；漢人、南人也是在“《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内出題，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同上皇慶二年十一月）。
過了二年，也就是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正式開科試士，即蘇天爵說的“延祐乙卯，仁皇初策進士，登第者五十六人”（《滋溪文稿》卷三十《跋延祐二年廷對拟進帖黃後》）。
從此，朱注被國家定為科場試士的程式，開始成為官學。
這也就是虞集說的，“朱氏諸書，定為國是”。
這顯然是一件大事，所以蘇天爵在後來還一再提及。
他說：“迨仁廟（元仁宗）臨禦，肇興貢舉，網羅俊彥，其程試之法，表章六經。
至于《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專以……朱子之說為主，定為國是，而曲學異說，悉罷黜之”（同上卷五《伊洛淵源錄序》）。
因為科場以朱注為官本，自然要影響到整個社會的讀書、講學之風。
虞集在《考亭書院重建文公祠堂記》中說：“群經、四書之說，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趙複）傳之，我國家（元朝）尊信其學，而講誦授受，必以是為則，而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道園學古錄》卷三十六）。
其後，明、清兩代以朱學為官學，實肇端于元代，而其緣又蓋在于元初趙複的傳授。
所以虞集稱趙複“其于天理民彜，誠非小補”。
四、經學思想片段 理學家總是依托經書說“理”。
趙複雖然沒有留下經注，但從别人的一些記載中，也能鈎稽一點他在經學方面的片段思想。
元代吳萊《淵穎集·序胡氏春秋通旨後》稱： 先正（吳淵穎父）有雲，世之去聖日遠，故學者惟傳經最難，仁甫（趙複）當天下擾攘之際，乃能盡發先儒傳疏而傳之，不亦難乎！ 這裡說趙複“能盡發先儒傳疏”，發先儒之所未發，可見他對儒家的經書是下過一番注疏的功夫的。
吳序就《春秋》經說： 自宋季德安之潰，有趙先生者北至燕。
燕趙之間，學徒從者殆百人，嘗乎出一二經傳及《春秋胡氏傳》，故今胡氏之說特盛行。
由于宋與金、元的長期戰争，南北“聲教不通”，南方以義理疏注的經籍未傳于北。
待元蒙統一中國，北方之有胡氏《春秋》學，也是得之于趙複的傳授。
胡氏，即南宋的胡安國，著有《春秋傳》。
胡安國在宋室南渡之後，憤激于時事，故而借注《春秋》，力陳大義名分，深為一些愛國之士所矚目。
尤其胡安國寓夷夏之防于《春秋》疏注，更激勵着當時對金、元的抗戰氣氛。
這就是心存宋室的趙複，在北方以胡氏《春秋傳》教授門弟子的原因。
由于趙複“盡發”胡氏義旨，使胡氏《春秋》學在元代“特盛”，以至延祐開科試士，其中的《春秋》一經，即以胡氏
這裡，趙複說應以“十六字心傳”為君子之學，以得聖人之心，而不當以功利為累。
但不幸的是，先秦諸子競說，未得三代聖人之意。
及至齊桓、晉文、叔向、子産，又以功利競說，為功業奔走。
賈誼、董仲舒雖得聖人之意，然不得其時。
房玄齡、杜如晦能得其時，但又不得聖人之意。
諸葛亮雖高風亮節，但又周旋随世，故不能無偏。
韓愈“義而不取”，“不取”即“不謀”，也就是有義但不謀其利，所以像楊奂讀了韓愈的文章，才真正懂得了三代聖人的“心迹”，通曉了“王道之本原”。
據此，趙複強調君子在于求得聖人之心，不應當計其效果，所以也不應當像齊桓、晉文那樣追求功利。
據《元史·趙複傳》，趙複入元後，有一次元世祖忽必烈“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拒不事元。
所以趙複在元蒙統治之下，不願用世，借楊奂《文集》序，力陳君子不能以事功為累，當求三代“聖人之心”，以獨善其身。
當時人郝經曾經緻書趙複，希望他不要囿于華夷之别（見《陵川文集》卷三十《送漢上趙先生序》），應當“達乎天下”，“由常以達變”，不能“蹈乎常”而不知“變”。
學者不應獨善其身，“富一身而已”，應該使“六經之義，聖人之道”，“衍正脈于異域”，“大放于北方”。
這都是針對趙複的夷夏思想而發的。
當然，這并沒有使趙複動心，他在太極書院待了一年之後，就隐居起來，以緻他晚年的行蹤，不為世人所知。
趙複的學生，也有隐居樂道，拒不仕元的。
《畿輔通志》載： 梁樞，宣德人，初習詞賦，即棄去，已聞京師建太極書院，趙江漢複講其中，徒步往從之，既得江漢所書《希賢錄》，讀之歎曰：“心同道同，希之在我也”。
久之，辭歸。
從學者日衆，晚嗜《易》觀象。
名軒，學者稱象軒先生。
（卷二一五，商務影印本） 趙複另一個學生趙彧，據《宋元學案補遺》卷九十《江漢門人》載，曾做官，後從趙複學，亦隐去。
姚燧于此謂：“趙彧，廣平人，世居盧龍、範陽間，姚牧庵稱其‘約而醇’，官久而卑，操窮而确。
”劉因也從趙複學，為元一代名儒，也是終身不出。
但是，趙複并非消極謝世，在他的内心裡潛藏着光複宋室的一線希望。
蘇天爵《元文類》卷八，收有他一首《覃懷春日》七絕，可以透出其中消息。
詩雲： 江南江北半俘生，蹤迹居然水上萍； 竹雞啼罷山雨黑，蠶子生時桑柘青。
詩的前半是述其生平遭遇，後半是借物托意。
其格調，不同于元好問低徊亡金的詩詞，而是隐隐然的在希望雞鳴山雨，蠶子逢春，情調亢奮，似乎與他消極隐世的行為有矛盾。
其實這是他心存複宋的幻想，與《元史》的作者說他“居燕不忘故土”，稱宋為“父母國”的态度是一緻的。
三、傳授朱注《四書》與元代科舉 前面雖已提到，趙複在燕京太極書院講授程朱理學，但并不清楚他傳授程、朱，尤其是朱熹的哪些著作？這從元人的文集中可以鈎沉到一些情況。
我們知道，由北宋興起的理學，主要是講修己及人的心性修養，所以比較重視《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
因為這裡面有修身的三綱領、八條目以及倫理道德，可供他們矜談妙悟，可以發揮他們的天理、人欲的思想，所以他們把《四書》往往架于五經之上。
這點，朱熹曾在與呂祖謙的信中說到：“蓋為學之序，為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朱子大全》卷三十五《答呂伯恭》）。
因此，朱熹雖然也曾以義理疏釋五經，但作為朱熹的理學代表作，還是他多年集注的《學》《庸》《論》《孟》四書。
也因此，到元初趙複，首傳程朱理學于北方的，自然會有朱熹的《四書集注》。
吳澄弟子虞集曾提及此事。
虞是理學家，也是元代的名士，與趙複同時而稍後。
他在《跋濟甯李璋所刻九經四書》中謂： 昔在世祖皇帝（忽必烈）時，先正許文正公（許衡）得朱子《四書》之說于江漢先生趙氏（複），深潛玩味，而得其旨，以之緻君澤民，以之私淑諸人。
而朱氏諸書，定為國是，學者尊信，無敢疑二。
（趙複）其于天理民彜，誠非小補，所以繼絕學開來世，文不在茲乎？（《道園學古錄》卷四十，四部叢刊初編本刊置卷三十九） 許衡在元代官至左丞、國學祭酒，是元代的理學大儒，自然通過他的表彰，更将趙複傳授的朱注《四書》擴大推行，以至在元仁宗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有程矩夫、元明善、貫雲石（本名小雲石海涯）等人，參與制定的科舉條格，後由中書省奏陳。
其中就明确規定，明經一科中的四書、五經，用程、朱的注本。
其條陳說：“學秀才的，經學、詞賦是兩等，經學的是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勾當……專立德行明經科。
明經内四書、五經，以程子、朱晦庵注解為主”（《通制條格》卷五《科舉類》皇慶二年十月中書省奏議）。
接着，诏頒科場試士，不管蒙古人、色目人，還是南人、漢人，其第一場明經科，俱規定“四書”用朱注本。
如蒙古、色目人，在“《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内設問。
義理精明、文辭典雅為中選。
用朱氏章句集注”；漢人、南人也是在“《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内出題，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同上皇慶二年十一月）。
過了二年，也就是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正式開科試士，即蘇天爵說的“延祐乙卯，仁皇初策進士，登第者五十六人”（《滋溪文稿》卷三十《跋延祐二年廷對拟進帖黃後》）。
從此，朱注被國家定為科場試士的程式，開始成為官學。
這也就是虞集說的，“朱氏諸書，定為國是”。
這顯然是一件大事，所以蘇天爵在後來還一再提及。
他說：“迨仁廟（元仁宗）臨禦，肇興貢舉，網羅俊彥，其程試之法，表章六經。
至于《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專以……朱子之說為主，定為國是，而曲學異說，悉罷黜之”（同上卷五《伊洛淵源錄序》）。
因為科場以朱注為官本，自然要影響到整個社會的讀書、講學之風。
虞集在《考亭書院重建文公祠堂記》中說：“群經、四書之說，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趙複）傳之，我國家（元朝）尊信其學，而講誦授受，必以是為則，而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道園學古錄》卷三十六）。
其後，明、清兩代以朱學為官學，實肇端于元代，而其緣又蓋在于元初趙複的傳授。
所以虞集稱趙複“其于天理民彜，誠非小補”。
四、經學思想片段 理學家總是依托經書說“理”。
趙複雖然沒有留下經注，但從别人的一些記載中，也能鈎稽一點他在經學方面的片段思想。
元代吳萊《淵穎集·序胡氏春秋通旨後》稱： 先正（吳淵穎父）有雲，世之去聖日遠，故學者惟傳經最難，仁甫（趙複）當天下擾攘之際，乃能盡發先儒傳疏而傳之，不亦難乎！ 這裡說趙複“能盡發先儒傳疏”，發先儒之所未發，可見他對儒家的經書是下過一番注疏的功夫的。
吳序就《春秋》經說： 自宋季德安之潰，有趙先生者北至燕。
燕趙之間，學徒從者殆百人，嘗乎出一二經傳及《春秋胡氏傳》，故今胡氏之說特盛行。
由于宋與金、元的長期戰争，南北“聲教不通”，南方以義理疏注的經籍未傳于北。
待元蒙統一中國，北方之有胡氏《春秋》學，也是得之于趙複的傳授。
胡氏，即南宋的胡安國，著有《春秋傳》。
胡安國在宋室南渡之後，憤激于時事，故而借注《春秋》，力陳大義名分，深為一些愛國之士所矚目。
尤其胡安國寓夷夏之防于《春秋》疏注，更激勵着當時對金、元的抗戰氣氛。
這就是心存宋室的趙複，在北方以胡氏《春秋傳》教授門弟子的原因。
由于趙複“盡發”胡氏義旨，使胡氏《春秋》學在元代“特盛”，以至延祐開科試士，其中的《春秋》一經，即以胡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