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趙複、許衡的理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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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北方理學的傳授者——趙複及其思想
趙複，字仁甫，湖北德安人，學者稱江漢先生，為南宋“鄉貢進士”。
宋理宗端平二年乙未（公元1235年），元兵陷湖北德安，趙複被俘。
其時，楊惟中、姚樞奉窩闊台網羅“南儒”的命令，随元兵南征，知俘囚趙複為“南儒”，遂悉力救護，送往燕京，後即終老于河北真定（今保定）。
《元史》《宋元學案》以及元人諸家文集，以至清人皮錫瑞《經學曆史》，俱稱趙複首傳理學于北方，為理學史上一重要人物。
北儒郝經《與漢上先生論性書》，稱伊洛二程之學，南傳至閩，其後又由趙複載其學，泛入于三晉、齊、魯，以至燕雲遼海，而“有功于吾道”。
郝經與趙複是同時人，并從趙複受學。
他說理學由南到北，始于趙複，這是符合事實的。
但是，在理學史上，這位重要人物，其生平、學行，卻沒有留下詳細的記載。
今據趙複為楊奂作《楊紫陽先生文集序》末有“丙午嘉平節”一語（《元文類》卷三十二），可以推斷他大約生于南宋甯宗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而卒年則在元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以後，享年在八十歲以上[1]。
他的著作，除《元文類》收有《楊紫陽先生文集序》和一首七絕《覃懷春日》以外，沒有其他文字留下來。
《元史》趙傳雖列有他的書目，但今一無所存。
元以來各家述及趙複生平，是本于姚燧《序江漢先生死生》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見《元文類》卷三十四），文中也隻是提到趙複在德安被俘經過，并沒有提供多少有用的思想資料。
黃宗羲、全祖望在《宋元學案》的《晦翁學案》《魯齋學案》中，俱将趙複列于朱熹的學傳，但并沒有列出趙複的師承關系。
元郝經謂趙複“及朱子之門而得其傳，裒然傳道于北方之人，則亦韓子、周子之徒”（《陵川集》卷二十四《與漢上趙先生論性書》）。
清人王梓材就此說，“蓋謂私淑朱子耳，非親及晦翁之門也”（《宋元學案補遺》卷九十）。
依郝、王的說法，趙複之于朱門，并無直接的師承關系。
看來，趙複很可能是自學自得，而後人因其學旨，遂列于朱門系統。
趙複在德安被俘，北送燕京，于次年在太極書院授程朱理學，亡金儒士王粹是他的助手。
據《元史·趙複傳》，謂“學子從者百餘人”。
姚燧《序江漢先生死生》中，謂“遊其門者百餘人”，其見于載籍的，除前列姚樞、郝經、許衡、窦默、劉因而外，還有梁樞、趙彧等。
在這些門弟子和間接受學者當中，一部分如姚樞、許衡是學在用世，做了官，一部分如劉因、梁樞是隐逸不仕，僅為師儒。
這後一部分人比較接近趙複的學行和政治态度。
趙複在太極書院講學，是在元太宗八年（公元1236年）十月，次年即離開太極書院。
趙複在太極書院所講的，是關于孔、孟以來的道統、程朱理學的宗旨、書目之類。
《元史·趙複傳》于此記載說： （楊）惟中聞複論議，始嗜其學，乃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遊、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複講授其中。
複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顔、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後。
别著《伊洛發揮》，以标其宗旨。
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以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
又取伊尹、顔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向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
上列四種書，是用來說明程朱理學的傳承、學旨和範圍。
因為北方，如黃宗羲季子黃百家所說，“自石晉燕雲十六州之割，北方之為異域也久矣”（《宋元學案》卷九十）。
這時“北人雖知有朱夫子，未能盡見其書”（皮錫瑞《經學曆史》）。
不過趙複在太極書院編著的這四種書，也沒有傳下來。
現隻能從元人的文集和《元史》《宋元學案》以及方志中，摭拾叢殘，盡力探索趙複的一些思想情況。
一、簡在心得 《元史·趙複傳》謂趙複“為人”，“樂易而耿介”。
趙複是理學家，所謂“為人”，當指應接酬酢之類。
而趙複應接酬酢，是所謂“樂易”。
“易”即“簡易”。
這說明他在理學上是近于簡易直截的一路。
趙複誡勉元好問的話，可以說明這一點。
據載，“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趙）複贈之以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為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為勉”（《元史·趙複傳》）。
這是針砭元好問陷溺于詞科、事功，而勉之以讀《易》，直求文王、孔子的本意。
這就是他說的與“博”“末”相對的“約”和“本”。
這種“約”“本”就是直求聖人之心，簡在心得，而不旁骛。
這已涉及理學上博、約的方法問題。
對這一問題，郝經在《與漢上趙先生論性書》中，曾有所辯論。
郝經說： 夫道之在人謂之性，所謂仁義中正而主靜焉者也，統而言之則太極之全體也，分而言之則命陰而性陽也，命靜而性動也，天命而人性也，人性而物理也。
合而言之，隻一道爾，又何有論說之多乎者！道之在人一而靜，純粹至善、充實之理而已，又焉有異端之多乎哉！（《陵川集》卷二十四） 郝經在信中說，性本于道，它表現為仁義中正，這些都是“太極之全體”；又說“天命而人性”，“人性而物理”。
這基本上是本于朱熹的說法，雖然在表述上未必确切。
而趙複視為“論說之多”，這似乎是因為郝經在性之上有所謂“太極”，在性之下又有所謂“物理”，把性說得繁多複雜了。
這樣，反過來求道、求天命之性，就無可“簡易”。
因為道之外又有“太極”，就晦澀不明；而“人性而物理”，又勢必不能直接求道。
因為從“物理”去求，就有即物窮理、随事而格的複雜過程。
在趙複看來，就像他誡勉元好問說的，隻在于讀《易》，也就是讀古聖賢書，迳直的去求文王、孔子聖人之心。
這所謂心，當指聖人的“心傳”，而得此“心傳”，即為“君子之學”。
趙複所以有這種“簡易”思想，顯然是同他在宋亡之後，身作“南冠之囚”、不願仕元有關，故在思想上有棄物離事的态度。
當然，他的“簡易”之論和朱熹思想并不相同，但也并不就是陸九淵的直求本心的思想。
二、鄙薄事功與夷夏之辨 前已提到，趙複在理學上主張“簡在心得”，鄙薄事功。
這在他撰的《楊紫陽先生文集序》中，表達得比較清楚。
這篇序，前已考訂，是他晚年八十歲以後作的，載于元人蘇天爵集輯的《元文類》卷三十二。
今摘錄如下： 君子之學，至于王道而止。
學不止于王道，未有不受變于流俗也。
三代聖人，以心學傳天下後世，見于伊尹、傅說之訓，君子将終身焉。
明王不興，諸子各以其意而言學，學者不幸而不得見古人之全體。
蓋桓、文功利之說興，而羲、堯、舜、文之意泯矣。
春秋而降，如叔向、子産、蘧伯玉、季劄之流，以夏、商君子之資，不得少效于王官，去而為列國之名卿材大夫，其功業之隆痹，已較著矣。
賈生、仲舒有其具而不得施，或者每為之掩卷而深悲；玄齡、如晦有其時而亡具，已甚慚德于斯文多矣。
凜然正氣，惟諸葛孔明、王景略諸人，不為流俗之所回奪，然而随世就功，周旋于散微之末已，又不能無偏而不起之患。
大抵君相造命之地，既已暧昧不明，而瞽宗米廪教養之法，因以廢格不舉，故雖有命世絕異之材，卒亦不能迩也。
非其不能迩也，而其故則可知已。
雖然，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然文王猶興，其逮于今。
蓋君子學以為己，必有所入之地。
唐韓愈氏以雖義而不取為主，先生（楊奂）讀之，自以為渙然不逆于心。
使其得君行道，推是心以列諸位，實王道之本原。
雖不能盡充其說，退而斂然以是私淑諸己，先生固已得之矣。
嗚呼！學之為王者事，猶元氣之在萬物，作之則起，抑之則伏，然莫先于嚴誠僞之辨；誠僞
宋理宗端平二年乙未（公元1235年），元兵陷湖北德安，趙複被俘。
其時，楊惟中、姚樞奉窩闊台網羅“南儒”的命令，随元兵南征，知俘囚趙複為“南儒”，遂悉力救護，送往燕京，後即終老于河北真定（今保定）。
《元史》《宋元學案》以及元人諸家文集，以至清人皮錫瑞《經學曆史》，俱稱趙複首傳理學于北方，為理學史上一重要人物。
北儒郝經《與漢上先生論性書》，稱伊洛二程之學，南傳至閩，其後又由趙複載其學，泛入于三晉、齊、魯，以至燕雲遼海，而“有功于吾道”。
郝經與趙複是同時人，并從趙複受學。
他說理學由南到北，始于趙複，這是符合事實的。
但是，在理學史上，這位重要人物，其生平、學行，卻沒有留下詳細的記載。
今據趙複為楊奂作《楊紫陽先生文集序》末有“丙午嘉平節”一語（《元文類》卷三十二），可以推斷他大約生于南宋甯宗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而卒年則在元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以後，享年在八十歲以上[1]。
他的著作，除《元文類》收有《楊紫陽先生文集序》和一首七絕《覃懷春日》以外，沒有其他文字留下來。
《元史》趙傳雖列有他的書目，但今一無所存。
元以來各家述及趙複生平，是本于姚燧《序江漢先生死生》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見《元文類》卷三十四），文中也隻是提到趙複在德安被俘經過，并沒有提供多少有用的思想資料。
黃宗羲、全祖望在《宋元學案》的《晦翁學案》《魯齋學案》中，俱将趙複列于朱熹的學傳，但并沒有列出趙複的師承關系。
元郝經謂趙複“及朱子之門而得其傳，裒然傳道于北方之人，則亦韓子、周子之徒”（《陵川集》卷二十四《與漢上趙先生論性書》）。
清人王梓材就此說，“蓋謂私淑朱子耳，非親及晦翁之門也”（《宋元學案補遺》卷九十）。
依郝、王的說法，趙複之于朱門，并無直接的師承關系。
看來，趙複很可能是自學自得，而後人因其學旨，遂列于朱門系統。
趙複在德安被俘，北送燕京，于次年在太極書院授程朱理學，亡金儒士王粹是他的助手。
據《元史·趙複傳》，謂“學子從者百餘人”。
姚燧《序江漢先生死生》中，謂“遊其門者百餘人”，其見于載籍的，除前列姚樞、郝經、許衡、窦默、劉因而外，還有梁樞、趙彧等。
在這些門弟子和間接受學者當中，一部分如姚樞、許衡是學在用世，做了官，一部分如劉因、梁樞是隐逸不仕，僅為師儒。
這後一部分人比較接近趙複的學行和政治态度。
趙複在太極書院講學，是在元太宗八年（公元1236年）十月，次年即離開太極書院。
趙複在太極書院所講的，是關于孔、孟以來的道統、程朱理學的宗旨、書目之類。
《元史·趙複傳》于此記載說： （楊）惟中聞複論議，始嗜其學，乃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遊、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複講授其中。
複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顔、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後。
别著《伊洛發揮》，以标其宗旨。
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以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
又取伊尹、顔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向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
上列四種書，是用來說明程朱理學的傳承、學旨和範圍。
因為北方，如黃宗羲季子黃百家所說，“自石晉燕雲十六州之割，北方之為異域也久矣”（《宋元學案》卷九十）。
這時“北人雖知有朱夫子，未能盡見其書”（皮錫瑞《經學曆史》）。
不過趙複在太極書院編著的這四種書，也沒有傳下來。
現隻能從元人的文集和《元史》《宋元學案》以及方志中，摭拾叢殘，盡力探索趙複的一些思想情況。
一、簡在心得 《元史·趙複傳》謂趙複“為人”，“樂易而耿介”。
趙複是理學家，所謂“為人”，當指應接酬酢之類。
而趙複應接酬酢，是所謂“樂易”。
“易”即“簡易”。
這說明他在理學上是近于簡易直截的一路。
趙複誡勉元好問的話，可以說明這一點。
據載，“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趙）複贈之以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為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為勉”（《元史·趙複傳》）。
這是針砭元好問陷溺于詞科、事功，而勉之以讀《易》，直求文王、孔子的本意。
這就是他說的與“博”“末”相對的“約”和“本”。
這種“約”“本”就是直求聖人之心，簡在心得，而不旁骛。
這已涉及理學上博、約的方法問題。
對這一問題，郝經在《與漢上趙先生論性書》中，曾有所辯論。
郝經說： 夫道之在人謂之性，所謂仁義中正而主靜焉者也，統而言之則太極之全體也，分而言之則命陰而性陽也，命靜而性動也，天命而人性也，人性而物理也。
合而言之，隻一道爾，又何有論說之多乎者！道之在人一而靜，純粹至善、充實之理而已，又焉有異端之多乎哉！（《陵川集》卷二十四） 郝經在信中說，性本于道，它表現為仁義中正，這些都是“太極之全體”；又說“天命而人性”，“人性而物理”。
這基本上是本于朱熹的說法，雖然在表述上未必确切。
而趙複視為“論說之多”，這似乎是因為郝經在性之上有所謂“太極”，在性之下又有所謂“物理”，把性說得繁多複雜了。
這樣，反過來求道、求天命之性，就無可“簡易”。
因為道之外又有“太極”，就晦澀不明；而“人性而物理”，又勢必不能直接求道。
因為從“物理”去求，就有即物窮理、随事而格的複雜過程。
在趙複看來，就像他誡勉元好問說的，隻在于讀《易》，也就是讀古聖賢書，迳直的去求文王、孔子聖人之心。
這所謂心，當指聖人的“心傳”，而得此“心傳”，即為“君子之學”。
趙複所以有這種“簡易”思想，顯然是同他在宋亡之後，身作“南冠之囚”、不願仕元有關，故在思想上有棄物離事的态度。
當然，他的“簡易”之論和朱熹思想并不相同，但也并不就是陸九淵的直求本心的思想。
二、鄙薄事功與夷夏之辨 前已提到，趙複在理學上主張“簡在心得”，鄙薄事功。
這在他撰的《楊紫陽先生文集序》中，表達得比較清楚。
這篇序，前已考訂，是他晚年八十歲以後作的，載于元人蘇天爵集輯的《元文類》卷三十二。
今摘錄如下： 君子之學，至于王道而止。
學不止于王道，未有不受變于流俗也。
三代聖人，以心學傳天下後世，見于伊尹、傅說之訓，君子将終身焉。
明王不興，諸子各以其意而言學，學者不幸而不得見古人之全體。
蓋桓、文功利之說興，而羲、堯、舜、文之意泯矣。
春秋而降，如叔向、子産、蘧伯玉、季劄之流，以夏、商君子之資，不得少效于王官，去而為列國之名卿材大夫，其功業之隆痹，已較著矣。
賈生、仲舒有其具而不得施，或者每為之掩卷而深悲；玄齡、如晦有其時而亡具，已甚慚德于斯文多矣。
凜然正氣，惟諸葛孔明、王景略諸人，不為流俗之所回奪，然而随世就功，周旋于散微之末已，又不能無偏而不起之患。
大抵君相造命之地，既已暧昧不明，而瞽宗米廪教養之法，因以廢格不舉，故雖有命世絕異之材，卒亦不能迩也。
非其不能迩也，而其故則可知已。
雖然，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然文王猶興，其逮于今。
蓋君子學以為己，必有所入之地。
唐韓愈氏以雖義而不取為主，先生（楊奂）讀之，自以為渙然不逆于心。
使其得君行道，推是心以列諸位，實王道之本原。
雖不能盡充其說，退而斂然以是私淑諸己，先生固已得之矣。
嗚呼！學之為王者事，猶元氣之在萬物，作之則起，抑之則伏，然莫先于嚴誠僞之辨；誠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