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朱熹的理學思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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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朱文公遊，與之論校《綱目》，前後凡八書”（同上卷六十九《滄洲諸儒學案》上《趙師淵傳》）。
《文集》卷五十四《答趙幾道》，論讀史、作史，應重視“義理之精微”，批評《史記》，實批評呂祖謙，應視為與趙師淵讨論史著的一封重要書信。
據此可知，朱熹的高弟黃榦、李方子等，均十分推崇《綱目》，視為成書。
而趙師淵對《綱目》的纂修讨論，确是十分盡力，但謂此書全出趙師淵之手，甚至謂《凡例》亦出趙師淵手，則未為竅論。
根據朱熹所作《綱目序例》，可知《凡例》出于朱熹。
《綱目》據《凡例》而編著，與《凡例》一緻，則謂此書乃朱熹的著作，實毋庸置疑。
後人在這個問題上的議論，徒然多事。
我們認為，《綱目》在朱熹生前，已經成書，但未最後定稿，故朱熹晚歲亦有“思加更定，以歸詳密”之語（按朱熹的書，都是在成書後又反複修改的）。
朱熹死後，稿歸朱熹的幼子朱在保存，十年之後，始由李方子從朱在手裡取出。
又經真德秀閱讀。
迨在泉州刊行，則距朱熹之死已經十九年了。
對《通鑒綱目》的評價，出入甚大。
尊信者奉為“《春秋》後第一書”。
朱熹門人，及元人服膺朱學者，大都持這種見解。
亦有人摘其舛誤疏脫，或訂其《凡例》與《綱目》之相違戾者。
而章太炎則以為《綱目》“體例不純”，“晦庵自視亦不甚重。
尊《綱目》為聖者，村學究之見耳。
編年之史，較正史為扼要。
後有作者，隻可效法《通鑒》，不可效法《綱目》。
此不易之論也”（引自張須著《通鑒學》）。
從史著的科學價值，衡量《綱目》，視為不足效法，并指摘書中的錯誤，章氏的評論值得重視。
清康熙帝取明末陳仁錫刊本《通鑒綱目》，逐加評定。
四庫館臣認為“權衡至當，斧钺斯昭”，把這位夫子看成新聖人。
于是《通鑒綱目》乃有禦批之本，成為專制皇帝鉗制史論的工具，則其“資治”的榮譽遠過涑水之書，真是一種諷刺。
從理學史的角度評價《紫陽綱目》，應該看到它是一部陶鑄曆史，會歸一理之純粹的史著，它的特點在于對曆史事實和曆史人物進行理學原則的裁斷。
如果把《紫陽綱目》當作一部史學著作，則還不如把《紫陽綱目》當作一部理學著作更為貼切些。
《紫陽綱目》在後世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中所起的維護綱常名教的作用，決不能低估。
第六節 朱熹的曆史地位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朱熹死後二十一年，宋甯宗嘉定十四年（公元1121年），其門人黃榦寫成了朱熹《行狀》。
與此同時，李方子寫成了《朱文公年譜》。
這個年譜，就是魏了翁所說的“吾友李公晦方子嘗輯先生之年行”的《年行》（《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五十四《朱文公年譜序》）。
為什麼《行狀》和《年行》到這個時候才寫成呢？因為到這個時候，慶元學禁才完全解除。
黃榦在所寫的《行狀》最後，論述了朱熹在道統中的突出地位。
“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
自周以來，任傳道之意，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
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
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
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
”這段評論，後來被采入《宋史·道學·朱熹傳》，并加按語，說“識者以為知言”。
這就是說，黃榦的這段評論，在理學家看來是“定論”。
黃榦寫的《行狀》，綜述了朱熹的一生，又全面論述了朱熹的學問、道德。
黃榦說：朱熹“自筮仕以至屬纩五十年間，曆事四朝，仕于外者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
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
”黃榦論述了朱熹的“為學”，“為道”，著書講學，種種活動。
又說朱熹力排陸九淵、陳亮的學說，“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于是學者靡然向之。
”黃榦總結：“繼往聖将微之緒，啟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辟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
”黃榦以天生哲人題品朱熹，隐然與孔子相比拟，說：“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笃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
”确實是推崇到極點了。
黃榦甚至描述了朱熹的日常生活細節，說道：“其閑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廟，以及先聖。
退坐書室，幾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
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有定所。
倦而休也，瞑目端坐。
休而起也，整步徐行。
中夜而寝，既寝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
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颠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
”這段描述，暗用《論語·鄉黨》的筆法，其用意也在以朱熹比拟孔子。
但是，這裡也透露了作為理學家典型的朱熹的生活風貌。
幅巾方履，規行矩步，瞑目端坐，同于泥塑。
這種形象，曾先後為陳亮、李贽等進步思想家所嗤笑。
黃榦對朱熹的推崇，不是他個人的私見，而是理學家的公論。
例如稍後的魏了翁，也有相似的看法。
在《朱文公年譜序》裡，魏了翁說：“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為勝負也。
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為顯晦也。
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鶴山大全集》卷五十四）。
魏了翁又肯定朱熹對經書及《四書》的訓釋，肯定其對北宋理學家周、程、邵、張著作的闡述，肯定其對《通鑒綱目》《八朝名臣言行錄》的編著。
認為，朱熹的這些學術著作，使“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
”這就是說，經過朱熹的這些努力，理學就興盛起來了。
朱熹之所以成為理學的集大成者，緣由在此。
慶元學禁解除以後，朱熹被谥為“文公”，與周惇頤的“元公”，程颢的“純公”，程頤的“正公”，張載的“明公”，張栻的“宣公”，都被統治者尊崇。
南宋晚年，事實上理學的統治地位已經确立。
而這是同朱熹的學術研究與講學活動分不開的。
在朱熹的《文集》中，與朱熹有書信往還的學生達二百多人；在《朱子語類》中，姓名可考的語錄筆錄者有九十多人。
雖不在朱熹門牆，而與朱熹門人關系密切，事實上無異于朱熹門人的，如真德秀、魏了翁、尹起莘等，還有不少。
這大批學生或學者，在學術界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勢力，他們聚徒講學，鼓吹理學思想，使理學的統治地位進一步确立。
随着理學統治地位的确立，朱熹的地位也就屹然不可動搖。
從元朝起，朱熹的《四書集注》及朱子學的經學注釋，成為科舉考試的依據。
明初修《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朱熹的理學著作，是這些“大全”中的主要内容。
直到清初康熙修《性理精義》，朱熹的著作仍然是其中的主要内容。
南宋晚期，李心傳著《道命錄》，緻慨于孔子所說的那句話，“道之将行也與，命也；道之将廢也與，命也。
”我們則可以說，朱熹的理學之“道”，在南宋以後的封建統治階級的護持下，其命運是頗為不錯的吧。
全祖望從學術史的角度贊揚了朱熹，說是：“緻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
江西之學，浙東永嘉之學，非不岸然，而終不能諱其偏。
”這幾句《宋元學案·晦翁學案》的叙說，為朱熹的學術地位做了鑒定。
認為朱熹的學問，極其廣大，極其精微，是宋以前百代學術思想的總結。
當時江西陸象山之學，浙東葉水心之學，雖然也很突出，但是總覺得偏頗。
隻有朱熹的學術才是最正大的。
以上這些論述，都是“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不能超脫，未免溢美。
首先，朱熹是封建社會後期最重要的理學家。
在程朱理學學派中，朱熹的學術成就超過程頤。
在整個理學史中，朱熹的地位也非陸九淵、王守仁所可比拟。
其次，朱熹建立了嚴密的理學思想體系，包括天理論、性論、格物緻知論、持敬說，把客觀唯心主義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這個理學思想體系中的範疇與命題，總結了北宋以來理學的成就，使理學思想更嚴密、更豐富。
這個體系熔鑄了傳統的儒家思想及佛學思想、道教思想，更富于理論的色彩。
天理論引入社會政治思想，引入曆史哲學，使這些領域也呈現不同的面貌。
第三，朱熹有廣泛的學術修養。
他注解了《四書》，訓釋了《易》（《易本義》《易學啟蒙》）和《詩》（《詩集傳》）及《禮》（《儀禮經傳通解》）。
根據《春秋》義法，著了《通鑒綱目》。
命學生蔡沈根據他的指示，著了《書傳》。
可以說，朱熹的經學著作是很豐富的，遍注群經。
朱熹的《四書》《五經》注釋，大部分成為元、明、清三代的官書，大量印行，且遠及海外。
朱熹注解或編集了北宋理學家的著作，如周惇頤的《太極圖·易說》《易通》，二程的《程氏遺書》《程氏外書》，張載的《西銘》。
編輯了北宋理學家的語錄六百多條為《近思錄》。
他又編集了《名臣言行錄》《伊洛淵源錄》《家禮》《小學書》。
又有《楚詞集注》《韓文考異》《參同契考異》等書。
黃榦說他“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
”這是溢美之詞，在這種學術部門，未必都能“洞究淵微”，但其學術興趣的廣泛是可以肯定的。
這種情況，在封建社會後期的學者中是少見的。
第四，朱熹及其學生形成了一個有勢力的學派。
在慶元年間，其政敵就已擔心在朱熹死後四方來會葬的将達千人，議論時政，褒貶人物，可能掀起一場政治運動，故請朝廷下令禁止。
朱熹長期講學，學生有學術成就的不少，在政治上有地位的也不少。
朱熹生前著書，往往組織他的學生參加。
《宋史·道學·蔡元定傳》載：“熹疏釋《四書》，及為《易》《詩傳》《通鑒綱目》，皆與元定往複參訂。
《啟蒙》一書，則屬元定起稿。
”又載：“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沈。
”沈是元定的兒子。
《儀禮經傳通解》也是朱熹與學生黃榦等共同著作的，臨死尚未完稿，囑黃榦等繼續完成。
《通鑒綱目》是朱熹同學生趙師淵著的。
所有這些形成一種條件，便于他的理學思想的傳播。
第五，朱熹的理學思想對後世的影響很大。
宋明理學對後世的影響，主要是朱熹理學思想的影響。
朱熹的《四書集注》《詩集傳》，蔡沈的《書傳》，是功令所規定要讀的經書。
朱熹的《家禮》為封建士大夫所奉行，在社會上具有規範風俗習慣的力量。
封建社會後期儒家的傳統思想，實際就是朱熹的理學思想，對鞏固封建統治，維護封建禮教，起了重要的作用。
《文集》卷五十四《答趙幾道》，論讀史、作史，應重視“義理之精微”，批評《史記》，實批評呂祖謙，應視為與趙師淵讨論史著的一封重要書信。
據此可知，朱熹的高弟黃榦、李方子等，均十分推崇《綱目》，視為成書。
而趙師淵對《綱目》的纂修讨論，确是十分盡力，但謂此書全出趙師淵之手，甚至謂《凡例》亦出趙師淵手，則未為竅論。
根據朱熹所作《綱目序例》，可知《凡例》出于朱熹。
《綱目》據《凡例》而編著，與《凡例》一緻，則謂此書乃朱熹的著作，實毋庸置疑。
後人在這個問題上的議論，徒然多事。
我們認為，《綱目》在朱熹生前，已經成書，但未最後定稿，故朱熹晚歲亦有“思加更定，以歸詳密”之語（按朱熹的書，都是在成書後又反複修改的）。
朱熹死後，稿歸朱熹的幼子朱在保存，十年之後，始由李方子從朱在手裡取出。
又經真德秀閱讀。
迨在泉州刊行，則距朱熹之死已經十九年了。
對《通鑒綱目》的評價，出入甚大。
尊信者奉為“《春秋》後第一書”。
朱熹門人，及元人服膺朱學者，大都持這種見解。
亦有人摘其舛誤疏脫，或訂其《凡例》與《綱目》之相違戾者。
而章太炎則以為《綱目》“體例不純”，“晦庵自視亦不甚重。
尊《綱目》為聖者，村學究之見耳。
編年之史，較正史為扼要。
後有作者，隻可效法《通鑒》，不可效法《綱目》。
此不易之論也”（引自張須著《通鑒學》）。
從史著的科學價值，衡量《綱目》，視為不足效法，并指摘書中的錯誤，章氏的評論值得重視。
清康熙帝取明末陳仁錫刊本《通鑒綱目》，逐加評定。
四庫館臣認為“權衡至當，斧钺斯昭”，把這位夫子看成新聖人。
于是《通鑒綱目》乃有禦批之本，成為專制皇帝鉗制史論的工具，則其“資治”的榮譽遠過涑水之書，真是一種諷刺。
從理學史的角度評價《紫陽綱目》，應該看到它是一部陶鑄曆史，會歸一理之純粹的史著，它的特點在于對曆史事實和曆史人物進行理學原則的裁斷。
如果把《紫陽綱目》當作一部史學著作，則還不如把《紫陽綱目》當作一部理學著作更為貼切些。
《紫陽綱目》在後世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中所起的維護綱常名教的作用，決不能低估。
第六節 朱熹的曆史地位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朱熹死後二十一年，宋甯宗嘉定十四年（公元1121年），其門人黃榦寫成了朱熹《行狀》。
與此同時，李方子寫成了《朱文公年譜》。
這個年譜，就是魏了翁所說的“吾友李公晦方子嘗輯先生之年行”的《年行》（《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五十四《朱文公年譜序》）。
為什麼《行狀》和《年行》到這個時候才寫成呢？因為到這個時候，慶元學禁才完全解除。
黃榦在所寫的《行狀》最後，論述了朱熹在道統中的突出地位。
“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
自周以來，任傳道之意，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
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
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
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
”這段評論，後來被采入《宋史·道學·朱熹傳》，并加按語，說“識者以為知言”。
這就是說，黃榦的這段評論，在理學家看來是“定論”。
黃榦寫的《行狀》，綜述了朱熹的一生，又全面論述了朱熹的學問、道德。
黃榦說：朱熹“自筮仕以至屬纩五十年間，曆事四朝，仕于外者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
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
”黃榦論述了朱熹的“為學”，“為道”，著書講學，種種活動。
又說朱熹力排陸九淵、陳亮的學說，“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于是學者靡然向之。
”黃榦總結：“繼往聖将微之緒，啟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辟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
”黃榦以天生哲人題品朱熹，隐然與孔子相比拟，說：“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笃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
”确實是推崇到極點了。
黃榦甚至描述了朱熹的日常生活細節，說道：“其閑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廟，以及先聖。
退坐書室，幾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
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有定所。
倦而休也，瞑目端坐。
休而起也，整步徐行。
中夜而寝，既寝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
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颠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
”這段描述，暗用《論語·鄉黨》的筆法，其用意也在以朱熹比拟孔子。
但是，這裡也透露了作為理學家典型的朱熹的生活風貌。
幅巾方履，規行矩步，瞑目端坐，同于泥塑。
這種形象，曾先後為陳亮、李贽等進步思想家所嗤笑。
黃榦對朱熹的推崇，不是他個人的私見，而是理學家的公論。
例如稍後的魏了翁，也有相似的看法。
在《朱文公年譜序》裡，魏了翁說：“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為勝負也。
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為顯晦也。
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鶴山大全集》卷五十四）。
魏了翁又肯定朱熹對經書及《四書》的訓釋，肯定其對北宋理學家周、程、邵、張著作的闡述，肯定其對《通鑒綱目》《八朝名臣言行錄》的編著。
認為，朱熹的這些學術著作，使“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
”這就是說，經過朱熹的這些努力，理學就興盛起來了。
朱熹之所以成為理學的集大成者，緣由在此。
慶元學禁解除以後，朱熹被谥為“文公”，與周惇頤的“元公”，程颢的“純公”，程頤的“正公”，張載的“明公”，張栻的“宣公”，都被統治者尊崇。
南宋晚年，事實上理學的統治地位已經确立。
而這是同朱熹的學術研究與講學活動分不開的。
在朱熹的《文集》中，與朱熹有書信往還的學生達二百多人；在《朱子語類》中，姓名可考的語錄筆錄者有九十多人。
雖不在朱熹門牆，而與朱熹門人關系密切，事實上無異于朱熹門人的，如真德秀、魏了翁、尹起莘等，還有不少。
這大批學生或學者，在學術界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勢力，他們聚徒講學，鼓吹理學思想，使理學的統治地位進一步确立。
随着理學統治地位的确立，朱熹的地位也就屹然不可動搖。
從元朝起，朱熹的《四書集注》及朱子學的經學注釋，成為科舉考試的依據。
明初修《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朱熹的理學著作，是這些“大全”中的主要内容。
直到清初康熙修《性理精義》，朱熹的著作仍然是其中的主要内容。
南宋晚期，李心傳著《道命錄》，緻慨于孔子所說的那句話，“道之将行也與，命也；道之将廢也與，命也。
”我們則可以說，朱熹的理學之“道”，在南宋以後的封建統治階級的護持下，其命運是頗為不錯的吧。
全祖望從學術史的角度贊揚了朱熹，說是：“緻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
江西之學，浙東永嘉之學，非不岸然，而終不能諱其偏。
”這幾句《宋元學案·晦翁學案》的叙說，為朱熹的學術地位做了鑒定。
認為朱熹的學問，極其廣大，極其精微，是宋以前百代學術思想的總結。
當時江西陸象山之學，浙東葉水心之學，雖然也很突出，但是總覺得偏頗。
隻有朱熹的學術才是最正大的。
以上這些論述，都是“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不能超脫，未免溢美。
首先，朱熹是封建社會後期最重要的理學家。
在程朱理學學派中，朱熹的學術成就超過程頤。
在整個理學史中，朱熹的地位也非陸九淵、王守仁所可比拟。
其次，朱熹建立了嚴密的理學思想體系，包括天理論、性論、格物緻知論、持敬說，把客觀唯心主義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這個理學思想體系中的範疇與命題，總結了北宋以來理學的成就，使理學思想更嚴密、更豐富。
這個體系熔鑄了傳統的儒家思想及佛學思想、道教思想，更富于理論的色彩。
天理論引入社會政治思想，引入曆史哲學，使這些領域也呈現不同的面貌。
第三，朱熹有廣泛的學術修養。
他注解了《四書》，訓釋了《易》（《易本義》《易學啟蒙》）和《詩》（《詩集傳》）及《禮》（《儀禮經傳通解》）。
根據《春秋》義法，著了《通鑒綱目》。
命學生蔡沈根據他的指示，著了《書傳》。
可以說，朱熹的經學著作是很豐富的，遍注群經。
朱熹的《四書》《五經》注釋，大部分成為元、明、清三代的官書，大量印行，且遠及海外。
朱熹注解或編集了北宋理學家的著作，如周惇頤的《太極圖·易說》《易通》，二程的《程氏遺書》《程氏外書》，張載的《西銘》。
編輯了北宋理學家的語錄六百多條為《近思錄》。
他又編集了《名臣言行錄》《伊洛淵源錄》《家禮》《小學書》。
又有《楚詞集注》《韓文考異》《參同契考異》等書。
黃榦說他“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
”這是溢美之詞，在這種學術部門，未必都能“洞究淵微”，但其學術興趣的廣泛是可以肯定的。
這種情況，在封建社會後期的學者中是少見的。
第四，朱熹及其學生形成了一個有勢力的學派。
在慶元年間，其政敵就已擔心在朱熹死後四方來會葬的将達千人，議論時政，褒貶人物，可能掀起一場政治運動，故請朝廷下令禁止。
朱熹長期講學，學生有學術成就的不少，在政治上有地位的也不少。
朱熹生前著書，往往組織他的學生參加。
《宋史·道學·蔡元定傳》載：“熹疏釋《四書》，及為《易》《詩傳》《通鑒綱目》，皆與元定往複參訂。
《啟蒙》一書，則屬元定起稿。
”又載：“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沈。
”沈是元定的兒子。
《儀禮經傳通解》也是朱熹與學生黃榦等共同著作的，臨死尚未完稿，囑黃榦等繼續完成。
《通鑒綱目》是朱熹同學生趙師淵著的。
所有這些形成一種條件，便于他的理學思想的傳播。
第五，朱熹的理學思想對後世的影響很大。
宋明理學對後世的影響，主要是朱熹理學思想的影響。
朱熹的《四書集注》《詩集傳》，蔡沈的《書傳》，是功令所規定要讀的經書。
朱熹的《家禮》為封建士大夫所奉行，在社會上具有規範風俗習慣的力量。
封建社會後期儒家的傳統思想，實際就是朱熹的理學思想，對鞏固封建統治，維護封建禮教，起了重要的作用。
