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陸九淵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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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九淵(公元1139—1192年)字子靜,江西撫州金溪人。

    中年以後曾在貴溪象山居住講學,自号象山居士,故世稱象山先生。

    他是宋明理學中“心學”一派的開創者。

     第一節 陸九淵的生平 陸九淵出生在一個沒落的官宦地主家庭。

    他的八世祖陸希聲曾為唐昭宗相。

    五代末,陸希聲的孫子陸德遷攜家避亂,始遷居金溪。

    到陸九淵時,這個宰相後裔的金溪陸族已有二百年曆史,家族經濟已趨衰落。

    陸九淵父親名賀,兄弟六人,是個大家庭,但占有田地不多,不得不依靠經營藥肆的收入和塾館的束脩來維持家庭的生計。

    陸九淵曾這樣叙述其家庭的經濟情況: 陸氏徙金溪年二百餘……吾家素無田,蔬圃不盈十畝,而食指以千數,仰藥療以生。

    伯兄總家務,仲兄治藥寮,公(三兄)授徒家塾,以束脩之饋補其不足。

    (《象山全集》卷二十八《陸修職墓表》) 金溪陸氏自陸九淵的高祖以下,都沒有入仕做官的,可見這個地主家庭,經過五代、北宋的政權變遷,政治地位和經濟情況一樣,也同時下降了。

    但是這個家族的宗法倫理仍然很嚴,“家道之整著聞州裡”(同上卷二十七《全州教授陸先生行狀》),因而受到孝宗皇帝的贊揚:“陸九淵滿門孝弟者也”(同上卷三十六《年譜·淳熙四年》)。

     在這樣的家庭和社會環境中生長的陸九淵,把挽救南宋的危亡,維護封建統治秩序作為他思考的中心和活動的根本目的。

    他為這一目的所做的努力,主要表現在學術方面,而在政治方面則是極為平凡的。

     陸九淵三十四歲中進士後,開始了仕宦生涯。

    先在地方上任縣主簿,後到中央任國子正和删定官,以祠祿官在家閑居三年,五十三歲時出知荊門軍,一年後即病故于任所。

     陸九淵治理荊門的一年是頗費苦心的。

    他自述道:“不少朝夕,潛究密考,略無少暇,外人蓋不知也,真所謂心獨苦耳”(《象山全集》卷十五《與羅春伯》)。

    陸九淵一年苦心經營主要是:為防禦金人南下,築荊門城壁;“信捕獲之賞,重奔竄之刑”,整治了軍士逃亡;修煙火保伍,緝捕“盜賊”;革除稅務之弊;修郡學貢院,“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等等(同上卷三十三《象山先生行狀》)。

    他在緻友人的信中叙述其治理荊門的成效:“民益相安,士人亦有向學者,郡無逃卒,境内盜賊絕少,有則立獲,訟牒有無以旬計……”(同上卷十七《與鄧文範》)。

    陸九淵的“荊門之政”很快得到了統治上層的贊揚,“丞相周必大嘗稱荊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宋史》卷四三四《陸九淵傳》)。

    陸九淵自己從治理荊門的政務中得到的體會是:“大抵天下事,須是無場屋之累,無富貴之念,而實是平居要研核天下治亂、古今得失底人,方說得來有筋力”(《象山全集》卷六《與吳仲詩》)。

     但是,陸九淵生平的主要特色,不是他作為封建官吏所從事的政務和獲得的感受,而是他作為一個學派開創者所從事的講學活動和所顯示的理論特色。

     陸九淵在中年以後,開始了自己的講學、遊學活動,他的“心學”理論和心學派别就在這些活動中确立起來。

    陸九淵中進士後在家候職三年,其間即辟“槐堂”講學,确定了其學說的基本範疇“本心”和理論方向。

    他認為“恻隐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同上卷三十六《年譜·乾道八年》)。

    認為“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保養灌溉,此乃為學之門,進德之地”(同上卷五《與舒西美》)。

    故他的講學,主要是“令人求放心”,“諄諄隻言辨志”(同上卷三十六《年譜·乾道八年》)。

    并批評程朱派章句讀書的“格物緻知”方法為“支離”(同上卷五《與舒西美》),為“最大害事”(同上卷五《與徐子宜》)。

    這些都顯示他的學說具有某種新的特色。

     陸九淵在任靖安縣、崇安縣主簿期間,兩次會訪朱熹,在道德修養方法或治學方法上展開了激烈的争論。

    在和朱熹及其他學者的辯論、交遊中,陸九淵的心學不斷得到深化和完善,提出了他心學理論中的最基本的命題:“心即理”(同上卷十一《與李宰》之二)。

    并在“發明本心”之外,增添了“剝落”和“優遊讀書”的修養方法。

     陸九淵四十九歲後以祠祿官閑居時,在貴溪應天山(象山)立精舍講學,是他講學的最盛期。

    此時,從學問學之人極多,“先生居山五年,閱其簿,來見者逾數千人”(同上卷三十六《年譜·淳熙十五年》)。

    其心學也發展到最後的完成階段,他的理論思維越出社會倫理範圍,而以整個宇宙為思索背景。

    他說:“萬物森然于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

    孟子就四端上指點人,豈是人心隻有這四端而已”(同上卷三十四《語錄》)。

    他将自己的世界觀、方法論加以綜合,提出心學的主旨在:明理、立心、做人。

    并把他的心學思想概括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同上卷二十二《雜說》)。

    這樣,陸九淵心學的理論内容和學派形式都确立起來了。

     第二節 陸九淵的思想 陸九淵的思想無論在當時和現在看來,都具有非常鮮明的個性特色。

    一方面,他的思想宗旨很明确,主張“先立乎其大者”,強調内心體驗、主觀擴張。

    他說:“近有議吾者雲:‘除了先立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

    ’吾聞之曰:誠然”(同上卷三十四《語錄》)!另一方面,他的思想路數又很模糊,認為“道理無奇特,乃人心所固有,天下所共由,豈難知哉”(同上卷十四《與嚴太伯》之三)?“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腳”(同上卷三十四《語錄》)。

    沒有必要多說,集注、章句在他看來是“好事者藻繪以矜世取譽而已”(同上卷十四《與侄孫濬》之三)。

    所以他不事著述,對自己的理論觀點論述得很少、很簡略,使别人難以把握,初來的弟子也感到他這裡“無定本可說,卒然莫知所适從”(同上卷三十六《年譜·淳熙十五年》)。

    陸九淵留下的文字資料固然不多,但我們仍可從中清晰地看到他思想的主要脈絡。

     一、哲學基礎——心即理 自宋末以來,一般把陸九淵的思想體系稱為“心學”。

    如黃震說:“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黃氏日抄》卷五《人心惟危一章》)。

    王守仁說:“聖人之學,心學也……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陽明全書》卷七《象山文集序》)。

    其實,陸九淵的思想具有和孟子不同的時代特色,構成他思想的哲學基礎的觀點是“心即理”。

     陸九淵思想中的“理”有兩種涵義: (一)它是宇宙的本原,天地鬼神皆不能違背。

    他說: 塞宇宙一理耳……此理之大,豈有限量?程明道所謂有憾于天地,則大于天地者矣,謂此理也。

    (《象山全集》卷十二《與趙詠道》之四) 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違,況于人乎?(同上卷十一《與吳子嗣》之八) (二)它又具體表現為宇宙間萬事萬物的存在秩序,既包括自然方面的秩序,也包括社會倫理方面的秩序。

    他說: 道塞宇宙,非有所隐遁,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

    (同上卷一《與趙監》) 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

    (同上卷十《與黃康年》) 陸九淵對“理”的這種理解,和孟子所說“理義之悅我心,猶刍豢之悅我口”(《孟子·告子上》)的“理”是不同的,它不隻是一種道德情操;也和韓非所說“理者,成物之文也”的“理”不同,它不是指具體事物的規則或規律,而是和宋代理學思潮一般的理解相同,即把它理解為一種根源性的範疇。

     宋代學者理解的“心”有三種:一是有生理功能的心;二是有心理知覺作用的心;三是有倫理道德品性的。

    宋代理學家們講的“心”經常是指知覺之心和道德之心,“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朱熹《孟子集注》卷七《盡心上》)。

    但陸九淵對“心”(“本心”)還有他自己特殊的理解和說法。

     第一,陸九淵所理解的“心”是一種倫理性的實體,知覺作用和倫理道德行為僅是它本質的表現。

    陸九淵認為,倫理屬性正是人心的本質: 仁義者,人之本心也。

    (《象山全集》卷一《與趙監》) 四端者,人之本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即此心也。

    (同上卷十一《與李宰》之二) 陸九淵接着說,有了“心”,認識事物、判斷是非的知覺能力和踐履道德、平治天下的實踐能力也就自然地形成和表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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