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金華朱學的主要特點和曆史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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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金華朱學的主要傳人及其著述
宋室南渡以後，理學重心南移。
浙江金華（婺州）地區文化浸盛，人才輩出，有“小鄒魯”之稱。
孝宗時代（公元1163—1189年），金華著名學者有唐仲友、呂祖謙等。
唐仲友主張經世緻用而與理學異趣，政治上亦受到朱熹的排擠。
呂祖謙承“中原文獻”（關洛之學）之緒而開創婺學，并與朱熹、張栻共同倡道于東南。
金華麗澤書院是南宋著名學府之一，朱熹曾來此講學，接引弟子，傳播理學。
徐僑、葉由庚、楊與立、王翰等，都是金華地區的朱門弟子。
他們對于朱學的傳播雖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還不是金華朱學的主要傳人。
由朱熹高弟黃榦授學的何基及其弟子王柏、柏弟子金履祥、履祥弟子許謙是公認的金華朱學主要傳人。
何、王、金、許，史稱“金華四先生”，因其推廣朱學有功，受到後世封建統治者的褒揚，列為理學正宗。
《宋元學案》立有《北山四先生學案》，專述其學。
何基（公元1188—1269年）字子恭，學者稱北山先生。
少嘗從本鄉陳震習舉子業，但他不喜程課而好義理。
後随父伯慧居江西，時伯慧任臨川縣丞，黃榦适為縣令，何基受父命求學于黃榦門下。
榦“首教以為學須先辦得真心實地刻苦功夫，随事誘掖，始知伊洛之淵源；臨别告之以但讀熟‘四書’，使胸次浃洽，道理自見”（《何北山遺集》卷四、王柏《何北山先生行狀》）。
何基自此接受了理學的思想和方法。
何基從江西回到金華後，隐居故裡盤溪，潛心學問，脩然于水竹之間，人們很少知道他的名字。
自朱熹門人楊與立（字子權，學者稱船山先生，曾任遂昌知縣，原籍福建浦城，後定居蘭谿）一見推服，人們才知道他是一位學者。
于是，“好學之士，次第汲引，而願執經門下”（同上）。
何基也開始執教于鄉裡。
他不以師道自尊，态度謙抑，允許學生和他辯論，因而博得了時人的尊敬和好評。
在學者與官僚往往“一身而二任焉”的封建時代，何基顯得有些例外，是個以布衣終身的理學家。
他一生不事科舉，不受俸祿，無論州郡延聘或朝廷诏命，皆辭不受。
例如，理宗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黃榦弟子趙汝騰（庸齋）出守金華時，對他“首加延聘，且以名聞于朝”（同上）。
他卻繳回照牒，堅不應聘，并賦詩明志：“閉關方喜得幽栖，何用邦侯更品題。
自分終身守環堵，不将一步出盤溪”（同上卷二《繳回太守趙庸齋照牒》）。
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理宗诏除何基史館校勘，繼诏崇政殿說書，後又準特補迪功郎添差婺州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他并不看重這許多頭銜，而以病老力辭。
度宗繼位，複有诏命，亦辭。
他在《辭牍》中說：“某少受學勉齋黃先生，授以紫陽夫子之傳，自此服膺講習，辛勤探索，每媿天分不強，年齒浸暮，義理之蘊奧難窺，師友之淵源日遠，汲汲欲自修分以内事，以是與世幾成隔絕，故非竊隐逸之行以為高也”（同上卷一）。
何基不是政治上的反對派，也不是思想上的“異端”，可以說是儒林中的“苦行僧”。
他之所以不願跻身于官場，正是為着從詩書中探索義理之蘊奧，叙錄師友之淵源，借以承繼道統，弘揚理學。
何基是朱學的忠實信徒。
王柏說他“平時不著述，惟研究考亭（朱熹）之遺書，兀兀窮年而不知老之已至”（同上卷四《何北山先生行狀》）。
這裡，還得補充一句：即便有所著述，也莫不以朱學為依歸。
他這種“确守師訓”的特點，于理學的傳播固然能起相當大的作用，但從思想史而言，則顯得貧乏而缺乏創造精神。
《宋史》本傳指出他“絕類漢儒”，不無道理。
他的著作有：《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啟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錄發揮》等，另有文集十卷（按《宋史》本傳作三十卷）。
其著作大部分皆佚，現存《何北山遺集》四卷。
王柏（公元1197—1274年）字會之，号魯齋。
祖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與朱熹、張栻、呂祖謙相往還。
父翰，問學于朱熹、呂祖謙。
十五歲，父死而孤。
少有大志，仰慕諸葛亮，自号長嘯。
三十歲以後，“始知家學授受之原，慨然捐去俗學以求道”，又以“長嘯”之名“非聖門持敬之道”，更号“魯齋”（見《魯齋集》卷十附錄，葉由庚《圹志》，《金華叢書》本。
按《續金華叢書》另有《魯齋集》二十卷，本章引文将分别注明），因而轉向理學。
他多次造訪朱熹門人楊與立、劉炎（堂）之門。
後經楊與立推薦，遂從學于何基。
與何基一樣，王柏亦無功名官職，畢生盡力于研讨性命之學。
他自述說：“幼孤失學，颠倒沈迷，浸浸乎小人之歸矣。
一旦幡然感悟，棄其舊習，杜門謝客，一意讀書，屏絕科舉之業，克去祿仕之念，日夜探讨洙泗伊洛之淵源，與聖賢相與周旋于簡冊者，今幾十載。
然而氣質昏惰，而未有人十己千之功，以至于必明必剛之地，而又拙于謀生，家事日就凋落，雖有先人之故廬，亦将有飄蕩搖兀之勢，困窮至此足矣，而終不自悔者，每謂受父母至善之元，得天地正通之氣，所以命我者，仁義禮智之性，飽滿充足，其初本無一毫瑕缺也。
今乃喪殘壞，反汲汲乎外物之是保，亦已過矣。
是以洞洞屬屬乎操存持守之方，戰戰兢兢于動靜語默之際，不敢遺本而逐末，不敢徇利以忘義，于世味淡泊，無一毫妄想也。
故平時書牍不題要官，姓名不入修門”（《魯齋集》卷七《上王右司書》，《續金華叢書》本）。
雖然王柏身上散發出濃烈的理學氣味，其志趣、操守和處世态度，無不以理學為型範，但卻又不像乃師何基那樣以梅竹清風自賞，采取幾乎與世隔絕的态度。
他曾多次受聘于麗澤書院任教，直至晚年，還欣然應聘主講于天台上蔡書院。
這使他與社會生活保持聯系，形成自己的思想特色。
王柏思想的特點之一，是他比較注重社會現實問題，而不是一味咀嚼儒家教條，專從詩書中找活計（按：何基在《寬兒輩》詩中有“萬卷詩書真活計，一山梅竹自清風”句）。
他在青年時代“欲以天下用其身”的抱負，雖在後來被他當作“俗學”而捐棄，但在南宋末年民族矛盾和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的形勢下，他的“富國強兵”之志終未泯滅。
他關心國家安危，痛陳時弊，冀求統治者有所更張，挽回頹勢。
例如，王柏看出科舉制度的敗壞，妨礙了國家選用人才。
他說，“士之進退一決于三日之虛文”，“既登高科，則清官要職執卷取償，朝廷雖欲不與，不可得也”（同上卷十一《題呂申公試卷》）。
在他看來，這種憑考卷做官的辦法，是不可以治理天下的，因而主張恢複古代的考選制度。
他還指出，南宋之所以國貧民病，更在于吏治腐敗，剝削太重。
他以号稱富庶之區的兩浙地區為例，指出南渡以來，科配之數日繁，夏稅名目竟有十三種之多，而地方官吏又借定經界版籍之名，巧取豪奪。
故農人之苦，逾于往古，即在秋成之時，也是“百逋叢身，解償之餘，儲積無幾。
往往負販傭工以謀朝夕之嬴者，比比皆是”（同上卷七《社倉利害書》）。
然而，“今勢家巨室，不以輸王賦為能，相習成風。
而有司惟困弱小戶之是征，至再至三，無所愬告，驅而為盜賊而後已”（同上卷四《送曹西溆序》，《金華叢書》本）。
這裡，王柏已經接觸到南宋末年深刻的社會矛盾。
當然，他不可能找到解決這一矛盾的根本辦法。
他企圖從解決國家财政負擔問題入手，反對聚斂無度，借以緩和社會矛盾。
因此，他提出“富國強兵，必以理财為本”（同上）的方案。
如何理财？他說：“理财無巧法，止得輸其所當輸者足矣。
但輸其所當輸，當自公卿大夫始。
是道也，即絜矩之道也，以義為利者也。
平天下無以易此”（同上）。
這種按照封建國家賦稅制度納稅的主張并不足以實現其所謂“富國強兵”的理想，然而他敢于反對公卿大夫、勢家巨室享有法律以外特權的思想，則是他的社會政治思想中的進步成分，表明他和那些重義輕利而不屑于理财的理學家是有所不同的。
但由于南宋統治集團的腐朽，道揆法守已經根本動搖，王柏的“富國強兵”願望隻能化為泡影。
度宗鹹淳九年（公元1273年），元軍攻占軍事重鎮襄陽，南宋王朝土崩瓦解之勢已成，再也無法挽回了。
已是垂暮之年的王柏對于襄樊失守憤恨不已，指責當權者平時不思籌防，“一旦事變之來，莫不束手無策”（同上卷五《書先公獨善汪公帖》）。
次年，他含恨死去。
王柏思想的另一個特點，是他勇于問難質疑而不輕信盲從。
據《宋史·何基傳》載：“王柏既執贽為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
柏高明絕識，序正諸經，弘論英辯，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
……基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辯者十八卷。
”可見其師生之間論辯之多，亦可見王柏的獨立思考精神。
如對傳統的儒家經典，何基認為應當謹守精義，不必多起疑論。
王柏反是，其疑論甚多。
他作《書疑》和《詩疑》，對《尚書》和《詩經》這兩部古代儒家經典公然大發疑論，甚至對朱熹所注《四書》，亦起疑論，表現出大膽的疑經精神（詳見本章二節）。
王柏個性鮮明，不喜歡人雲亦雲。
例如，南宋中葉以來，人們都以為社倉法是朱熹的發明。
王柏不以為然，指出“社倉之法，人皆謂始于朱文公，而不知始于魏國祿元履。
魏公初行于建陽之招賢，文公效而行之崇安之五夫。
然文公之法與魏公少異。
招賢之倉，遇歲不登則告發，及秋斂之，無貸息也。
五夫之倉，春貸秋斂，收息二分，小歉則蠲其半，大饑則盡蠲之，此為小異。
魏公之法雖疏而簡，文公之法雖密而煩”（同上卷七《社倉利害書》）。
王柏不僅将社倉法的發明權還給了魏國祿，而且對朱熹之法表示了非議。
由此可見其不肯輕信盲從的精神。
王柏學識廣博，對天文曆算、地理博物、文字音韻、詩詞書畫都有較深的造詣，于經史尤為精通，頗多“卓識獨見”（《宋史》本傳）。
著述繁富，計八百餘卷。
研究經史方面著作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太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禹貢圖》《書附傳》《詩辯說》（即《詩疑》）、《詩可言》《讀春秋記》《左氏正傳》《續國語》等；有關四書研究的著作有：《魯經章句》《論語衍義》《論語通旨》《孟子通旨》《訂古中庸》《标注四書》等；有關理學研究的著作有：《周子太極衍義》《研幾圖》《伊洛指南》《伊洛精義》《濂洛文統》《拟道學志》《朱子指要》《朱子系年錄》《紫陽詩類》等；其他著作有：《天官考》（《宋史》本傳作《天文考》）、《地理考》《天地造化論》《墨林考》《六義字原》《帝王曆數》《正始之音》《雅歌》《文章指南》《文章複古》《文章續古》《發遣三昧》《雜志》《朝華集》《家乘》《石筍清風錄》《文集》七十五卷。
大部分均已散佚。
現存有《書疑》《詩疑》《研幾圖》等，另《文集》二十卷（按《金華叢書》所收《文集》為十卷）。
他的某些思想言論，亦散見于金履祥、許謙等後學著作中。
金履祥（公元1232—1303年）幼名祥，長名開祥，後更名履祥，字吉父，号次農。
因家居蘭谿仁山之下，學者稱仁山先生。
年十六，補郡博士弟子員。
十八歲，考中待補太學生。
其後潛心詩書，轉向理學。
二十三歲，受業于王柏，從登何基之門。
以後，他還考過進士，未中，自此屏棄科舉。
曾執教于嚴陵（今浙江桐廬）之釣台書院。
恭宗德祐初（公元1275年），授迪功郎、史館編校，他辭而弗受。
宋亡，攜其妻子避居金華山中，後歸蘭谿。
入元不仕，曾館于齊芳書院，從事講學，以著述終其身。
金履祥同王柏一樣，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
《元史》本傳稱：“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為，履祥遂絕意進取。
然負其經濟之略，亦未忍遽忘斯世也。
”元軍圍攻襄樊時，宋朝任事者束手無策。
金履祥目睹國勢危殆，于鹹淳七年（公元1271年）至臨安，以布衣向朝廷進策，請求派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牽制虛，以解襄樊之危。
然“為在位所沮，議格弗上”（明徐袍《宋仁山金先生年譜》引許謙語。
《率祖堂叢書》本），終不果用而去。
宋亡後，他深懷亡國之痛而感念舊知，作《廣箕子操》，抒發胸志，慷慨悲歌。
他寫道： 炎方之将，大地之洋，波湯湯兮，翠華重省方，獨立回天天無光。
此志未就，死矣死矣死南荒！不作田橫，橫來者王。
不學幼安，歸死其鄉。
欲作孔明，無地空翺翔。
惟餘箕子，仁賢之意留蒼茫。
穹壤無窮此恨長，千世萬世，聞者徒悲傷！（同上）[1] 他曾渴望“獨立回天”，扶救宋室，但是，黑暗的現實使他無力回天，成了亡國之民。
他不是壯士，也不是能臣，困難臨頭，沒有能像文天祥、陸秀夫那樣起兵抗元，壯烈犧牲。
他所效法的榜樣隻是箕子，故在改世之後，他以遺民自許，所著文章自署曰“前聘士”，止書甲子，不用年号，以示其節操。
金履祥博學多識，對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
浙江金華（婺州）地區文化浸盛，人才輩出，有“小鄒魯”之稱。
孝宗時代（公元1163—1189年），金華著名學者有唐仲友、呂祖謙等。
唐仲友主張經世緻用而與理學異趣，政治上亦受到朱熹的排擠。
呂祖謙承“中原文獻”（關洛之學）之緒而開創婺學，并與朱熹、張栻共同倡道于東南。
金華麗澤書院是南宋著名學府之一，朱熹曾來此講學，接引弟子，傳播理學。
徐僑、葉由庚、楊與立、王翰等，都是金華地區的朱門弟子。
他們對于朱學的傳播雖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還不是金華朱學的主要傳人。
由朱熹高弟黃榦授學的何基及其弟子王柏、柏弟子金履祥、履祥弟子許謙是公認的金華朱學主要傳人。
何、王、金、許，史稱“金華四先生”，因其推廣朱學有功，受到後世封建統治者的褒揚，列為理學正宗。
《宋元學案》立有《北山四先生學案》，專述其學。
何基（公元1188—1269年）字子恭，學者稱北山先生。
少嘗從本鄉陳震習舉子業，但他不喜程課而好義理。
後随父伯慧居江西，時伯慧任臨川縣丞，黃榦适為縣令，何基受父命求學于黃榦門下。
榦“首教以為學須先辦得真心實地刻苦功夫，随事誘掖，始知伊洛之淵源；臨别告之以但讀熟‘四書’，使胸次浃洽，道理自見”（《何北山遺集》卷四、王柏《何北山先生行狀》）。
何基自此接受了理學的思想和方法。
何基從江西回到金華後，隐居故裡盤溪，潛心學問，脩然于水竹之間，人們很少知道他的名字。
自朱熹門人楊與立（字子權，學者稱船山先生，曾任遂昌知縣，原籍福建浦城，後定居蘭谿）一見推服，人們才知道他是一位學者。
于是，“好學之士，次第汲引，而願執經門下”（同上）。
何基也開始執教于鄉裡。
他不以師道自尊，态度謙抑，允許學生和他辯論，因而博得了時人的尊敬和好評。
在學者與官僚往往“一身而二任焉”的封建時代，何基顯得有些例外，是個以布衣終身的理學家。
他一生不事科舉，不受俸祿，無論州郡延聘或朝廷诏命，皆辭不受。
例如，理宗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黃榦弟子趙汝騰（庸齋）出守金華時，對他“首加延聘，且以名聞于朝”（同上）。
他卻繳回照牒，堅不應聘，并賦詩明志：“閉關方喜得幽栖，何用邦侯更品題。
自分終身守環堵，不将一步出盤溪”（同上卷二《繳回太守趙庸齋照牒》）。
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理宗诏除何基史館校勘，繼诏崇政殿說書，後又準特補迪功郎添差婺州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他并不看重這許多頭銜，而以病老力辭。
度宗繼位，複有诏命，亦辭。
他在《辭牍》中說：“某少受學勉齋黃先生，授以紫陽夫子之傳，自此服膺講習，辛勤探索，每媿天分不強，年齒浸暮，義理之蘊奧難窺，師友之淵源日遠，汲汲欲自修分以内事，以是與世幾成隔絕，故非竊隐逸之行以為高也”（同上卷一）。
何基不是政治上的反對派，也不是思想上的“異端”，可以說是儒林中的“苦行僧”。
他之所以不願跻身于官場，正是為着從詩書中探索義理之蘊奧，叙錄師友之淵源，借以承繼道統，弘揚理學。
何基是朱學的忠實信徒。
王柏說他“平時不著述，惟研究考亭（朱熹）之遺書，兀兀窮年而不知老之已至”（同上卷四《何北山先生行狀》）。
這裡，還得補充一句：即便有所著述，也莫不以朱學為依歸。
他這種“确守師訓”的特點，于理學的傳播固然能起相當大的作用，但從思想史而言，則顯得貧乏而缺乏創造精神。
《宋史》本傳指出他“絕類漢儒”，不無道理。
他的著作有：《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啟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錄發揮》等，另有文集十卷（按《宋史》本傳作三十卷）。
其著作大部分皆佚，現存《何北山遺集》四卷。
王柏（公元1197—1274年）字會之，号魯齋。
祖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與朱熹、張栻、呂祖謙相往還。
父翰，問學于朱熹、呂祖謙。
十五歲，父死而孤。
少有大志，仰慕諸葛亮，自号長嘯。
三十歲以後，“始知家學授受之原，慨然捐去俗學以求道”，又以“長嘯”之名“非聖門持敬之道”，更号“魯齋”（見《魯齋集》卷十附錄，葉由庚《圹志》，《金華叢書》本。
按《續金華叢書》另有《魯齋集》二十卷，本章引文将分别注明），因而轉向理學。
他多次造訪朱熹門人楊與立、劉炎（堂）之門。
後經楊與立推薦，遂從學于何基。
與何基一樣，王柏亦無功名官職，畢生盡力于研讨性命之學。
他自述說：“幼孤失學，颠倒沈迷，浸浸乎小人之歸矣。
一旦幡然感悟，棄其舊習，杜門謝客，一意讀書，屏絕科舉之業，克去祿仕之念，日夜探讨洙泗伊洛之淵源，與聖賢相與周旋于簡冊者，今幾十載。
然而氣質昏惰，而未有人十己千之功，以至于必明必剛之地，而又拙于謀生，家事日就凋落，雖有先人之故廬，亦将有飄蕩搖兀之勢，困窮至此足矣，而終不自悔者，每謂受父母至善之元，得天地正通之氣，所以命我者，仁義禮智之性，飽滿充足，其初本無一毫瑕缺也。
今乃喪殘壞，反汲汲乎外物之是保，亦已過矣。
是以洞洞屬屬乎操存持守之方，戰戰兢兢于動靜語默之際，不敢遺本而逐末，不敢徇利以忘義，于世味淡泊，無一毫妄想也。
故平時書牍不題要官，姓名不入修門”（《魯齋集》卷七《上王右司書》，《續金華叢書》本）。
雖然王柏身上散發出濃烈的理學氣味，其志趣、操守和處世态度，無不以理學為型範，但卻又不像乃師何基那樣以梅竹清風自賞，采取幾乎與世隔絕的态度。
他曾多次受聘于麗澤書院任教，直至晚年，還欣然應聘主講于天台上蔡書院。
這使他與社會生活保持聯系，形成自己的思想特色。
王柏思想的特點之一，是他比較注重社會現實問題，而不是一味咀嚼儒家教條，專從詩書中找活計（按：何基在《寬兒輩》詩中有“萬卷詩書真活計，一山梅竹自清風”句）。
他在青年時代“欲以天下用其身”的抱負，雖在後來被他當作“俗學”而捐棄，但在南宋末年民族矛盾和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的形勢下，他的“富國強兵”之志終未泯滅。
他關心國家安危，痛陳時弊，冀求統治者有所更張，挽回頹勢。
例如，王柏看出科舉制度的敗壞，妨礙了國家選用人才。
他說，“士之進退一決于三日之虛文”，“既登高科，則清官要職執卷取償，朝廷雖欲不與，不可得也”（同上卷十一《題呂申公試卷》）。
在他看來，這種憑考卷做官的辦法，是不可以治理天下的，因而主張恢複古代的考選制度。
他還指出，南宋之所以國貧民病，更在于吏治腐敗，剝削太重。
他以号稱富庶之區的兩浙地區為例，指出南渡以來，科配之數日繁，夏稅名目竟有十三種之多，而地方官吏又借定經界版籍之名，巧取豪奪。
故農人之苦，逾于往古，即在秋成之時，也是“百逋叢身，解償之餘，儲積無幾。
往往負販傭工以謀朝夕之嬴者，比比皆是”（同上卷七《社倉利害書》）。
然而，“今勢家巨室，不以輸王賦為能，相習成風。
而有司惟困弱小戶之是征，至再至三，無所愬告，驅而為盜賊而後已”（同上卷四《送曹西溆序》，《金華叢書》本）。
這裡，王柏已經接觸到南宋末年深刻的社會矛盾。
當然，他不可能找到解決這一矛盾的根本辦法。
他企圖從解決國家财政負擔問題入手，反對聚斂無度，借以緩和社會矛盾。
因此，他提出“富國強兵，必以理财為本”（同上）的方案。
如何理财？他說：“理财無巧法，止得輸其所當輸者足矣。
但輸其所當輸，當自公卿大夫始。
是道也，即絜矩之道也，以義為利者也。
平天下無以易此”（同上）。
這種按照封建國家賦稅制度納稅的主張并不足以實現其所謂“富國強兵”的理想，然而他敢于反對公卿大夫、勢家巨室享有法律以外特權的思想，則是他的社會政治思想中的進步成分，表明他和那些重義輕利而不屑于理财的理學家是有所不同的。
但由于南宋統治集團的腐朽，道揆法守已經根本動搖，王柏的“富國強兵”願望隻能化為泡影。
度宗鹹淳九年（公元1273年），元軍攻占軍事重鎮襄陽，南宋王朝土崩瓦解之勢已成，再也無法挽回了。
已是垂暮之年的王柏對于襄樊失守憤恨不已，指責當權者平時不思籌防，“一旦事變之來，莫不束手無策”（同上卷五《書先公獨善汪公帖》）。
次年，他含恨死去。
王柏思想的另一個特點，是他勇于問難質疑而不輕信盲從。
據《宋史·何基傳》載：“王柏既執贽為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
柏高明絕識，序正諸經，弘論英辯，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
……基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辯者十八卷。
”可見其師生之間論辯之多，亦可見王柏的獨立思考精神。
如對傳統的儒家經典，何基認為應當謹守精義，不必多起疑論。
王柏反是，其疑論甚多。
他作《書疑》和《詩疑》，對《尚書》和《詩經》這兩部古代儒家經典公然大發疑論，甚至對朱熹所注《四書》，亦起疑論，表現出大膽的疑經精神（詳見本章二節）。
王柏個性鮮明，不喜歡人雲亦雲。
例如，南宋中葉以來，人們都以為社倉法是朱熹的發明。
王柏不以為然，指出“社倉之法，人皆謂始于朱文公，而不知始于魏國祿元履。
魏公初行于建陽之招賢，文公效而行之崇安之五夫。
然文公之法與魏公少異。
招賢之倉，遇歲不登則告發，及秋斂之，無貸息也。
五夫之倉，春貸秋斂，收息二分，小歉則蠲其半，大饑則盡蠲之，此為小異。
魏公之法雖疏而簡，文公之法雖密而煩”（同上卷七《社倉利害書》）。
王柏不僅将社倉法的發明權還給了魏國祿，而且對朱熹之法表示了非議。
由此可見其不肯輕信盲從的精神。
王柏學識廣博，對天文曆算、地理博物、文字音韻、詩詞書畫都有較深的造詣，于經史尤為精通，頗多“卓識獨見”（《宋史》本傳）。
著述繁富，計八百餘卷。
研究經史方面著作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太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禹貢圖》《書附傳》《詩辯說》（即《詩疑》）、《詩可言》《讀春秋記》《左氏正傳》《續國語》等；有關四書研究的著作有：《魯經章句》《論語衍義》《論語通旨》《孟子通旨》《訂古中庸》《标注四書》等；有關理學研究的著作有：《周子太極衍義》《研幾圖》《伊洛指南》《伊洛精義》《濂洛文統》《拟道學志》《朱子指要》《朱子系年錄》《紫陽詩類》等；其他著作有：《天官考》（《宋史》本傳作《天文考》）、《地理考》《天地造化論》《墨林考》《六義字原》《帝王曆數》《正始之音》《雅歌》《文章指南》《文章複古》《文章續古》《發遣三昧》《雜志》《朝華集》《家乘》《石筍清風錄》《文集》七十五卷。
大部分均已散佚。
現存有《書疑》《詩疑》《研幾圖》等，另《文集》二十卷（按《金華叢書》所收《文集》為十卷）。
他的某些思想言論，亦散見于金履祥、許謙等後學著作中。
金履祥（公元1232—1303年）幼名祥，長名開祥，後更名履祥，字吉父，号次農。
因家居蘭谿仁山之下，學者稱仁山先生。
年十六，補郡博士弟子員。
十八歲，考中待補太學生。
其後潛心詩書，轉向理學。
二十三歲，受業于王柏，從登何基之門。
以後，他還考過進士，未中，自此屏棄科舉。
曾執教于嚴陵（今浙江桐廬）之釣台書院。
恭宗德祐初（公元1275年），授迪功郎、史館編校，他辭而弗受。
宋亡，攜其妻子避居金華山中，後歸蘭谿。
入元不仕，曾館于齊芳書院，從事講學，以著述終其身。
金履祥同王柏一樣，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
《元史》本傳稱：“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為，履祥遂絕意進取。
然負其經濟之略，亦未忍遽忘斯世也。
”元軍圍攻襄樊時，宋朝任事者束手無策。
金履祥目睹國勢危殆，于鹹淳七年（公元1271年）至臨安，以布衣向朝廷進策，請求派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牽制虛，以解襄樊之危。
然“為在位所沮，議格弗上”（明徐袍《宋仁山金先生年譜》引許謙語。
《率祖堂叢書》本），終不果用而去。
宋亡後，他深懷亡國之痛而感念舊知，作《廣箕子操》，抒發胸志，慷慨悲歌。
他寫道： 炎方之将，大地之洋，波湯湯兮，翠華重省方，獨立回天天無光。
此志未就，死矣死矣死南荒！不作田橫，橫來者王。
不學幼安，歸死其鄉。
欲作孔明，無地空翺翔。
惟餘箕子，仁賢之意留蒼茫。
穹壤無窮此恨長，千世萬世，聞者徒悲傷！（同上）[1] 他曾渴望“獨立回天”，扶救宋室，但是，黑暗的現實使他無力回天，成了亡國之民。
他不是壯士，也不是能臣，困難臨頭，沒有能像文天祥、陸秀夫那樣起兵抗元，壯烈犧牲。
他所效法的榜樣隻是箕子，故在改世之後，他以遺民自許，所著文章自署曰“前聘士”，止書甲子，不用年号，以示其節操。
金履祥博學多識，對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