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浙東事功派與理學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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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袵矣。
”說者以為孔氏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王伯（霸），孟子力論伯者“以力假仁”。
而夫子之稱如此，所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
觀其語脈，決不如說者所雲。
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
（《又乙巳春書之二》） 這是說，管仲以霸見仁，故不是朱熹說的“小器”之人。
按陳亮的這些引論，管仲助齊稱霸，是王道的需要；王道又正需要以霸道來體現。
所以霸本于王，王霸并用。
而後來的王霸紛争，實際上就是從禹、湯、武王、周公的所謂王道而來，所以他說，“謂之雜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又甲辰秋書》）。
陳亮這種王霸之論，多少符合曆史的真實。
朱熹與陳亮由王霸的争辯進而涉及義利的問題。
按照朱熹的說法，三代的王道是内本天理，外行仁政，而漢、唐的霸道，從内到外都是人欲、私意，即所謂“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
”因此在朱熹稱頌王道、貶斥霸道的時候，也必然崇義绌利，義利不兩立。
而陳亮認為王霸并用，義要體現在利上，故利也就是義，義利雙行，缺一不可。
陳亮所謂利，不是無節制的一己私利，而是泛指“生民之利”。
這個利和功一樣，也為三代所講求。
他問：“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何以具四德”（《宋元學案》卷五十六《龍川學案·簽判蘆隐先生偘》）？所謂“六府”，是指形成天地萬物的水、火、木、金、土、谷；所謂“四德”，是指元、亨、利、貞。
陳亮在這裡的意思是說，三代聖王不做功業，何以能成天地萬物？不計利，何以能有仁義？至于後世儒者說三代無利欲，那是被孔子美化了的。
他對朱熹說：“秘書以為三代以前都無利欲，都無要富貴底人。
今《詩》《書》載得如此淨潔，隻此是正大本子。
亮以為才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淨潔，‘革’道止于革面，亦有不盡概聖人之心者。
聖賢建立于前，後嗣承庇于後，又經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淨潔”（《又乙巳秋書》）。
這裡說的利欲，是本于人心，是“生民”的自然需要。
而後世儒者誦念儒家經典的“正大本子”，是經過“孔子一洗”，就把三代本來也講求的“生民”利欲洗淨了，結果隻能是正其義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使義理與利欲對立起來。
關于三代至漢、唐在義與利、理與欲、邪與正的辯論，朱熹說，漢、唐是“假仁借義以行其私”，“無一念不出于人欲”（《寄陳恭甫書》六），“其全體隻在利欲上”，所以“堯舜三代自堯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也”（同上八）。
于此，陳亮首先提出不能離事而空言義利、理欲，主張在事中察其“真心”。
他給朱熹複信說，應當“大其眼以觀之，平其心以參酌之”，要“眼目既高，于駁雜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
波流犇迸，利欲萬端，宛轉于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又乙巳春書之二》）。
所謂“察其真心”，就是從“波流犇迸，利欲萬端”中，辨其義利、理欲。
他認為漢高祖、唐太宗是本領宏大、開廓，震動一世，能“禁暴戢亂，愛人利物”，建國立業的帝王，則其心“發于仁政”，真心“皎然”，不可“汩沒”。
陳亮還在《策》論中，具體地指出漢高祖、唐太宗是“無一念之不在斯民”。
這在他談到漢、唐“君臣遇合”時，做了充分的表述。
他說： 周室之衰，以迄于秦，天下之亂極矣。
斯民不知有生之為樂，而急于一日之安也。
高祖君臣獨知之，三章之約以與天下更始，禁綱疏闊，使當時之人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
雖禮文多阙，而德在生民矣。
曹參以清淨而繼“畫一”之歌，此其君臣遇合之盛，無一念之不在斯民也。
魏（征）相之奉天時、行故事，丙吉之不務苛碎，不求快意，以供奉宣帝寬大之政，亦不負君臣之遇合矣。
唐承隋舊，其去隋文安平之日未遠，天下不能無望于紀綱制度之舉而緻治之隆也。
太宗君臣獨知之，興仆植僵，以《六典》正官，以進士取人，以租庸調任民，以府衛立兵。
雖禮樂未講，而天下之廢略舉矣。
房、杜謀斷相先，而卒與共濟斯美，此其君臣遇合之盛，亦無一念之不在斯民也。
……自漢唐以來，雖聖人不作，而賢豪接踵于世……蓋天人之相合，而一代之盛際也，此豈可常之事哉？（《集》卷十一《策·肖、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獨名于漢唐》） 朱熹說，漢、唐“無一念不出于人欲”，所以漢、唐不能與三代比隆。
陳亮在這裡反駁說，漢、唐“無一念不在斯民”，所以漢、唐有“三代之隆”，體現了三代的義理。
按照陳亮的這種說法，義利就在利欲中，故利體現了義，人欲體現了天理。
所以他說：“王霸可以雜用，則天理人欲可以并行”（《又丙午秋書》）。
這就是陳亮提出的有名的“義利雙行，王霸并用”的觀點。
對于陳亮這種“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集》卷二十四《祭呂東萊文》）的說法，朱熹加以指責，說陳亮“于漢唐事迹上尋讨個仁義出來，便以為即王者事”，是如同把曹操篡漢，視為“舜禹之事”（《語類》卷一二三）。
陳亮指出，朱熹對漢、唐的看法，就像是當年老、莊看待三代一樣，看不見三王的功業。
他說，當年禹、啟“大戰”有扈氏，湯“放桀于南巢”，武王“伐纣”，周公“舉兵”勝武庚等，這些征伐和戰亂，本為天理、王道之事，可是“老、莊氏思天下之亂無有已時，而歸罪于三王”。
在老、莊看來，“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共安于無事，則安得有是紛紛乎”？可是孔子并不是這樣，他按照曆史事實，肯定了夏、商、周三代在中國曆史上的作用。
如果沒有三代，也就沒有春秋時代。
因此，作為孔子的後學，也不應當菲薄曆史，而應當充分地肯定漢代和唐代在中國曆史上所建立的功業。
同樣，在王霸、義利的論辯中，陳亮認為漢、唐的功業具有三王的“真心”，故“漢唐之心迹”，上接“三王之心迹”。
他由此提出“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的問題（《又乙巳春書之一》）。
所謂“心”，又稱“真心”“心迹”，是指三代“聖人之心”（又乙巳秋書》）；聖人，主要指被儒者美化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等。
所謂“法”，又稱“法度”“制度”，諸如“至堯而法度始定”，“夏、商、周之制度”，概指三代的政治制度和禮儀規則，亦稱“三代之文”（《又乙巳春書之一》）。
總之，陳亮說的“心”“法”，是指“堯、舜相傳之心、法”（《又乙巳春書之二》）。
陳亮提出這個問題，所要說明的是，三代心、法相傳，到了漢、唐，雖然有“不盡”“不備”的地方，如漢代與三代比較，“雖禮文多缺”，但總的來說，堯舜相傳的心、法是“無常泯”“無常廢”，是一直延續下來的。
所以，他責問朱熹：“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乎？”（同上）。
顯然，陳亮是要說明堯舜三代的相傳心、法，也傳之于漢、唐。
這正如他在前面說的道也傳之于漢、唐一樣，是為漢、唐的功業張目的，即朱熹說的陳亮是意在“推尊漢唐”（《寄陳恭甫書》八）。
這也是陳亮與朱熹關于王霸義利之辯中的又一個問題。
朱熹為堅持三代與漢、唐“不能合而為一”，以貶抑漢、唐，于是抓住陳亮說的，既然堯舜心、法在後世是“無常泯”“無常廢”，那就會“有時”泯、“有時”廢了。
朱熹指出，這個“有時”的“時”，正是漢、唐之時，所以堯舜心、法傳不到漢、唐，因為它被漢、唐的利欲所泯廢了。
不唯如此，朱熹還從“有時”泯、“有時”廢出發，進而提出如何使其不泯、不廢的辦法，這就是所謂“惟精惟一”的“工夫”。
他在複陳亮的信中說： 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存”一段，乃一書之關鍵。
鄙意所同，未有多于此段者也；而其所異，亦未有甚于此段者也。
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
但謂之“無常泯”，即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即有時而廢矣。
蓋天理人欲之并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
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
是以聖人之教人，必欲其盡去人欲而複全天理也。
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
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
……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為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寄陳恭甫書》八） 這是說，堯舜相傳的心、法，有時泯、有時廢，其原因是天理與人欲，也就是道心與人心“疊為勝負”。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主觀上雖然希望堯舜相傳的心、法不泯不廢，但又不可恃之以為“不常泯”“不常廢”，而任人心、人欲放任自流，即所謂“自危”“自微”。
因此，要有戒慎悚懼、誠惶誠恐的“惟危”“惟微”的精神，去做“惟精惟一”的“工夫”，簡單地說，就是所謂道德修養的“聖學工夫”。
這就是朱熹說的“堯舜相傳之密旨”。
所謂“密旨”，就是以“誠”“敬”為修持冥悟的理學修養方法。
相反，如果不做這種“聖學工夫”，卻做“英雄豪傑”的功利事業，便成了所謂“心以為利”，“全然不顧義理”（同上）。
由此他責備陳亮是“推尊漢唐，以為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為與漢唐不殊”（同上）。
對此，陳亮認為，古今時宜不同，三代與漢、唐當然會不一樣。
他在複朱熹的信中說，“來谕謂亮推尊漢唐以為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為與漢唐不殊，如此則不獨不察其心，亦并與其言不察矣”（《又乙巳春書之二》），說朱熹未弄明白他的意思。
他指出，漢唐與三代比較起來是：“本領宏闊，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隻做得漢唐”（《又乙巳秋書》）。
“本領”指經世的功業，“工夫”即朱熹說的“惟精惟一”的“聖學工夫”。
可以看出，陳亮承認朱熹說的漢、唐不如三代有“工夫”，但漢、唐也有“本領”。
問題是：漢唐所做的，是不是同三代一樣具有功業的“本領”？朱熹說，“漢唐并無些子本領，隻是頭出頭沒，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見《又乙巳秋書》）。
陳亮認為漢、唐是有建功立業的本領。
他說，“亮以為漢唐之君，本領非不宏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并立，而人物賴以生息”（《又甲辰秋書》），使道在漢、唐“光明盛大”。
又說，要論漢、唐與三代之間的同異，固然要從“工夫”上去看，但主要是看“愛人、利物”方面是做得盡，還是做得不盡？因為有“愛人利物”方面的功業“本領”，才是王道、天理的主要内容。
陳亮認為，如果從這一點來比較，則漢、唐雖然與三代一樣是做的功業“本領”，但又不如三代做得盡。
他對朱熹說： 某大概以為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
”惟其做得盡，故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
惟其做不到盡，故雖其盛時，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運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夭阏者，人遂其性亦有時而乖戾者。
（《又乙巳春書之二》） 陳亮指出，盡與不盡，是在于能否順乎自然？能否使物得其生、人遂其性？而漢、唐做得不盡，也是從這方面而言的。
所不同者，隻是漢、唐“有時而夭阏”，“有時而乖戾”而已，但從基本方面來說，它與三代并非絕對不同，因為漢、唐還是“三光明”，“寒暑運”，人與物仍然得其生、遂其性。
陳亮以這種盡與不盡的說法去比較三代、漢唐，就把朱熹以“惟精惟一”的“聖學工夫”作為比較三代、漢唐的說法，排抑在次要地位上。
從漢、唐與三代比較其盡與不盡的争論中，朱熹是強調道德修養的工夫，陳亮是強調功利事業的本領。
可以看出，陳亮這一頗費周折的論辯，是在于反駁朱熹所謂三代以天理行，漢、唐以人欲行，緻使漢、唐不如三代的說法，從而論證他的“義利雙行、王霸并用”的觀點。
三、對“成人之道”的争論 朱熹與陳亮之間，由道到王霸義利的争論，不是為古而古，即陳亮對陳傅良說的，“亮與朱元晦所論，本非為三代、漢唐設”（《集》卷二十一《與陳君舉》），“非專為漢唐分疏”（《又乙巳春書之一》），而是通過曆史的“得失較然”，哪些“可以法、可以戒”？以便在現實社會中如何立身處世，如何做人？這就是朱熹與陳亮在王霸義利之辯中的所謂“成人之道”的問題。
朱熹說，管仲是急功計利的“小器”，“當不得一個人”；漢高祖、唐太宗固為一世之雄，但陷溺于利欲場中。
這些都不可為今人效法。
君子當“盡心知性”，“學道愛人”，行天理去人欲，做一個道學“聖人”。
所以，“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如果“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繩墨，脫略規矩，進不得為君子，退不得為小人”（《寄陳恭甫書》八）。
這在他同陳亮關于王霸義利之辯中，就已反複強調了。
那麼，朱熹所謂做“聖人”的标準是什麼呢？他說： 绌去義利雙行、王霸并用之說，而從事于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
（《寄陳恭甫書》四） 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将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疏，即更脫灑磊落耳。
（同上六） 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卻閑心力，無補于既往，正恐礙卻正知見，有害于方來也。
……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查礦中拔取零金，不亦悮乎。
（同上九） 若如鄙意，則須是先得吾身好，黨類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國家好。
（同上十五） 為今日計，但當窮理修身，學取聖賢事業，使窮而有以獨善其身，達而有以兼善天下，則庶幾不枉為一世人耳。
（同上十） 奉告老兄，且莫相撺掇，留閑漢在山裡咬菜根，與人無相幹涉，了卻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子尋行數墨，亦是一事。
（同上十四） 名教中自有安樂處。
（同上五） 朱熹這一番話，不能視為一堆道學腐儒的廢話。
第一，他是針對陳亮在王霸義利之辯中，要學漢、唐“大有為”的功利思想而發的。
他認為，陳亮為“漢唐分疏”，追慕功利，等于從爐渣裡枉尋金子，故應當省得這個心力，“绌去義利雙行、王霸并用之說”。
第二，朱熹的“成人之道”，是不做三代以下的漢、唐英雄，而要以“醇儒之道自律”。
所謂“醇儒之道”，就是“惟精惟一”的這個相傳不絕的“密旨”。
這個“密旨”也叫作“秘寶”和“正法眼藏”，說穿了，它不過是要人們安坐冥悟先驗的道德；而先驗的道德，具體來說，又不過是封建三綱五常。
顯然，朱熹的“成人之道”，就是安坐不動，“獨善其身”，做一個道德自我完善的君子儒，而不過問國家存亡，也不問“生民之利”。
盡管當時金人步步進逼，僅有東南半壁的南宋已岌岌可危，但朱熹卻要人們隻管“吾身好”，哪怕窮守深山吃菜根，也不要有所作為。
雖然朱熹也有過反對投降派秦桧的言論，但他這種兀然端坐、拱手無為的做人方法，實是坐等亡國，這與秦桧比較起來，隻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遙。
針對朱熹這種“成人之道”的說法，陳亮提出“志在天下”，反對朱熹的“獨善其身”；主張做“大有為”的“英雄豪傑”，反對朱熹以“醇儒自律”的君子儒。
陳亮這種“成人之道”的思想由來已久。
據陳亮自述，他早在十八九歲時，因憂心時事，即袁桷說的“急于當時之利害”（《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九《書朱氏精舍圖詩後》），緻使“胸中耿耿”，“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
其後，在《上孝宗皇帝》三書中，更反複陳言，謂以今日之勢，“不可苟安以玩歲月”，當求“天下豪傑之士”，以論“今日之大計”。
所以他“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其所論王霸之道，是為今日“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為之機”（同上《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為此，他力勸孝宗起用有“風雨雲雷”精神的豪傑之士，而不可以“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同上）。
陳亮以天下為己任，認為儒者應當過問天下國家之事，與朱熹主張終身以“涵養”“積累”的“醇儒”思想對立。
他在給朱熹的信中說： 研窮義
”說者以為孔氏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王伯（霸），孟子力論伯者“以力假仁”。
而夫子之稱如此，所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
觀其語脈，決不如說者所雲。
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
（《又乙巳春書之二》） 這是說，管仲以霸見仁，故不是朱熹說的“小器”之人。
按陳亮的這些引論，管仲助齊稱霸，是王道的需要；王道又正需要以霸道來體現。
所以霸本于王，王霸并用。
而後來的王霸紛争，實際上就是從禹、湯、武王、周公的所謂王道而來，所以他說，“謂之雜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又甲辰秋書》）。
陳亮這種王霸之論，多少符合曆史的真實。
朱熹與陳亮由王霸的争辯進而涉及義利的問題。
按照朱熹的說法，三代的王道是内本天理，外行仁政，而漢、唐的霸道，從内到外都是人欲、私意，即所謂“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
”因此在朱熹稱頌王道、貶斥霸道的時候，也必然崇義绌利，義利不兩立。
而陳亮認為王霸并用，義要體現在利上，故利也就是義，義利雙行，缺一不可。
陳亮所謂利，不是無節制的一己私利，而是泛指“生民之利”。
這個利和功一樣，也為三代所講求。
他問：“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何以具四德”（《宋元學案》卷五十六《龍川學案·簽判蘆隐先生偘》）？所謂“六府”，是指形成天地萬物的水、火、木、金、土、谷；所謂“四德”，是指元、亨、利、貞。
陳亮在這裡的意思是說，三代聖王不做功業，何以能成天地萬物？不計利，何以能有仁義？至于後世儒者說三代無利欲，那是被孔子美化了的。
他對朱熹說：“秘書以為三代以前都無利欲，都無要富貴底人。
今《詩》《書》載得如此淨潔，隻此是正大本子。
亮以為才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淨潔，‘革’道止于革面，亦有不盡概聖人之心者。
聖賢建立于前，後嗣承庇于後，又經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淨潔”（《又乙巳秋書》）。
這裡說的利欲，是本于人心，是“生民”的自然需要。
而後世儒者誦念儒家經典的“正大本子”，是經過“孔子一洗”，就把三代本來也講求的“生民”利欲洗淨了，結果隻能是正其義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使義理與利欲對立起來。
關于三代至漢、唐在義與利、理與欲、邪與正的辯論，朱熹說，漢、唐是“假仁借義以行其私”，“無一念不出于人欲”（《寄陳恭甫書》六），“其全體隻在利欲上”，所以“堯舜三代自堯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也”（同上八）。
于此，陳亮首先提出不能離事而空言義利、理欲，主張在事中察其“真心”。
他給朱熹複信說，應當“大其眼以觀之，平其心以參酌之”，要“眼目既高，于駁雜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
波流犇迸，利欲萬端，宛轉于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又乙巳春書之二》）。
所謂“察其真心”，就是從“波流犇迸，利欲萬端”中，辨其義利、理欲。
他認為漢高祖、唐太宗是本領宏大、開廓，震動一世，能“禁暴戢亂，愛人利物”，建國立業的帝王，則其心“發于仁政”，真心“皎然”，不可“汩沒”。
陳亮還在《策》論中，具體地指出漢高祖、唐太宗是“無一念之不在斯民”。
這在他談到漢、唐“君臣遇合”時，做了充分的表述。
他說： 周室之衰，以迄于秦，天下之亂極矣。
斯民不知有生之為樂，而急于一日之安也。
高祖君臣獨知之，三章之約以與天下更始，禁綱疏闊，使當時之人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
雖禮文多阙，而德在生民矣。
曹參以清淨而繼“畫一”之歌，此其君臣遇合之盛，無一念之不在斯民也。
魏（征）相之奉天時、行故事，丙吉之不務苛碎，不求快意，以供奉宣帝寬大之政，亦不負君臣之遇合矣。
唐承隋舊，其去隋文安平之日未遠，天下不能無望于紀綱制度之舉而緻治之隆也。
太宗君臣獨知之，興仆植僵，以《六典》正官，以進士取人，以租庸調任民，以府衛立兵。
雖禮樂未講，而天下之廢略舉矣。
房、杜謀斷相先，而卒與共濟斯美，此其君臣遇合之盛，亦無一念之不在斯民也。
……自漢唐以來，雖聖人不作，而賢豪接踵于世……蓋天人之相合，而一代之盛際也，此豈可常之事哉？（《集》卷十一《策·肖、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獨名于漢唐》） 朱熹說，漢、唐“無一念不出于人欲”，所以漢、唐不能與三代比隆。
陳亮在這裡反駁說，漢、唐“無一念不在斯民”，所以漢、唐有“三代之隆”，體現了三代的義理。
按照陳亮的這種說法，義利就在利欲中，故利體現了義，人欲體現了天理。
所以他說：“王霸可以雜用，則天理人欲可以并行”（《又丙午秋書》）。
這就是陳亮提出的有名的“義利雙行，王霸并用”的觀點。
對于陳亮這種“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集》卷二十四《祭呂東萊文》）的說法，朱熹加以指責，說陳亮“于漢唐事迹上尋讨個仁義出來，便以為即王者事”，是如同把曹操篡漢，視為“舜禹之事”（《語類》卷一二三）。
陳亮指出，朱熹對漢、唐的看法，就像是當年老、莊看待三代一樣，看不見三王的功業。
他說，當年禹、啟“大戰”有扈氏，湯“放桀于南巢”，武王“伐纣”，周公“舉兵”勝武庚等，這些征伐和戰亂，本為天理、王道之事，可是“老、莊氏思天下之亂無有已時，而歸罪于三王”。
在老、莊看來，“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共安于無事，則安得有是紛紛乎”？可是孔子并不是這樣，他按照曆史事實，肯定了夏、商、周三代在中國曆史上的作用。
如果沒有三代，也就沒有春秋時代。
因此，作為孔子的後學，也不應當菲薄曆史，而應當充分地肯定漢代和唐代在中國曆史上所建立的功業。
同樣，在王霸、義利的論辯中，陳亮認為漢、唐的功業具有三王的“真心”，故“漢唐之心迹”，上接“三王之心迹”。
他由此提出“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的問題（《又乙巳春書之一》）。
所謂“心”，又稱“真心”“心迹”，是指三代“聖人之心”（又乙巳秋書》）；聖人，主要指被儒者美化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等。
所謂“法”，又稱“法度”“制度”，諸如“至堯而法度始定”，“夏、商、周之制度”，概指三代的政治制度和禮儀規則，亦稱“三代之文”（《又乙巳春書之一》）。
總之，陳亮說的“心”“法”，是指“堯、舜相傳之心、法”（《又乙巳春書之二》）。
陳亮提出這個問題，所要說明的是，三代心、法相傳，到了漢、唐，雖然有“不盡”“不備”的地方，如漢代與三代比較，“雖禮文多缺”，但總的來說，堯舜相傳的心、法是“無常泯”“無常廢”，是一直延續下來的。
所以，他責問朱熹：“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乎？”（同上）。
顯然，陳亮是要說明堯舜三代的相傳心、法，也傳之于漢、唐。
這正如他在前面說的道也傳之于漢、唐一樣，是為漢、唐的功業張目的，即朱熹說的陳亮是意在“推尊漢唐”（《寄陳恭甫書》八）。
這也是陳亮與朱熹關于王霸義利之辯中的又一個問題。
朱熹為堅持三代與漢、唐“不能合而為一”，以貶抑漢、唐，于是抓住陳亮說的，既然堯舜心、法在後世是“無常泯”“無常廢”，那就會“有時”泯、“有時”廢了。
朱熹指出，這個“有時”的“時”，正是漢、唐之時，所以堯舜心、法傳不到漢、唐，因為它被漢、唐的利欲所泯廢了。
不唯如此，朱熹還從“有時”泯、“有時”廢出發，進而提出如何使其不泯、不廢的辦法，這就是所謂“惟精惟一”的“工夫”。
他在複陳亮的信中說： 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存”一段，乃一書之關鍵。
鄙意所同，未有多于此段者也；而其所異，亦未有甚于此段者也。
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
但謂之“無常泯”，即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即有時而廢矣。
蓋天理人欲之并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
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
是以聖人之教人，必欲其盡去人欲而複全天理也。
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
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
……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為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寄陳恭甫書》八） 這是說，堯舜相傳的心、法，有時泯、有時廢，其原因是天理與人欲，也就是道心與人心“疊為勝負”。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主觀上雖然希望堯舜相傳的心、法不泯不廢，但又不可恃之以為“不常泯”“不常廢”，而任人心、人欲放任自流，即所謂“自危”“自微”。
因此，要有戒慎悚懼、誠惶誠恐的“惟危”“惟微”的精神，去做“惟精惟一”的“工夫”，簡單地說，就是所謂道德修養的“聖學工夫”。
這就是朱熹說的“堯舜相傳之密旨”。
所謂“密旨”，就是以“誠”“敬”為修持冥悟的理學修養方法。
相反，如果不做這種“聖學工夫”，卻做“英雄豪傑”的功利事業，便成了所謂“心以為利”，“全然不顧義理”（同上）。
由此他責備陳亮是“推尊漢唐，以為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為與漢唐不殊”（同上）。
對此，陳亮認為，古今時宜不同，三代與漢、唐當然會不一樣。
他在複朱熹的信中說，“來谕謂亮推尊漢唐以為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為與漢唐不殊，如此則不獨不察其心，亦并與其言不察矣”（《又乙巳春書之二》），說朱熹未弄明白他的意思。
他指出，漢唐與三代比較起來是：“本領宏闊，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隻做得漢唐”（《又乙巳秋書》）。
“本領”指經世的功業，“工夫”即朱熹說的“惟精惟一”的“聖學工夫”。
可以看出，陳亮承認朱熹說的漢、唐不如三代有“工夫”，但漢、唐也有“本領”。
問題是：漢唐所做的，是不是同三代一樣具有功業的“本領”？朱熹說，“漢唐并無些子本領，隻是頭出頭沒，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見《又乙巳秋書》）。
陳亮認為漢、唐是有建功立業的本領。
他說，“亮以為漢唐之君，本領非不宏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并立，而人物賴以生息”（《又甲辰秋書》），使道在漢、唐“光明盛大”。
又說，要論漢、唐與三代之間的同異，固然要從“工夫”上去看，但主要是看“愛人、利物”方面是做得盡，還是做得不盡？因為有“愛人利物”方面的功業“本領”，才是王道、天理的主要内容。
陳亮認為，如果從這一點來比較，則漢、唐雖然與三代一樣是做的功業“本領”，但又不如三代做得盡。
他對朱熹說： 某大概以為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
”惟其做得盡，故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
惟其做不到盡，故雖其盛時，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運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夭阏者，人遂其性亦有時而乖戾者。
（《又乙巳春書之二》） 陳亮指出，盡與不盡，是在于能否順乎自然？能否使物得其生、人遂其性？而漢、唐做得不盡，也是從這方面而言的。
所不同者，隻是漢、唐“有時而夭阏”，“有時而乖戾”而已，但從基本方面來說，它與三代并非絕對不同，因為漢、唐還是“三光明”，“寒暑運”，人與物仍然得其生、遂其性。
陳亮以這種盡與不盡的說法去比較三代、漢唐，就把朱熹以“惟精惟一”的“聖學工夫”作為比較三代、漢唐的說法，排抑在次要地位上。
從漢、唐與三代比較其盡與不盡的争論中，朱熹是強調道德修養的工夫，陳亮是強調功利事業的本領。
可以看出，陳亮這一頗費周折的論辯，是在于反駁朱熹所謂三代以天理行，漢、唐以人欲行，緻使漢、唐不如三代的說法，從而論證他的“義利雙行、王霸并用”的觀點。
三、對“成人之道”的争論 朱熹與陳亮之間，由道到王霸義利的争論，不是為古而古，即陳亮對陳傅良說的，“亮與朱元晦所論，本非為三代、漢唐設”（《集》卷二十一《與陳君舉》），“非專為漢唐分疏”（《又乙巳春書之一》），而是通過曆史的“得失較然”，哪些“可以法、可以戒”？以便在現實社會中如何立身處世，如何做人？這就是朱熹與陳亮在王霸義利之辯中的所謂“成人之道”的問題。
朱熹說，管仲是急功計利的“小器”，“當不得一個人”；漢高祖、唐太宗固為一世之雄，但陷溺于利欲場中。
這些都不可為今人效法。
君子當“盡心知性”，“學道愛人”，行天理去人欲，做一個道學“聖人”。
所以，“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如果“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繩墨，脫略規矩，進不得為君子，退不得為小人”（《寄陳恭甫書》八）。
這在他同陳亮關于王霸義利之辯中，就已反複強調了。
那麼，朱熹所謂做“聖人”的标準是什麼呢？他說： 绌去義利雙行、王霸并用之說，而從事于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
（《寄陳恭甫書》四） 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将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疏，即更脫灑磊落耳。
（同上六） 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卻閑心力，無補于既往，正恐礙卻正知見，有害于方來也。
……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查礦中拔取零金，不亦悮乎。
（同上九） 若如鄙意，則須是先得吾身好，黨類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國家好。
（同上十五） 為今日計，但當窮理修身，學取聖賢事業，使窮而有以獨善其身，達而有以兼善天下，則庶幾不枉為一世人耳。
（同上十） 奉告老兄，且莫相撺掇，留閑漢在山裡咬菜根，與人無相幹涉，了卻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子尋行數墨，亦是一事。
（同上十四） 名教中自有安樂處。
（同上五） 朱熹這一番話，不能視為一堆道學腐儒的廢話。
第一，他是針對陳亮在王霸義利之辯中，要學漢、唐“大有為”的功利思想而發的。
他認為，陳亮為“漢唐分疏”，追慕功利，等于從爐渣裡枉尋金子，故應當省得這個心力，“绌去義利雙行、王霸并用之說”。
第二，朱熹的“成人之道”，是不做三代以下的漢、唐英雄，而要以“醇儒之道自律”。
所謂“醇儒之道”，就是“惟精惟一”的這個相傳不絕的“密旨”。
這個“密旨”也叫作“秘寶”和“正法眼藏”，說穿了，它不過是要人們安坐冥悟先驗的道德；而先驗的道德，具體來說，又不過是封建三綱五常。
顯然，朱熹的“成人之道”，就是安坐不動，“獨善其身”，做一個道德自我完善的君子儒，而不過問國家存亡，也不問“生民之利”。
盡管當時金人步步進逼，僅有東南半壁的南宋已岌岌可危，但朱熹卻要人們隻管“吾身好”，哪怕窮守深山吃菜根，也不要有所作為。
雖然朱熹也有過反對投降派秦桧的言論，但他這種兀然端坐、拱手無為的做人方法，實是坐等亡國，這與秦桧比較起來，隻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遙。
針對朱熹這種“成人之道”的說法，陳亮提出“志在天下”，反對朱熹的“獨善其身”；主張做“大有為”的“英雄豪傑”，反對朱熹以“醇儒自律”的君子儒。
陳亮這種“成人之道”的思想由來已久。
據陳亮自述，他早在十八九歲時，因憂心時事，即袁桷說的“急于當時之利害”（《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九《書朱氏精舍圖詩後》），緻使“胸中耿耿”，“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
其後，在《上孝宗皇帝》三書中，更反複陳言，謂以今日之勢，“不可苟安以玩歲月”，當求“天下豪傑之士”，以論“今日之大計”。
所以他“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其所論王霸之道，是為今日“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為之機”（同上《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為此，他力勸孝宗起用有“風雨雲雷”精神的豪傑之士，而不可以“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同上）。
陳亮以天下為己任，認為儒者應當過問天下國家之事，與朱熹主張終身以“涵養”“積累”的“醇儒”思想對立。
他在給朱熹的信中說： 研窮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