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陳淳的理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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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
甯宗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陳淳歸自中都，應鄭之悌邀請，在嚴州講學，上距朱熹之死已經十七年。
經過十多年的“下學”工夫，在《嚴陵講義》裡所反映的陳淳的理學思想已臻成熟。
這四篇講義，從世界觀到方法論，都有所論述。
再加上《似道之辯》《似學之辯》（《二辯》），陳淳衛護朱學，力辟陸學的理學蹊徑就十分突出了。
在《道學體統》裡，陳淳繼承朱熹，闡述了以天理論為中心的理學世界觀。
陳淳說： 聖賢所謂“道學”者，初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行之事也，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爾。
蓋“道”原于天命之奧，而實行乎日用之間。
在心而言，則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恻隐羞惡辭遜是非之情。
在身而言，則其所具，有耳目鼻口四肢之用，其所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
在人事而言，則處而修身齊家，應事接物，出而莅官理國，牧民禦衆；微而起居言動，飲食衣服，大而禮樂刑政，兵财律曆之屬。
凡森乎戴履，千條萬緒，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不易之則，皆莫非天理自然，流行著見，而非人之所強為。
自一本而萬殊，而體用不相離（“不相離”改本作“一原”）也。
合萬殊而一本，而顯微無少間也。
上帝所降之衷，即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彜，即秉乎此也。
以人之所同得乎此而虛靈不昧，則謂之明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無所不通，則謂之達道。
堯舜與塗人，同一秉也；孔子與十室，同一賦也。
聖人之所以為聖，生知安行乎此也；學者之所以為學，講明踐履乎此也。
……是豈有超乎日用常行之外，别自為一物，至幽而難窮，甚高而難能（“能”改本作“行”）也哉！ 陳淳的這段論述，是他的天理論。
道（天理）根源于“天命之奧”，體現在人生“日用之間”。
這是一。
人的“仁義禮智之性”，“恻隐羞惡辭遜是非之情”，“耳目鼻口四肢之用”，“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處而修身齊家，出而牧民理國，微而起居飲食，大而禮樂刑政……都是體現着天理。
這就是所謂天理體現在人生“日用之間”。
這是二。
天理是所有事物“當然一定不易之則”，是一種應該如此的不可改易的原則。
天理流行不是人力所能“強為”。
這是三。
人的秉賦，就是秉賦這個天理。
道學所要講求的，也是講求這個天理。
這是四。
陳淳集中闡述了天理在人生“日用之間”的體現，着眼于封建道德（仁義禮智）和封建政治、封建制度（禮樂刑政）是體現着天理的，因而乃是“當然一定不易之則”，人人都得奉行。
在《師友淵源》裡，陳淳論述了道統的傳衍。
朱熹的道統論，是從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講下來的。
孟子而後，道統中絕，二程在千四百年之後，“才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大學章句序》）。
陳淳也說：“粵自羲皇作《易》，首辟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
”與朱熹所說一緻。
但是陳淳特别尊重周惇頤，認為周惇頤“妙建圖書（指《太極圖》與《易通》），抽關啟鑰，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裡，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辟渾淪。
”稱周惇頤為“再辟渾淪”，以與伏羲的“首辟渾淪”并論，可以說推崇備至了。
對于二程，則認為他們親受周惇頤之旨，“又從而光大之。
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脩己治人之術，莫不粲有條理。
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讨服行而不失攸歸。
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并。
”認為河洛與洙泗并，這是把二程比作孔子了。
對于朱熹，陳淳說：朱熹之于二程，是“聞而知者”，就二程的“微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
上以達群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
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嗣周、程之嫡統，而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
”認為朱熹把二程的理學“益精明而瑩白之”，向前推進了一步，達群聖而統百家，是理學的集大成，道統的嫡傳。
《師友淵源》裡所述的道統，突出了周、程、朱的地位，而不及張載，與《近思錄》微有不合。
在《用功節目》裡，陳淳提出了緻知與力行。
“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為二事。
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實相關系。
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
故知之明則行愈達，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
”陳淳的這個知行相關，交進而互相發的論點，是值得重視的。
陳淳又認為，“其所以為緻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為主”，“提省此心，使之常惺惺。
”就是說緻知、力行，必須由持敬工夫來達到。
陳淳又指出，學者所以不能從事于緻知、力行，由其有二病：一是“病于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新”；一是“病于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
” 在《讀書次第》裡，陳淳申述朱熹的意見。
讀“四書”，先讀《大學》，因為其書“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
實群經之綱領，而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
”其次讀《論語》，“皆聖師言行之要所萃。
于是而學焉，則有以為操存涵養之實。
”又其次讀《孟子》，“皆醇醇乎仁義王道之談。
于是而學焉，則有以為體驗充廣之端。
”至于《中庸》一書，“則聖門傳授心法”，“大概上達之意多，而下學之意少，非初學所可驟語。
又必《大學》《論》《孟》之既通，然後可以及乎此，而始有以的知其皆為實學，無可疑也。
”陳淳認為，通了“四書”之後，在我就有了“權衡尺度”，由是進讀諸經，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都可以“冰融凍解”，輕重長短，“不複有锱铢分寸之差矣。
”照陳淳看來，通《四書》是讀書的根本一關。
内聖外王之學，開物成務之功，都要從讀《四書》這一關打基礎。
這裡，不光是講讀書次第，而更重要的是為朱熹的《四書》做鼓吹。
陳淳寫《讀書次第》，上距朱熹在漳州刊刻《四書》二十七年，時《四書集注》尚未大行。
陳淳的《二辯》，是對當時學風的批判。
《似道之辯》辟佛氏，斥為似道而非道，矛頭針對陸學。
《似學之辯》辯科舉之學非聖賢之學，斥為似學而非學。
但末雲：“使孔孟複生于今，亦不能舍科目而遠去”，則其見解與《儒林外史》中的馬純上如出一轍。
可見陳淳的這種見解實為宋、元以後理學家的流行見解，有代表性。
陳淳在嚴陵講學，當時都下的情況是：“年來象山之學甚旺，以楊慈湖、袁祭酒為陸門上足，顯立要津，鼓簧其說，而士夫頗為之風動”（《北溪全集》第四門卷十一《與李公晦一》）。
嚴州的情況是：“江西禅學一派苗脈，頗張旺于此山峽之間，指人心為道心，使人終日默坐，以想象形氣之虛靈知覺者，以為大本，而不複緻道問學一段工夫，以求義理之實”（同上卷十二《答趙司直季仁一》）。
後生讀《論》《孟》，不肯讀朱熹的《集注》，讀《中庸》，不肯讀朱熹的《章句》。
“無一人置得晦翁《大學解》，間或一有焉，亦隻是久年未定之本。
”所以陳淳的《嚴陵講義》四篇，就是要舉朱學的“宏綱大旨”，“明為之剖析，以為後學一定之準。
庶有以正人心而息邪說、距诐行。
”在理學與心學的争辯中，陳淳衛護朱學，力辟陸學的宗派色彩極為鮮明。
《嚴陵講義》與《二辯》當是寫作在同一時間的。
《嚴陵講義》為講學之便，曾單獨刊行，觀講義的《小序》及小序後附注可知。
陳淳的書信中也有談及。
《二辯》似為講學後立即寫作而未及刊刻者。
陳淳在書信中曾經談到，在嚴陵講學的時候，聽講的人很多去參加科舉考試，因此《講義》印成之後還不能開講，隻得等到兩月後才開講。
《似學之辯》裡指斥科舉“似學而非學”，當有所為而發。
第三節 羽翼《四書集注》的《四書性理字義》 陳淳的《四書性理字義》很著名。
南宋末年，趙崇端、諸葛珏為之刊布。
以後屢經重刊，流行甚廣。
番禺李昴英跋此書雲：“由北溪之流，溯紫陽之源，而窺聖涯，不徒口耳，且必用力于實踐，則曰希聖希賢工夫可循循而詣矣。
”莆田陳宓序此書雲：“陳君淳從文公先生二十餘年，得于親授，退加研詠，合周、程、張、朱之論而為此書，凡二十有五門，決擇精确，貫串浃洽。
吾黨‘下學’工夫已到，得此書而玩味焉，則‘上達’由斯而進矣。
”可見當時人認為這部書是探索程朱理學，特别是朱熹思想的入門書。
在下學工夫已有根柢之後，再讀此書，就可以由此而上達天理，評價十分高。
這種評價，充滿了理學語言的酸腐氣味。
《四書性理字義》原名《字義詳講》。
它是陳淳晚年講學，由門弟子筆錄，再經陳淳改定的。
陳宓所作的《有宋北溪先生主簿陳公墓志銘》雲，陳淳“歸自中都，泉之人士争師之。
先生為之講解，率至夜分。
……門人随其口授而筆之于書。
《大學》《論》《孟》《中庸》則有《口義》。
仁義禮智、心意性情之類，随事剖析，則有《字義詳講》。
……”集編《字義詳講》的是陳淳的學生王隽。
此書又名《四書字義》，又名《四書性理字義》，又名《經書字義》，又名《北溪陳氏字義》，簡稱《北溪字義》。
從書的内容考察，當以名《四書性理字義》為較确切、周匝。
蓋《四書》言其範圍，“性理”标其性質，“字義”指其體例。
《四書性理字義》是從“四書”中選取性、命、道、理、心、情、意、志、誠、敬、中庸等二十五個範疇，逐條加以疏釋論述的書，有些像詞典，是理解朱熹《四書集注》的重要參考書。
全書分上下兩卷，卷上包括：命、性、心、情、才、志、意、仁義禮智信、忠信、忠恕、誠、敬、恭敬。
卷下包括：道、理、德、太極、皇極、中和、中庸、禮樂、經權、義利、鬼神、佛老。
這二十五條目，是初刻本的内容。
清康熙年間，戴嘉禧四刻是書，于卷上“忠恕”下，增入“一貫”一目，雲“從清漳家藏本增入”，乃有二十六條目。
這二十六條目，“太極”原于《易》，“皇極”原于《書》，“佛老”為理學家所喜談而又辟之者，其他二十三條目，均見《四書》。
“一貫”原于《論語》“一以貫之”，本非連用，宋儒始把“一貫”連起來，作為一個範疇來用。
何以如此分卷，其标準，陳淳或王隽未做說明。
從二十六條目的内容看，卷上似着重論人，如性、心、情、意、忠恕等，卷下似着重論理，如理、太極、經權、鬼神等。
但是這也不過是大緻如此。
如卷上論命、論性，就有許多關于理的論述。
卷下論中和，也有許多關于性情的論述。
顯得卷上卷下，相互錯雜。
《字義》卷首有一段說明：“性、命而下等字，當随本字各逐件看，要親切；又卻合做一處看，要得玲珑透徹，不相亂，方是見得明。
”既要“随本字各逐件看”，又要“合做一處看”，分中有合，不是截然判分。
《四書性理字義》就《四書》的重要哲學範疇，疏釋其涵義，發揮朱熹《四書集注》的理學思想，以為之羽翼。
經過十多年的“下學”工夫，在《嚴陵講義》裡所反映的陳淳的理學思想已臻成熟。
這四篇講義，從世界觀到方法論，都有所論述。
再加上《似道之辯》《似學之辯》（《二辯》），陳淳衛護朱學，力辟陸學的理學蹊徑就十分突出了。
在《道學體統》裡，陳淳繼承朱熹，闡述了以天理論為中心的理學世界觀。
陳淳說： 聖賢所謂“道學”者，初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行之事也，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爾。
蓋“道”原于天命之奧，而實行乎日用之間。
在心而言，則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恻隐羞惡辭遜是非之情。
在身而言，則其所具，有耳目鼻口四肢之用，其所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
在人事而言，則處而修身齊家，應事接物，出而莅官理國，牧民禦衆；微而起居言動，飲食衣服，大而禮樂刑政，兵财律曆之屬。
凡森乎戴履，千條萬緒，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不易之則，皆莫非天理自然，流行著見，而非人之所強為。
自一本而萬殊，而體用不相離（“不相離”改本作“一原”）也。
合萬殊而一本，而顯微無少間也。
上帝所降之衷，即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彜，即秉乎此也。
以人之所同得乎此而虛靈不昧，則謂之明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無所不通，則謂之達道。
堯舜與塗人，同一秉也；孔子與十室，同一賦也。
聖人之所以為聖，生知安行乎此也；學者之所以為學，講明踐履乎此也。
……是豈有超乎日用常行之外，别自為一物，至幽而難窮，甚高而難能（“能”改本作“行”）也哉！ 陳淳的這段論述，是他的天理論。
道（天理）根源于“天命之奧”，體現在人生“日用之間”。
這是一。
人的“仁義禮智之性”，“恻隐羞惡辭遜是非之情”，“耳目鼻口四肢之用”，“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處而修身齊家，出而牧民理國，微而起居飲食，大而禮樂刑政……都是體現着天理。
這就是所謂天理體現在人生“日用之間”。
這是二。
天理是所有事物“當然一定不易之則”，是一種應該如此的不可改易的原則。
天理流行不是人力所能“強為”。
這是三。
人的秉賦，就是秉賦這個天理。
道學所要講求的，也是講求這個天理。
這是四。
陳淳集中闡述了天理在人生“日用之間”的體現，着眼于封建道德（仁義禮智）和封建政治、封建制度（禮樂刑政）是體現着天理的，因而乃是“當然一定不易之則”，人人都得奉行。
在《師友淵源》裡，陳淳論述了道統的傳衍。
朱熹的道統論，是從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講下來的。
孟子而後，道統中絕，二程在千四百年之後，“才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大學章句序》）。
陳淳也說：“粵自羲皇作《易》，首辟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
”與朱熹所說一緻。
但是陳淳特别尊重周惇頤，認為周惇頤“妙建圖書（指《太極圖》與《易通》），抽關啟鑰，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裡，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辟渾淪。
”稱周惇頤為“再辟渾淪”，以與伏羲的“首辟渾淪”并論，可以說推崇備至了。
對于二程，則認為他們親受周惇頤之旨，“又從而光大之。
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脩己治人之術，莫不粲有條理。
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讨服行而不失攸歸。
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并。
”認為河洛與洙泗并，這是把二程比作孔子了。
對于朱熹，陳淳說：朱熹之于二程，是“聞而知者”，就二程的“微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
上以達群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
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嗣周、程之嫡統，而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
”認為朱熹把二程的理學“益精明而瑩白之”，向前推進了一步，達群聖而統百家，是理學的集大成，道統的嫡傳。
《師友淵源》裡所述的道統，突出了周、程、朱的地位，而不及張載，與《近思錄》微有不合。
在《用功節目》裡，陳淳提出了緻知與力行。
“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為二事。
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實相關系。
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
故知之明則行愈達，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
”陳淳的這個知行相關，交進而互相發的論點，是值得重視的。
陳淳又認為，“其所以為緻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為主”，“提省此心，使之常惺惺。
”就是說緻知、力行，必須由持敬工夫來達到。
陳淳又指出，學者所以不能從事于緻知、力行，由其有二病：一是“病于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新”；一是“病于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
” 在《讀書次第》裡，陳淳申述朱熹的意見。
讀“四書”，先讀《大學》，因為其書“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
實群經之綱領，而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
”其次讀《論語》，“皆聖師言行之要所萃。
于是而學焉，則有以為操存涵養之實。
”又其次讀《孟子》，“皆醇醇乎仁義王道之談。
于是而學焉，則有以為體驗充廣之端。
”至于《中庸》一書，“則聖門傳授心法”，“大概上達之意多，而下學之意少，非初學所可驟語。
又必《大學》《論》《孟》之既通，然後可以及乎此，而始有以的知其皆為實學，無可疑也。
”陳淳認為，通了“四書”之後，在我就有了“權衡尺度”，由是進讀諸經，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都可以“冰融凍解”，輕重長短，“不複有锱铢分寸之差矣。
”照陳淳看來，通《四書》是讀書的根本一關。
内聖外王之學，開物成務之功，都要從讀《四書》這一關打基礎。
這裡，不光是講讀書次第，而更重要的是為朱熹的《四書》做鼓吹。
陳淳寫《讀書次第》，上距朱熹在漳州刊刻《四書》二十七年，時《四書集注》尚未大行。
陳淳的《二辯》，是對當時學風的批判。
《似道之辯》辟佛氏，斥為似道而非道，矛頭針對陸學。
《似學之辯》辯科舉之學非聖賢之學，斥為似學而非學。
但末雲：“使孔孟複生于今，亦不能舍科目而遠去”，則其見解與《儒林外史》中的馬純上如出一轍。
可見陳淳的這種見解實為宋、元以後理學家的流行見解，有代表性。
陳淳在嚴陵講學，當時都下的情況是：“年來象山之學甚旺，以楊慈湖、袁祭酒為陸門上足，顯立要津，鼓簧其說，而士夫頗為之風動”（《北溪全集》第四門卷十一《與李公晦一》）。
嚴州的情況是：“江西禅學一派苗脈，頗張旺于此山峽之間，指人心為道心，使人終日默坐，以想象形氣之虛靈知覺者，以為大本，而不複緻道問學一段工夫，以求義理之實”（同上卷十二《答趙司直季仁一》）。
後生讀《論》《孟》，不肯讀朱熹的《集注》，讀《中庸》，不肯讀朱熹的《章句》。
“無一人置得晦翁《大學解》，間或一有焉，亦隻是久年未定之本。
”所以陳淳的《嚴陵講義》四篇，就是要舉朱學的“宏綱大旨”，“明為之剖析，以為後學一定之準。
庶有以正人心而息邪說、距诐行。
”在理學與心學的争辯中，陳淳衛護朱學，力辟陸學的宗派色彩極為鮮明。
《嚴陵講義》與《二辯》當是寫作在同一時間的。
《嚴陵講義》為講學之便，曾單獨刊行，觀講義的《小序》及小序後附注可知。
陳淳的書信中也有談及。
《二辯》似為講學後立即寫作而未及刊刻者。
陳淳在書信中曾經談到，在嚴陵講學的時候，聽講的人很多去參加科舉考試，因此《講義》印成之後還不能開講，隻得等到兩月後才開講。
《似學之辯》裡指斥科舉“似學而非學”，當有所為而發。
第三節 羽翼《四書集注》的《四書性理字義》 陳淳的《四書性理字義》很著名。
南宋末年，趙崇端、諸葛珏為之刊布。
以後屢經重刊，流行甚廣。
番禺李昴英跋此書雲：“由北溪之流，溯紫陽之源，而窺聖涯，不徒口耳，且必用力于實踐，則曰希聖希賢工夫可循循而詣矣。
”莆田陳宓序此書雲：“陳君淳從文公先生二十餘年，得于親授，退加研詠，合周、程、張、朱之論而為此書，凡二十有五門，決擇精确，貫串浃洽。
吾黨‘下學’工夫已到，得此書而玩味焉，則‘上達’由斯而進矣。
”可見當時人認為這部書是探索程朱理學，特别是朱熹思想的入門書。
在下學工夫已有根柢之後，再讀此書，就可以由此而上達天理，評價十分高。
這種評價，充滿了理學語言的酸腐氣味。
《四書性理字義》原名《字義詳講》。
它是陳淳晚年講學，由門弟子筆錄，再經陳淳改定的。
陳宓所作的《有宋北溪先生主簿陳公墓志銘》雲，陳淳“歸自中都，泉之人士争師之。
先生為之講解，率至夜分。
……門人随其口授而筆之于書。
《大學》《論》《孟》《中庸》則有《口義》。
仁義禮智、心意性情之類，随事剖析，則有《字義詳講》。
……”集編《字義詳講》的是陳淳的學生王隽。
此書又名《四書字義》，又名《四書性理字義》，又名《經書字義》，又名《北溪陳氏字義》，簡稱《北溪字義》。
從書的内容考察，當以名《四書性理字義》為較确切、周匝。
蓋《四書》言其範圍，“性理”标其性質，“字義”指其體例。
《四書性理字義》是從“四書”中選取性、命、道、理、心、情、意、志、誠、敬、中庸等二十五個範疇，逐條加以疏釋論述的書，有些像詞典，是理解朱熹《四書集注》的重要參考書。
全書分上下兩卷，卷上包括：命、性、心、情、才、志、意、仁義禮智信、忠信、忠恕、誠、敬、恭敬。
卷下包括：道、理、德、太極、皇極、中和、中庸、禮樂、經權、義利、鬼神、佛老。
這二十五條目，是初刻本的内容。
清康熙年間，戴嘉禧四刻是書，于卷上“忠恕”下，增入“一貫”一目，雲“從清漳家藏本增入”，乃有二十六條目。
這二十六條目，“太極”原于《易》，“皇極”原于《書》，“佛老”為理學家所喜談而又辟之者，其他二十三條目，均見《四書》。
“一貫”原于《論語》“一以貫之”，本非連用，宋儒始把“一貫”連起來，作為一個範疇來用。
何以如此分卷，其标準，陳淳或王隽未做說明。
從二十六條目的内容看，卷上似着重論人，如性、心、情、意、忠恕等，卷下似着重論理，如理、太極、經權、鬼神等。
但是這也不過是大緻如此。
如卷上論命、論性，就有許多關于理的論述。
卷下論中和，也有許多關于性情的論述。
顯得卷上卷下，相互錯雜。
《字義》卷首有一段說明：“性、命而下等字，當随本字各逐件看，要親切；又卻合做一處看，要得玲珑透徹，不相亂，方是見得明。
”既要“随本字各逐件看”，又要“合做一處看”，分中有合，不是截然判分。
《四書性理字義》就《四書》的重要哲學範疇，疏釋其涵義，發揮朱熹《四書集注》的理學思想，以為之羽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