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陸九淵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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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辯論。
随陸九淵參加了這次約會的朱亨道記述說：“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
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此頗不合”（《宋元學案》卷七十七《槐堂諸儒學案·朱亨道傳》）。
鵝湖寺會上，陸九淵将自己的觀點用詩的形式表述出來： 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
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須辨隻今。
（《象山全集》卷二十五《鵝湖和教授兄韻》） 陸九淵一向認為朱熹的講學或治學方法是“簸弄經語，以自傳益真”，是“浮論虛說，謬悠無根之甚”（同上卷一《與曾宅之》），故詩中以“支離”，“浮沉”無根加以諷刺。
這使朱熹大為不悅，與陸九淵進行了诘辯，并在三年後陸九齡重來訪問時，和詩一首： 德義風流夙所欽，别離三載更關心。
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
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
隻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朱文公文集》卷四《鵝湖寺和陸子壽》） 朱熹一向認為陸九淵的方法，“其病卻在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于踐履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同上卷三十一《答張敬夫》之十八），故詩中以“說到無言，不信古今”，譏其學術空疏，師心自用。
朱、陸争論的方法論問題，實質上是關于通過何種途徑去完成個人的倫理道德修養的問題。
朱熹注意“收斂身心”，他說：“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裡。
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個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于吾事”（同上卷四十七《答呂子約》之二十六）。
而陸九淵也談讀書講學，認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況非聖人，豈有自任私智而能進學者”（《象山全集》卷二十一《學說》）。
所以，朱、陸在修養和治學方法上的分歧和争論，雖然向來被視為朱、陸學術差異的主要标志，實際上也并非如冰炭不可相容。
他們間不可彌合的分歧和争論卻是發生在一個沒有實際意義的理論問題上，即“無極”之争。
（二）關于“無極”之争 朱、陸之間關于“無極”之辯，不是由于他們的世界觀有實質的不同而引起，乃是由于他們對“太極”的理解不同而引起。
朱、陸之間往還辯論“無極”有四封書信，内容煩瑣，其主要分歧是： 第一，對“太極”的訓解不同。
朱熹把“極”訓為“至極”，把“理”之總彙稱之為“太極”。
他說：“太極者何？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于三者之先而蘊于三者之内者也。
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陸子靜》之五）。
并主張用道家的“無極”來加以形容，他說：“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同上《答陸子美》之一）。
陸九淵則把“極”訓為“中”，“太極”即“理”，毋需用“無極”來加以形容。
他說：“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象山全集》卷二《與朱元晦》之一）？認為朱熹“無極而太極”之論乃“疊床上之床，架屋下之屋”，完全是多餘（同上《與朱元晦》之二）。
朱、陸在這裡的争論實際上沒有什麼重要的理論意義。
第二，對“陰陽”的理解不同。
陸九淵把“陰陽”理解為宇宙間一切對立事物或現象的總的體現，故他認為“陰陽”即是所謂形而上之道。
他說：“《易》之為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明晦、上下、進退、往來……何适而非一陰一陽哉”（同上）？朱熹則把“陰陽”理解為構成宇宙間一切事物的材料，故認為是形而下之器。
他在和陸九淵辯論時說：“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屬，皆陰陽所為之器，獨其所以為是器之理……乃為道耳”（《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陸子靜》之六）。
這裡的分歧是由于在陸九淵的思想體系裡，沒有關于宇宙形成的思想，沒有“氣”的範疇，故他不是把“陰陽”理解為“氣”的表現，而隻能是“道”的表現；而朱熹則有比較完備的宇宙形成思想，他認為“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答黃道夫》之一）。
“陰陽，氣也……五行、陰陽七者滾合，便是生物底材料”（《朱子語類》卷九十四）。
由理派生出氣，再由氣組成事物，所以他便把“陰陽”理解為“形而下之器”。
從這裡可以看出，朱、陸都不是把宇宙的本原如實地視為物質，而是杜撰出精神性的理和道，因此他們關于“陰陽”的論争隻不過是唯心主義内部的分歧，并不具有唯物論和唯心論相互對峙的性質。
（三）人物評價的争執 朱、陸除了在方法論和宇宙生成問題上發生了争論，還因在文章或書信中對于人物的評價不同而引起争執。
其一是《曹立之墓表》之争。
曹立之原是陸九淵弟子，以後歸附朱熹門下。
此人三十七歲死後，朱熹為他撰寫墓表，盛贊他歸宿正确：“胡子（胡宏）有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
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天年以盡其力，則斯道之傳其庶幾乎”（《朱文公文集》卷九十）！對于曹立之的變化，陸九淵極為不怿，認為是退步，去信責其“以為有序，其實失序；以為有證，其實無證……将為正學，乃為曲學，以是主張吾道，恐非吾道之幸”（《象山全集》卷三《與曹立之》之二）。
對于朱熹所作《曹立之墓表》，陸九淵認為是“未得實處”，而自己指斥曹立之的那封信方是“真實錄”（同上卷七《與朱元晦》）。
陸派弟子更是不滿，“陸學者以為病己，頗不能平”（《朱文公續集》卷四上《答劉晦伯》），“厲色忿詞，如對仇敵”（《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四《答諸葛誠之》之一）。
其二是《荊公祠堂記》之争。
朱、陸辯論“無極”稍前，陸九淵應撫州郡守錢伯同之請，為重修臨川王安石祠堂撰寫記文，即《荊公祠堂記》。
陸九淵于此文中，予王安石很高的評價，盛贊其人品高尚：“英特邁往，不屑于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潔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勳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象山全集》卷十九）。
文中還貶斥王安石的政敵，認為王安石變法帶來的後果，舊黨也應負責：“熙甯排公者大抵極诋毀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于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
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同上）。
陸九淵《荊公祠堂記》對王安石的評價和熙甯之政的分析，在南宋的當時來說，是非常特出的。
它在每一點上都是與程朱派的觀點不同。
程氏洛黨後輩，如楊時、邵伯溫都帶有嚴重的主觀偏見，一向認為王安石人品極壞，學術不正，北宋滅亡之禍就是由他招惹。
朱熹在文章、書信中也多次論及王安石，除熙河之役一事評以“看得破”之外（《朱文公文集》卷六十《答王南卿》之一），其他多是貶損否定之詞。
故陸九淵此文一出，朱熹就加以攻擊。
他在給弟子劉公度的信中說：“臨川近說愈肆，《荊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而私意又從而激之”（同上卷五十三《答劉公度》之二）。
劉公度勸慰他“世豈能人人同己、人人知己，在我者明瑩無瑕，所益多矣”，表示不欲與陸門人物争執計較，朱熹即加以指責：“（公度）此等言語殊不似聖賢意思，無乃近日亦為異論漸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耶？不知聖賢辯異論、辟邪說如此之嚴者是為欲人人同己、人人知己而發耶？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誠思之如何”（同上）？ 朱門弟子在朱熹的影響下，對《荊公祠堂記》屢加攻擊。
但理論卻很弱，講不出什麼道理來，緻使陸九淵隻能表示輕蔑。
他說：“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複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此無足多怪”（《象山全集》卷一《與胡季随》之二）。
連朱熹自己也感到不滿意。
他說：“臨川之辯，當時似少商量，徒然合鬧，無益于事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答程正思》之十八）。
陸九淵死後七年，朱熹作《讀兩陳谏議遺墨》。
在這篇長文中，他對王安石一生的政治和學術提出五點評論，最後結論是：“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朱文公文集》卷七十）。
這可以說是他對陸九淵《荊公祠堂記》的答辯。
随陸九淵參加了這次約會的朱亨道記述說：“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
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此頗不合”（《宋元學案》卷七十七《槐堂諸儒學案·朱亨道傳》）。
鵝湖寺會上，陸九淵将自己的觀點用詩的形式表述出來： 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
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須辨隻今。
（《象山全集》卷二十五《鵝湖和教授兄韻》） 陸九淵一向認為朱熹的講學或治學方法是“簸弄經語，以自傳益真”，是“浮論虛說，謬悠無根之甚”（同上卷一《與曾宅之》），故詩中以“支離”，“浮沉”無根加以諷刺。
這使朱熹大為不悅，與陸九淵進行了诘辯，并在三年後陸九齡重來訪問時，和詩一首： 德義風流夙所欽，别離三載更關心。
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
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
隻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朱文公文集》卷四《鵝湖寺和陸子壽》） 朱熹一向認為陸九淵的方法，“其病卻在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于踐履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同上卷三十一《答張敬夫》之十八），故詩中以“說到無言，不信古今”，譏其學術空疏，師心自用。
朱、陸争論的方法論問題，實質上是關于通過何種途徑去完成個人的倫理道德修養的問題。
朱熹注意“收斂身心”，他說：“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裡。
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個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于吾事”（同上卷四十七《答呂子約》之二十六）。
而陸九淵也談讀書講學，認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況非聖人，豈有自任私智而能進學者”（《象山全集》卷二十一《學說》）。
所以，朱、陸在修養和治學方法上的分歧和争論，雖然向來被視為朱、陸學術差異的主要标志，實際上也并非如冰炭不可相容。
他們間不可彌合的分歧和争論卻是發生在一個沒有實際意義的理論問題上，即“無極”之争。
（二）關于“無極”之争 朱、陸之間關于“無極”之辯，不是由于他們的世界觀有實質的不同而引起，乃是由于他們對“太極”的理解不同而引起。
朱、陸之間往還辯論“無極”有四封書信，内容煩瑣，其主要分歧是： 第一，對“太極”的訓解不同。
朱熹把“極”訓為“至極”，把“理”之總彙稱之為“太極”。
他說：“太極者何？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于三者之先而蘊于三者之内者也。
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陸子靜》之五）。
并主張用道家的“無極”來加以形容，他說：“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同上《答陸子美》之一）。
陸九淵則把“極”訓為“中”，“太極”即“理”，毋需用“無極”來加以形容。
他說：“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象山全集》卷二《與朱元晦》之一）？認為朱熹“無極而太極”之論乃“疊床上之床，架屋下之屋”，完全是多餘（同上《與朱元晦》之二）。
朱、陸在這裡的争論實際上沒有什麼重要的理論意義。
第二，對“陰陽”的理解不同。
陸九淵把“陰陽”理解為宇宙間一切對立事物或現象的總的體現，故他認為“陰陽”即是所謂形而上之道。
他說：“《易》之為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明晦、上下、進退、往來……何适而非一陰一陽哉”（同上）？朱熹則把“陰陽”理解為構成宇宙間一切事物的材料，故認為是形而下之器。
他在和陸九淵辯論時說：“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屬，皆陰陽所為之器，獨其所以為是器之理……乃為道耳”（《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陸子靜》之六）。
這裡的分歧是由于在陸九淵的思想體系裡，沒有關于宇宙形成的思想，沒有“氣”的範疇，故他不是把“陰陽”理解為“氣”的表現，而隻能是“道”的表現；而朱熹則有比較完備的宇宙形成思想，他認為“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答黃道夫》之一）。
“陰陽，氣也……五行、陰陽七者滾合，便是生物底材料”（《朱子語類》卷九十四）。
由理派生出氣，再由氣組成事物，所以他便把“陰陽”理解為“形而下之器”。
從這裡可以看出，朱、陸都不是把宇宙的本原如實地視為物質，而是杜撰出精神性的理和道，因此他們關于“陰陽”的論争隻不過是唯心主義内部的分歧，并不具有唯物論和唯心論相互對峙的性質。
（三）人物評價的争執 朱、陸除了在方法論和宇宙生成問題上發生了争論，還因在文章或書信中對于人物的評價不同而引起争執。
其一是《曹立之墓表》之争。
曹立之原是陸九淵弟子，以後歸附朱熹門下。
此人三十七歲死後，朱熹為他撰寫墓表，盛贊他歸宿正确：“胡子（胡宏）有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
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天年以盡其力，則斯道之傳其庶幾乎”（《朱文公文集》卷九十）！對于曹立之的變化，陸九淵極為不怿，認為是退步，去信責其“以為有序，其實失序；以為有證，其實無證……将為正學，乃為曲學，以是主張吾道，恐非吾道之幸”（《象山全集》卷三《與曹立之》之二）。
對于朱熹所作《曹立之墓表》，陸九淵認為是“未得實處”，而自己指斥曹立之的那封信方是“真實錄”（同上卷七《與朱元晦》）。
陸派弟子更是不滿，“陸學者以為病己，頗不能平”（《朱文公續集》卷四上《答劉晦伯》），“厲色忿詞，如對仇敵”（《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四《答諸葛誠之》之一）。
其二是《荊公祠堂記》之争。
朱、陸辯論“無極”稍前，陸九淵應撫州郡守錢伯同之請，為重修臨川王安石祠堂撰寫記文，即《荊公祠堂記》。
陸九淵于此文中，予王安石很高的評價，盛贊其人品高尚：“英特邁往，不屑于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潔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勳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象山全集》卷十九）。
文中還貶斥王安石的政敵，認為王安石變法帶來的後果，舊黨也應負責：“熙甯排公者大抵極诋毀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于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
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同上）。
陸九淵《荊公祠堂記》對王安石的評價和熙甯之政的分析，在南宋的當時來說，是非常特出的。
它在每一點上都是與程朱派的觀點不同。
程氏洛黨後輩，如楊時、邵伯溫都帶有嚴重的主觀偏見，一向認為王安石人品極壞，學術不正，北宋滅亡之禍就是由他招惹。
朱熹在文章、書信中也多次論及王安石，除熙河之役一事評以“看得破”之外（《朱文公文集》卷六十《答王南卿》之一），其他多是貶損否定之詞。
故陸九淵此文一出，朱熹就加以攻擊。
他在給弟子劉公度的信中說：“臨川近說愈肆，《荊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而私意又從而激之”（同上卷五十三《答劉公度》之二）。
劉公度勸慰他“世豈能人人同己、人人知己，在我者明瑩無瑕，所益多矣”，表示不欲與陸門人物争執計較，朱熹即加以指責：“（公度）此等言語殊不似聖賢意思，無乃近日亦為異論漸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耶？不知聖賢辯異論、辟邪說如此之嚴者是為欲人人同己、人人知己而發耶？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誠思之如何”（同上）？ 朱門弟子在朱熹的影響下，對《荊公祠堂記》屢加攻擊。
但理論卻很弱，講不出什麼道理來，緻使陸九淵隻能表示輕蔑。
他說：“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複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此無足多怪”（《象山全集》卷一《與胡季随》之二）。
連朱熹自己也感到不滿意。
他說：“臨川之辯，當時似少商量，徒然合鬧，無益于事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答程正思》之十八）。
陸九淵死後七年，朱熹作《讀兩陳谏議遺墨》。
在這篇長文中，他對王安石一生的政治和學術提出五點評論，最後結論是：“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朱文公文集》卷七十）。
這可以說是他對陸九淵《荊公祠堂記》的答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