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閩學幹城——蔡元定與蔡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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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相傳之心法也。
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
所謂心法，文中說就是德、仁、敬、誠。
質言之，就是封建社會的三綱五常。
現舉一例，它既考證了文義，而又最終返歸到倫理綱常。
《書·洛诰》的第一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複子明辟。
”蔡沈認為此上有阙文，應把《康诰》的第一段“唯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洛國”到“乃洪大诰制”等四十八字移為《洛诰》的首段。
這也是根據蘇轼的見解。
關鍵在于《洛诰》中“聯複子明辟”一句的意義。
傳統的講法是因武王死後成王年幼，周公代王為辟，到這時還政成王，所以說“複子明辟”。
而蔡沈說： 複，如逆複之複，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蔔，複命于王也。
至于為什麼“複辟”不指歸還王位？蔡沈說： 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複之有哉？（《書集傳》卷五《洛诰》） 至于為什麼說先儒複辟說是錯誤的，又引起了什麼後果，蔡沈說： 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啟之，是不可以不辨。
（同上） 蔡沈還沒有達到指出“儒者”就是劉歆，而劉用周公居攝稱王來為王莽篡位制造理論根據的地步。
但是，不言而喻，蔡沈維護綱常、堅持正統的态度反映了理學家的本色。
所以黃震對蔡沈這一段意見評論說：“此說不獨考正文義，其有功于天下後世大矣”（引自《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七《九峰學案補遺》）。
皇位問題是一個重要問題，牽涉到封建宗法制度的存亡繼絕問題，這就是蔡沈作為程朱正統理學的忠實繼承者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大為考證，大做文章的原因所在。
由于蔡沈《書集傳》适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它被政府定為科舉功令的必讀書不是偶然的。
六七百年來，它與《四書集注》并列，對社會文化思想起一定的影響，也不是偶然的。
它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經濟和政治條件下的産物。
蔡沈對《書經》的解釋又有一定的獨立見解，不是亦步亦趨地遵循師說。
晚清的山陽丁晏曾著《蔡傳附釋》，舉了一些例說明蔡沈與朱熹的不同。
如《舜典》“而難任人”一句，元代鄒季友引《朱子語類》雲：“難平聲，任如字，言不可輕易任用人也”（鄒季友《書傳音釋》卷一）。
而蔡沈說：“難，拒絕也。
任，古文作壬，包藏兇惡之人也”（《書集傳·舜典》“而難任人”條）。
這裡朱熹解“難”為不易，蔡沈解“難”為拒絕；朱熹解“任”為任用，蔡沈解“任”為兇惡。
蔡沈是根據自己的認識來疏釋的，而且于義為長。
又如《益稷》“明庶以功”一句，鄒季友引《朱子語類》雲：“此試字之誤。
《左傳》趙衰引《夏書》‘賦納以言，明試以功’，正作試字”（《書集傳·益稷》）。
但蔡沈沒有按照其師說，沒有把“庶”字改成“試”字，而是把這句簡單明了地解為“明其衆庶也”（《書集傳·益稷》）。
元代陳栎著《尚書集傳纂疏》六卷，又曾著《書說折衷》。
《書說折衷》一書後已散佚，但書序還保存在他的《定宇集》中。
他在《纂疏》中就曾提出蔡沈“宗師說者固多，異之者亦不少”（《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十二）。
陳栎認為這是蔡沈的一個缺點，我們看來卻是一個不詭随盲從的長處。
但我們要注意，所謂“與師異”是僅在于某些文字的詞義上，而不在于天理、道統等理學關鍵問題上。
在後者，蔡沈與其師是完全沆瀣一氣的。
關于蔡書的缺點。
我們知道，朱熹的治學方法是謹嚴的。
然而他的持敬、緻知等工夫主要是為了個人的修養。
他說：“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卻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搬出做那邊用”（《朱子語類》卷一二〇）。
所以訓诂考證對朱熹來說是次要的。
他又說：“《尚書》中《盤庚》、五诰之類，實是難曉。
若要添減字，硬說将去，盡得。
然隻是穿鑿，終恐無益耳”（同上卷七十八）。
這些都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正确态度。
而蔡沈注《書經》，則是每個疑點都要求加以解決。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編者批評他“于殷盤周诰，一一必求其解，其不能無憾也固宜”（卷十一）。
此外，蔡傳固然盛極一時，通行數百年，然而曆代也都有指摘其瑕疵的。
如宋末王柏的《書疑》，宋末元初許謙的《讀書叢說》，張葆舒的《尚書蔡傳訂誤》，黃景昌的《尚書蔡傳正誤》，程直方的《蔡傳辨疑》，餘苞舒的《讀蔡傳疑》，等等。
而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議複貢舉，定《尚書》依蔡沈注釋以後，上述諸家，大都不傳了。
明代袁仁著《尚書砭蔡編》（清曹溶輯《學海類編》收入此書，改名《尚書蔡注考誤》），清代左眉有《蔡傳正訛》。
袁仁所提出蔡傳的缺點如“粵若、越若，前後異訓，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乃宋曆非古曆”等多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皆确有所據”。
按《尚書·堯典》第一句：“粵若稽古”，蔡沈釋為：“曰、粵、越通，古文作粵。
曰若發語辭。
《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書集傳》卷一《堯典》）。
在《周書·召诰》的“曰若來三月”，蔡沈又說：“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于豐迤逦而來也”（《書集傳》卷五《召诰》）。
于是《砭蔡編》說：“曰若發語辭，引《周書》越若來為例，及訓《召诰》則曰‘曰若來者迤逦而來也’，何其相悖邪。
”事實上這問題在元代董鼎的《書傳輯錄纂注》以及鄒季友的《書傳音釋》中都早已發現和指出。
《書傳音釋》說：“《朱子語錄》載劉谏議（指劉安世，字元城，北宋人）雲，越若發語辭，來三月猶言明三月也。
”來字究竟是如蔡沈解為到來的來，還是如劉安世解來三月就是明年三月。
這問題似乎還可以讨論。
然而蔡沈在《堯典》與《召诰》兩個地方，同一詞語“前後異訓”終是無可辯解的。
對蔡沈來說，這是枝節問題，不足為全書病。
《漢書·藝文志》載秦恭字延卿，注“粵若稽古”用了二三萬言。
這是漢儒的學風，為宋儒所不取。
因為它不聯系到義理和政治的原則問題。
而宋代理學家是聯系政治、聯系社會、聯系三綱五常的理來治學和講學的。
所以他們把訓诂放在第二位而且有忽略的地方。
至于用宋代的曆法來講古曆顯然是一個疵病。
關于天文、地理、名物制度方面的知識也不是理學家主要的關切所在。
理學家的着重點是聖聖相傳的心法，修齊、治平的道理。
在這一點上，蔡沈繼承了他老師的衣缽，沒有辜負委托。
所以說從曆史的角度，把它作為封建時代統治階級文化的結晶之一來看，蔡沈的書出色地完成了它的曆史使命。
第三節 蔡沈的《洪範皇極》 《洪範》是《書經》中的一篇。
《洪範》中有“皇建其有極”一句話。
《洪範皇極》書名的來源大緻如是。
這部分在内容、形式以至風格上與《書集傳》迥然不同。
《書集傳》像朱熹的《四書集注》一樣，用簡明的文字诠釋經典，闡發義理，而《洪範皇極》則像蔡元定的《皇極經世指要》闡述陰陽剛柔一樣，通過八十一個範疇論述天地、陰陽、理氣、體用、動靜，以至接觸到自然界動物植物等問題。
總之，《書集傳》是一部理學正統派主要講義理的著作，《洪範皇極》是一部理學象數學派主要講自然現象的著作。
真德
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
所謂心法，文中說就是德、仁、敬、誠。
質言之，就是封建社會的三綱五常。
現舉一例，它既考證了文義，而又最終返歸到倫理綱常。
《書·洛诰》的第一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複子明辟。
”蔡沈認為此上有阙文，應把《康诰》的第一段“唯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洛國”到“乃洪大诰制”等四十八字移為《洛诰》的首段。
這也是根據蘇轼的見解。
關鍵在于《洛诰》中“聯複子明辟”一句的意義。
傳統的講法是因武王死後成王年幼，周公代王為辟，到這時還政成王，所以說“複子明辟”。
而蔡沈說： 複，如逆複之複，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蔔，複命于王也。
至于為什麼“複辟”不指歸還王位？蔡沈說： 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複之有哉？（《書集傳》卷五《洛诰》） 至于為什麼說先儒複辟說是錯誤的，又引起了什麼後果，蔡沈說： 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啟之，是不可以不辨。
（同上） 蔡沈還沒有達到指出“儒者”就是劉歆，而劉用周公居攝稱王來為王莽篡位制造理論根據的地步。
但是，不言而喻，蔡沈維護綱常、堅持正統的态度反映了理學家的本色。
所以黃震對蔡沈這一段意見評論說：“此說不獨考正文義，其有功于天下後世大矣”（引自《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七《九峰學案補遺》）。
皇位問題是一個重要問題，牽涉到封建宗法制度的存亡繼絕問題，這就是蔡沈作為程朱正統理學的忠實繼承者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大為考證，大做文章的原因所在。
由于蔡沈《書集傳》适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它被政府定為科舉功令的必讀書不是偶然的。
六七百年來，它與《四書集注》并列，對社會文化思想起一定的影響，也不是偶然的。
它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經濟和政治條件下的産物。
蔡沈對《書經》的解釋又有一定的獨立見解，不是亦步亦趨地遵循師說。
晚清的山陽丁晏曾著《蔡傳附釋》，舉了一些例說明蔡沈與朱熹的不同。
如《舜典》“而難任人”一句，元代鄒季友引《朱子語類》雲：“難平聲，任如字，言不可輕易任用人也”（鄒季友《書傳音釋》卷一）。
而蔡沈說：“難，拒絕也。
任，古文作壬，包藏兇惡之人也”（《書集傳·舜典》“而難任人”條）。
這裡朱熹解“難”為不易，蔡沈解“難”為拒絕；朱熹解“任”為任用，蔡沈解“任”為兇惡。
蔡沈是根據自己的認識來疏釋的，而且于義為長。
又如《益稷》“明庶以功”一句，鄒季友引《朱子語類》雲：“此試字之誤。
《左傳》趙衰引《夏書》‘賦納以言，明試以功’，正作試字”（《書集傳·益稷》）。
但蔡沈沒有按照其師說，沒有把“庶”字改成“試”字，而是把這句簡單明了地解為“明其衆庶也”（《書集傳·益稷》）。
元代陳栎著《尚書集傳纂疏》六卷，又曾著《書說折衷》。
《書說折衷》一書後已散佚，但書序還保存在他的《定宇集》中。
他在《纂疏》中就曾提出蔡沈“宗師說者固多，異之者亦不少”（《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十二）。
陳栎認為這是蔡沈的一個缺點，我們看來卻是一個不詭随盲從的長處。
但我們要注意，所謂“與師異”是僅在于某些文字的詞義上，而不在于天理、道統等理學關鍵問題上。
在後者，蔡沈與其師是完全沆瀣一氣的。
關于蔡書的缺點。
我們知道，朱熹的治學方法是謹嚴的。
然而他的持敬、緻知等工夫主要是為了個人的修養。
他說：“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卻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搬出做那邊用”（《朱子語類》卷一二〇）。
所以訓诂考證對朱熹來說是次要的。
他又說：“《尚書》中《盤庚》、五诰之類，實是難曉。
若要添減字，硬說将去，盡得。
然隻是穿鑿，終恐無益耳”（同上卷七十八）。
這些都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正确态度。
而蔡沈注《書經》，則是每個疑點都要求加以解決。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編者批評他“于殷盤周诰，一一必求其解，其不能無憾也固宜”（卷十一）。
此外，蔡傳固然盛極一時，通行數百年，然而曆代也都有指摘其瑕疵的。
如宋末王柏的《書疑》，宋末元初許謙的《讀書叢說》，張葆舒的《尚書蔡傳訂誤》，黃景昌的《尚書蔡傳正誤》，程直方的《蔡傳辨疑》，餘苞舒的《讀蔡傳疑》，等等。
而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議複貢舉，定《尚書》依蔡沈注釋以後，上述諸家，大都不傳了。
明代袁仁著《尚書砭蔡編》（清曹溶輯《學海類編》收入此書，改名《尚書蔡注考誤》），清代左眉有《蔡傳正訛》。
袁仁所提出蔡傳的缺點如“粵若、越若，前後異訓，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乃宋曆非古曆”等多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皆确有所據”。
按《尚書·堯典》第一句：“粵若稽古”，蔡沈釋為：“曰、粵、越通，古文作粵。
曰若發語辭。
《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書集傳》卷一《堯典》）。
在《周書·召诰》的“曰若來三月”，蔡沈又說：“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于豐迤逦而來也”（《書集傳》卷五《召诰》）。
于是《砭蔡編》說：“曰若發語辭，引《周書》越若來為例，及訓《召诰》則曰‘曰若來者迤逦而來也’，何其相悖邪。
”事實上這問題在元代董鼎的《書傳輯錄纂注》以及鄒季友的《書傳音釋》中都早已發現和指出。
《書傳音釋》說：“《朱子語錄》載劉谏議（指劉安世，字元城，北宋人）雲，越若發語辭，來三月猶言明三月也。
”來字究竟是如蔡沈解為到來的來，還是如劉安世解來三月就是明年三月。
這問題似乎還可以讨論。
然而蔡沈在《堯典》與《召诰》兩個地方，同一詞語“前後異訓”終是無可辯解的。
對蔡沈來說，這是枝節問題，不足為全書病。
《漢書·藝文志》載秦恭字延卿，注“粵若稽古”用了二三萬言。
這是漢儒的學風，為宋儒所不取。
因為它不聯系到義理和政治的原則問題。
而宋代理學家是聯系政治、聯系社會、聯系三綱五常的理來治學和講學的。
所以他們把訓诂放在第二位而且有忽略的地方。
至于用宋代的曆法來講古曆顯然是一個疵病。
關于天文、地理、名物制度方面的知識也不是理學家主要的關切所在。
理學家的着重點是聖聖相傳的心法，修齊、治平的道理。
在這一點上，蔡沈繼承了他老師的衣缽，沒有辜負委托。
所以說從曆史的角度，把它作為封建時代統治階級文化的結晶之一來看，蔡沈的書出色地完成了它的曆史使命。
第三節 蔡沈的《洪範皇極》 《洪範》是《書經》中的一篇。
《洪範》中有“皇建其有極”一句話。
《洪範皇極》書名的來源大緻如是。
這部分在内容、形式以至風格上與《書集傳》迥然不同。
《書集傳》像朱熹的《四書集注》一樣，用簡明的文字诠釋經典，闡發義理，而《洪範皇極》則像蔡元定的《皇極經世指要》闡述陰陽剛柔一樣，通過八十一個範疇論述天地、陰陽、理氣、體用、動靜，以至接觸到自然界動物植物等問題。
總之，《書集傳》是一部理學正統派主要講義理的著作，《洪範皇極》是一部理學象數學派主要講自然現象的著作。
真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