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程朱理學的修正者——黃震及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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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李心傳的六篇傳記，系黃震于鹹淳四年（戊辰）任史館校閱時所作。
（五）《仰天遺草》一卷。
關于此書，《（康熙）〈鄞縣志〉》卷二十《修辭考·著述》有著錄。
原書已佚。
第二節 黃震的宇宙論 在宇宙論方面，黃震認為：“理無定形，亦無終窮。
……事萬變而不齊，而理無不在。
……理本無所不包”（《日抄》卷六十八《讀葉水心文集》），“理雖曆萬世而無變”（《日抄》卷四十《讀東萊先生文集》）。
這同朱熹所謂“儒者以理為不生不滅”（《朱子語類》卷一二六），理“無所适而不在”（《朱文公文集》卷七十《讀大紀》）等提法沒有什麼兩樣，也是把精神性的“理”說成是超時空的存在。
黃震還因襲了朱熹關于“天理流行”的觀點，一再談道：“雲為百措，無非天理之流行”（《日抄》卷九十三《謝王倉使破白改官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造化生息之仁，而至理流行之寓”（同上卷八十六《林水會心記》），“一事一物之微，一舉一動之暫，無非天理之流行”（同上卷八十七《止庵記》），等等。
“理”又被等同于“太極”，“天理流行”亦即“太極”之流行。
所以，他又說：“一太極之妙，流行發見于萬物”（同上卷九十一《書劉拙逸詩後》）。
依照這種觀點，天地間的一切事物，都成了他所謂的“理”（或“太極”）的體現。
這就颠倒了客觀物質世界同觀念之間的關系，說明黃震的宇宙論是繼承了朱熹的客觀唯心主義的天理論。
黃震在繼承朱熹天理論的同時，對程朱理學關于“道”的觀點有所修正。
首先，黃震批評了認為“道”超出天地人事之外的觀點。
他說： 道即理也。
粲然于天地間者皆理也。
不謂之理而謂之道者，道者，大路之名，人之無有不由于理，亦猶人之無有不由于路。
謂理為道者，正以人所當行，欲人之曉然易見，而非超出人事之外，他有所謂高深之道也。
（同上卷八十二《臨汝書堂癸酉歲旦講義》） 夫道，即日用常行之理。
不謂之理而謂之道者，道者，大路之稱。
即其所易見，形其所難見，使知人之未有不由于理，亦猶人之未有不由于路。
故謂理為道，而凡粲然天地間，人之所常行者皆道矣。
奈何世衰道微，橫議者作，創以恍惚窈冥為道，若以道為别有一物，超出天地之外，使人謝絕生理，離形去智，終其身以求之而終無得焉。
籲，可怪也！（同上卷九十五《讀抱樸子》） 這裡，無論是“道即理”“道即日用常行之理”的命題，或是“道者，大路之名”，“人之所常行者皆道”的提法，都淵源于朱熹[4]。
但是，黃震由此而進一步反複強調“道”不在天地人事之外，則是對朱熹的觀點的一種修正。
我們知道，在朱熹那裡，“道”作為與“理”等同的範疇，既是指作為道德倫理準則的“理”，即“人道”；也是指作為宇宙主宰、萬物本原的“理”，即“天道”。
就前者而論，朱熹認為“理”在事中；就後者而論，朱熹則強調“理”在事先，認為“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朱子語類》卷一）。
即認為“理”（“道”）可以獨立存在于天地之外。
這兩種觀點以“理”生“氣”為紐帶，互相聯系，共存于朱熹天理論的思想體系中。
然而，在上面的引文中，黃震卻是以“道”在事中的觀點，否定“道”（“理”）在天地人事之外的觀點。
這就在實際上背離了朱熹的“理”在事先說。
黃震在批評老子關于“道”的觀點時，曾說：“愚觀老氏首言道可道，非常道。
又曰：可道非道。
是首破天下萬世常行之理，而後來之蕩空者皆從而衍之也”（同上卷六十一《讀歐陽文》）。
這裡，他是把“道”在事中的觀點同老子“道”先天地生的觀點對立了起來，用前者否定後者。
我們知道，朱熹的“理”在事先說，與老子關于“道”先天地生的觀點是一脈相通的。
所以，黃震對老子“道”論的批評，實際上也是對朱熹“理”在事先說的背離。
其次，黃震依據“道”在事中的觀點，批評了二程及其門人謝良佐對于曾晳的贊揚，反對他們“遺落世事，指為道妙”。
《黃氏日抄》卷二《讀論語·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中說： 四子侍坐，而夫子啟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試言其用于世，當何如也？三子皆言為國之事，皆答問之正也。
曾晳，孔門之狂者也，無意于世者也。
故自言其潇灑之趣。
此非答問之正也。
夫子以行道救世為心……夫子豈以忘世自樂為賢，獨與點而不與三子哉？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不原夫子喟歎之本旨……單摭與點數語而張皇之，遺落世事，指為道妙。
甚至謝上蔡以曾晳想象之言為實有暮春浴沂之事，雲三子為曾晳獨對春風冷眼看破……是蓋學于程子而失者也。
程子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
”此語微過于形容，上蔡因之而遂失也。
……曾晳固未得與堯、舜比，豈得與夫子比？ 這裡，黃震以孔子為“行道救世”的表率，把“為國之事”視為“行道救世”的具體表現。
顯然，他認為“道”即存在于“為國之事”中。
因此，在他看來，“無意于世”的曾晳，是于此“道”無緣的。
而二程、謝良佐對曾晳的贊揚之詞，什麼“堯、舜氣象”，什麼“冷眼看破”雲雲，也就自然是“遺落世事，指為道妙”，即沒有講明“道”之真正所在了。
應當指出，在贊揚曾晳這點上，朱熹比二程、謝良佐更甚。
他在《論語集注》《先進·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注中說：“曾點之學，蓋以有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
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見于言外。
視三子之規規于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
”即認為曾晳能達到一種使自己内心充滿“天理”，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的精神境界，因而是隻知拘泥于具體事物的子路、冉有、公西華三人所不能相比的。
由此可見，黃震所批評的“遺落世事，指為道妙”的思想傾向，實際上也是包括了朱熹的這種觀點在内的。
第三，黃震還批評朱熹後學的“道”論。
他說：“文公（指朱熹）既沒，其學雖盛行，學者乃不于其切實而獨于其高遠。
……說《論語》舍孝弟忠信不言而獨講一貫”（《日抄》卷八十二《撫州辛未冬至講義》）。
他指出，朱熹後學這種“舍孝弟忠信不言而獨講一貫”的思想傾向，是對孔子《論語》所謂“吾道一以貫之”的“道”論的斷章取義，是受“異端之說”影響而産生的“蕩空之說”（同上卷八十二《臨汝書堂癸酉歲旦講義》）。
同時，他還反複批評朱熹後學中有人認為“道不必貫而本一”的觀點。
他說：“近或推之愈高，謂道本自一，不必言貫，此固非後學所敢言”（同上卷二《讀論語》）。
又說：“謂不必言貫，此道不必貫而本一。
嗚呼！此‘有物混成’之說也，而可以亂聖言哉”（同上卷八十二《臨汝書堂癸酉歲旦講義》）？即認為，“道不必貫而本一”的觀點，正是直接繼承了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道”論。
這裡必須着重指出： （一）如上所述，黃震是把“理”視為亘古永存、無所不在的超時空的存在的，然而又反複強調“道”（“理”）在事中的觀點，否認天地人事之外有什麼“道”（“理”）的存在。
顯而易見，黃震的宇宙論是有着内在的矛盾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黃氏日抄》中并沒有專門闡發過“理”生“氣”的問題，而且黃震還表示強烈反對那種不知“實修”，“惟言太極”的風氣（同上卷三十三《讀周子太極通書》）。
他甚至說：對于朱熹，“世不患不見其明理之書，患不見其論政之書”（同上卷九十《晦庵與江玉汝往複帖序》）。
可見，黃震對于從本體論的角度探讨“理”的問題，并不重視。
（二）黃震以上所論的“道”，既然是指所謂“人所當行”的“日用常行之理”，可知他所謂的“道”，指的是封建倫理道德規範，那麼，他所謂的“事”與“道”的關系，也就根本不是指客觀事物及其内部的規律性，而是指在人們的生活中，踐履封建倫理道德的問題。
因此，他所主張的“道”在事中的觀點，并不是唯物主義的觀點，而仍屬于唯心主義理學的範疇。
第三節 黃震的性論 在性論方面，黃震繼承了程、朱“性即理”的觀點。
他說：“‘性即理也’一語，近世間有疑之者，愚意訓義不得不有所托以明之耳。
……性本指人物之所禀賦，然不得不推所賦之實理為說，故曰：‘性即理也’。
陳氏曰：‘理是汛言天地間公共之理，性是言在我之理，隻此一理，受于天而為我所有，故謂之性。
’此語足以解或者之疑矣”（同上卷二十五《讀禮記》）。
很清楚，他同程、朱一樣，認為所謂“性”，是人與物所禀賦的“天理”。
對于由
（五）《仰天遺草》一卷。
關于此書，《（康熙）〈鄞縣志〉》卷二十《修辭考·著述》有著錄。
原書已佚。
第二節 黃震的宇宙論 在宇宙論方面，黃震認為：“理無定形，亦無終窮。
……事萬變而不齊，而理無不在。
……理本無所不包”（《日抄》卷六十八《讀葉水心文集》），“理雖曆萬世而無變”（《日抄》卷四十《讀東萊先生文集》）。
這同朱熹所謂“儒者以理為不生不滅”（《朱子語類》卷一二六），理“無所适而不在”（《朱文公文集》卷七十《讀大紀》）等提法沒有什麼兩樣，也是把精神性的“理”說成是超時空的存在。
黃震還因襲了朱熹關于“天理流行”的觀點，一再談道：“雲為百措，無非天理之流行”（《日抄》卷九十三《謝王倉使破白改官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造化生息之仁，而至理流行之寓”（同上卷八十六《林水會心記》），“一事一物之微，一舉一動之暫，無非天理之流行”（同上卷八十七《止庵記》），等等。
“理”又被等同于“太極”，“天理流行”亦即“太極”之流行。
所以，他又說：“一太極之妙，流行發見于萬物”（同上卷九十一《書劉拙逸詩後》）。
依照這種觀點，天地間的一切事物，都成了他所謂的“理”（或“太極”）的體現。
這就颠倒了客觀物質世界同觀念之間的關系，說明黃震的宇宙論是繼承了朱熹的客觀唯心主義的天理論。
黃震在繼承朱熹天理論的同時，對程朱理學關于“道”的觀點有所修正。
首先，黃震批評了認為“道”超出天地人事之外的觀點。
他說： 道即理也。
粲然于天地間者皆理也。
不謂之理而謂之道者，道者，大路之名，人之無有不由于理，亦猶人之無有不由于路。
謂理為道者，正以人所當行，欲人之曉然易見，而非超出人事之外，他有所謂高深之道也。
（同上卷八十二《臨汝書堂癸酉歲旦講義》） 夫道，即日用常行之理。
不謂之理而謂之道者，道者，大路之稱。
即其所易見，形其所難見，使知人之未有不由于理，亦猶人之未有不由于路。
故謂理為道，而凡粲然天地間，人之所常行者皆道矣。
奈何世衰道微，橫議者作，創以恍惚窈冥為道，若以道為别有一物，超出天地之外，使人謝絕生理，離形去智，終其身以求之而終無得焉。
籲，可怪也！（同上卷九十五《讀抱樸子》） 這裡，無論是“道即理”“道即日用常行之理”的命題，或是“道者，大路之名”，“人之所常行者皆道”的提法，都淵源于朱熹[4]。
但是，黃震由此而進一步反複強調“道”不在天地人事之外，則是對朱熹的觀點的一種修正。
我們知道，在朱熹那裡，“道”作為與“理”等同的範疇，既是指作為道德倫理準則的“理”，即“人道”；也是指作為宇宙主宰、萬物本原的“理”，即“天道”。
就前者而論，朱熹認為“理”在事中；就後者而論，朱熹則強調“理”在事先，認為“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朱子語類》卷一）。
即認為“理”（“道”）可以獨立存在于天地之外。
這兩種觀點以“理”生“氣”為紐帶，互相聯系，共存于朱熹天理論的思想體系中。
然而，在上面的引文中，黃震卻是以“道”在事中的觀點，否定“道”（“理”）在天地人事之外的觀點。
這就在實際上背離了朱熹的“理”在事先說。
黃震在批評老子關于“道”的觀點時，曾說：“愚觀老氏首言道可道，非常道。
又曰：可道非道。
是首破天下萬世常行之理，而後來之蕩空者皆從而衍之也”（同上卷六十一《讀歐陽文》）。
這裡，他是把“道”在事中的觀點同老子“道”先天地生的觀點對立了起來，用前者否定後者。
我們知道，朱熹的“理”在事先說，與老子關于“道”先天地生的觀點是一脈相通的。
所以，黃震對老子“道”論的批評，實際上也是對朱熹“理”在事先說的背離。
其次，黃震依據“道”在事中的觀點，批評了二程及其門人謝良佐對于曾晳的贊揚，反對他們“遺落世事，指為道妙”。
《黃氏日抄》卷二《讀論語·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中說： 四子侍坐，而夫子啟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試言其用于世，當何如也？三子皆言為國之事，皆答問之正也。
曾晳，孔門之狂者也，無意于世者也。
故自言其潇灑之趣。
此非答問之正也。
夫子以行道救世為心……夫子豈以忘世自樂為賢，獨與點而不與三子哉？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不原夫子喟歎之本旨……單摭與點數語而張皇之，遺落世事，指為道妙。
甚至謝上蔡以曾晳想象之言為實有暮春浴沂之事，雲三子為曾晳獨對春風冷眼看破……是蓋學于程子而失者也。
程子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
”此語微過于形容，上蔡因之而遂失也。
……曾晳固未得與堯、舜比，豈得與夫子比？ 這裡，黃震以孔子為“行道救世”的表率，把“為國之事”視為“行道救世”的具體表現。
顯然，他認為“道”即存在于“為國之事”中。
因此，在他看來，“無意于世”的曾晳，是于此“道”無緣的。
而二程、謝良佐對曾晳的贊揚之詞，什麼“堯、舜氣象”，什麼“冷眼看破”雲雲，也就自然是“遺落世事，指為道妙”，即沒有講明“道”之真正所在了。
應當指出，在贊揚曾晳這點上，朱熹比二程、謝良佐更甚。
他在《論語集注》《先進·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注中說：“曾點之學，蓋以有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
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見于言外。
視三子之規規于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
”即認為曾晳能達到一種使自己内心充滿“天理”，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的精神境界，因而是隻知拘泥于具體事物的子路、冉有、公西華三人所不能相比的。
由此可見，黃震所批評的“遺落世事，指為道妙”的思想傾向，實際上也是包括了朱熹的這種觀點在内的。
第三，黃震還批評朱熹後學的“道”論。
他說：“文公（指朱熹）既沒，其學雖盛行，學者乃不于其切實而獨于其高遠。
……說《論語》舍孝弟忠信不言而獨講一貫”（《日抄》卷八十二《撫州辛未冬至講義》）。
他指出，朱熹後學這種“舍孝弟忠信不言而獨講一貫”的思想傾向，是對孔子《論語》所謂“吾道一以貫之”的“道”論的斷章取義，是受“異端之說”影響而産生的“蕩空之說”（同上卷八十二《臨汝書堂癸酉歲旦講義》）。
同時，他還反複批評朱熹後學中有人認為“道不必貫而本一”的觀點。
他說：“近或推之愈高，謂道本自一，不必言貫，此固非後學所敢言”（同上卷二《讀論語》）。
又說：“謂不必言貫，此道不必貫而本一。
嗚呼！此‘有物混成’之說也，而可以亂聖言哉”（同上卷八十二《臨汝書堂癸酉歲旦講義》）？即認為，“道不必貫而本一”的觀點，正是直接繼承了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道”論。
這裡必須着重指出： （一）如上所述，黃震是把“理”視為亘古永存、無所不在的超時空的存在的，然而又反複強調“道”（“理”）在事中的觀點，否認天地人事之外有什麼“道”（“理”）的存在。
顯而易見，黃震的宇宙論是有着内在的矛盾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黃氏日抄》中并沒有專門闡發過“理”生“氣”的問題，而且黃震還表示強烈反對那種不知“實修”，“惟言太極”的風氣（同上卷三十三《讀周子太極通書》）。
他甚至說：對于朱熹，“世不患不見其明理之書，患不見其論政之書”（同上卷九十《晦庵與江玉汝往複帖序》）。
可見，黃震對于從本體論的角度探讨“理”的問題，并不重視。
（二）黃震以上所論的“道”，既然是指所謂“人所當行”的“日用常行之理”，可知他所謂的“道”，指的是封建倫理道德規範，那麼，他所謂的“事”與“道”的關系，也就根本不是指客觀事物及其内部的規律性，而是指在人們的生活中，踐履封建倫理道德的問題。
因此，他所主張的“道”在事中的觀點，并不是唯物主義的觀點，而仍屬于唯心主義理學的範疇。
第三節 黃震的性論 在性論方面，黃震繼承了程、朱“性即理”的觀點。
他說：“‘性即理也’一語，近世間有疑之者，愚意訓義不得不有所托以明之耳。
……性本指人物之所禀賦，然不得不推所賦之實理為說，故曰：‘性即理也’。
陳氏曰：‘理是汛言天地間公共之理，性是言在我之理，隻此一理，受于天而為我所有，故謂之性。
’此語足以解或者之疑矣”（同上卷二十五《讀禮記》）。
很清楚，他同程、朱一樣，認為所謂“性”，是人與物所禀賦的“天理”。
對于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