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真德秀、魏了翁在理學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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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理宗褒崇理學，理學思想統治開始确立。
這時的真德秀、魏了翁對确立理學統治起了重要的作用。
早在南宋淳熙年間（公元1174—1189年），理學即已興盛。
當時，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等理學家聚徒講學，廣傳其說。
他們以道自矜，高談心性，當時不僅在學術上受到陳亮事功派的指責，在政治上也受到一些朝廷官員的敵視和反對，如鄭丙、陳賈、林栗等人就曾先後奏請擯斥理學。
到了慶元年間（公元1195—1200年），統治集團内部展開了以趙汝愚和韓侂胄為代表的權力鬥争。
趙汝愚為相，引用朱熹等許多理學家，而韓侂胄則得到朝廷中反對理學官員的支持。
韓侂胄因其外戚關系和擁立之功而得到甯宗的信用，使得理學勢力在政治上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理學被視為僞學，懸為厲禁，理學家被當作逆黨，紛紛被逐。
這一禁斷理學的事件，史稱“慶元學禁”。
這一事件的性質屬于統治集團内部的宗派傾軋，與北宋新舊黨争有所不同。
事後，理學人物劉光祖總結教訓說：“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視太高，而責人太苛，則衆将忿且怨。
或者又唱為薦士之舉，區别而封域之。
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則疑怨叢興，心雖主于至公，迹已涉于朋黨。
議論先喧于群口，用否豈必于一言，是以一時之虛名，而賈後日之實禍”（《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三《劉閣學墓志銘》）。
韓侂胄大權在握，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提出北伐恢複中原的口号，用以博取人民的支持。
開禧年間（公元1205—1207年），率爾發動對金的戰争，結果失敗，韓侂胄為史彌遠所狙殺。
嘉定改元，史彌遠為相。
韓侂胄在軍事、政治上的失敗，使主戰派受到很大的打擊和挫折。
在學術上，事功之學也從此消沉下去。
與此同時，理學卻逐步擡頭。
從慶元至嘉定的二十餘年間，理學一直受到禁锢和壓抑，“老師宿儒，零替殆盡，後生晚輩，不見典型”（《鶴山大全文集》卷十六《論士大夫風俗》）。
學子無所依歸，散漫不雅馴。
士大夫奔競仕途，揣摩時尚，習谀踵陋。
劉光祖批評當時士習說：“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為至計。
良由前輩長老零落殆盡，今之負物望、協公論者不聚于朝廷，後生晚進，議論無所宗主，正論益衰，世風不競”（引自《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三《劉閣學墓志銘》）。
真德秀、魏了翁的主要學術、政治活動就處在這樣一個時期。
魏了翁曾說他與真德秀“志同氣合，則海内寡二”，此語符合實際。
他們的共同志向是“嗣往聖，開來哲”，即要接續“道統”，發揚理學，用以範圍學人，并進而統一全國士庶的思想。
這一願望果然實現了。
《宋史·真德秀傳》說：“自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锢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
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
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這段話指出了真德秀（也應包括魏了翁）在理學發展史上所起的作用。
第一節 真德秀的理學思想 真德秀（公元1178—1235年）字景元，後更景希。
建甯浦城（今屬福建）人。
早年從遊朱熹弟子詹體仁。
慶元五年（公元1199年）進士。
理宗時曆知泉州、福州，召為戶部尚書，後改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而卒，谥文忠。
學者稱西山先生。
事迹具《宋史·儒林傳》和黃震《古今紀要逸編》。
真德秀著述很多，其思想資料主要見于《西山真文忠公文集》（以下簡稱《文集》）和《讀書記》。
《讀書記》乙記上編為《大學衍義》。
真德秀是繼朱熹之後，聲望很高的學者。
全祖望題《真西山集》說：“乾淳諸老之後，百口交推，以為正學大宗者，莫如西山。
”《心經政經合編序》說：“夫子（真德秀）慨然以斯文為己任，黨禁開而正學明，回狂瀾于既倒，蓋朱子之後一人也。
”真德秀以經筵侍讀的身份，講明理學，說動人君，深得理宗的信任。
理學在最高統治者的扶持倡導之下，很快取得了正宗地位。
真德秀特别推重《大學》一書。
他所進《大學衍義》，大旨在于正君心，肅宮闱，抑權倖。
他認為，帝王為治為學，須先明本原，首正身心。
他說： 《大學衍義》，首之以帝王為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治，莫不自身心始也。
次之以帝王為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學，亦莫不自身心始也。
此所謂綱也。
（同上） 理宗對《大學衍義》十分稱贊，他說：“《大學衍義》一書，備人君之軌範焉。
”《大學衍義》也受到後世封建統治者的重視，元武宗謂“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命刊行以賜臣下。
明太祖“嘗問以帝王之學何書為要，（宋）濂舉《大學衍義》，乃命大書揭之殿兩庑壁”（《明史·宋濂傳》）。
明永樂九年辛卯（公元1411年）三月禦制《大學衍義贊文》等，就是明證。
真德秀對朱熹推崇備至，曾說：“巍巍紫陽，百代宗師。
”且自謂于朱學“嘗私淑而有得”。
在學術思想上，真德秀是祖述朱熹的，現論述如下： （一）德性天與 真德秀認為，人的形體和秉性都是“天”所賦予的，人之所以為人，而不同于禽獸，根本在于人有仁義禮智信的德性。
他說： 天地賦我以此形，與我以此性。
形既與禽獸不同，性亦與禽獸絕異。
何謂性？仁義禮智信是也。
惟其有此五者，所以方名為人。
（《文集》卷三十《問格物緻知》） 真德秀所謂的“天”，其義近于人格神，“天”主宰萬物，而于人特别偏愛。
他說：“仁義禮智之性，恻隐、辭遜、羞惡、是非之情，耳目鼻口四支百骸之為用，君臣、
這時的真德秀、魏了翁對确立理學統治起了重要的作用。
早在南宋淳熙年間（公元1174—1189年），理學即已興盛。
當時，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等理學家聚徒講學，廣傳其說。
他們以道自矜，高談心性，當時不僅在學術上受到陳亮事功派的指責，在政治上也受到一些朝廷官員的敵視和反對，如鄭丙、陳賈、林栗等人就曾先後奏請擯斥理學。
到了慶元年間（公元1195—1200年），統治集團内部展開了以趙汝愚和韓侂胄為代表的權力鬥争。
趙汝愚為相，引用朱熹等許多理學家，而韓侂胄則得到朝廷中反對理學官員的支持。
韓侂胄因其外戚關系和擁立之功而得到甯宗的信用，使得理學勢力在政治上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理學被視為僞學，懸為厲禁，理學家被當作逆黨，紛紛被逐。
這一禁斷理學的事件，史稱“慶元學禁”。
這一事件的性質屬于統治集團内部的宗派傾軋，與北宋新舊黨争有所不同。
事後，理學人物劉光祖總結教訓說：“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視太高，而責人太苛，則衆将忿且怨。
或者又唱為薦士之舉，區别而封域之。
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則疑怨叢興，心雖主于至公，迹已涉于朋黨。
議論先喧于群口，用否豈必于一言，是以一時之虛名，而賈後日之實禍”（《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三《劉閣學墓志銘》）。
韓侂胄大權在握，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提出北伐恢複中原的口号，用以博取人民的支持。
開禧年間（公元1205—1207年），率爾發動對金的戰争，結果失敗，韓侂胄為史彌遠所狙殺。
嘉定改元，史彌遠為相。
韓侂胄在軍事、政治上的失敗，使主戰派受到很大的打擊和挫折。
在學術上，事功之學也從此消沉下去。
與此同時，理學卻逐步擡頭。
從慶元至嘉定的二十餘年間，理學一直受到禁锢和壓抑，“老師宿儒，零替殆盡，後生晚輩，不見典型”（《鶴山大全文集》卷十六《論士大夫風俗》）。
學子無所依歸，散漫不雅馴。
士大夫奔競仕途，揣摩時尚，習谀踵陋。
劉光祖批評當時士習說：“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為至計。
良由前輩長老零落殆盡，今之負物望、協公論者不聚于朝廷，後生晚進，議論無所宗主，正論益衰，世風不競”（引自《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三《劉閣學墓志銘》）。
真德秀、魏了翁的主要學術、政治活動就處在這樣一個時期。
魏了翁曾說他與真德秀“志同氣合，則海内寡二”，此語符合實際。
他們的共同志向是“嗣往聖，開來哲”，即要接續“道統”，發揚理學，用以範圍學人，并進而統一全國士庶的思想。
這一願望果然實現了。
《宋史·真德秀傳》說：“自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锢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
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
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這段話指出了真德秀（也應包括魏了翁）在理學發展史上所起的作用。
第一節 真德秀的理學思想 真德秀（公元1178—1235年）字景元，後更景希。
建甯浦城（今屬福建）人。
早年從遊朱熹弟子詹體仁。
慶元五年（公元1199年）進士。
理宗時曆知泉州、福州，召為戶部尚書，後改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而卒，谥文忠。
學者稱西山先生。
事迹具《宋史·儒林傳》和黃震《古今紀要逸編》。
真德秀著述很多，其思想資料主要見于《西山真文忠公文集》（以下簡稱《文集》）和《讀書記》。
《讀書記》乙記上編為《大學衍義》。
真德秀是繼朱熹之後，聲望很高的學者。
全祖望題《真西山集》說：“乾淳諸老之後，百口交推，以為正學大宗者，莫如西山。
”《心經政經合編序》說：“夫子（真德秀）慨然以斯文為己任，黨禁開而正學明，回狂瀾于既倒，蓋朱子之後一人也。
”真德秀以經筵侍讀的身份，講明理學，說動人君，深得理宗的信任。
理學在最高統治者的扶持倡導之下，很快取得了正宗地位。
真德秀特别推重《大學》一書。
他所進《大學衍義》，大旨在于正君心，肅宮闱，抑權倖。
他認為，帝王為治為學，須先明本原，首正身心。
他說： 《大學衍義》，首之以帝王為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治，莫不自身心始也。
次之以帝王為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學，亦莫不自身心始也。
此所謂綱也。
（同上） 理宗對《大學衍義》十分稱贊，他說：“《大學衍義》一書，備人君之軌範焉。
”《大學衍義》也受到後世封建統治者的重視，元武宗謂“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命刊行以賜臣下。
明太祖“嘗問以帝王之學何書為要，（宋）濂舉《大學衍義》，乃命大書揭之殿兩庑壁”（《明史·宋濂傳》）。
明永樂九年辛卯（公元1411年）三月禦制《大學衍義贊文》等，就是明證。
真德秀對朱熹推崇備至，曾說：“巍巍紫陽，百代宗師。
”且自謂于朱學“嘗私淑而有得”。
在學術思想上，真德秀是祖述朱熹的，現論述如下： （一）德性天與 真德秀認為，人的形體和秉性都是“天”所賦予的，人之所以為人，而不同于禽獸，根本在于人有仁義禮智信的德性。
他說： 天地賦我以此形，與我以此性。
形既與禽獸不同，性亦與禽獸絕異。
何謂性？仁義禮智信是也。
惟其有此五者，所以方名為人。
（《文集》卷三十《問格物緻知》） 真德秀所謂的“天”，其義近于人格神，“天”主宰萬物，而于人特别偏愛。
他說：“仁義禮智之性，恻隐、辭遜、羞惡、是非之情，耳目鼻口四支百骸之為用，君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