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程朱理學的修正者——黃震及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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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佛、道的同時，也批評了那些受到佛、道影響，特别是受到佛教影響，以及被他視為“借儒談禅”的理學家。
這種批評，有的地方實際上觸及程、朱。
此外，他還指名批評程門弟子楊時、謝良佐說：“龜山不免雜于佛……上蔡才尤高而弊尤甚，其于佛學殆不止雜而已”（同上卷四十一《讀尹和靖文集》）。
他進而指出，張九成、陸九淵、楊簡諸人之“借儒談禅”，都是由于受到謝良佐的影響： 濂、洛發其精微，後來遂有因精微而遁入空虛者，如張橫浦，如陸象山，如楊慈湖，一節透過一節。
……蓋嘗考究三人之說，無一不出于上蔡。
……上蔡于程門才最高而不幸與揔老交，故其弊如此。
東坡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因以行劫。
原上蔡本心不過欲用其心，禅學遂得而入之。
吾儒之禍，莫烈于此矣！（同上卷八十五《回董瑞州》） 這裡，黃震認為，“借儒談禅”是“吾儒之病”。
黃震之所以有這樣的認識，是因為在他看來，這種“借儒談禅”能誘使人誤入禅學而不自知，具有較大的迷惑性。
他說：“上蔡以禅證儒，是非判然，後世學者尚能辨之。
上蔡既殁，往往羞于言禅，陰稽禅學之說，托名儒學之說，其說愈高，其術愈精，人見其儒也，習之，不知已陷于禅。
此其弊則又甚矣。
”（同上卷四十一《讀上蔡語錄》） 黃震還指出，這種“借儒談禅”的傾向，在他所處的時代，已成為理學家的一種通病。
他說：“近世流弊浸淫，凡言吾儒者，多陰用異端之說，甚者昌言異端之不可廢，而自貶吾儒之不及”（同上卷三十四《讀晦庵先生文集》）。
因此，他主張對這種傾向應大力摒除。
他在讀石介《徂徕文集》時所寫的劄記中曾說：“徂徕先生學正識卓，辟邪說，衛正道，上繼韓子以達于孟子，真百世之師也。
……使先生生乎今之世，見托儒者之名售佛、老之說者，辟之又當如何哉”（《日抄》卷四十五《讀徂徕文集》）？黃震這裡所說的“衛正道”，指的就是維護道統，而他自己則正是以道統的維護者自期的。
黃震在繼承道統論和主張“辟異端”以維護道統的同時，對程、朱的道統論也提出了修正的見解。
韓愈在《原道》中，曾這樣談到儒家的所謂道統：“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轲。
轲之死，不得其傳焉”（《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一）。
這裡有兩個問題：（一）所謂道統之“傳”，應當如何理解？（二）其所傳之“道”，究竟是什麼？關于第一個問題，《河南程氏遺書》卷第十八所記程頤語錄中，在談到《原道》一文時曾說：“如曰：‘轲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
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即認為韓愈是對道統之“傳”“必有所見”，才能說出“轲之死不得其傳”這樣的話來。
由此可見，程頤是把道統之“傳”理解為一種難于窺見的傳授關系。
朱熹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陳同甫》）。
關于第二個問題，朱熹回答說：“如《書》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朱子語類》卷五十八）。
顯然，在朱熹看來，道統之“傳”是堯、舜、禹等所謂“聖人”之間對密旨的親相授受；而《尚書·大禹谟》上所說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十六字，就是他們所傳授之“密旨”。
黃震的看法則不同。
他說： 所謂“傳”者，前後相承之名也。
所謂“道”者，即《原道》之書所謂其位君臣、父子，其教禮、樂、刑、政，其文《詩》《書》《易》《春秋》，以至絲麻、宮室、粟米、疏果、魚肉，皆道之實也。
故曰：“以是”而傳。
“以是”者，指《原道》之書所謂“道”者而言之，以明中國聖人皆以此道而為治也。
故他日論異端，又曰：果孰為而孰傳之耶？正言此之所謂“道”者無非實，而其傳具有自來，彼之所謂“道”者無非虛，而初無所自傳雲爾，非他有面相授受之密傳也。
托附程錄者乃發為異說，稱譽《原道》，以為此“必有所見”，若無所見，所謂傳者，傳個甚麼？嗚呼，異哉！……愚故意其為上蔡謝氏之門依仿而托于程錄也。
（《日抄》卷五十九《讀韓文》） 又說： 愚按古無傳道之說，孔子之學，惟曾子弘毅，足以任道。
子思、孟子皆然。
至今所講明者，皆其說也。
子夏、子張未見其有傳于今也。
韓文公辟佛、老，故言中國之所以治者，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次第相承，具有自來，故以傳言，以辟佛氏之說。
自夷狄晚入中國，于中國之治并無相幹，皆平空杜撰，故他日又曰：果孰為而孰傳之耶？韓文公之言傳道者，意蓋如此。
不幸釋氏以衣缽為傳，其說浸淫，遂使吾儒亦謂若有一物親相授受者，謂之傳道。
此積習之誤，聖門初無是事。
（同上卷四十二《讀陸象山語錄》） 由此可見：（一）黃震認為所謂道統之“傳”，根本不是什麼面相授受的密傳，而不過是前後次第相承之名。
他對道統之“傳”的這種理解，不僅不同于程頤、朱熹，而且在實際上也不同于韓愈。
因為，在韓愈那裡，這種所謂道統之“傳”，畢竟也是一種所謂心傳的關系。
（二）黃震認為，所謂道統之“道”，即韓愈《原道》中所謂的“道”。
在他看來，這種“道”是“聖人”的“治道”。
由于“道統”本身就是一種曆史的虛構，因此，黃震對“道”的這種理解，不可能符合實際。
但他的這種觀點對于朱熹關于道統之“道”的理解，則是一種否定。
（三）黃震認為，那種把道統之“傳”說成是“若有一物親相授受”的觀點，是因襲了佛教傳衣缽的說法。
（四）黃震沒有指名批評程頤，而把程頤論《原道》的語錄說成是可能為謝良佐所杜撰。
這說明，他不願意直接提到程頤。
針對朱熹派理學家以《尚書·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為道統心傳之要，黃震在所寫《讀尚書·人心惟危章》劄記中，這樣批評道： 此章即堯嘗授舜之辭，舜申之以授禹而加詳焉耳。
……蓋舜以始初所得于堯之訓誡并平日所嘗用力于堯之訓誡而目得之者，盡以授禹，使知所以執中而不至于永終耳。
豈為言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二字，而直謂即心是道，蓋陷于禅學而不自知。
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愚按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間，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
理具于吾心而驗于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而别白其是非。
……禅學……以理為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
此蓋不欲言理，為此遁辭，付之不可究诘雲耳。
（《黃氏日抄》卷五） 這裡，黃震不僅批評了借《尚書·大禹谟·人心惟危章》大談所謂“道心”“人心”之分以及“十六字心傳”的朱熹及其門人蔡沈等，而且也批評了“直謂即心是道”的陸九淵。
他指出，“十六字心傳”之說是對《尚書·大禹谟·人心惟危章》的斷章取義，有違原文的本旨。
他更進而指出，所謂“十六字心傳”之說，和陸九淵“直謂即心是道”一樣，都是來源于禅宗的影響。
像黃震這樣對“道統”論的批評，在宋代理學史上，還是少見的。
後來有些思想家對理學思想的批評，往往是以所謂“道統”論作為突破口的。
*** [1]按，《寶祐四年登科錄》（見《粵雅堂叢書三編》）載：“黃震……年四十四，五月十四日辰時生。
”依此逆推，則黃震當生于宋嘉定六年。
其卒年，據近人陳垣考訂，應為元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
參見《輔仁學志》第十二卷第一、二合期，1943年12月版，第286頁，陳垣《黃東發的卒年》。
[2]《黃氏日抄》卷九十四《撫州先聖殿》題下原注：“辛未四月到任”。
宋鹹淳七年，歲次“辛未”。
[3]《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九二《子部·儒家類二》關于《黃氏日抄》雲：“其中八十一卷、八十九卷，原本并阙，其存者實九十五卷也。
”此系未将原佚之第九十二卷算入而緻誤。
[4]朱熹曾多次說過：“道即理”（《朱子語類》卷七十四），并說：“道隻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吳鬥南書》）。
“道訓路，大概說人所共由之路”（《朱子語類》卷八）。
[5]《莊子·人間世》雲：“惟道集虛。
虛者，心齋也。
”郭象注雲：“虛其心則道集于懷也。
”
這種批評，有的地方實際上觸及程、朱。
此外，他還指名批評程門弟子楊時、謝良佐說：“龜山不免雜于佛……上蔡才尤高而弊尤甚，其于佛學殆不止雜而已”（同上卷四十一《讀尹和靖文集》）。
他進而指出，張九成、陸九淵、楊簡諸人之“借儒談禅”，都是由于受到謝良佐的影響： 濂、洛發其精微，後來遂有因精微而遁入空虛者，如張橫浦，如陸象山，如楊慈湖，一節透過一節。
……蓋嘗考究三人之說，無一不出于上蔡。
……上蔡于程門才最高而不幸與揔老交，故其弊如此。
東坡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因以行劫。
原上蔡本心不過欲用其心，禅學遂得而入之。
吾儒之禍，莫烈于此矣！（同上卷八十五《回董瑞州》） 這裡，黃震認為，“借儒談禅”是“吾儒之病”。
黃震之所以有這樣的認識，是因為在他看來，這種“借儒談禅”能誘使人誤入禅學而不自知，具有較大的迷惑性。
他說：“上蔡以禅證儒，是非判然，後世學者尚能辨之。
上蔡既殁，往往羞于言禅，陰稽禅學之說，托名儒學之說，其說愈高，其術愈精，人見其儒也，習之，不知已陷于禅。
此其弊則又甚矣。
”（同上卷四十一《讀上蔡語錄》） 黃震還指出，這種“借儒談禅”的傾向，在他所處的時代，已成為理學家的一種通病。
他說：“近世流弊浸淫，凡言吾儒者，多陰用異端之說，甚者昌言異端之不可廢，而自貶吾儒之不及”（同上卷三十四《讀晦庵先生文集》）。
因此，他主張對這種傾向應大力摒除。
他在讀石介《徂徕文集》時所寫的劄記中曾說：“徂徕先生學正識卓，辟邪說，衛正道，上繼韓子以達于孟子，真百世之師也。
……使先生生乎今之世，見托儒者之名售佛、老之說者，辟之又當如何哉”（《日抄》卷四十五《讀徂徕文集》）？黃震這裡所說的“衛正道”，指的就是維護道統，而他自己則正是以道統的維護者自期的。
黃震在繼承道統論和主張“辟異端”以維護道統的同時，對程、朱的道統論也提出了修正的見解。
韓愈在《原道》中，曾這樣談到儒家的所謂道統：“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轲。
轲之死，不得其傳焉”（《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一）。
這裡有兩個問題：（一）所謂道統之“傳”，應當如何理解？（二）其所傳之“道”，究竟是什麼？關于第一個問題，《河南程氏遺書》卷第十八所記程頤語錄中，在談到《原道》一文時曾說：“如曰：‘轲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
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即認為韓愈是對道統之“傳”“必有所見”，才能說出“轲之死不得其傳”這樣的話來。
由此可見，程頤是把道統之“傳”理解為一種難于窺見的傳授關系。
朱熹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陳同甫》）。
關于第二個問題，朱熹回答說：“如《書》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朱子語類》卷五十八）。
顯然，在朱熹看來，道統之“傳”是堯、舜、禹等所謂“聖人”之間對密旨的親相授受；而《尚書·大禹谟》上所說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十六字，就是他們所傳授之“密旨”。
黃震的看法則不同。
他說： 所謂“傳”者，前後相承之名也。
所謂“道”者，即《原道》之書所謂其位君臣、父子，其教禮、樂、刑、政，其文《詩》《書》《易》《春秋》，以至絲麻、宮室、粟米、疏果、魚肉，皆道之實也。
故曰：“以是”而傳。
“以是”者，指《原道》之書所謂“道”者而言之，以明中國聖人皆以此道而為治也。
故他日論異端，又曰：果孰為而孰傳之耶？正言此之所謂“道”者無非實，而其傳具有自來，彼之所謂“道”者無非虛，而初無所自傳雲爾，非他有面相授受之密傳也。
托附程錄者乃發為異說，稱譽《原道》，以為此“必有所見”，若無所見，所謂傳者，傳個甚麼？嗚呼，異哉！……愚故意其為上蔡謝氏之門依仿而托于程錄也。
（《日抄》卷五十九《讀韓文》） 又說： 愚按古無傳道之說，孔子之學，惟曾子弘毅，足以任道。
子思、孟子皆然。
至今所講明者，皆其說也。
子夏、子張未見其有傳于今也。
韓文公辟佛、老，故言中國之所以治者，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次第相承，具有自來，故以傳言，以辟佛氏之說。
自夷狄晚入中國，于中國之治并無相幹，皆平空杜撰，故他日又曰：果孰為而孰傳之耶？韓文公之言傳道者，意蓋如此。
不幸釋氏以衣缽為傳，其說浸淫，遂使吾儒亦謂若有一物親相授受者，謂之傳道。
此積習之誤，聖門初無是事。
（同上卷四十二《讀陸象山語錄》） 由此可見：（一）黃震認為所謂道統之“傳”，根本不是什麼面相授受的密傳，而不過是前後次第相承之名。
他對道統之“傳”的這種理解，不僅不同于程頤、朱熹，而且在實際上也不同于韓愈。
因為，在韓愈那裡，這種所謂道統之“傳”，畢竟也是一種所謂心傳的關系。
（二）黃震認為，所謂道統之“道”，即韓愈《原道》中所謂的“道”。
在他看來，這種“道”是“聖人”的“治道”。
由于“道統”本身就是一種曆史的虛構，因此，黃震對“道”的這種理解，不可能符合實際。
但他的這種觀點對于朱熹關于道統之“道”的理解，則是一種否定。
（三）黃震認為，那種把道統之“傳”說成是“若有一物親相授受”的觀點，是因襲了佛教傳衣缽的說法。
（四）黃震沒有指名批評程頤，而把程頤論《原道》的語錄說成是可能為謝良佐所杜撰。
這說明，他不願意直接提到程頤。
針對朱熹派理學家以《尚書·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為道統心傳之要，黃震在所寫《讀尚書·人心惟危章》劄記中，這樣批評道： 此章即堯嘗授舜之辭，舜申之以授禹而加詳焉耳。
……蓋舜以始初所得于堯之訓誡并平日所嘗用力于堯之訓誡而目得之者，盡以授禹，使知所以執中而不至于永終耳。
豈為言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二字，而直謂即心是道，蓋陷于禅學而不自知。
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愚按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間，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
理具于吾心而驗于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而别白其是非。
……禅學……以理為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
此蓋不欲言理，為此遁辭，付之不可究诘雲耳。
（《黃氏日抄》卷五） 這裡，黃震不僅批評了借《尚書·大禹谟·人心惟危章》大談所謂“道心”“人心”之分以及“十六字心傳”的朱熹及其門人蔡沈等，而且也批評了“直謂即心是道”的陸九淵。
他指出，“十六字心傳”之說是對《尚書·大禹谟·人心惟危章》的斷章取義，有違原文的本旨。
他更進而指出，所謂“十六字心傳”之說，和陸九淵“直謂即心是道”一樣，都是來源于禅宗的影響。
像黃震這樣對“道統”論的批評，在宋代理學史上，還是少見的。
後來有些思想家對理學思想的批評，往往是以所謂“道統”論作為突破口的。
*** [1]按，《寶祐四年登科錄》（見《粵雅堂叢書三編》）載：“黃震……年四十四，五月十四日辰時生。
”依此逆推，則黃震當生于宋嘉定六年。
其卒年，據近人陳垣考訂，應為元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
參見《輔仁學志》第十二卷第一、二合期，1943年12月版，第286頁，陳垣《黃東發的卒年》。
[2]《黃氏日抄》卷九十四《撫州先聖殿》題下原注：“辛未四月到任”。
宋鹹淳七年，歲次“辛未”。
[3]《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九二《子部·儒家類二》關于《黃氏日抄》雲：“其中八十一卷、八十九卷，原本并阙，其存者實九十五卷也。
”此系未将原佚之第九十二卷算入而緻誤。
[4]朱熹曾多次說過：“道即理”（《朱子語類》卷七十四），并說：“道隻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吳鬥南書》）。
“道訓路，大概說人所共由之路”（《朱子語類》卷八）。
[5]《莊子·人間世》雲：“惟道集虛。
虛者，心齋也。
”郭象注雲：“虛其心則道集于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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