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金華朱學的主要特點和曆史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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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曆等各方面學說，都做過廣泛的研究，造詣頗深。
如在地理方面，他對各地山川、風土、物産都很熟悉。
鹹淳間，他籌劃由海道進兵燕薊的路線，“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别隝，難易遠近，曆曆可據以行”（《元史》本傳）。
如果他沒有相當豐富的地域地形知識，就很難設想得如此精确。
他的這項建議雖未被宋朝采用，但在元朝則被視為發展海運之利的重要資料。
關于金履祥治學的特點，清人陸心源說：“其學以由博返約為主，不為性理之空談。
經史皆有撰述，《尚書》則用功尤深”（《重刊金仁山先生〈尚書注〉序》）。
這個評論尚屬公允。
須要指出的是，金履祥作為理學家并沒有擺脫空談性理的習氣。
他盡畢生之力訓釋《尚書》，早年作《尚書注》，晚年作《尚書表注》，頗多創解，成一家之言。
至于其所著《大學疏義》《論孟集注考證》，大都依據于朱熹傳注而略有發揮，殊少新意。
清儒王崇炳謂其“于舉業為近”，唯“考證博通精确，補朱子所不及”（《宋金仁山先生〈大學疏義〉〈論孟考證〉序》）。
史學方面，他費時三十年，著有《資治通鑒前編》。
這部書仿照邵雍《皇極經世書》與胡宏《皇王大紀》體例，上起堯舜，下接于司馬光《資治通鑒》之前，“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系事，複加訓釋”（許謙《資治通鑒前編序》）。
作者往往在論述史事時發揮義理，将曆史納入理學思想體系。
他繼王柏《濂洛文統》之後，編有《濂洛風雅》，選輯周、邵、張、程以至朱、黃、何、王諸家之詩，旨在教人涵養道德，明白義理。
王崇炳指出，金氏“慮後之學者，徒知務本為重，不知省玩物适情之義，未免偏而不全，執而鮮通”（《濂洛風雅序》）。
由此可見，所謂“其學以由博返約為主”，其實，就是貫徹“緻知以窮理”、由分殊而理一的朱熹理學思想方法。
金履祥從學于何基、王柏，因而深受何、王的思想影響。
對此，其門人柳貫有如下評述：“有司以為何公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焞），王公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良佐）。
時稱知言。
而先生則自其盛年親承二氏之教，以克之于己者也”（《仁山先生文集》卷五《行狀》）。
柳貫這一段話幾乎成了後人（其中包括《元史》作者和《宋元學案》作者）對金氏的定評。
誠然，金履祥對何、王二氏思想兼收并蓄，但比較而言，他的思想更接近于王柏。
例如，在社會政治思想方面，他雖不如王柏敢于抨擊時政，議論激烈，但他繼承了王柏注重現實的精神，沒有采取何基那種與世隔絕的消極态度。
在學術上，他也繼承了王柏的疑經精神，唯不如王柏懷疑之甚，治學較為笃實。
在金華四先生中，他對于經學和史學的研究，成績最著。
金履祥著作，除上述各書外，尚有《大學指義》《私淑編》《昨非存稿》（四十歲以前所作詩文）、《仁山新稿》（辛未至乙亥間之作）、《仁山亂稿》（丙子宋亡以後之作）、《仁山噫稿》（壬辰喪子以後之作）。
各稿因藏于家而未及刊行，均已散佚。
現存《仁山集》四卷，附錄一卷。
許謙（公元1270—1337年），字益之，自号白雲山人，學者稱白雲先生。
年少時值宋亡，家破，僑寓借書，刻苦攻讀。
三十一歲，就學于金履祥。
時履祥年已七十，門下弟子數十人，謙獨得器重。
數年後，金履祥病危，臨死前囑許謙将其所著《資治通鑒前編》次錄成定本。
履祥殁後，謙專事講學。
地方官屢欲薦舉，皆固辭不受。
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應肅政廉訪副使趙宏偉之命赴金陵執教，不久回到金華。
後以眼疾倦于應接，屏迹八華山中，不複外出。
而學者翕然往從，“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荊、揚、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其“為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迨千餘人。
……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恥”（《許白雲先生文集》卷首《行實》。
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續編》本，以下簡稱《白雲集》）。
其門牆之盛，逾于何基、王柏、金履祥三人。
時人黃缙謂其“出于三先生之鄉，克任其承傳之重。
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于世。
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複明，朱子之大至許公而益尊”（同上《行實》後語）。
當時，他與北方著名理學家許衡齊名，并稱南北二許。
他對程朱理學的傳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許謙在學術上受金履祥影響很大，而他在政治上并未受到金履祥的民族思想影響。
他隐居不仕，并非懷有“宋室遺民”思想而不願與元朝統治者合作，而是有其自身的原因。
他在《己酉餘年四十》詩中自述道：“白發三千丈，青春四十年。
兩牙搖欲落，雙膝痹如攣。
強仕非時彥，無聞愧昔賢。
自期終見惡，未忍棄遺篇”（同上卷一）。
看來，身體不好（按《行實》亦謂“謙素多疾”）是他不願做官的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志在成就學業，克紹道統，按其所謂孔子以下君師分職的觀點，做職業理學家。
因此，他不但沒有見惡于當世，反而受到封建統治階級的推崇與表彰。
許謙的處世态度，表面上似近于何基。
他也曾贊美何基“嘉遯樂天命”，“玉帛謝三聘”（同上《遊山》）的隐逸思想，實際上他與何基的性格很不相同。
《行實》述其“所以應世者，不膠于古，不流于俗……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說明他很關心現實政治。
事實亦然。
例如，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江西發生農民起義，元朝統治者派兵殘酷鎮壓了這次起義。
許謙聞之歡欣鼓舞，額手稱慶，即作《賀蕭北野萬戶破賊啟》，其中這樣寫道： 方四海之鹹若，俄一隅之震驚。
豈刍牧之失宜，緻草竊之肆毒。
固将安潢池之衆，奈久聚綠林之群。
天讨有加，官軍既集，當決機而取勝，乃列壁而深居。
欲尚巧遲，斯養虎以成患；不如乘勢，将縱賊而遺誰。
顧方略之如公，宜簡知而有命。
（同上卷三） 這個自稱“與鹿豕遊”的許謙，對敢于反抗封建壓迫的農民竟如此仇恨，而對血腥屠殺起義者的劊子手又如此傾心緻賀。
這不但可以看出許謙是怎樣“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的，而且也暴露了他的政治面目。
許謙也是一個博覽群書的學者，于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無不究及。
即于釋、老之言，亦能探其蘊奧，辨其同異，别其是非。
由此而言，他已不像一個“醇儒”。
但他對于理學的承傳，則拘守家法，重習經史，尤重“四書”。
他強調“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于朱子”（《元史》本傳）。
故他著《讀四書叢說》，對朱熹《四書集注》中的理學思想加以?繹引伸，又繪圖以明其說（參見胡鳳丹《讀四書叢說序》，《金華叢書》本）。
他還著有《讀書叢說》《詩集傳名物鈔》，雖多祖述舊聞，綜合諸家之說，然其宗旨皆在闡發朱學。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十六《詩集傳名物鈔》條雲：“謙雖受學于王柏（按此言誤。
柏死時，謙方五歲，未嘗受學。
胡鳳丹《讀四書叢說序》因襲此說，亦誤），而醇正則遠過其師。
研究諸經亦明古義，故是書所考名物音訓，頗有根據，足以補《集注》之阙遺。
”所謂“醇正”，就是笃守儒家教條，以學聖人為準的，有一副更加尊嚴的道學家面孔。
在诠釋經傳方面，許謙雖然祖述王柏、金履祥的某些觀點，卻沒有真正繼承王、金二氏的疑經精神。
他雖然把金華朱學推向了鼎盛時期，而他本人在學術上卻缺乏創造性的見解。
許謙的著作尚有《春秋溫故管窺》《春秋三傳疏義》（胡宗楙《金華經籍志》引：陸元輔曰：“益之又著《三傳義例》未成，未知與《疏義》是否一書？”）、《治忽幾微》（按這是一部通史著作，仿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司馬光卒）、《自省編》等，均佚。
現存《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
第二節 金華朱學的思想特色及其曆史影響 朱熹後學，枝繁葉茂，宗派林立。
金華一支，綿延數世，号稱嫡脈。
和其他朱學學派相比，它較多地保留了正統朱學的色彩。
但是，這一學派在其流傳過程中，由于社會曆史條件的變化以及由于傳授者們各自不同的經曆、品格、學術素養諸種因素的影響，不能不使它逐漸形成自己的學術特色和思想風格。
下面，我們着重論述其理學思想的一些主要特點。
一、宗法性道統觀 道統觀念是理學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
尤其自南宋以來，道統思想随着理學的發展而廣為流行。
當時的理學家們幾乎無不言道統，以克紹道統自任。
這一方面是他們為了适應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治需要而要求确立理學的權威；另一方面，也是他們為了争取其自身能夠享有儒學正宗地位，因而道統承傳的不同序列，往往又是理學内部宗派分野的标志。
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同時也是道統思想的積極倡導者。
王柏曾經指出，“道統之名，不見于古，而起于近世。
故朱子之序《中庸》，拳拳乎道統之不傳，所以憂患天下後世也深矣”（《魯齋集》卷五《跋道統錄》，《金華叢書》本）。
這裡所謂“朱子之序《中庸》”，即指朱熹所作《中庸章句序》。
在這篇序言中，朱熹全面論述了所謂“自上古聖神”以來的道統傳授心法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至孔、曾、思、孟的道統傳授世系，并以二程兄弟“續夫（孟子以後的）千載不傳之緒”，他本人則以承接二程以後的“道統之傳”自許。
王柏說他“拳拳乎道統之不傳”，正好說明他緻力于建立理學的新道統。
在朱熹後學中，黃榦一派，自謂得朱子嫡傳，故其最重道統。
黃榦曾作《聖賢道統傳授總叙說》，進一步發揮了朱熹的道統觀。
他以太極、陰陽、五行之說論證所謂“此道之原之出于天者”；又以所謂聖人“繼天立極”（朱熹語），發明道統，統理人倫，垂世立教，“若天之垂象昭昭然”（引自《宋元學案》卷六十三《勉齋學案》）。
由此可見，他把“道統”的産生和發展，都歸結為“天理”的必然。
黃榦的這個觀點，為其金華後學所繼承。
例如，王柏就曾提出所謂“天地之道統”與“聖人之道統”。
他說： 立天道者，陰陽也。
立地道者，剛柔也。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非天地之道統乎？聖人以仁義設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所以繼絕學而開太平，此則聖人之道統也。
（《跋道統錄》） 應當指出，這種所謂“繼天立極”的道統觀，在理論上是荒謬的。
因為無論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不存在什麼“道統”。
以天理論作為道統論的理論依據，隻不過是理學家們以其對于自然史的虛構來伸張他們對于社會史的虛構。
就其思想來源而言，則是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在理學時代的延伸。
總的說來，金華朱學的道統理論多因襲舊說，而少發明，較之江西朱學學者吳澄的道統論（見本書第二十六章第二節）顯得遜色。
值得注意的是，金華學者特别重視理學的道統。
例如，宋理宗時代，王柏族侄王佖（敬岩）曾奏請朝廷，乞立《道學傳》。
王柏認為，這是不夠的，“區區之愚，以為道統立傳，卻小了道統，當作一《志》。
……伊洛以來，門人弟子，著述書目，悉可類聚，首載吾道”（《魯齋集》卷十七《答陳本齋》，《續金華叢書》本）。
他曾作《拟道統志》二十卷，大概就是按照上述觀點編成的，惜此書已佚，難以窺見其規模。
他的門人車若水（玉峰）編有《道統錄》三巨編，其次第與蔡沈所編《至書》相同，而内容更為詳細。
王佖也編了一部《道統錄》，據王柏說，其内容“但止始自周子，至于黃勉齋，門目煩雜，皆不及此（按指車氏《道統錄》）精當”（同上卷八《答車玉峰》）。
車、王二錄雖均未得見，但由此亦可約略看出金華朱學對理學道統重視的程度。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金華學派以朱學嫡傳自居，故其道統觀不可避免地帶有濃厚的宗法色彩。
他們在統紀濂洛以來師友淵源時，往往以學術傳授次第作為道統承傳世系。
現存金履祥所編《濂洛風雅》，雖屬一部輯錄宋代理學詩的專書，但它也明顯地反映出他們這種宗法性的道統觀。
該書冠以《濂洛詩派圖》，實即道統傳授圖。
它尊周惇頤為理學開山祖（按：王柏在《答陳本齋》中有“周子再開萬世道學之傳”之語），而以二程—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黃榦—何基—王柏這一傳授世系為正宗，餘皆為旁支。
清人戴锜在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所作《濂洛風雅序》中指出了這一特點。
他寫道： 《濂洛風雅》者，仁山先生以《風》《雅》譜婺學也。
吾婺之學，宗文公，祖二程，濂溪則其所自出也。
以龜山（楊時）為程門嫡嗣，而呂（大臨）、謝（良佐）、遊（酢）、尹（焞）則支。
以勉齋（黃榦）為朱門嫡嗣，而西山（蔡元定）、北溪（陳淳）、堂（劉炎）則支。
由黃榦而何（基）而王（柏），則世嫡相傳，直接濂洛程門之詩以共祖，收朱門之詩以同宗。
非是族也，則皆不錄，恐亂宗也。
（《濂洛風雅》卷首，《率祖堂叢書》本） 金華朱學這個詩學譜系，
如在地理方面，他對各地山川、風土、物産都很熟悉。
鹹淳間，他籌劃由海道進兵燕薊的路線，“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别隝，難易遠近，曆曆可據以行”（《元史》本傳）。
如果他沒有相當豐富的地域地形知識，就很難設想得如此精确。
他的這項建議雖未被宋朝采用，但在元朝則被視為發展海運之利的重要資料。
關于金履祥治學的特點，清人陸心源說：“其學以由博返約為主，不為性理之空談。
經史皆有撰述，《尚書》則用功尤深”（《重刊金仁山先生〈尚書注〉序》）。
這個評論尚屬公允。
須要指出的是，金履祥作為理學家并沒有擺脫空談性理的習氣。
他盡畢生之力訓釋《尚書》，早年作《尚書注》，晚年作《尚書表注》，頗多創解，成一家之言。
至于其所著《大學疏義》《論孟集注考證》，大都依據于朱熹傳注而略有發揮，殊少新意。
清儒王崇炳謂其“于舉業為近”，唯“考證博通精确，補朱子所不及”（《宋金仁山先生〈大學疏義〉〈論孟考證〉序》）。
史學方面，他費時三十年，著有《資治通鑒前編》。
這部書仿照邵雍《皇極經世書》與胡宏《皇王大紀》體例，上起堯舜，下接于司馬光《資治通鑒》之前，“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系事，複加訓釋”（許謙《資治通鑒前編序》）。
作者往往在論述史事時發揮義理，将曆史納入理學思想體系。
他繼王柏《濂洛文統》之後，編有《濂洛風雅》，選輯周、邵、張、程以至朱、黃、何、王諸家之詩，旨在教人涵養道德，明白義理。
王崇炳指出，金氏“慮後之學者，徒知務本為重，不知省玩物适情之義，未免偏而不全，執而鮮通”（《濂洛風雅序》）。
由此可見，所謂“其學以由博返約為主”，其實，就是貫徹“緻知以窮理”、由分殊而理一的朱熹理學思想方法。
金履祥從學于何基、王柏，因而深受何、王的思想影響。
對此，其門人柳貫有如下評述：“有司以為何公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焞），王公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良佐）。
時稱知言。
而先生則自其盛年親承二氏之教，以克之于己者也”（《仁山先生文集》卷五《行狀》）。
柳貫這一段話幾乎成了後人（其中包括《元史》作者和《宋元學案》作者）對金氏的定評。
誠然，金履祥對何、王二氏思想兼收并蓄，但比較而言，他的思想更接近于王柏。
例如，在社會政治思想方面，他雖不如王柏敢于抨擊時政，議論激烈，但他繼承了王柏注重現實的精神，沒有采取何基那種與世隔絕的消極态度。
在學術上，他也繼承了王柏的疑經精神，唯不如王柏懷疑之甚，治學較為笃實。
在金華四先生中，他對于經學和史學的研究，成績最著。
金履祥著作，除上述各書外，尚有《大學指義》《私淑編》《昨非存稿》（四十歲以前所作詩文）、《仁山新稿》（辛未至乙亥間之作）、《仁山亂稿》（丙子宋亡以後之作）、《仁山噫稿》（壬辰喪子以後之作）。
各稿因藏于家而未及刊行，均已散佚。
現存《仁山集》四卷，附錄一卷。
許謙（公元1270—1337年），字益之，自号白雲山人，學者稱白雲先生。
年少時值宋亡，家破，僑寓借書，刻苦攻讀。
三十一歲，就學于金履祥。
時履祥年已七十，門下弟子數十人，謙獨得器重。
數年後，金履祥病危，臨死前囑許謙将其所著《資治通鑒前編》次錄成定本。
履祥殁後，謙專事講學。
地方官屢欲薦舉，皆固辭不受。
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應肅政廉訪副使趙宏偉之命赴金陵執教，不久回到金華。
後以眼疾倦于應接，屏迹八華山中，不複外出。
而學者翕然往從，“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荊、揚、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其“為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迨千餘人。
……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恥”（《許白雲先生文集》卷首《行實》。
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續編》本，以下簡稱《白雲集》）。
其門牆之盛，逾于何基、王柏、金履祥三人。
時人黃缙謂其“出于三先生之鄉，克任其承傳之重。
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于世。
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複明，朱子之大至許公而益尊”（同上《行實》後語）。
當時，他與北方著名理學家許衡齊名，并稱南北二許。
他對程朱理學的傳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許謙在學術上受金履祥影響很大，而他在政治上并未受到金履祥的民族思想影響。
他隐居不仕，并非懷有“宋室遺民”思想而不願與元朝統治者合作，而是有其自身的原因。
他在《己酉餘年四十》詩中自述道：“白發三千丈，青春四十年。
兩牙搖欲落，雙膝痹如攣。
強仕非時彥，無聞愧昔賢。
自期終見惡，未忍棄遺篇”（同上卷一）。
看來，身體不好（按《行實》亦謂“謙素多疾”）是他不願做官的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志在成就學業，克紹道統，按其所謂孔子以下君師分職的觀點，做職業理學家。
因此，他不但沒有見惡于當世，反而受到封建統治階級的推崇與表彰。
許謙的處世态度，表面上似近于何基。
他也曾贊美何基“嘉遯樂天命”，“玉帛謝三聘”（同上《遊山》）的隐逸思想，實際上他與何基的性格很不相同。
《行實》述其“所以應世者，不膠于古，不流于俗……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說明他很關心現實政治。
事實亦然。
例如，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江西發生農民起義，元朝統治者派兵殘酷鎮壓了這次起義。
許謙聞之歡欣鼓舞，額手稱慶，即作《賀蕭北野萬戶破賊啟》，其中這樣寫道： 方四海之鹹若，俄一隅之震驚。
豈刍牧之失宜，緻草竊之肆毒。
固将安潢池之衆，奈久聚綠林之群。
天讨有加，官軍既集，當決機而取勝，乃列壁而深居。
欲尚巧遲，斯養虎以成患；不如乘勢，将縱賊而遺誰。
顧方略之如公，宜簡知而有命。
（同上卷三） 這個自稱“與鹿豕遊”的許謙，對敢于反抗封建壓迫的農民竟如此仇恨，而對血腥屠殺起義者的劊子手又如此傾心緻賀。
這不但可以看出許謙是怎樣“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的，而且也暴露了他的政治面目。
許謙也是一個博覽群書的學者，于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無不究及。
即于釋、老之言，亦能探其蘊奧，辨其同異，别其是非。
由此而言，他已不像一個“醇儒”。
但他對于理學的承傳，則拘守家法，重習經史，尤重“四書”。
他強調“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于朱子”（《元史》本傳）。
故他著《讀四書叢說》，對朱熹《四書集注》中的理學思想加以?繹引伸，又繪圖以明其說（參見胡鳳丹《讀四書叢說序》，《金華叢書》本）。
他還著有《讀書叢說》《詩集傳名物鈔》，雖多祖述舊聞，綜合諸家之說，然其宗旨皆在闡發朱學。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十六《詩集傳名物鈔》條雲：“謙雖受學于王柏（按此言誤。
柏死時，謙方五歲，未嘗受學。
胡鳳丹《讀四書叢說序》因襲此說，亦誤），而醇正則遠過其師。
研究諸經亦明古義，故是書所考名物音訓，頗有根據，足以補《集注》之阙遺。
”所謂“醇正”，就是笃守儒家教條，以學聖人為準的，有一副更加尊嚴的道學家面孔。
在诠釋經傳方面，許謙雖然祖述王柏、金履祥的某些觀點，卻沒有真正繼承王、金二氏的疑經精神。
他雖然把金華朱學推向了鼎盛時期，而他本人在學術上卻缺乏創造性的見解。
許謙的著作尚有《春秋溫故管窺》《春秋三傳疏義》（胡宗楙《金華經籍志》引：陸元輔曰：“益之又著《三傳義例》未成，未知與《疏義》是否一書？”）、《治忽幾微》（按這是一部通史著作，仿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司馬光卒）、《自省編》等，均佚。
現存《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
第二節 金華朱學的思想特色及其曆史影響 朱熹後學，枝繁葉茂，宗派林立。
金華一支，綿延數世，号稱嫡脈。
和其他朱學學派相比，它較多地保留了正統朱學的色彩。
但是，這一學派在其流傳過程中，由于社會曆史條件的變化以及由于傳授者們各自不同的經曆、品格、學術素養諸種因素的影響，不能不使它逐漸形成自己的學術特色和思想風格。
下面，我們着重論述其理學思想的一些主要特點。
一、宗法性道統觀 道統觀念是理學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
尤其自南宋以來，道統思想随着理學的發展而廣為流行。
當時的理學家們幾乎無不言道統，以克紹道統自任。
這一方面是他們為了适應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治需要而要求确立理學的權威；另一方面，也是他們為了争取其自身能夠享有儒學正宗地位，因而道統承傳的不同序列，往往又是理學内部宗派分野的标志。
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同時也是道統思想的積極倡導者。
王柏曾經指出，“道統之名，不見于古，而起于近世。
故朱子之序《中庸》，拳拳乎道統之不傳，所以憂患天下後世也深矣”（《魯齋集》卷五《跋道統錄》，《金華叢書》本）。
這裡所謂“朱子之序《中庸》”，即指朱熹所作《中庸章句序》。
在這篇序言中，朱熹全面論述了所謂“自上古聖神”以來的道統傳授心法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至孔、曾、思、孟的道統傳授世系，并以二程兄弟“續夫（孟子以後的）千載不傳之緒”，他本人則以承接二程以後的“道統之傳”自許。
王柏說他“拳拳乎道統之不傳”，正好說明他緻力于建立理學的新道統。
在朱熹後學中，黃榦一派，自謂得朱子嫡傳，故其最重道統。
黃榦曾作《聖賢道統傳授總叙說》，進一步發揮了朱熹的道統觀。
他以太極、陰陽、五行之說論證所謂“此道之原之出于天者”；又以所謂聖人“繼天立極”（朱熹語），發明道統，統理人倫，垂世立教，“若天之垂象昭昭然”（引自《宋元學案》卷六十三《勉齋學案》）。
由此可見，他把“道統”的産生和發展，都歸結為“天理”的必然。
黃榦的這個觀點，為其金華後學所繼承。
例如，王柏就曾提出所謂“天地之道統”與“聖人之道統”。
他說： 立天道者，陰陽也。
立地道者，剛柔也。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非天地之道統乎？聖人以仁義設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所以繼絕學而開太平，此則聖人之道統也。
（《跋道統錄》） 應當指出，這種所謂“繼天立極”的道統觀，在理論上是荒謬的。
因為無論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不存在什麼“道統”。
以天理論作為道統論的理論依據，隻不過是理學家們以其對于自然史的虛構來伸張他們對于社會史的虛構。
就其思想來源而言，則是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在理學時代的延伸。
總的說來，金華朱學的道統理論多因襲舊說，而少發明，較之江西朱學學者吳澄的道統論（見本書第二十六章第二節）顯得遜色。
值得注意的是，金華學者特别重視理學的道統。
例如，宋理宗時代，王柏族侄王佖（敬岩）曾奏請朝廷，乞立《道學傳》。
王柏認為，這是不夠的，“區區之愚，以為道統立傳，卻小了道統，當作一《志》。
……伊洛以來，門人弟子，著述書目，悉可類聚，首載吾道”（《魯齋集》卷十七《答陳本齋》，《續金華叢書》本）。
他曾作《拟道統志》二十卷，大概就是按照上述觀點編成的，惜此書已佚，難以窺見其規模。
他的門人車若水（玉峰）編有《道統錄》三巨編，其次第與蔡沈所編《至書》相同，而内容更為詳細。
王佖也編了一部《道統錄》，據王柏說，其内容“但止始自周子，至于黃勉齋，門目煩雜，皆不及此（按指車氏《道統錄》）精當”（同上卷八《答車玉峰》）。
車、王二錄雖均未得見，但由此亦可約略看出金華朱學對理學道統重視的程度。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金華學派以朱學嫡傳自居，故其道統觀不可避免地帶有濃厚的宗法色彩。
他們在統紀濂洛以來師友淵源時，往往以學術傳授次第作為道統承傳世系。
現存金履祥所編《濂洛風雅》，雖屬一部輯錄宋代理學詩的專書，但它也明顯地反映出他們這種宗法性的道統觀。
該書冠以《濂洛詩派圖》，實即道統傳授圖。
它尊周惇頤為理學開山祖（按：王柏在《答陳本齋》中有“周子再開萬世道學之傳”之語），而以二程—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黃榦—何基—王柏這一傳授世系為正宗，餘皆為旁支。
清人戴锜在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所作《濂洛風雅序》中指出了這一特點。
他寫道： 《濂洛風雅》者，仁山先生以《風》《雅》譜婺學也。
吾婺之學，宗文公，祖二程，濂溪則其所自出也。
以龜山（楊時）為程門嫡嗣，而呂（大臨）、謝（良佐）、遊（酢）、尹（焞）則支。
以勉齋（黃榦）為朱門嫡嗣，而西山（蔡元定）、北溪（陳淳）、堂（劉炎）則支。
由黃榦而何（基）而王（柏），則世嫡相傳，直接濂洛程門之詩以共祖，收朱門之詩以同宗。
非是族也，則皆不錄，恐亂宗也。
（《濂洛風雅》卷首，《率祖堂叢書》本） 金華朱學這個詩學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