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真德秀、魏了翁在理學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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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兄弟、夫婦之為倫，何莫而非天也”（同上卷二十四《明道先生書堂記》）！這些秉性品格隻有人才具備，而禽獸卻不具備，這都是“天”偏愛賦予人的啊！“天”給予人的是這樣優厚，而期望于人的又是那樣深切。
按照封建法律規定，臣子必須絕對服從君主，真德秀把人受性于天比作臣子受任于朝，由此論證循守仁義禮智是人所不可或違的天職，否則即是欺嫚于“天”。
在封建社會裡，皇帝超越于法律之外，不受任何管束。
但在人對“天”的關系上，真德秀認為，所有人，包括君主在内都必須毫無例外地服從天命。
作為理宗的經筵侍讀，真德秀勸君修德，總是托天命以言之，如他說： 今中原無主，正是上天監觀四方，為民擇主之時，陛下若能修德以格天，天必命陛下為中原之主。
不能，則天命将歸之他人。
此臣所以進“祈天永命”之說也。
（同上卷十三《得聖語申省狀》） 帝王當尊者莫如天，所當從事者莫如敬。
……夫天道甚明，不可欺也。
天命惟艱，不易保也。
昧者徒曰“高高在上，不與人接”，而不知人君一升一降于事為之間，天之監觀未嘗不一日在此也。
（《大學衍義》卷二十八） 以人君言之，天既命我以此德，又命我以此位。
有此德，方可保此位。
（《文集》卷十八《經筵講義·進讀大學卷子》） 這半是頌揚、半是規儆的言論使得理宗為之頫首動容。
明朝魏校說：“昔人謂人君至尊，故稱天以畏之，卻是舉一大者來壓人君”（《明儒學案》卷三）。
真德秀置身于承弼之地，他宣揚“天人感應”，擡出無上權威的“天”以勸君修德，同樣反映了“神道設教”的苦心。
真德秀認為要使政治清明，首先在于正君之心。
他說： 朝廷者，天下之本。
人君者，朝廷之本。
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也。
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則發号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
朝廷正則賢不肖有别，君子小人不相易位，而百官正矣。
（《大學衍義》卷一《帝王為治之序》） 這是從維護封建王朝的現實利益和根本利益着想的。
真德秀認為，在綱常廢弛，士習隳壞的情況下，人君應該率身作則，扶持綱常，植立人極。
他說：“綱常大端，是謂人極。
人極不立，國将奈何？且民無常情，惟上所導”（《文集》卷四《召除禮侍上殿奏劄》）。
這是真德秀托言天命以勸君正心、修德的根本原因。
真德秀繼承了董仲舒的尊天神學。
《大學衍義》對董仲舒極為推許說：“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
”但是，真德秀不是簡單照搬董仲舒的理論，而是用程朱理學對之進行了改造。
雖然，他認為“天”主宰萬物，能夠賞罰予奪，其義近于人格神，但它并不是人格神，它沒有類似人的意志和情感。
它之所以能主宰萬物，賞罰予奪，是因為它本身蘊含着秩序萬物的“理”。
在真德秀看來，“理”不是人格神，但它“福善禍淫，不少差忒”，執行着人格神的職能，報善以福，報淫以禍，分毫不爽。
這種神秘的“理”不是别的，說穿了，就是封建綱常名教。
“理”是不可欺嫚，不可亵渎的神明主宰，是任何人不可違抗的最高權威。
世界是綱常秩序的“理”世界，沒有這“理”，則人将非人，國将不國。
他說： 夫所謂五常者，亦豈出乎三綱之外哉！父子之恩即所謂仁，君臣之敬即所謂義，夫婦之别即所謂禮。
智者，知此而已。
信者，守此而已。
……嗚呼！是理也，其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欤？人而無此，則冠裳而禽犢矣。
國而無此，則中夏而裔夷矣。
（《文集》卷四《召除禮侍上殿劄子》） 感謝上天的恩惠，予我以仁義禮智信的德性，使我得以居住這“三綱”構築的神聖殿宇。
贊美這一切吧，并且遵守這“天道”“人道”的和諧秩序吧！這就是真德秀“德性天與”理論意義之所在。
（二）窮理持敬 真德秀繼承了程朱理學“窮理持敬”的思想。
“窮理”講的是認識方法，“持敬”講的是涵養工夫。
認識論與道德論緊密聯系，這本來就是理學的特點。
首先，真德秀把“窮理”理解為“就事物上推求義理到極至處。
”那麼，“物”和“理”指什麼而言，兩者關系如何呢？真德秀說：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道者，理也。
器者，物也。
精粗之辨，固不同矣，然理未嘗離乎物之中。
知此，則知“有物有則”之說矣。
蓋盈乎天地之間者，莫非物，而人亦物也，事亦物也。
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
……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
……夫物之所以有是則者，天實為之，人但循其則爾。
（《大學衍義》卷五） 真德秀這裡所說的“器”和“道”，“物”和“理”，不是哲學基本問題意義上的物質和精神，“器”和“物”是指具體事物；“理”即是“則”，“則者，準則之謂”，亦即具體事物的規定性和法則。
真德秀認為，任何具體事物都有其秩序和規則，一物具有一物之理，人也是物，因此人也具有“人之理”。
當他進一步說明“人之理”是什麼的時候，他的程朱理學的觀點就明顯地暴露出來了，他說：“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
人之有是理者，天與之也。
自天道而言，則曰元亨利貞；自人道而言，則曰仁義禮智。
其實一而已矣”（《文集》卷三十二《代劉季父浦城縣庠四德四端講義》）。
他把封建道德規範先驗化，并把它作為事物的規定性，這不過是理學思辨方法的運用。
人既先天具有仁義禮智的“理”，何以又要就事物來窮理呢？真德秀回答說：“孟子所謂不慮而知者，良知也。
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無不知敬其兄，此即良知，所謂本然之知也。
然雖有此良知，若不就事物上推求義理到極至處，亦
按照封建法律規定，臣子必須絕對服從君主，真德秀把人受性于天比作臣子受任于朝，由此論證循守仁義禮智是人所不可或違的天職，否則即是欺嫚于“天”。
在封建社會裡，皇帝超越于法律之外，不受任何管束。
但在人對“天”的關系上，真德秀認為，所有人，包括君主在内都必須毫無例外地服從天命。
作為理宗的經筵侍讀，真德秀勸君修德，總是托天命以言之，如他說： 今中原無主，正是上天監觀四方，為民擇主之時，陛下若能修德以格天，天必命陛下為中原之主。
不能，則天命将歸之他人。
此臣所以進“祈天永命”之說也。
（同上卷十三《得聖語申省狀》） 帝王當尊者莫如天，所當從事者莫如敬。
……夫天道甚明，不可欺也。
天命惟艱，不易保也。
昧者徒曰“高高在上，不與人接”，而不知人君一升一降于事為之間，天之監觀未嘗不一日在此也。
（《大學衍義》卷二十八） 以人君言之，天既命我以此德，又命我以此位。
有此德，方可保此位。
（《文集》卷十八《經筵講義·進讀大學卷子》） 這半是頌揚、半是規儆的言論使得理宗為之頫首動容。
明朝魏校說：“昔人謂人君至尊，故稱天以畏之，卻是舉一大者來壓人君”（《明儒學案》卷三）。
真德秀置身于承弼之地，他宣揚“天人感應”，擡出無上權威的“天”以勸君修德，同樣反映了“神道設教”的苦心。
真德秀認為要使政治清明，首先在于正君之心。
他說： 朝廷者，天下之本。
人君者，朝廷之本。
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也。
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則發号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
朝廷正則賢不肖有别，君子小人不相易位，而百官正矣。
（《大學衍義》卷一《帝王為治之序》） 這是從維護封建王朝的現實利益和根本利益着想的。
真德秀認為，在綱常廢弛，士習隳壞的情況下，人君應該率身作則，扶持綱常，植立人極。
他說：“綱常大端，是謂人極。
人極不立，國将奈何？且民無常情，惟上所導”（《文集》卷四《召除禮侍上殿奏劄》）。
這是真德秀托言天命以勸君正心、修德的根本原因。
真德秀繼承了董仲舒的尊天神學。
《大學衍義》對董仲舒極為推許說：“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
”但是，真德秀不是簡單照搬董仲舒的理論，而是用程朱理學對之進行了改造。
雖然，他認為“天”主宰萬物，能夠賞罰予奪，其義近于人格神，但它并不是人格神，它沒有類似人的意志和情感。
它之所以能主宰萬物，賞罰予奪，是因為它本身蘊含着秩序萬物的“理”。
在真德秀看來，“理”不是人格神，但它“福善禍淫，不少差忒”，執行着人格神的職能，報善以福，報淫以禍，分毫不爽。
這種神秘的“理”不是别的，說穿了，就是封建綱常名教。
“理”是不可欺嫚，不可亵渎的神明主宰，是任何人不可違抗的最高權威。
世界是綱常秩序的“理”世界，沒有這“理”，則人将非人，國将不國。
他說： 夫所謂五常者，亦豈出乎三綱之外哉！父子之恩即所謂仁，君臣之敬即所謂義，夫婦之别即所謂禮。
智者，知此而已。
信者，守此而已。
……嗚呼！是理也，其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欤？人而無此，則冠裳而禽犢矣。
國而無此，則中夏而裔夷矣。
（《文集》卷四《召除禮侍上殿劄子》） 感謝上天的恩惠，予我以仁義禮智信的德性，使我得以居住這“三綱”構築的神聖殿宇。
贊美這一切吧，并且遵守這“天道”“人道”的和諧秩序吧！這就是真德秀“德性天與”理論意義之所在。
（二）窮理持敬 真德秀繼承了程朱理學“窮理持敬”的思想。
“窮理”講的是認識方法，“持敬”講的是涵養工夫。
認識論與道德論緊密聯系，這本來就是理學的特點。
首先，真德秀把“窮理”理解為“就事物上推求義理到極至處。
”那麼，“物”和“理”指什麼而言，兩者關系如何呢？真德秀說：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道者，理也。
器者，物也。
精粗之辨，固不同矣，然理未嘗離乎物之中。
知此，則知“有物有則”之說矣。
蓋盈乎天地之間者，莫非物，而人亦物也，事亦物也。
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
……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
……夫物之所以有是則者，天實為之，人但循其則爾。
（《大學衍義》卷五） 真德秀這裡所說的“器”和“道”，“物”和“理”，不是哲學基本問題意義上的物質和精神，“器”和“物”是指具體事物；“理”即是“則”，“則者，準則之謂”，亦即具體事物的規定性和法則。
真德秀認為，任何具體事物都有其秩序和規則，一物具有一物之理，人也是物，因此人也具有“人之理”。
當他進一步說明“人之理”是什麼的時候，他的程朱理學的觀點就明顯地暴露出來了，他說：“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
人之有是理者，天與之也。
自天道而言，則曰元亨利貞；自人道而言，則曰仁義禮智。
其實一而已矣”（《文集》卷三十二《代劉季父浦城縣庠四德四端講義》）。
他把封建道德規範先驗化，并把它作為事物的規定性，這不過是理學思辨方法的運用。
人既先天具有仁義禮智的“理”，何以又要就事物來窮理呢？真德秀回答說：“孟子所謂不慮而知者，良知也。
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無不知敬其兄，此即良知，所謂本然之知也。
然雖有此良知，若不就事物上推求義理到極至處，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