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陳淳的理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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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食所當食，飲所當飲。
饑餓瀕死，卻不肯受“嗟來之食”，就是從“裡面道理上發來”的（《心》）。
陳淳認為，“心有體有用”，其體具衆理，寂然不動；其用應萬事，感而遂通。
當它靜而未發的時候，像鏡子一樣空明，像天平一樣平衡。
當它應物而動的時候，像鏡子照物，或美或醜，各随物原來的形象而呈現。
像天平稱物，或輕或重，各随物原來的重量而高下，沒有“絲毫铢兩”的差錯。
鏡子空明，天平平衡的本體，還是自身的樣子，對物來說，“未嘗與之俱往”，就是說，沒有跟着外物而遷往（《心》）。
陳淳的這種“鑒空衡平”的比喻，來源于佛說的“寂而常照，照而常寂。
”又與《易傳》的“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相聯系。
陳淳也如朱熹那樣，論述了心量的廣大。
他說：“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
”學者所以要學而不厭，就是要“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
”所謂盡心，“須是盡得個極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一物之或遺，方是真能盡得心”（《心》）。
陳淳又論述了心的活動的“至靈至妙”。
他說：“雖萬裡之遠，一念便到；雖千古人情事變之秘，一照便知”（《心》）。
這些論述，實質是指人類的思維活動。
心量的無窮廣大與心的活動的至靈至妙，都是指人類思維活動的特點，它反映人腦認識能力的特殊的質。
陳淳祖述張載“心統性情”之說，認為“語約而意備，自孟子後，未有如此說得親切者。
”而對朱熹的發揮：“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情性之主。
”認為“說得又條暢明白”（《心》）。
陳淳認為，心包攝性和情兩個方面，性，就是心之體，是全善的，情，就是心之用，有善有惡。
情從本性發來，便是善，更無不善；情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有個不善。
情的善不善，看它是不是發而中節。
如果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就是發而中節，符合當然之則，就是善的。
如果違反了當然之則，“失其節，隻是個私意人欲之行，是乃流于不善，遂成不好底物”（《情》）。
陳淳論述才、志、意等心理概念。
他說：“才是才質、才能”（《才》）。
才質指材料、質幹，以體言；才能指會做事的能力，以用言。
“志者，心之所之。
之，猶向也”（《志》）。
例如，志于道，是心全向于道。
志于學，是心全向于學。
“一直去求讨，要必得這個物事，便是志。
”如果或作或辍，或萌生退轉的念頭，“便不得謂之志。
”立志要高，不要卑；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志》）。
“意者，心之所發也，有思量運用之義”，“意是心上發起一念，思量運用，要恁地底”（《意》）。
陳淳把情和意區别開。
他說：“情者，性之動，是就全體上論。
意者，心之發，是就起一念處論”（《意》）。
《四書性理字義》在“意”這個條目的末後，總結了對待一件事物時心、情、性、意、志、理、命等的呈露和相互關系，講得比較具體，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他的這些論述的實質。
現在引在下面： 合數者而觀，才應接事物時，便都呈露在面前。
且如一件事物來接着，在内主宰者是心；動出來或喜或怒是情；裡面有個物能動出來底是性；運用商量，要喜那人，要怒那人，是意；心向那所喜所怒之人，是志；喜怒之中節處，又是性中道理流出來，即是當然之則處，是理；其所以當然之根原處，是命。
一下，許多物事，都在面前，未嘗相離，亦粲然不相紊亂。
陳淳的這段總結，描述了心理活動的多種情況，是程朱理學認識論的重要部分，盡管是不科學的、不确切的，但是它反映了當時對心理活動的認識所達到的水平，确是可貴的，有意義的。
陳淳的認識論，特别強調主敬工夫，這是他承襲朱熹而來的。
陳淳說：“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适之謂一。
文公合而言之曰：主一無适之謂敬，尤分曉。
”陳淳認為，二程提出這個敬字，是“就學者做工夫處說”，“所關最大”。
所謂敬，“隻是此心常存在這裡，不走作，不散漫，常恁地惺惺，便是敬。
”主一，就是心思集中。
例如，做事的時候，心思集中在這件事上，不把第二件、第三件事來參插，這就是主一，就是不二不三。
無适，就是心常在這裡，“不走東，不走西，不之南，不之北，”集中一處，排除其他趨向。
陳淳認為，“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隻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
”手捧着一個盛滿了東西的器皿，如果心不在這裡，走一步就會傾潑出來。
一定要心常在這上面，小心謹慎地捧着，就不論走到哪裡都不會傾潑出來。
又如走進一間空房，裡面沒有人，但是也要“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
陳淳認為，這樣才是“持敬底工夫”。
陳淳說：要把朱熹寫的《敬齋箴》放在坐右，經常看着點，以此為準則來做工夫，時間久了就顯出同平常不一樣。
陳淳認為《敬齋箴》“鋪叙日用持敬工夫節目最親切”，為之做了注解。
《敬齋箴》說，要“正其衣冠，尊其瞻視。
”當潛心以居的時候，要像“對越上帝”那樣肅恭。
舉手投足，必須沒有一點差錯。
待人接物，必須“戰戰兢兢”，不能有一點随便。
要“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不許輕易說話，不許有一點邪念。
要監守自己的心，“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勿貳以二，勿叁以三”，不許有絲毫的散漫、走作。
如果有片刻的放松，那就要起萬端的“私欲”，于是天地颠倒了位置，三綱淪喪了，九法（指洪範九疇）敗壞了。
所以“小子”啊，應該“念哉敬哉”，不能随便啊。
理學家的持敬工夫，就要求人們做到這樣毫無生機活意。
陳淳為《敬齋箴》逐段做注解，自然是對它表示佩服到五體投地（《北溪全集》第一門卷四《敬齋箴解》）。
“涵養須用敬，進學在緻知。
”持敬工夫是程朱理學涵養工夫的重點，為理學家所竭力鼓吹和奉行，對後世影響很大。
此心常惺惺，是理學家經常提到的。
陳淳的認識論，本于朱熹，承認人心中固有的理，這種理，不依賴客觀世界而獨立存在，不經過社會實踐而先驗地存在。
性就是天理，它是至善的。
從性流出來的是道心，從物欲觸發的是人心。
道心是全善的，人心有善有惡。
心包括性和情。
未發為性，寂然不動；發則為情，感而遂通。
情發而中節，當怒而怒，當喜而喜，就是好的；情發而不中節，就是不好的。
志是心的全面的定向。
意是心上發起的一念。
陳淳對心理活動的這種論述，比較細緻，反映當時對心理活動的認識所達到的水平。
但是這種心理分析，是唯心主義的。
沒有把思想作為客觀世界在意識中的反映來認識，沒有說明人們的思維活動與其周圍世界的關系。
不論是人性也好，思想也好，感情也好，志趣也好，意念也好，總是與客觀世界、與一定的社會關系聯系着的，在階級社會裡總是與階級利益階級鬥争聯系着的。
人類的思維是一種社會現象，離開了社會曆史，它是不可理解的。
而陳淳的心理分析是一種抽象的分析，不與社會關系相聯系，不與客觀世界相聯系，因而不能說明心理活動的階級本質，不能說明心理活動所由産生的物質原因。
陳淳所說的善惡也是沒有階級分析的抽象的道德觀。
性是善的，情有善有惡。
這種所謂善惡，用什麼标準來衡量，用哪一個階級的利益來衡量？超階級的善惡是不存在的。
陳淳的善惡觀，隻能是通向信仰主義的僧侶說教。
陳淳的認識論中的持敬工夫，是對内心世界天理的體驗工夫。
它不是活生生的社會實踐，而是對封建道德的膠着的持守，不許“須臾有間”，不許“毫厘有差”。
這種“對越上帝”的持敬工夫，與僧侶的“虔敬”相似，在世俗的平常人看來，既不可能做到，也沒有什麼意義。
《四書性理字義》的其他條目，如仁義禮智信、禮樂、中和、中庸、皇極、義利等，無非是闡述封建道德的涵義，它的歸宿是要人們尊奉董仲舒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說教，十分煩瑣，于此不複具論。
陳淳的客觀唯心主義理學思想直接繼承朱熹。
在朱熹的門徒中，他的學術地位比較重要，與黃榦并稱。
陳淳長期鄉居“訓童”，隻是在甯宗嘉定五年趙汝谠守漳州招緻陳淳“處以賓師之位”以後，才結束“訓童”生涯，開始在泉莆之間講學，“問道者踵至”。
陳淳沒有做過官，晚年主安溪簿，“未上而卒”。
“生理素薄，量入而出，衣敝缊袍，略無少憾。
”是社會政治地位一般的地主階級。
陳淳的著作生涯從初見朱熹以後開始，大體分前後兩期。
前期從初見朱熹到甯宗慶元五年（公元1190—1199年），此期的著作以“根原論”及一系列的“問目”為代表，大都得到朱熹的認可。
後期從再見朱熹到甯宗嘉定十六年（公元1199—1223年）逝世，此期的著作以《嚴陵講義》與《四書性理字義》為代表。
陳淳的理學思想以闡述朱學、衛護師門為其特色。
他的重要著作是闡述朱學的，如《根原論》《嚴陵講義》《四書性理字義》、诠釋《易本義》的文章等都是。
陳淳排擊陸學，诋毀陳亮，目的都在衛護師門。
陳淳排擊陸學的尖銳性，反映唯心主義内部理學與心學争論的激烈。
陳淳的思想有大量封建主義糟粕，應當批判。
但是也有一些緊緊地接近于唯物主義的論點，如鬼神論等。
在朱學的傳衍中，某些思想家的論點具有唯物主義傾向，這種情況值得注意。
附帶說一下，陳淳在慶元五年（公元1199年）夏，寫成了兩篇教育兒童用的讀物：一、《啟蒙初誦》，二、《訓童雅言》。
當時正在應趙汝谠招請的前夕，即其“訓童”生涯的最後。
《啟蒙初誦》，三言，有韻，形式内容都像《三字經》。
開頭雲：“天地性，人為貴，無不善，萬物備。
”“性相近，道不遠。
”當為後來的《三字經》所祖述。
《訓童雅言》，四言，有韻，比《啟蒙初誦》深些。
這兩篇讀物，都是宣傳封建主義思想的。
陳淳在兩篇讀物前的小序中說：“予得子，今三歲，近略學語。
将以教之，而無其書。
因集《易》《書》《詩》《禮》《語》《孟》《孝經》中明白切要四字句，協之以韻，名曰《訓童雅言》，凡七十八章，一千二百四十八字。
又以其初未能長語也，則以三字先之，名曰《啟蒙初誦》，凡一十九章，二百二十八字。
蓋聖學始終，大略見于此矣。
恐或可以先立标的。
而同志有願為庭訓之助者，亦所不隐也。
”可以想到，這種教育兒童用的讀物的寫作，是同他的長期“訓童”生活有聯系的。
陳淳還說，至于經書，“字艱而文澀，非幼學之便，此須五六年外，語音調熱，然後可以為之訓焉。
”這也可以說是他“訓童”經驗的總結。
*** [1]陳淳生卒年，據陳宓《陳公墓志銘》《福建通志》本傳、《漳州府志》本傳。
饑餓瀕死，卻不肯受“嗟來之食”，就是從“裡面道理上發來”的（《心》）。
陳淳認為，“心有體有用”，其體具衆理，寂然不動；其用應萬事，感而遂通。
當它靜而未發的時候，像鏡子一樣空明，像天平一樣平衡。
當它應物而動的時候，像鏡子照物，或美或醜，各随物原來的形象而呈現。
像天平稱物，或輕或重，各随物原來的重量而高下，沒有“絲毫铢兩”的差錯。
鏡子空明，天平平衡的本體，還是自身的樣子，對物來說，“未嘗與之俱往”，就是說，沒有跟着外物而遷往（《心》）。
陳淳的這種“鑒空衡平”的比喻，來源于佛說的“寂而常照，照而常寂。
”又與《易傳》的“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相聯系。
陳淳也如朱熹那樣，論述了心量的廣大。
他說：“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
”學者所以要學而不厭，就是要“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
”所謂盡心，“須是盡得個極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一物之或遺，方是真能盡得心”（《心》）。
陳淳又論述了心的活動的“至靈至妙”。
他說：“雖萬裡之遠，一念便到；雖千古人情事變之秘，一照便知”（《心》）。
這些論述，實質是指人類的思維活動。
心量的無窮廣大與心的活動的至靈至妙，都是指人類思維活動的特點，它反映人腦認識能力的特殊的質。
陳淳祖述張載“心統性情”之說，認為“語約而意備，自孟子後，未有如此說得親切者。
”而對朱熹的發揮：“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情性之主。
”認為“說得又條暢明白”（《心》）。
陳淳認為，心包攝性和情兩個方面，性，就是心之體，是全善的，情，就是心之用，有善有惡。
情從本性發來，便是善，更無不善；情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有個不善。
情的善不善，看它是不是發而中節。
如果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就是發而中節，符合當然之則，就是善的。
如果違反了當然之則，“失其節，隻是個私意人欲之行，是乃流于不善，遂成不好底物”（《情》）。
陳淳論述才、志、意等心理概念。
他說：“才是才質、才能”（《才》）。
才質指材料、質幹，以體言；才能指會做事的能力，以用言。
“志者，心之所之。
之，猶向也”（《志》）。
例如，志于道，是心全向于道。
志于學，是心全向于學。
“一直去求讨，要必得這個物事，便是志。
”如果或作或辍，或萌生退轉的念頭，“便不得謂之志。
”立志要高，不要卑；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志》）。
“意者，心之所發也，有思量運用之義”，“意是心上發起一念，思量運用，要恁地底”（《意》）。
陳淳把情和意區别開。
他說：“情者，性之動，是就全體上論。
意者，心之發，是就起一念處論”（《意》）。
《四書性理字義》在“意”這個條目的末後，總結了對待一件事物時心、情、性、意、志、理、命等的呈露和相互關系，講得比較具體，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他的這些論述的實質。
現在引在下面： 合數者而觀，才應接事物時，便都呈露在面前。
且如一件事物來接着，在内主宰者是心；動出來或喜或怒是情；裡面有個物能動出來底是性；運用商量，要喜那人，要怒那人，是意；心向那所喜所怒之人，是志；喜怒之中節處，又是性中道理流出來，即是當然之則處，是理；其所以當然之根原處，是命。
一下，許多物事，都在面前，未嘗相離，亦粲然不相紊亂。
陳淳的這段總結，描述了心理活動的多種情況，是程朱理學認識論的重要部分，盡管是不科學的、不确切的，但是它反映了當時對心理活動的認識所達到的水平，确是可貴的，有意義的。
陳淳的認識論，特别強調主敬工夫，這是他承襲朱熹而來的。
陳淳說：“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适之謂一。
文公合而言之曰：主一無适之謂敬，尤分曉。
”陳淳認為，二程提出這個敬字，是“就學者做工夫處說”，“所關最大”。
所謂敬，“隻是此心常存在這裡，不走作，不散漫，常恁地惺惺，便是敬。
”主一，就是心思集中。
例如，做事的時候，心思集中在這件事上，不把第二件、第三件事來參插，這就是主一，就是不二不三。
無适，就是心常在這裡，“不走東，不走西，不之南，不之北，”集中一處，排除其他趨向。
陳淳認為，“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隻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
”手捧着一個盛滿了東西的器皿，如果心不在這裡，走一步就會傾潑出來。
一定要心常在這上面，小心謹慎地捧着，就不論走到哪裡都不會傾潑出來。
又如走進一間空房，裡面沒有人，但是也要“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
陳淳認為，這樣才是“持敬底工夫”。
陳淳說：要把朱熹寫的《敬齋箴》放在坐右，經常看着點，以此為準則來做工夫，時間久了就顯出同平常不一樣。
陳淳認為《敬齋箴》“鋪叙日用持敬工夫節目最親切”，為之做了注解。
《敬齋箴》說，要“正其衣冠，尊其瞻視。
”當潛心以居的時候，要像“對越上帝”那樣肅恭。
舉手投足，必須沒有一點差錯。
待人接物，必須“戰戰兢兢”，不能有一點随便。
要“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不許輕易說話，不許有一點邪念。
要監守自己的心，“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勿貳以二，勿叁以三”，不許有絲毫的散漫、走作。
如果有片刻的放松，那就要起萬端的“私欲”，于是天地颠倒了位置，三綱淪喪了，九法（指洪範九疇）敗壞了。
所以“小子”啊，應該“念哉敬哉”，不能随便啊。
理學家的持敬工夫，就要求人們做到這樣毫無生機活意。
陳淳為《敬齋箴》逐段做注解，自然是對它表示佩服到五體投地（《北溪全集》第一門卷四《敬齋箴解》）。
“涵養須用敬，進學在緻知。
”持敬工夫是程朱理學涵養工夫的重點，為理學家所竭力鼓吹和奉行，對後世影響很大。
此心常惺惺，是理學家經常提到的。
陳淳的認識論，本于朱熹，承認人心中固有的理，這種理，不依賴客觀世界而獨立存在，不經過社會實踐而先驗地存在。
性就是天理，它是至善的。
從性流出來的是道心，從物欲觸發的是人心。
道心是全善的，人心有善有惡。
心包括性和情。
未發為性，寂然不動；發則為情，感而遂通。
情發而中節，當怒而怒，當喜而喜，就是好的；情發而不中節，就是不好的。
志是心的全面的定向。
意是心上發起的一念。
陳淳對心理活動的這種論述，比較細緻，反映當時對心理活動的認識所達到的水平。
但是這種心理分析，是唯心主義的。
沒有把思想作為客觀世界在意識中的反映來認識，沒有說明人們的思維活動與其周圍世界的關系。
不論是人性也好，思想也好，感情也好，志趣也好，意念也好，總是與客觀世界、與一定的社會關系聯系着的，在階級社會裡總是與階級利益階級鬥争聯系着的。
人類的思維是一種社會現象，離開了社會曆史，它是不可理解的。
而陳淳的心理分析是一種抽象的分析，不與社會關系相聯系，不與客觀世界相聯系，因而不能說明心理活動的階級本質，不能說明心理活動所由産生的物質原因。
陳淳所說的善惡也是沒有階級分析的抽象的道德觀。
性是善的，情有善有惡。
這種所謂善惡，用什麼标準來衡量，用哪一個階級的利益來衡量？超階級的善惡是不存在的。
陳淳的善惡觀，隻能是通向信仰主義的僧侶說教。
陳淳的認識論中的持敬工夫，是對内心世界天理的體驗工夫。
它不是活生生的社會實踐，而是對封建道德的膠着的持守，不許“須臾有間”，不許“毫厘有差”。
這種“對越上帝”的持敬工夫，與僧侶的“虔敬”相似，在世俗的平常人看來，既不可能做到，也沒有什麼意義。
《四書性理字義》的其他條目，如仁義禮智信、禮樂、中和、中庸、皇極、義利等，無非是闡述封建道德的涵義，它的歸宿是要人們尊奉董仲舒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說教，十分煩瑣，于此不複具論。
陳淳的客觀唯心主義理學思想直接繼承朱熹。
在朱熹的門徒中，他的學術地位比較重要，與黃榦并稱。
陳淳長期鄉居“訓童”，隻是在甯宗嘉定五年趙汝谠守漳州招緻陳淳“處以賓師之位”以後，才結束“訓童”生涯，開始在泉莆之間講學，“問道者踵至”。
陳淳沒有做過官，晚年主安溪簿，“未上而卒”。
“生理素薄，量入而出，衣敝缊袍，略無少憾。
”是社會政治地位一般的地主階級。
陳淳的著作生涯從初見朱熹以後開始，大體分前後兩期。
前期從初見朱熹到甯宗慶元五年（公元1190—1199年），此期的著作以“根原論”及一系列的“問目”為代表，大都得到朱熹的認可。
後期從再見朱熹到甯宗嘉定十六年（公元1199—1223年）逝世，此期的著作以《嚴陵講義》與《四書性理字義》為代表。
陳淳的理學思想以闡述朱學、衛護師門為其特色。
他的重要著作是闡述朱學的，如《根原論》《嚴陵講義》《四書性理字義》、诠釋《易本義》的文章等都是。
陳淳排擊陸學，诋毀陳亮，目的都在衛護師門。
陳淳排擊陸學的尖銳性，反映唯心主義内部理學與心學争論的激烈。
陳淳的思想有大量封建主義糟粕，應當批判。
但是也有一些緊緊地接近于唯物主義的論點，如鬼神論等。
在朱學的傳衍中，某些思想家的論點具有唯物主義傾向，這種情況值得注意。
附帶說一下，陳淳在慶元五年（公元1199年）夏，寫成了兩篇教育兒童用的讀物：一、《啟蒙初誦》，二、《訓童雅言》。
當時正在應趙汝谠招請的前夕，即其“訓童”生涯的最後。
《啟蒙初誦》，三言，有韻，形式内容都像《三字經》。
開頭雲：“天地性，人為貴，無不善，萬物備。
”“性相近，道不遠。
”當為後來的《三字經》所祖述。
《訓童雅言》，四言，有韻，比《啟蒙初誦》深些。
這兩篇讀物，都是宣傳封建主義思想的。
陳淳在兩篇讀物前的小序中說：“予得子，今三歲，近略學語。
将以教之，而無其書。
因集《易》《書》《詩》《禮》《語》《孟》《孝經》中明白切要四字句，協之以韻，名曰《訓童雅言》，凡七十八章，一千二百四十八字。
又以其初未能長語也，則以三字先之，名曰《啟蒙初誦》，凡一十九章，二百二十八字。
蓋聖學始終，大略見于此矣。
恐或可以先立标的。
而同志有願為庭訓之助者，亦所不隐也。
”可以想到，這種教育兒童用的讀物的寫作，是同他的長期“訓童”生活有聯系的。
陳淳還說，至于經書，“字艱而文澀，非幼學之便，此須五六年外，語音調熱，然後可以為之訓焉。
”這也可以說是他“訓童”經驗的總結。
*** [1]陳淳生卒年，據陳宓《陳公墓志銘》《福建通志》本傳、《漳州府志》本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