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浙東事功派與理學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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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陳亮同朱熹的論辯
朱熹在理學上，不僅與陸學有過争論，而且還同浙東事功派陳亮、葉适有過辯論。
朱與陳、朱與葉辯論的性質，是屬于理學與功利之學的争論，它不同于朱、陸之間隻是在理學内部的分歧。
陳亮（公元1143—1194年）字同甫，學者稱龍川先生，浙江永康人，著有《龍川文集》（今有中華書局校訂本《陳亮集》，以下簡稱《集》）。
陳亮一生坎坷，學無師承。
本節着重論述他同朱熹在王霸、義利問題上的論辯情況。
陳亮在年輕時，即好“伯王大略”，讀書談兵，倡言改革，力主抗金，懷有中興、複仇的抱負。
在十八九歲時，寫出《酌古論》《中興五論》，極論上下二千年英雄人物，其中尤多盛稱漢高祖劉邦和唐太宗李世民的功業。
其後，上孝宗皇帝三書，認為要中興、複仇，就要勵精圖治，擢用那些能做事建功的人才，期于“開物成務”，以成漢、唐大業。
他反對性命之學，主張做大有為的英雄豪傑。
陳亮這種“談王說霸”“專言事功”，顯然與朱熹的理學思想不同。
朱熹也主張抗金，治國平天下，但首先在于整饬人心，涵養本心，然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朱子大全》卷四十七《答呂子約》）。
認為談王霸、言事功，是舍本逐末，勢必要“馳骛功名之心”，陷入利欲“窠窟”，背離“聖人立教本指（旨）”。
由于朱熹與陳亮的立論不同，各持一端，故在論辯的過程中，對一系列問題有不同的看法。
從現在保存下來的陳亮緻朱熹的八次書信和朱熹緻陳亮的十五次書信中，大體上可以了解到這場争論的内容概況。
朱熹與陳亮的争論是從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開始，至光宗紹熙四年（公元1193年）結束，前後共十一年。
争論的結果是互相未能折服，無法調和。
陳亮與朱熹的争論，基本上是圍繞着王霸、義利的問題展開的，但它首先涉及對亘貫古今的“道”的不同看法。
由于對“道”的看法不同，即這個“道”貫穿在三代到漢唐這兩個不同的曆史時期，是體現為義利之分，還是義利雙行？是體現為王霸之别，還是王霸并用？而朱、陳所以有王霸、義利之辯，他們又都是為了在現實的社會中，是做一個“實事實功”的英雄豪傑？還是做一個“醇儒自律”的君子儒？這就是争論如何做人的所謂“成人之道”的問題。
這些問題的争論，朱熹是“談性命而辟功利”，陳亮是“專言事功”而“嗤咄性命”，深刻地反映了功利之學與心性理學之間的分歧。
一、對道的争論 陳亮與朱熹都承認有一個通貫古今的“道”存在着。
但是，這個“道”是什麼？它如何流傳不息？這一争論，是他們在一系列問題上争論的出發點。
朱熹所說的“道”，是超乎自然與社會之上的一種先驗的道德，它“非人之所能預”，人們對它隻能默識體悟。
這也就是堯、舜、周、孔所傳之道。
這個聖傳的道，是亘古常在的“不滅之物”，它行于三代是為王道。
因為堯舜三王有義理之心。
可是到了漢、唐，漢祖唐宗是利欲之心，行的隻是霸道，所以漢、唐以下一千五百年卻不能把它體現為人道。
他在同陳亮辯論時說： 若論道之常存，卻又初非人之所能預，隻是此個自是亘古貫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
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引自《集》卷二十《寄陳恭甫書》六。
以下出處略書名） 本來，理學家講道的時候，是與人對待而言的，要有人來體現它的絕對存在，而不是孤立地去講道。
這正如他們講道與物相對待的關系一樣，也不是離物而言道的，而是要有萬物來體現道的絕對存在。
然而，朱熹在這裡說的道，在漢、唐何以離開人而不能體現為人道呢？據朱熹說，這是因為漢、唐的人“有欲”。
他說： 夫三才之所以為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
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
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我者，則固即此而不行矣。
不可但見其穹然者常運乎上，頹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為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
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為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
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
……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
……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于三代之盛時也。
（《寄陳恭甫書》八） 這是朱熹在回答陳亮所說的道不可舍人而獨運的一段話。
在朱熹看來，道固然是“運行無窮”，“殄滅不得”，它是永恒地存在着，但人有時不以義理之心去體驗、應合，即不與天地之心“相似”，不等于說“道”之不存，隻能說是未把它體驗為人道。
這裡，朱熹想要強調的是，人與道固然是相對待的，但兩者的關系是，人有賴于道，而不是道有賴于人，即不是“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而是要看這個人是義理之心，還是“有欲”？這就是所謂“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
”正因為漢、唐“有欲”，所以就不能把天道體驗為人道。
這是“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因而漢、唐就不能不“無愧于三代”了。
朱熹以此說明三代是行的理義而有王道，漢、唐行的是利欲而有霸道，故三代“曰義曰王”，漢、唐“曰利曰霸”。
至于漢、唐何以行的是利欲？這在後面還要談到。
總之，漢、唐不如三代，曆史是在倒退。
朱熹對道的這種說法，陳亮在複信中，力持異議，與之辯論。
陳亮也承認亘古貫今有道的存在，但道不是神秘的先驗的精神，而是與事物、與人生日用不可分，它具有自然的普遍性。
在《與徐彥才大谏》一文中，陳亮說：“陰陽之氣，阖闢往來，間不容息。
……此天地盈虛消息之理。
”這個“天地盈虛消息之理”，就是天地之道，它不過是陰陽二氣的開合、散聚，因而“陽極必陰，陰極必陽，疊相為主而不可窮”（《集》卷十九）。
這是天道恒常不息的自然原因。
所以“道非出于形氣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間”（《集》卷九《勉強行道大有功》）。
說明道并非是超自然的絕對精神。
陳亮指出，因為道不是超自然的，故“天地之間，何物非道。
赫日當空，處處光明。
閉眼之人，開眼即是”（同上卷二十《又乙巳秋書》），這是任何人可以體察，可以認識到的。
因為“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塗萬轍，因事作則，苟能潛心玩省，于所已發處體認”（同上卷十九《與應仲實孟明》），認為道在“千塗萬轍”的實際事物中，可以随時體驗到。
因此，“舍天地則無以為道；天地常運而人道不息”（同上卷二十《又乙巳春書》）。
這是說，常運不息的道，不可以離開自然之天；而道不停息，則人道也不能停息。
陳亮由此進一步申述道在“日用之間”，它“因時之宜”，“順民之心”，是合乎人情的。
他說： 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
古之帝王獨明于事物之故，發言立政，順民之心，因時之宜，處其常而不惰，遇其變而天下安之。
（同上卷十《經書發題·書經》） 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間，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
當先王時，天下之人，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而其所謂平施于日用之間者，與生俱生，固不可得而離也。
是以既流之情，易發之言，而天下亦不自知其何若，而聖人于其間有取焉，抑不獨先王之澤也。
聖人之于《詩》，固将使天下複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于日用之間者。
（同上《詩經》） 陳亮就六經所發的議論，雖然夾有傳統的儒家語言，但從他的疏釋中，不難看出，他是認為道在日用之間，與人是“與生俱生”，是在現實中存在的。
很明顯，陳亮認為道不可以離開人類社會而獨運，如果“道非賴人以存，則釋氏所謂千卻萬劫者，是真有之矣”（同上卷二十《又乙巳春書之一》）。
他對朱熹說： 人之所以與天地并立為三者，非天地常獨運而人為有息也。
人不立則天地無以獨運，舍天地則無以為道矣。
夫“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非謂其舍人而為道也。
若謂道之存亡，非人所能與，則舍人可以為道，而釋氏之言不誣矣。
（同上） 指出道、自然和人，是不能分離的關系。
在這一關系中，強調道因人而存在，否則就陷于空寂的佛門。
與朱熹所說的人有賴于道，道可以離人而獨存的觀點對立起來。
陳亮以此作為立論，認為道既然是亘古貫今，它行于三代，體現為人道，則這個道行于漢、唐，在漢祖、唐宗的功業中，也同樣體現為人道。
如果道不能行于漢、唐，則這個時期“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常存”，這難道能叫人“心服”嗎？如果這樣，則漢、唐以下一千五百年，豈不是“天地架漏過時”，“人心牽補過日”？世界豈不成了一片黑暗了嗎？ 朱熹申論說，永遠“殄滅不得”的道，雖然在漢、唐不能體現為人道，但它卻在那些具有“道心”的儒者身上體現出來，并由他們相繼不絕的傳下去。
總之，在朱熹看來，“二千年世界塗涴而光明寶藏獨數儒者自得之”（《又乙巳秋書》）。
對于道的這種秘傳不絕的說法，陳亮諷刺說： 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指朱熹等理學家）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
（《又乙巳春書之二》） “殄滅不得”者便以為古今秘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為得不傳之絕學。
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劃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人于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絕者僅如縷耳。
（《又乙巳秋書》） 這種把道說成是隻有僅僅少數幾個自号“開眼”的儒者秘傳，互相附耳密語，猶如宗教“結壇”，成為“法門”，而把那些建功立業的英雄豪傑，即“二千年之君子”，說成是“盲眼”不得其道，被推在“法門”之外。
對此，陳亮質問朱熹，道在天地之間，如“赫日當空”，怎麼可以說是“舉世皆盲”，隻有幾個儒者能“開眼”見到？他認為“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及其開眼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拄，人物賴以生育”，“如浮翳盡洗而去之，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不亦恢廓灑落，宏大而端正乎”？所以，道不隻是靠幾個儒者“幸其不絕”，而且也體現在那些有功業的英雄豪傑身上。
陳亮的辯說，實際上是對儒家道統論的異議。
在陳亮同朱熹關于道的内容和道如何常運不息的不同看法中，涉及對漢、唐霸業、功利的看法，因而引起對王霸、義利的争論。
二、關于王霸、義利的争論 在朱熹看來，他之所以認為道不能行于漢、唐，不能體現為人道，是因為漢祖、唐宗有“利欲”。
他說： 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漢唐之君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卻隻在利欲上。
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也。
（《寄陳恭甫書》八） 這是說，漢高祖、唐太宗也可能做一點合乎仁義的事，與三代王道偶有“暗合”，但整個來說，由于漢、唐沒有三代義理之心，隻有利欲之心，這樣就把道“限隔”了，其所行的也隻是霸道，而不是王道。
所以漢、唐與三代就有區别，不能等同。
對于朱熹這種所謂漢、唐是霸道和利欲問題，陳亮辯論說： 自孟、荀論義理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
本朝伊洛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義理之說于是大明。
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
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為漢唐之君本領非不宏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并立，而人物賴以生息。
……諸儒之論，為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冤哉！高祖、太宗豈能心服于冥冥乎？（《又甲辰秋書》） 所謂“近世諸儒”，顯然是指朱熹等人。
陳亮認為朱熹說“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就把天地說成是架漏、人心牽補。
如果這樣，萬物何以蕃衍不絕？道何以常存不息？至于漢高祖、唐太宗，陳亮肯定他們的立國功業，可與天地并立，使人物得以生息。
因此，所謂“以人欲行”，在陳亮看來，指的曹操還可以，而不能以此去看待漢、唐之君。
故陳亮在另一封答辯朱熹的信中說，“高祖太宗及（宋）皇家太祖，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又乙巳春書之一》）。
對于劉邦、李世民的事功，陳亮是推崇備至的。
他對朱熹說： 高祖、太宗……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廓故也。
故亮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肖、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
其本領開廓，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赤子入井時微渺不易擴耳。
至于以位為樂，其情猶可以察者，不得其位，則此心何所從發于仁政哉？以天下為己物，其情猶可察哉？不總之于一家，則人心何所底止？自三代聖人固已不諱其為家天下矣。
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開廓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汩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
（同上） 陳亮指出，劉邦、李世民的“禁暴戢亂，愛人利物”，正是孟子講的恻隐之心。
而其本領開廓，震動一世，比起儒家美傳的“赤子入井之心”來說，是大得多了。
至于劉邦、李世民的謀位，是為了推行“仁政”；他們總天下為一家，是為了防止人心紛亂；何況三代聖王也這樣做過。
所以他們的真心皎然，不可埋沒，不可誣為人欲。
關于劉邦、李世民在事功中的“真心”“心迹”問題，陳亮在《問答》上篇裡，更明确地說，是“大功大德”的“救民之心”，并非出于人欲、私意。
他說： 競智角力，卒無有及沛公者，而其德義又真足以君天下，故劉氏得以制天下之命。
……及李氏之興，則劉氏之舊也。
……彼其初心，未有以異于湯武也。
……雖或急于天位，随事變遷，而終不失其初救民之心，則大功大德，固已暴著于天下矣。
……使漢唐之義不足接三代之統緒，而謂三四百年之基業可以智力而扶持者，皆後世儒者之論也。
（《集》卷三） 陳亮認為劉邦、李世民，以其救民的功業，與儒家所謂行王道的湯、武無異，其心可以上接夏、商、周三代。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陳亮把“競智角力”說成是劉邦所以稱君天下的“德義”，這個“德義”不是朱熹這些理學家所謂“安坐感動”的仁與理，而是風行龍動的“智”與“力”。
顯然，陳亮贊頌漢、唐以智力稱天下的思想，正是理學家所非議的“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的所謂霸道思想。
對于霸道，陳亮說，“其道固本于王也”（《又甲辰秋書》）。
而王道中也夾雜着霸道，如所謂“王道”的三代也有征伐和謀位的霸道。
他在《又乙巳春書之一》中，與朱熹辯論說： 禹、啟始以天下為一家而自為之。
有扈氏不以為是也，啟大戰而後勝之。
湯放桀于南巢而為商，武王伐纣取之而為周。
武庚挾管、蔡之隙，求複故業，諸嘗與武王共事者欲修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違衆議舉兵而後勝之。
……五霸之紛紛，豈無所因而然哉？……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共安于無事，則安得有是紛紛乎？ 陳亮這一段話，是在于說明王道之治，正是通過霸道來實現的，沒有所謂“霸道”，那裡能憑空出現“王道”呢？他在論及管仲時再次闡述了這一思想。
關于管仲助齊桓公稱霸的事，孟子稱其以力假仁，為王道所不為。
朱熹稱管仲有其霸道之功，而無王道之仁，因為管仲“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并無仁義之心，故被孟子、董仲舒“秉義以裁之”，即被裁判在王道之外（《寄陳恭甫書》九）。
所以，朱熹稱管仲是“小器”，“當不得一個人”（同上八）。
對此，陳亮認為管仲助齊稱霸，是仁者之事。
他借取（朱熹說陳亮是截取、斷章取義）孔子、程頤的話發揮說： 孔子之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
”又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微管仲，吾其被發
朱與陳、朱與葉辯論的性質，是屬于理學與功利之學的争論，它不同于朱、陸之間隻是在理學内部的分歧。
陳亮（公元1143—1194年）字同甫，學者稱龍川先生，浙江永康人，著有《龍川文集》（今有中華書局校訂本《陳亮集》，以下簡稱《集》）。
陳亮一生坎坷，學無師承。
本節着重論述他同朱熹在王霸、義利問題上的論辯情況。
陳亮在年輕時，即好“伯王大略”，讀書談兵，倡言改革，力主抗金，懷有中興、複仇的抱負。
在十八九歲時，寫出《酌古論》《中興五論》，極論上下二千年英雄人物，其中尤多盛稱漢高祖劉邦和唐太宗李世民的功業。
其後，上孝宗皇帝三書，認為要中興、複仇，就要勵精圖治，擢用那些能做事建功的人才，期于“開物成務”，以成漢、唐大業。
他反對性命之學，主張做大有為的英雄豪傑。
陳亮這種“談王說霸”“專言事功”，顯然與朱熹的理學思想不同。
朱熹也主張抗金，治國平天下，但首先在于整饬人心，涵養本心，然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朱子大全》卷四十七《答呂子約》）。
認為談王霸、言事功，是舍本逐末，勢必要“馳骛功名之心”，陷入利欲“窠窟”，背離“聖人立教本指（旨）”。
由于朱熹與陳亮的立論不同，各持一端，故在論辯的過程中，對一系列問題有不同的看法。
從現在保存下來的陳亮緻朱熹的八次書信和朱熹緻陳亮的十五次書信中，大體上可以了解到這場争論的内容概況。
朱熹與陳亮的争論是從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開始，至光宗紹熙四年（公元1193年）結束，前後共十一年。
争論的結果是互相未能折服，無法調和。
陳亮與朱熹的争論，基本上是圍繞着王霸、義利的問題展開的，但它首先涉及對亘貫古今的“道”的不同看法。
由于對“道”的看法不同，即這個“道”貫穿在三代到漢唐這兩個不同的曆史時期，是體現為義利之分，還是義利雙行？是體現為王霸之别，還是王霸并用？而朱、陳所以有王霸、義利之辯，他們又都是為了在現實的社會中，是做一個“實事實功”的英雄豪傑？還是做一個“醇儒自律”的君子儒？這就是争論如何做人的所謂“成人之道”的問題。
這些問題的争論，朱熹是“談性命而辟功利”，陳亮是“專言事功”而“嗤咄性命”，深刻地反映了功利之學與心性理學之間的分歧。
一、對道的争論 陳亮與朱熹都承認有一個通貫古今的“道”存在着。
但是，這個“道”是什麼？它如何流傳不息？這一争論，是他們在一系列問題上争論的出發點。
朱熹所說的“道”，是超乎自然與社會之上的一種先驗的道德，它“非人之所能預”，人們對它隻能默識體悟。
這也就是堯、舜、周、孔所傳之道。
這個聖傳的道，是亘古常在的“不滅之物”，它行于三代是為王道。
因為堯舜三王有義理之心。
可是到了漢、唐，漢祖唐宗是利欲之心，行的隻是霸道，所以漢、唐以下一千五百年卻不能把它體現為人道。
他在同陳亮辯論時說： 若論道之常存，卻又初非人之所能預，隻是此個自是亘古貫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
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引自《集》卷二十《寄陳恭甫書》六。
以下出處略書名） 本來，理學家講道的時候，是與人對待而言的，要有人來體現它的絕對存在，而不是孤立地去講道。
這正如他們講道與物相對待的關系一樣，也不是離物而言道的，而是要有萬物來體現道的絕對存在。
然而，朱熹在這裡說的道，在漢、唐何以離開人而不能體現為人道呢？據朱熹說，這是因為漢、唐的人“有欲”。
他說： 夫三才之所以為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
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
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我者，則固即此而不行矣。
不可但見其穹然者常運乎上，頹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為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
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為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
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
……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
……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于三代之盛時也。
（《寄陳恭甫書》八） 這是朱熹在回答陳亮所說的道不可舍人而獨運的一段話。
在朱熹看來，道固然是“運行無窮”，“殄滅不得”，它是永恒地存在着，但人有時不以義理之心去體驗、應合，即不與天地之心“相似”，不等于說“道”之不存，隻能說是未把它體驗為人道。
這裡，朱熹想要強調的是，人與道固然是相對待的，但兩者的關系是，人有賴于道，而不是道有賴于人，即不是“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而是要看這個人是義理之心，還是“有欲”？這就是所謂“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
”正因為漢、唐“有欲”，所以就不能把天道體驗為人道。
這是“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因而漢、唐就不能不“無愧于三代”了。
朱熹以此說明三代是行的理義而有王道，漢、唐行的是利欲而有霸道，故三代“曰義曰王”，漢、唐“曰利曰霸”。
至于漢、唐何以行的是利欲？這在後面還要談到。
總之，漢、唐不如三代，曆史是在倒退。
朱熹對道的這種說法，陳亮在複信中，力持異議，與之辯論。
陳亮也承認亘古貫今有道的存在，但道不是神秘的先驗的精神，而是與事物、與人生日用不可分，它具有自然的普遍性。
在《與徐彥才大谏》一文中，陳亮說：“陰陽之氣，阖闢往來，間不容息。
……此天地盈虛消息之理。
”這個“天地盈虛消息之理”，就是天地之道，它不過是陰陽二氣的開合、散聚，因而“陽極必陰，陰極必陽，疊相為主而不可窮”（《集》卷十九）。
這是天道恒常不息的自然原因。
所以“道非出于形氣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間”（《集》卷九《勉強行道大有功》）。
說明道并非是超自然的絕對精神。
陳亮指出，因為道不是超自然的，故“天地之間，何物非道。
赫日當空，處處光明。
閉眼之人，開眼即是”（同上卷二十《又乙巳秋書》），這是任何人可以體察，可以認識到的。
因為“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塗萬轍，因事作則，苟能潛心玩省，于所已發處體認”（同上卷十九《與應仲實孟明》），認為道在“千塗萬轍”的實際事物中，可以随時體驗到。
因此，“舍天地則無以為道；天地常運而人道不息”（同上卷二十《又乙巳春書》）。
這是說，常運不息的道，不可以離開自然之天；而道不停息，則人道也不能停息。
陳亮由此進一步申述道在“日用之間”，它“因時之宜”，“順民之心”，是合乎人情的。
他說： 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
古之帝王獨明于事物之故，發言立政，順民之心，因時之宜，處其常而不惰，遇其變而天下安之。
（同上卷十《經書發題·書經》） 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間，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
當先王時，天下之人，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而其所謂平施于日用之間者，與生俱生，固不可得而離也。
是以既流之情，易發之言，而天下亦不自知其何若，而聖人于其間有取焉，抑不獨先王之澤也。
聖人之于《詩》，固将使天下複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于日用之間者。
（同上《詩經》） 陳亮就六經所發的議論，雖然夾有傳統的儒家語言，但從他的疏釋中，不難看出，他是認為道在日用之間，與人是“與生俱生”，是在現實中存在的。
很明顯，陳亮認為道不可以離開人類社會而獨運，如果“道非賴人以存，則釋氏所謂千卻萬劫者，是真有之矣”（同上卷二十《又乙巳春書之一》）。
他對朱熹說： 人之所以與天地并立為三者，非天地常獨運而人為有息也。
人不立則天地無以獨運，舍天地則無以為道矣。
夫“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非謂其舍人而為道也。
若謂道之存亡，非人所能與，則舍人可以為道，而釋氏之言不誣矣。
（同上） 指出道、自然和人，是不能分離的關系。
在這一關系中，強調道因人而存在，否則就陷于空寂的佛門。
與朱熹所說的人有賴于道，道可以離人而獨存的觀點對立起來。
陳亮以此作為立論，認為道既然是亘古貫今，它行于三代，體現為人道，則這個道行于漢、唐，在漢祖、唐宗的功業中，也同樣體現為人道。
如果道不能行于漢、唐，則這個時期“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常存”，這難道能叫人“心服”嗎？如果這樣，則漢、唐以下一千五百年，豈不是“天地架漏過時”，“人心牽補過日”？世界豈不成了一片黑暗了嗎？ 朱熹申論說，永遠“殄滅不得”的道，雖然在漢、唐不能體現為人道，但它卻在那些具有“道心”的儒者身上體現出來，并由他們相繼不絕的傳下去。
總之，在朱熹看來，“二千年世界塗涴而光明寶藏獨數儒者自得之”（《又乙巳秋書》）。
對于道的這種秘傳不絕的說法，陳亮諷刺說： 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指朱熹等理學家）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
（《又乙巳春書之二》） “殄滅不得”者便以為古今秘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為得不傳之絕學。
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劃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人于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絕者僅如縷耳。
（《又乙巳秋書》） 這種把道說成是隻有僅僅少數幾個自号“開眼”的儒者秘傳，互相附耳密語，猶如宗教“結壇”，成為“法門”，而把那些建功立業的英雄豪傑，即“二千年之君子”，說成是“盲眼”不得其道，被推在“法門”之外。
對此，陳亮質問朱熹，道在天地之間，如“赫日當空”，怎麼可以說是“舉世皆盲”，隻有幾個儒者能“開眼”見到？他認為“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及其開眼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拄，人物賴以生育”，“如浮翳盡洗而去之，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不亦恢廓灑落，宏大而端正乎”？所以，道不隻是靠幾個儒者“幸其不絕”，而且也體現在那些有功業的英雄豪傑身上。
陳亮的辯說，實際上是對儒家道統論的異議。
在陳亮同朱熹關于道的内容和道如何常運不息的不同看法中，涉及對漢、唐霸業、功利的看法，因而引起對王霸、義利的争論。
二、關于王霸、義利的争論 在朱熹看來，他之所以認為道不能行于漢、唐，不能體現為人道，是因為漢祖、唐宗有“利欲”。
他說： 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漢唐之君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卻隻在利欲上。
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也。
（《寄陳恭甫書》八） 這是說，漢高祖、唐太宗也可能做一點合乎仁義的事，與三代王道偶有“暗合”，但整個來說，由于漢、唐沒有三代義理之心，隻有利欲之心，這樣就把道“限隔”了，其所行的也隻是霸道，而不是王道。
所以漢、唐與三代就有區别，不能等同。
對于朱熹這種所謂漢、唐是霸道和利欲問題，陳亮辯論說： 自孟、荀論義理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
本朝伊洛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義理之說于是大明。
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
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為漢唐之君本領非不宏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并立，而人物賴以生息。
……諸儒之論，為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冤哉！高祖、太宗豈能心服于冥冥乎？（《又甲辰秋書》） 所謂“近世諸儒”，顯然是指朱熹等人。
陳亮認為朱熹說“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就把天地說成是架漏、人心牽補。
如果這樣，萬物何以蕃衍不絕？道何以常存不息？至于漢高祖、唐太宗，陳亮肯定他們的立國功業，可與天地并立，使人物得以生息。
因此，所謂“以人欲行”，在陳亮看來，指的曹操還可以，而不能以此去看待漢、唐之君。
故陳亮在另一封答辯朱熹的信中說，“高祖太宗及（宋）皇家太祖，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又乙巳春書之一》）。
對于劉邦、李世民的事功，陳亮是推崇備至的。
他對朱熹說： 高祖、太宗……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廓故也。
故亮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肖、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
其本領開廓，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赤子入井時微渺不易擴耳。
至于以位為樂，其情猶可以察者，不得其位，則此心何所從發于仁政哉？以天下為己物，其情猶可察哉？不總之于一家，則人心何所底止？自三代聖人固已不諱其為家天下矣。
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開廓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汩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
（同上） 陳亮指出，劉邦、李世民的“禁暴戢亂，愛人利物”，正是孟子講的恻隐之心。
而其本領開廓，震動一世，比起儒家美傳的“赤子入井之心”來說，是大得多了。
至于劉邦、李世民的謀位，是為了推行“仁政”；他們總天下為一家，是為了防止人心紛亂；何況三代聖王也這樣做過。
所以他們的真心皎然，不可埋沒，不可誣為人欲。
關于劉邦、李世民在事功中的“真心”“心迹”問題，陳亮在《問答》上篇裡，更明确地說，是“大功大德”的“救民之心”，并非出于人欲、私意。
他說： 競智角力，卒無有及沛公者，而其德義又真足以君天下，故劉氏得以制天下之命。
……及李氏之興，則劉氏之舊也。
……彼其初心，未有以異于湯武也。
……雖或急于天位，随事變遷，而終不失其初救民之心，則大功大德，固已暴著于天下矣。
……使漢唐之義不足接三代之統緒，而謂三四百年之基業可以智力而扶持者，皆後世儒者之論也。
（《集》卷三） 陳亮認為劉邦、李世民，以其救民的功業，與儒家所謂行王道的湯、武無異，其心可以上接夏、商、周三代。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陳亮把“競智角力”說成是劉邦所以稱君天下的“德義”，這個“德義”不是朱熹這些理學家所謂“安坐感動”的仁與理，而是風行龍動的“智”與“力”。
顯然，陳亮贊頌漢、唐以智力稱天下的思想，正是理學家所非議的“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的所謂霸道思想。
對于霸道，陳亮說，“其道固本于王也”（《又甲辰秋書》）。
而王道中也夾雜着霸道，如所謂“王道”的三代也有征伐和謀位的霸道。
他在《又乙巳春書之一》中，與朱熹辯論說： 禹、啟始以天下為一家而自為之。
有扈氏不以為是也，啟大戰而後勝之。
湯放桀于南巢而為商，武王伐纣取之而為周。
武庚挾管、蔡之隙，求複故業，諸嘗與武王共事者欲修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違衆議舉兵而後勝之。
……五霸之紛紛，豈無所因而然哉？……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共安于無事，則安得有是紛紛乎？ 陳亮這一段話，是在于說明王道之治，正是通過霸道來實現的，沒有所謂“霸道”，那裡能憑空出現“王道”呢？他在論及管仲時再次闡述了這一思想。
關于管仲助齊桓公稱霸的事，孟子稱其以力假仁，為王道所不為。
朱熹稱管仲有其霸道之功，而無王道之仁，因為管仲“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并無仁義之心，故被孟子、董仲舒“秉義以裁之”，即被裁判在王道之外（《寄陳恭甫書》九）。
所以，朱熹稱管仲是“小器”，“當不得一個人”（同上八）。
對此，陳亮認為管仲助齊稱霸，是仁者之事。
他借取（朱熹說陳亮是截取、斷章取義）孔子、程頤的話發揮說： 孔子之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
”又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微管仲，吾其被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